我国银幕世界中的父亲形象类型化塑造——从《我和我的父辈》谈起

陈佳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于2021年国庆假期上映，与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共同构成国庆三部曲，再一次透过“家与国”的历史视角，以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四个坐标，描述了几代父子儿孙顽强拼搏的奋斗历程，再现了中国人血脉相连的民族传承精神。电影囊括《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4个故事单元，每个故事单元都集中刻画一对父子，父亲的形象在烙印着时代印记的同时，也彰显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家庭教育中父亲对子女成长不同程度的影响。父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电影中父亲形象的变化不仅映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不断前进，同时也揭示出中国社会家庭教育观念的锐意转变。从《我和我的父辈》中深入窥探中国电影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尤其是从新中国儿童电影中审视父亲形象的变化，探讨家庭教育的热点问题，对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现代家庭教育价值观念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我和我的父辈》中的父亲形象

《我和我的父辈》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四对父子故事。前两个故事的氛围从悲壮到悲情，直至泪点的最高潮；后两个故事则转向欢乐的喜剧风，从怀旧幽默提升至喜悦与奋发。

第一单元《乘风》，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冀中骑兵团的英雄马仁兴真人真事改编，刻画了马乘风的英雄父子形象。这对上阵父子兵在平日里矛盾不断，故事一开始，身为团长的父亲一发现擅自骑马玩耍的乘风就气恼地责罚儿子，完全看不出父子亲情。作为父亲的马仁兴并非不爱儿子，而是不知道在身担重任的情况下如何表达对儿子的关爱。当儿子的脖子在战斗中受伤后，他嘴上责怪儿子，心里却无比担心，还特意找到一株艾草，想着给儿子消炎疗伤。吴京饰演的团长马仁兴是典型的“中国式严父”形象，对儿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他总是担心血气方刚的儿子“不怕死”，对儿子吐露的却是一句“别死在我前头”。当作为团长的马仁兴面对必须在儿子与属下的性命与村庄百姓的平安之间做出抉择时，他决意而痛苦地选择牺牲前者。在个人与集体，亲情与大义面前，这对军人父子的关系被赋予崇高的历史使命，这一核心情节与马仁兴日后成功杀敌复仇，被救下的孕妇给孩子取名“乘风”的情节，使这一单元的故事更显悲壮。

如果说《乘风》讲述的“牺牲”是战争年代里的革命激情与绝境里的无可奈何，那么第二单元《诗》讲述的“牺牲”则是来自于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与甘于奉献。《诗》以1969年中国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背景，以一个普通的航天家庭为切入口，展示第一代航天人在环境艰苦的“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从事“雕刻火药”的危险科研技术工作的场景。当小男孩得知父亲牺牲后，痛哭着喊出“我爸和我以前的爸爸都死了”的那一刻，故事的悲情不仅止于孩子失去生父与养父的痛，更揭示出科研工作者前仆后继献身航天事业的无私壮举。在《诗》这一故事单元里，这对父子既亲密无间，又不得不陌生疏远。当孩子询问父亲的工作时，出于保守国家机密的缘由，父亲婉转温情地说自己是“在天上写诗的诗人”。这里的“诗”既浓缩了一代航天人仰望星空的远大梦想，也揭示出父母对孩子真挚淳朴的爱。父亲忘我工作、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激励着子女励志进取。在百业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父辈志存高远、心无杂念，默默无闻地谱写出无私奉献的时代华章。父母对儿女的教育无需惊天动地的言语，那种无论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都能默默承受、勇于担当的行动，足以言传身教。当长大的小女儿身穿航天服，端坐在中国航天站里翱翔太空时，为祖国航天事业无私奉献的父辈们一定会感到欣慰。

