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国故事的影像编码与解码探析

张 琦 齐文卿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存在交流和理解障碍，美国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指出：文化的传播依赖于语境，语境的形成与社会制度、价值观、风俗习惯密切相关。东方社会文化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语言特征是委婉、多层含义，信息的传递和解读常常涉及非语言因素；低语境文化则主要依靠信息本身，例如美国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特征是内容表达的直接、准确和逻辑性。不同文化群体对信息的“编码”和“解码”存在差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分析了这一过程背后的意识形态属性，指出公众对信息的编译和解读方式深受其所处社会结构的塑造。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文章认为电影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是文化信息以特定的视听符码形式，被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编译和解读的行为。

当下亚洲经济繁荣，消费市场崛起，华人影响力提升，正是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绝佳契机，电影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又是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近10年来，中国与美国的票房差距不断缩小，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电影票房下滑71%，中国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票仓。一批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国产片，如《战狼2》《你好！李焕英》《哪吒之魔童降世》等成为国内单片票房的天花板，但这些影片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匮乏，国产电影对外传播仍面临文化折扣较高的难题。

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好莱坞电影在近3年涉及亚裔题材的影片数量显著增加，呈现视角也更加多元，不论是全亚裔阵容的《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或者是美国金球奖获奖亚裔影片《别告诉她》（The Farewell）、《米纳里》（Minari）等，这些影片在商业性或艺术性上都有新的突破。好莱坞对亚裔、拉丁裔等美国社会少数族裔题材的挖掘，本质上是对内容消费长尾市场的进一步拓展，这种资本驱动下的内容生产，看似更加包容、多元，但在艺术表达中仍然保留着西方中心视角，对其他地域文化的展示仍遵循着对“他者”的认知习惯。此背景下，中国电影想在跨文化传播中争夺主动权，就需要建立不同于西方的电影叙事体系，一方面增强文化主体意识，从深厚的文化底蕴出发探索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回归电影的本质，遵循电影艺术的创作和传播规律，探索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展现中国电影的格局与魅力。

一、2000—2020年中美跨文化电影作品分析

电影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群体对电影内容进行编译和解读的过程。对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考察，可以从文化身份的“他塑”和“自塑”双向展开。身份的“他塑”指其他电影文化体系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尤其以好莱坞的东方题材影片为典型，在好莱坞的叙事中，中国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一同被“东方”一词概念化，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和思维方式构成“他塑”的中国形象的底色。再从身份的“自塑”看，基于文化自觉的主动创作和输出，使中国影片不仅从主体视角呈现出想要构建的“自我”形象，也提醒了观众文化符号背后深层社会结构差异的存在。这种身份的“他塑”和“自塑”互为补充，可借以一窥中国故事跨文化讲述的全貌。

首先是好莱坞对东方故事的书写。以2000—2020年好莱坞电影文本中的亚裔题材和角色为例，整体来看经历了从负面到标签化，再到多元的转变，但是仍然没有改变亚裔角色失语的状态。这一期间美国市场关于亚裔题材、亚裔人群的影片大致可以分四类：

一是作为影片文化多元性的验证。亚裔作为白人主角的陪衬出镜，缺少台词和人物成长弧线。在IMDB设置关键词，检索出的大多数影片中亚裔人群角色基本处于边缘化、标签化和模糊状态，例如《撞车》（Crash）里装满车厢的亚裔偷渡者、《古墓丽影2》（Lara Croft Tomb Raider:The Cradle of Life）中的华人走私团伙，以及大部分商业动作片中缺少台词的反派、打手和神秘角色。这些亚裔角色沿袭了上世纪西方塑造的傅满洲、陈查理身上邪恶神秘的特征，主要功能是构建与主角的对立关系，衬托主要角色的成长。

二是亚裔角色作为群像式角色之一被呈现，有台词和对剧情推进的功能。如《速度与激情》（The Fast and the Furious）系列、《杀死比尔》（Kill Bill）系列、《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等，亚裔成为重要的角色群之一，但角色的立体性、复杂性不及主要角色。

