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时代新主流电影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彭奇伟

电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达手段，它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升华。

作为国家意志与社会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的载体，主流电影（或主旋律电影）近年来进入新发展阶段，受到广泛关注，被业内划分为新主流电影。以《红海行动》《战狼2》《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长津湖》等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以其成熟的叙事能力和强大的号召力，迅速在业内崛起，票房与口碑齐飞，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2020年度中国电影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电影票房前十均为国产片，其中《八佰》居首位，《我和我的家乡》以28.3亿元的票房获得亚军，《八佰》同时也是2020年全球电影票房冠军。得益于主旋律影片《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两片的强力支撑，2021年国庆档更是以43.85亿元票房收官。不难看出，新主流电影已逐渐成为票房主力军。本文主要通過分析国庆三部曲《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探讨数字媒介视域下新主流电影背后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一、新主流电影概念的兴起及发展

一直以来，国产电影对电影类型的划分主要坚持“三分法”，即主旋律电影、商业类电影和艺术类电影。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概念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关于“新主流电影”这个概念的定义和阐释、内涵和外延众说纷纭，讨论激烈，没有达成统一。

梳理有关文献可以发现，“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最早在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1999）中提出。20世纪末、21世纪初，受到以好莱坞大片为主的进口电影冲击，国内电影市场面临难题，亟需改革创新。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上海青年导演聚集到一起，提出制作“新主流电影”的主张，使之“作为主流电影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后备形式”，将“新主流电影”作为一种战略性的创意。[1]

王乃华在《新主流电影：缝合机制与意识言说》（2007）中提出，他所认为的新主流电影与马宁所主张的不同：新主流电影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融合了商业电影的技巧，在电影格局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电影形态，它是主旋律与娱乐片彼此整合的结果，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化电影，不仅包括小成本制作，也包含投资巨大的大片，只排除搞形式探索的纯艺术片。[2]还有学者提出，“新主流”就是要完成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统一，实现价值观与商业性的融合;新主流电影是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包装和市场化运作……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定义“新主流电影”，以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思想为核心的主流电影，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就可以称之为新。本文所研究的“我和我的”系列，就是近年来国庆档的“必点菜”“畅销片”，是新主流电影的突出代表。

二、“我和我的”系列独特的叙事模式与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及个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传承和弘扬。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文化自觉就不可能有文化自信。

“我和我的”系列三部作品都是作为国庆献礼片上映的，其传递、倡导的是中国精神、中华文化。对新主流电影来说，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独特而创新的叙事模式必不可少。叙事模式不仅能够增加电影的艺术性，还能让故事更加饱满且具有吸引力、可观赏性。

纵观“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其叙事模式的独特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和叙事风格三个方面。

（一）叙事结构——拼盘式：集百家之长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沿用“我和我的”这一片名，打破了常规电影完整叙事的结构，采用主题拼接的形式组成完整影片，各部分相互独立而又具有某些共性。不同的部分由不同的编剧、导演、演员完成，风格迥异但内容丰富，运镜叙事和情感表达丰富多样，集纳百家之长，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众口难调，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影偏好。

《我和我的祖国》定位在“国家”这一层面，通过《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7个单元，以“时间”为轴，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间，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故事。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女排三连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集合这些具有纪念意义和重大价值的历史瞬间，唤起观众有关国家历史记忆的共情共振。

《我和我的家乡》立足于“家乡”这一层面，通过《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5个部分，涵盖医疗、教育、扶贫等元素，以“空间”为线，围绕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中心主题聚合，讲述了发生在我国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域的家乡故事，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小康生活画卷，讴歌了“一跃千年”的脱贫攻坚伟大成就。

《我和我的父辈》落脚于“个体”这一层面，由《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4个单元组成。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4个历史坐标，描写各个代表性阶层群众的奋斗经历，以家庭关系特别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载体，反映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延续。

三部影片拼盘式的叙事结构，融合了不同导演和创作者的美学思想与精神特质，让电影的内容更加丰满、主题更加突出、彰显的文化价值更加立体形象，能够在多个层面唤醒个体的爱国情感，让不同年龄、不同喜好、不同职业的观众，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单元。

（二）叙事视角——平民化：反映时代背景与社会变迁

“为谁写”“写什么”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创作要思考的根本问题。“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在叙事角度上从脸谱化、英雄化的塑造手法，开始转入平民化、生活化的角度，以身处大时代的基层平民、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转折反映时代背景和社会变迁，传达爱国情怀和民族追求，体现对中国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的关注。

《我和我的祖国》中上海弄堂里的邻家小男孩、北京出租车司机、沙漠里的流浪兄弟、香港女警官、老修表匠等，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位位平凡人物;《我和我的家乡》里的乡村教师范老师，是千千万万、无私奉献支教老师的代表;驻村干部马亮是全国众多扶贫干部中的一员;《我和我的父辈》将镜头对准大时代背景下的平凡人，讲述他们生活的起起伏伏……