第三单元《鸭先知》，取材于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诞生的背后故事，以此致敬改革开放中敢为人先的父母一辈。赵平洋和儿子冬冬一起成为这场创新浪潮的弄潮儿。在改革开放初期，像父亲赵平洋这样头脑灵活、鬼主意多、鬼点子多的人常被视作“另类”，尤其是努力之后得不到回报而失败时，经常受到他人非议。然而面对旁人的评头论足，赵平洋却不以为然，还教导儿子一定要敢于做那只“第一个下水的鸭子”，以身体力行的勇气为儿子做出榜样，这一点在儿子的作文《我的爸爸》里一览无余。儿子写作文吹牛父亲是“鸭先知”，随后却被揭晓父亲是一个卖不掉药酒的酒厂科长，父子俩一波三折的推销之路夹杂在母亲对父亲的不满和嫌弃之间，充满诙谐幽默。后来，为了促销药酒拍成国内第一支电视广告，父亲当真成了时代的弄潮儿，父亲的形象在儿子心中更加高大。敢为人先、锐意创新的奋斗精神成为激励冬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第四单元《少年行》，时间定格在当下。从2050年穿越回2021年的一个名为“邢一浩”的智能机器人邂逅了怀揣科学梦想的普通少年小小。机器人“邢一浩”的出现弥补了小小缺席许久的父爱，二人组合成一对临时父子出现在学校的科技节上。当小小发明的飞机起飞失败后，机器人爸爸一次次鼓舞小小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成为科学家的梦想，要始终保持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实际上小小就是未来设计出“邢一浩”的人工智能工程师，也是“邢一浩”某种意义上的“父亲”。这种奇妙的双向父子关系彰显出科学探索的无限能量，是父辈鼓舞后辈的美好结果，预示着锐意进取的繁荣未来。

在一部电影中集中呈现4位个性鲜明的父亲形象，集中讲述四对不同类型的父子关系，在中国电影史上难得一见。《我和我的父辈》从革命战争时期叙述到当下，四个故事分别闪耀着抗日精神、“两弹一星”的科学精神、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和科技探索精神。从我与父母的家庭亲情见证大时代的风貌，使“时代”不再是空泛的概念。因为有了以身作则、传播精神火种的“父辈”，电影里的“后辈”拥有美好未来，使整部电影呈现出家国一体，辉映出中国人从艰难奋斗走向自信自强的征途。

二、中国儿童电影中的父亲形象

父亲的形象不只是电影里需要展现家庭亲子关系的重要角色，也是映射现实问题、承载社会现实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电影学界关于父亲形象的研究由来已久，“父亲是中国电影关于家庭、国家、社会和文化想象的重要能指符号，对父亲角色的定位和评价是中国当代文化身份认同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早期中国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基本处在控制话语发出、左右叙事动机的关键位置”，有学者将中国当代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归纳为“权威的父亲、平凡的父亲和传统的父亲”。而在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无论是有血缘关系的“生父”，还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父”，抑或是作为精神领路人的“精神之父”，都将“父亲”放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中，树立“大家长”的形象，之后再加以批判这个父亲形象，以此重新表达导演对传统父权的反抗。“这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社会转型以及东西文化交织的状态产生了迷茫与混乱，待冷静思考之后又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性有了重新的认识”。

在新中国儿童电影中，不善言辞、威严、粗犷等中国社会对父亲的印象与非儿童电影中的父亲相比较，形象的整体塑造往往要显得温和得多，甚至已形成固定的电影模式化创作套路。根据时代演进，先后呈现出威严的严父形象、弥补过失的生父形象、责任担当的养父形象和理想型媒体父亲形象。这四类父亲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下我国家庭及家庭教育理念的变化。