三是由亚裔主演的美国式剧情、喜剧、恐怖等本土主流片，这是一种移民文化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体系的表现。在美国票房较高的亚裔主演的商业片可分为两类（表1），一类是亚裔主演的美国本土化的喜剧、悬疑、恐怖等类型片，如韩裔演员约翰·赵（John Cho）主演的《寻堡奇遇》（Harold &Kumar）系列、贾斯汀·钱（Justin Chon）的《21岁派对》（21&Over）、《网络谜踪》（Searching）等，此类影片中亚裔的身份意义被弱化，故事主角作为社会的多元构成之一，套用标准的美国类型电影创作方法讲述在地的故事。另一类则是突出美国社会的东方想象的影片，早期以2000年左右美国和香港合拍的动作片为主。例如成龙主演的《尖峰时刻》（Rush Hour）系列、《上海正午》（Shanghai Noon）系列，李连杰主演的动作片《致命罗密欧》（Romeo Must Die）、《龙之吻》（Kiss of the Dragon）等。在《上海正午1》（2000）中，清朝的格格（刘玉玲饰）为了逃婚前往美国却被绑架，由成龙扮演的清朝大内侍卫江威主动去营救被绑架的格格，江威在西部强盗罗伊（欧文·威尔逊饰）的帮助下成功救出格格，以两人最终选择留在美国为结局。影片兼具冒险、喜剧、动作、西部等多种类型元素，将中国的功夫武打与西部牛仔、枪斗元素结合，为观众提供了带有异域风情且幽默、刺激的视听体验，然而影片塑造的中国形象却是清朝长辫、包办婚姻、鸦片大枭，为了逃婚前往美国的格格成了勇敢、自由、对抗封建的化身。这一系列带有鲜明的片面的东西方二元对立认识，即西方与东方的对立是先进与落后、民主与专制、开放与封闭的对立。此后中美的合拍类型中，功夫、动作、冒险也一直占据主流，例如《功夫之王》（2008）、《功夫梦》（2010）、《绝地逃亡》（2016），除了合拍的功夫片，同时期亚裔题材的作品还有林诣彬的《寻找李小龙》（2007）、《功夫熊猫1》（2008）以及日本漫画改编的真人版《七龙珠》（2009）等。2012年后，虽然中美影视资本沟通更加频繁，但美国主流观众对于亚裔题材的影片仍保留着固有的认知标签，从成龙主演的功夫商业片，到充满东方元素的《功夫熊猫》系列（2008—2016），再到全亚裔阵容的《摘金奇缘》（2018），都以亚裔面孔或东方文化为卖点；对应不同时期亚洲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保守落后一步步走向开放、崛起的历史进程，沿袭了东方主义的视角，借助电影这一媒介将亚洲的发展与崛起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秩序。

四是亚裔人群主演的跨文化题材影片（表1），此类影片主要探讨作为亚裔移民的身份困惑和文化认同问题，影片的艺术性和哲理性较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有王颖的《喜福会》（1993）、李安的《推手》（1991），这两部影片以异质文化为背景，探讨华裔移民家庭中父辈与子辈复杂而微妙的关系。2000—2020年，亚裔移民题材的影片主要来自于新生代的亚裔导演群体，早期有林诣彬的《明日好运到》（Better Luck Tomorrow）、伍思薇的《面子》（Saving Face）、陈子翱的《自力更生》（Children of Invention）。2010年后，尤其是近3年，亚裔移民题材影片在数量类型的广度和艺术深度上都有更多探索，王子逸的《别告诉她》（The Farewell）用二代华裔移民的视角讲述了跨文化家庭里啼笑皆非的故事；Netflix出品的《真心半解》（The Half of It）由伍思薇导演，讲述亚裔女孩在美国高中校园里发生的爱情故事，影片用美国高校青春片的创作模式讲述边缘题材，富有类型创新性；同为Netflix出品的《虎尾》（Tigertail）讲述男主角从中国台湾去美国打拼并成家立业的故事，男主角实现“美国梦”后的孤独、空虚感，与女儿的隔阂，对母亲、故土、昔日恋人的怀念等都是移民题材常见的书写方式。除了华裔，讲述韩裔移民的《车道》（Driveways）、《米纳里》（Minari）、《蓝色海湾》（Blue Bayou）也分别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美国金球奖、戛纳电影节的关注和肯定。

从独立电影节到国际电影节，再到主流商业观众的关注，亚裔移民题材的影片和新生代亚裔导演的涌现，无疑受益于当下亚洲经济崛起、消费市场繁荣的大环境。移民题材的艺术片与商业合拍片一起，也为好莱坞提供了更多来自亚洲、来自华人的声音，这对于改变美国电影业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争取平等的文化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从身份的“自塑”角度，对中国影片（含港台地区）的海外输出进行考察，这里的“中国电影”泛指由中国主控投资出品的影片。除了本土电影，也包括投资出品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如《大黄蜂》《星际探索》等。这些随着中国影视资本出海诞生的“中国电影”是考察跨文化历史的一个方面。此外，本文选择的影片是在美国票房表现较好的影片，即中国作为影片的主要出品方，同时属于美国本土票房TOP30的影片，这些影片能够集中反映美国观众对此类电影的喜好。