“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从重大历史事件下的小人物故事，到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小人物故事，再到个体家庭中的人物故事;从国家到家乡再到家庭，切口越来越小，视角越来越低，打破了以往主旋律电影中忽视个体生命真实性、多面性的局限。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多方位关注，肯定个体的价值与意义，拉近了角色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让小人物参与大历史，带动了观众的代入感、认同感，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迎合了受众口味。

（三）叙事风格——接地气：唤起集体记忆，引发集体共鸣

以“我和我的”系列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在叙事风格上，主动迎合市场需求，通过商业化的叙事风格来实现主流化的价值表达，把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都隐藏在一个个故事背后，体现在一个个细节之上。每段故事都融入了不同类型的电影叙事元素，比如喜剧、反转、科幻等，使原本枯燥、生硬的主流价值表达变得有趣。

三部影片的类型化叙事手法运用比较纯熟。既有传统电影叙事手法经典再现，也不乏叫座商业片悬念叙事的娴熟应用。

《我和我的祖国》多为正剧，风格相对严肃、单一。开国大典前夜旗杆阻断球的故事，让我们体会到神圣与庄严，天安门广场上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让人热血沸腾。《我和我的家乡》整体喜剧元素较多，特别是“唐探系列”陈思诚执导的《天上掉下个UFO》单元和沈腾主演的“神笔马亮”部分，笑点频频。《天上掉下个UFO》单元将科幻元素植入贵州黔南的一个小乡村，既与中国天眼所在地呼应，又营造出科幻大片的效果。还有《我和我的父辈》中穿越的科幻元素等等。多种叙事风格叠加，多种叙事手法交互，更好地提升了观影的愉悦度，让人们觉得接地气，不枯燥。

此外，三部影片特别注重細节把握，对于叙事起到较大的引导作用。《我和我的祖国》中，那极具年代感的电视机天线、奥运会门票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我和我的家乡》中中国天眼、乡村教室，贵州的高原、西北的风沙……细节叙事的精巧设计，让故事更饱满有力，营造了富有历史阶段的生活环境与时代氛围。

接地气的叙事风格打破说教模式，隐藏时政化的内容，凸显故事化的叙事，融入喜剧、科幻等元素，有哭有笑、笑中带泪，充分挖掘受众内心，唤醒受众共同情感。这些可感可知元素的运用，让主流价值不再抽象，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故事，从而牵引出观众心中炽热的历史记忆、民族自豪感和家国认同感。

三、数字媒介碎片化传播趋势对新主流电影的影响

随着媒介的快速发展，传播形式趋于碎片化、即时化与社交化。特别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和流行，让短视频、微视频成为受众接受资讯的主要渠道之一。“快餐式”的视频观看方式越来越成为习惯和常态。这是新主流电影的宣传推广必须要考虑且加以利用的方式和元素。

对比三部影片可以发现，《我和我的家乡》植入了许多新媒体的应用。比如，《天上掉下个UFO》单元中网红发明家黄大宝直播自己的新发明;“回乡之路”单元电商女王的人设;“神笔马亮”使用微信视频聊天……这些新媒体、新技术的元素，让人感受到数字媒介对国家、社会及个体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每一个单元的篇幅都不长，可以把这三部电影看成由16个微电影或者短片组成的大电影。这种类似于微视频的模式给电影的传播带来较大便利。受制于时长因素，每个故事的结构都相对比较简单，悬念感强，节奏也快，剧情紧凑，让观众看得很“过瘾”。

“我和我的”系列三部影片在前期宣传推广的过程中，就巧妙运用了抖音、微博等平台进行碎片化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和我的祖国》相关视频在抖音平台播放量达167.1亿次，有89.3万个视频;《我和我的家乡》相关视频播放量达51.1亿次;《我和我的父辈》相关视频播放量达51.3亿次。上映前期，《我和我的家乡》还联合抖音精心策划了有关主题活动，形成了传播合力，为后期票房和关注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以看出，数字媒介碎片化的传播趋势，给新主流电影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给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转型带来了考验。

结语

总的说来，“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为新时代下新主流电影表达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探索出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但其本身存在的不足也不容忽视。

其一，三部电影的16个故事从总体上看，故事原型性、真实性、丰富性不够，一定程度上说明创作者的基层体验不够深。比如《我和我的祖国》“白昼流星”部分，就被观众吐槽不够接地气、不切实际。

其二，由于导演风格的不同，导致电影的整体感欠缺，尤其是《我和我的祖国》呈两极分化状态，首尾稍显沉重，欠缺轻松感。

其三，艺术手法用力过猛，“梗”太多、笑料太多，为了逗观众笑而笑，没有更多的艺术价值。比如《我和我的家乡》“神笔马亮”部分和《我和我的父辈》“少年行”部分。

新主流电影未来应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介优势，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传递中国价值，传承民族文化，并积极推动中国电影增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实现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 J ].当代电影，1999（04）：4.

[2]王乃华.新主流电影：缝合机制与意识言说[ J ].当代电影，2007（06）：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