（一）威严权威的严父形象

父爱如山的严父形象多是塑造不善言辞、羞于表达的传统父亲形象，他们对子女的关爱都深深埋在心底，表面上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权威家长的模样，但实际上心口不一，与《乘风》里的马仁兴同属一种类型。例如，儿童电影《城南旧事》（1983）中慈爱的父亲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整个家都是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化和经济收入的改变而多次搬家；《我的九月》（1990）里安建军的父亲是家庭的主心骨，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得经过父亲同意，父亲在家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儿童电影《草房子》（1998）中，桑桑的父亲桑乔具有双重身份——父亲和校长。在学校里，他对桑桑从来不会因为他是校长就袒护儿子，反而因为他的校长身份，总是给桑桑带来困扰。演舞台剧时，乡民要求扮演“王大秃瓢”的演员也应该是个秃头，然而没有学生愿意出演这一角色，桑乔就去做桑桑的思想工作，就因为他是校长的儿子，理所应当替校长分忧，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而作为父亲的桑乔在发现自己工作获奖的笔记本被桑桑撕去荣誉封面后，不问青红皂白、脱下鞋子就狠揍桑桑，谁都拦不住，全然一副老子教训儿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只有当桑桑生病后，作为父亲的桑乔才撇掉校长的身份，激动地大声斥责大夫是庸医，用他宽厚的肩膀背着儿子四处求医问药，此时的桑桑被浓浓的父爱包裹，甚至希望自己的病不要很快好起来，这样就能得到父亲更多的关爱。

影片《草房子》除了刻画父亲桑乔外，还塑造了父亲的群像，这些父亲无疑都是严厉的父亲形象：有的默不作声，有的说一不二，全都以权威家长的形象摆出自认为对孩子负责的姿态。秃鹤的父亲，听到儿子因为没头发被同学欺负想要退学后，他默不作声地转身，冒着大雨去了镇上，第二天秃鹤戴了一顶帽子神采飞扬地走进学校。家道中落的杜小康的父亲，为了早日还债，硬逼着学习成绩优异的杜小康辍学回家帮他放鸭子，丝毫不考虑儿子的感受。《草房子》里烙印着中国传统父权威严的父亲群像，鲜明地表现出男性在社会、家庭中的专制霸权。

（二）弥补过失的生父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后，儿童电影的镜头把少年儿童的关注点从校园带到家里，带回他们的亲人身边，带回亲情的温暖与纠葛、漩涡之中”，这一时期反映父子情、父女情的电影层出不穷，多用以表现新时代家庭中父亲与子女之间矛盾的化解和情感的沟通。例如《你是我的太阳》（1999）、《我和爸爸》（2003）、《棋王和他的儿子》（2007）、《琴动我心》（2010）都表现了含蓄、深沉和久远的父爱。

《你是我的太阳》讲述了因为父母离婚，已经五六年没有与父亲一起生活的儿子，因为母亲要出国，不得已需要重新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而此时恰逢父亲下岗，情绪低落，既熟悉又陌生的父子二人矛盾重重，彼此隔阂。顽皮的小朗总是不断给父亲制造麻烦，他把同学的自行车拆了却组装不上，父亲只好买了新车赔偿同学，之后把拆坏的自行车重新组装起来，满足小朗想要一辆新车的愿望。儿子想要一双耐克鞋，父亲就带着他去看自己给大楼擦玻璃的危险工作，然而这样做非但没能得到儿子对他辛苦工作的理解，反而遭到儿子的斥责。在长长的回廊里，父亲和儿子展开激烈的辩论，慷慨陈词的父亲拂袖而去，留下儿子小小的身影站在那里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父亲帮助小郎克服心理压力，赢得体能测试的成功。当父亲扭伤腰后，小郎主动早早起床，替父亲送报纸。当父亲在工作上再次遭受打击而心灰意冷时，还是在长长的回廊里，小郎慷慨陈词做起了父亲的思想工作。父子二人的感情在点点滴滴的生活磨合中渐入佳境，最终在彼此的心底发出“你是我的太阳”的呼喊。从冷战到不断磨合，再到成为朋友，父子二人的感情日益深厚。