进入21世纪的20年间，由中国主要投资并在美国发行的影片经历了从单一武侠、动作片到动作、冒险、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片并存。2013年之前，在美国市场上广受欢迎的中国影片大多讲述东方故事，展示中国元素，例如《卧虎藏龙》（2000）、《英雄》（2002）等。这些影片多采取与港台合作拍摄的形式，在亚太和欧美地区全面发行，美学层面展现了独特的东方景观，叙事中夹杂含蓄的情感表达，主题蕴藏着东方社会规训和哲学思想。这些影片不仅在美国观众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东方印象，更让中国作为“被想象的他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让西方一睹长期处于文化话语权缺失的“神秘”东方。同时期的香港电影，既有延续传统的动作、武侠片，例如《尖峰时刻2》《霍元甲》《功夫》，同时也有以动作类型为支点，利用国际合作优势制作的《忍者神龟》《铁臂阿童木》等动画电影。这一时期中国台湾电影的特征是依赖合拍片，回顾美国历史票房前5的中国台湾电影，四部都是李安导演的作品（《卧虎藏龙》《饮食男女》《喜宴》《色戒》），另外一部是杨德昌导演的《一一》。影片展现的是东方的家庭、情爱故事，探讨的却是人类普遍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欲望，得益于导演李安、杨德昌的跨文化视野和书写方式，其艺术性获得了包括戛纳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奥斯卡金像奖等在内的欧美电影文化话语体系的认可。

二、构建中国电影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霍尔认为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是非对称的。电影语境中文化身份“他塑”和“自塑”的错位，深层次的原因是中美两国各自语境下社会结构及其进程的差异。电影的本质是讲故事，电影故事天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托马斯·沙兹指出电影的价值在“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其意义”，巴赞也提出电影的目的是激起对于观众与其所在世界的关系的思考。电影作为一种更接近于社会真实的图像符号，在受意识形态阻碍其传播的同时，又具有传播特定意识形态的功能。美国好莱坞的类型电影采用固定的叙事结构，形成了一套标准的编码规则。这套规则严格遵循电影的叙事技巧，在克服理解障碍的同时，把美国价值观潜移默化输送给全球观众。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也应该构建属于中国的叙事体系，从故事内容到讲述方式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借助当下资本和媒体的力量形成跨文化传播的通路。

从故事选择看，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有延续千年的故事和传说，电影创作者要善于从中寻找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电影不同于其他商品，电影的情感越是私人化的、在地的，越能引发普遍的情感共鸣。韩国影片《米纳里》（Minari）讲述了一个韩裔移民家庭在美国扎根的故事。电影以温暖的叙事、真挚的情感和亲密的镜头语言，成功营造了一种跨文化的共情空间，让不同的观众都能够对这家人生活中的喜悦和辛酸感同身受。移民题材看似是一种边缘化的体验，实则蕴含着诸如身份、归属等一些人类永恒的话题。在电影的跨文化语境中，这种在地化、饱含深情的个案故事更容易触达普通观众的内心。

从叙事方式看，电影艺术的叙事视角、叙事时空和叙事习惯有别于其他艺术，影像符号在叙事层面具有更不容易产生“误解”的优势和更丰富的意义生成机制。当下的电影叙事呼唤主体意识的回归，面对《摘金奇缘》对东方意象的堆砌、《尚气与十环传奇》对中国元素的拼凑，我们要具备对这一呈现方式批判的基本意识，避免陷入迎合西方的“自我他者化”；中国电影的叙事体系应该在文化自觉的驱动下，立足于东方美学原则，探索新的电影风格流派。

从故事传播的角度看，在新媒体时代，电影要创新跨文化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曼纽尔·卡斯特指出我们已经进入大众自传播时代，以多元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传播媒介，为打破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以来西方固化的“东方想象”提供了新的可能。在传播理念层面，我们要从文化接受的视角，考虑多元文化群体对电影文化形成认同的心理过程；从题材类型、剧本、演员等各方面调整影片的文化体现。从传播方式来看，中国影视资本出海为文化出海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电影尤其是港台地区电影，在20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合拍经验，结合当下国际传播的形势，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可以走出一条新路。例如以“一带一路”等知华友华的国家和地区为起点，开展多元的电影文化交流、经验分享，提供更多关于中国电影的话语诠释。