《我和爸爸》讲述了一对父女的和解。由于母亲的意外离世，小鱼回到其生父老鱼身边。老鱼是一个混迹在酒吧不务正业的混混，但面对亲生女儿，老鱼尽其所能争取表现得像一个“好父亲”。然而他锒铛入狱，留下女儿独自一人艰难面对生活，以至于女儿对伴侣的选择标准不高，做出错误选择。女儿结婚两年后不得不挺着大肚子独自一人回到北京成为单亲妈妈。重新生活在一起的父女俩跨越两代人的情感沟壑，从陌生到熟悉，从了解到谅解，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你是我的太阳》和《我和爸爸》无论是父子俩还是父女俩，表现的都是子女对父亲的理解，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他们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而《棋王和他的儿子》（2007）和《琴动我心》（2010）两部电影讲述的是怀才不遇的父亲在发现儿子下棋的天赋、女儿弹钢琴的天赋后，不遗余力地帮助孩子争取成才机会的故事。两代人通过亲情互相拯救，具有生活的质感和感悟人生的大智慧。这四部电影里的父亲形象如出一辙，都是婚姻的失败者，他们在婚姻里没有尽到一位父亲的责任，反而是在离婚后，再次与子女相处的过程中，才唤起他们为父的责任感，以愧疚的心态尽量弥补自己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过失。

（三）勇担责任的养父形象

“雷金庆教授在其专著《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中提出用‘文’和‘武’来描述中国男性特质，其中‘文’代表着文化修养，通常被理解为与古典文人的文学、艺术追求相关的高雅、精致的品格，可部分地作为闲适阶层的男性典范来进行分析，其代表人物为孔子；‘武’代表着武力、军事实力和身体力量，其代表人物为武圣关羽。”《吾家有女》（1994）和《硬汉奶爸》（2014）两部间隔10年的儿童电影塑造的就是一文一武的养父形象。

《吾家有女》讲述了女儿郑小雯和养父郑一凡相依为命的故事。父亲爱好文学写作，发表的作品总是以女儿小雯作为创作原型，引起女儿同学对小雯的非议，令小雯心里很不爽，回到家就半开玩笑地拉了电闸，用电脑写作的文件未保存，致使父亲无法按时交稿，耽误了工作。小雯还自作主张地给父亲在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结果一位只比小雯大3岁的乡下姑娘竟然找上门来，使父女俩平静的生活出现巨大波澜。当父亲为了女儿前途，同意小雯的生母送她出国，将她的身世和盘托出时，女儿却难以接受。故事的结尾，天亮了，新的太阳又升起来，父女俩又一起奔跑在林荫道上。

《硬汉奶爸》讲述的是一对欢喜父子的故事，程朗是一名职业散打选手，6年前的一场散打王争霸赛上，由于他的前女友何冉负气将刚刚出生的儿子遗弃在擂台上不辞而别，年轻气盛的程朗深受打击，输掉比赛。之后，硬汉程朗只能在俱乐部里供人解压撒气做人肉沙包，从此一蹶不振。在失去孩子奶奶后，昔日的硬汉变身无敌奶爸，无助地带着儿子然然踏上有笑有泪的寻母旅程。然然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孩，总是让没有育儿经验的爸爸程朗哭笑不得。然而，当从女友何冉口中得知这个孩子并非他们的儿子，又要面对重病的然然时，硬汉程朗即使再次输掉比赛，为了儿子他也心甘情愿地选择责任与担当。

这两位父亲在故事百转千回的叙事中，虽然不是孩子的生父，但朝夕相处的亲情丝毫不比血缘关系疏远，反而通过凡人的小事与情感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当代人与人之间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亲情。

（四）理想型媒体父亲形象

2013年湖南卫视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开播，涌现出一群媒体“好爸爸”形象。升级版《爸爸去哪儿》贺岁大电影也相继拍摄了五部，五对父子置身于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的丛林中，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展开神秘的挑战任务，以真人秀的形式登上大银幕。这档综艺节目宣扬了父爱的正能量，终日在外忙碌的爸爸们开始反思如何与子女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以轻松愉悦的风格引出当代家庭教育的思想新风尚。