三、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20年来中国故事不断被自我书写、被他者书写，这一过程经历了复杂、多元力量的构建。新时代如何以电影为媒介，将高语境文化中的故事和情感传递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笔者认为应从电影产品、叙事体系、引导机制的多元角度，凝聚资本、文化和政策优势，助力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

（一）从震撼到共情——中国电影产品的跨文化组合拳

跨文化电影产品组合要兼顾高概念影片与高品质影片。中国的高概念影片类似于好莱坞电影的定位。好莱坞电影被称为“造梦的艺术”，即通过程式化叙事和震撼的视听体验为观众制造精彩的梦境。这种定位不苛求影片艺术性的突出，而以一种做工业产品的心态，目的是在两个小时内为观众提供酣畅的感官体验。此类影片的功能是文化消费，依赖市场规律的运作，主流意识形态被隐藏在娱乐功能之下。另一类是高品质、高艺术水准的影片，需要找到多元文化的共通点，存小异、求大同，以讲好故事、唤起情感共鸣为目的，软性传播中国的文化格局、文化气韵。艺术影片受众相对集中，需要进行市场细分和品牌化运作，美国A24是一家高品质艺术电影发行的公司，公司发行过《月光男孩》（Moonlight）、《机械姬》（Ex Machina）、《伯德小姐》（Lady Bird）等国际获奖影片，并在艺术片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品牌文化。A24的业务模式具有市场集中化、精品运作和受众年轻等特征，中国电影企业可以借鉴其在制作和发行高水准艺术片的思路，分众化、精细化经营，构建中国艺术片品牌。

（二）既求同也存异——中国电影的跨文化叙事体系

中国特色电影产品生产经历了孕育萌芽、积极探索、多元生长和融合新生四个时期，当下国内的商业主流大片如《流浪地球》，改编自传统文化的动画片如《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彰显地域特色的艺术片如《路边野餐》《春江水暖》等。这些影片蕴含东方民族的文化想象，又融合了人类共享的现代性经验，应该以此类影片为先例，以再现新时代语境下的东方韵味为目标，鼓励创作贴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除了情感、主题上的“求同”，还要引导建立中国电影差异化的叙事体系，这需要借鉴海外跨文化影片的制作经验。例如，英国擅长将其制度文化融入影片叙事（《国王的演讲》，2010），韩国擅长以社会批判为内核的叙事（《寄生虫》，2019），日本善于治愈或创伤题材的家庭叙事（《小偷家族》，2018）。在表达方式上的“求异”，有利于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声望体系中找准定位。

（三）从支持到引导——中国电影的跨文化引导机制

电影项目开发向来具有高风险、收益不确定的特点，而跨文化影片更容易陷入两边市场都不讨好的困境。从文化出海到资本出海的转向，也揭示了跨文化题材面临的“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引导对这一类型的破冰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电影的全球传播提供了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谈判等多方面的政策倾斜；法国政府成立世界电影基金（ACM），采用国际制片税收减免TRIP（The Tax Rebat For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计划吸引外资来法国境内拍摄；韩国以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向文化产业投资，设立文艺振兴基金，将影视产品出口纳入“出口专线对象”，以支持韩国电影走向海外。中国政府也应在电影跨文化领域给予文化补贴、监管审查等方面的支持。例如，政府可以专设跨文化类型题材的电影扶持基金，中国故事先行，以资助的方式引导创作方向；鼓励题材创新、提高艺术水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培育具有国际艺术水准的项目。在政府的引导下，进一步鼓励国内企业以创新思维布局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包括有近10年参与好莱坞出品经验的腾讯影业、阿里影业，还有爱奇艺、Bilibili、芒果TV等流媒体平台，可以学习好莱坞和Netflix的全球化业务模式，鼓励国内平台结合自身优势，进行跨文化内容的开发和商业运作探索。从政策到资本，从故事到传播，中国电影要形成一条基于历史经验又贴合时代特征的跨文化传播通路。

回顾20年中美跨文化的电影作品，在文化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电影人要齐心协力，融贯中西，回归电影艺术的本质，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意识建立中国的叙事体系，争取东西方在文化领域平等沟通的话语权。在电影叙事方面，一种弥合文化传播和资本利用的新趋势正在显现，《哪吒之魔童降世》《唐人街探案》等系列电影既有中国元素与大众易于接受的视听语言，同时也受益于中国资本在海外合作的经验，影片在海外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推出从感官到情感的电影产品组合，打造从“求同”到“求异”的电影国际定位，形成从政策到资本的电影出海引导机制，建立起“中国标准”“中国品牌”。可以想象，未来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将以文化为内核、以资本为桥梁、以品牌为特征再次走向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