“明星形体的意义可以解读为体现文化的方式”，影视明星塑造的正义、风流、英俊、潇洒的银幕形象给他们带来社会认同光环的同时，唯独缺乏以家庭为核心的好父亲形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工作节奏加快的今天，性别角色推崇多元化和弹性化男性家庭角色的重构，是一个跨文化的具有现代性意蕴的发展趋势。‘爸爸电影’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当下这类电影的空缺。”因此，好父亲形象也是一种文化隐喻。“男性明星持有的重要特质，并借此将理想化和神化的过程自然地发展”。近年来，“丧偶式育儿”等网络词语的流行表明亲情的缺失已成为当代社会家庭中比较普遍的家庭问题和社会现象。诸多儿童生活在缺失亲子教育的环境中，尤其是缺失父爱一方的情感支持。即便父亲在场，却由于长期不在家或缺少对子女的陪伴而显得疏远无力，这也是大电影《爸爸去哪儿》能够一举成功占据影剧院票房排行榜的原因所在。

三、中国家庭教育中的父亲形象

《我和我的父辈》中烙印着时代印记的四位父亲形象都是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优秀榜样，是家庭教育中好父亲的理想标杆。“关注现实问题和现实人生，并通过艺术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形成了中国电影最为显著的特质之一。”然而，在新中国儿童电影中，反派的父亲、缺失的父亲、过失的父亲比比皆是，这不禁令人思考，中国的家庭教育怎么了？

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备受宠爱的孩子享受着大家庭每一个成员的细心呵护；另一方面，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使越来越多的孩子丧失来自父母双方的共同养育。在儿童电影里，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更是让父亲角色边缘化，往往是不在场和充满无力感的存在，甚至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位置。原本在家庭地位中至高无上、掌握话语权的父亲逐渐退场。即便儿子依旧对父亲留存一颗敬畏之心，父亲也无法再成为后代绝对的精神领路人。《棋王和他的儿子》中的儿子刘小川那句决然的选择“妈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爸要是没人照顾就完了”，彻底将棋王刘一手的高大形象粉碎，本应照顾儿子的父亲成为需要被儿子照顾的对象。

父亲在现实生活中与子女关系的疏离看似是传统父权的瓦解，其实是父亲无法适应现代家庭教育的一种刻意逃避。在陪伴教育子女与工作之间，父亲会自然且毫无歉疚地选择用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家庭经济收益来换取对子女的补偿。在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大电影中，父亲做家务时笨拙又吃力的样子不禁惹人发笑，却能成为一个个吸引人眼球的看点，得到观众的谅解，甚至还能得到一句表扬，“你看人家爸爸多能干！”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在明星爸爸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自己家里孩子爸爸的样子。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于是明星爸爸们轻而易举地出圈，并获得好评。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新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多次变化：由新中国之初的多子女家庭，到独生子女的三口之家，现在又变成二孩、三孩之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情感投入都在发生明显改变。同时，随着中国妇女在社会、家庭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父亲在小家庭中的权威地位逐渐被动摇。在影视作品中，那些围着老婆转，听老婆话的丈夫会被观众认定为好丈夫。儿童电影《我的九月》（1990）里刘庆来的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刁蛮又势力的妻子，完全没有男子气概，以至于在父母影响下，“三好生”刘庆来能说会道，贪小便宜，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利用和伤害本分的安建军。电影中刘庆来和安建军的冲突以一瓶饮料达成和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隐藏在两个孩子形象背后的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矛盾却未必见得能够得以有效解决。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性格的形成与父母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息息相关。父亲在家庭中角色的确立有助于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有助于孩子独立性和自信心的确立、社交能力和适应性的培养，有助于孩子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

结语

当代中国社会家庭需要更多像《我和我的父辈》中值得颂扬的好父亲形象，父亲的正面形象。“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什么样的家教成就什么样的人。好的家庭教育必须重视品德教育，即如何学好做人的品格教育。古人常说“养不教，父之过”，父亲理应主动担当起教育后代的重要责任，注重和睦家庭、良好家教、优良家风，教孩子知识、育子女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枚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