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性·历史性·文学性：《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的影像审美之维

罗晓冉

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拍摄了5集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如果说《理想照耀中国》是一幅幅优秀共产党人的肖像，那么2021年播出的《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则是为他们立传。《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于2016年启动并完成制作，历时10个月，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以这样的规模和体量为共产党人立传的纪录片。该系列通过革命先烈真实动人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革命理想。整个系列共20集，22个人物，首轮播出5集，分别为《方志敏》《赵一曼》《彭湃》《江竹筠》《萧楚女》。该系列由时间任艺术顾问，王韧、徐冠群、秦敏、吕刚等创作，是纪录片《大师》《大上海》主创团队的又一力作，也是《大师》总制片人王韧退休前做的最后一部大片。

作为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首轮播出的5集将叙事重心对准了5位在青年时代便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他们或是农民运动领袖，或是东北抗联的战士，或是留洋归来的进步青年，或是地下党组织的干部，或是优秀的报人和理论家。他们的经历与为国奉献、为党的事业付出和坚守马克思主义牢牢地绑定在一起，并不约而同地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透过这些20世纪的文字，观众可以更为接近这些革命烈士的内心及他们的所思所想。将历史与个人的文献记录相结合，《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在以纪录片的形式谱写影像史学的同时，实现了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文政不分的回归。从这一角度而言，《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朝响应***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基于集体记忆和地域空间的影像风格

作为在当今中国极为重要的片种，主旋律纪录片承载着描述时代演变、呈现国族记忆、渲染集体记忆、展望伟大复兴等一系列功能。“电影可以书写历史”，对于当代的人们来说，电影这一种媒介以其强有力的感染力介入了他们对于历史的感知领域。于个人而言，记忆是私语化的，历史的概念则指向宏观的社会语境，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落差和断裂之处。诚然，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记忆复杂的总和，但当其具体地折现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时，一千个哈姆雷特应运而生。在中国，主旋律纪录片有着长久的宣传传统，这从根本上要求它完成民众对于宏观历史的感知的整合。但在如今，单纯的说教式话语已遭到摒弃，纯粹的说教不能充分激发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革命作为一种事实，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历史的范畴，如果再以说教的形式予以呈现，它便会被受众下意识地冠以“崇高，但与现实无关”的想法。因此，主旋律纪录片需要找到过去与当下的结合点，将曾经的革命予以有血有肉的躯体，使其在当代观众的心中复苏，实现历史与现实的隔空对话。

为此，《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寻找的切入点是历史人物亲手留下的文献记录，在首轮播出的5集纪录片中，对革命烈士遗留的文献记录的复述占据了影片的大部分内容。这些文献记录,是极其真实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增强了它的感染力。尽管当今的时代主流话语已完成了由革命向改革的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项深刻的历史性过程，革命早已成为中国人所共享的一种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社会心理学中的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完整地提出。它指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人们共享、传承与一同建构的事或物。其可以是物质或非物质，经由一个特定群体的意愿抑或时代的洗礼而成为该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影片通过各种方式，譬如对江西、东北、广东、四川等地的风景和风物的采集，搭建了一个独属于中国人的记忆空间。通过革命烈士的文献来进行集体记忆的挖掘，再经由旁白讲述、镜头转移乃至数字或手绘画面来实现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和重构，是《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选定的一大叙事策略。

以纪录片的第二集《赵一曼》为例，导演以赵一曼在通往行刑场时以手指写下的遗书为切入点，分别从原生家庭、夫妻关系、革命信仰等多个方面对她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在《赵一曼》中，导演象征性地布置了一个悬念，那就是赵一曼的真实身份究竟何许人也。随后，追随着参演人员的讲述，观众的目光从四川启程，一路奔往上海、江西、苏联等地，最终在东北结束。导演通过对东北城市名字的变更、四川口音等元素的展现，实现了过去与当下的互通。如果说赵一曼的遗书和此后儿子的“不知如何面对”唤起了观众心中的沉痛之感的话，那么东北城市的名字改为烈士的姓名，抗联战士为了革命扮作哑巴则为这份牺牲的壮举增添了更多细节和现实色彩。导演分别从情感和地域两个方向入手，一方面找到时代之间不变的共情点，人们对于亲情的挂念及对于牺牲的憧憬；另一方面成功地将这份母子之情与牺牲壮举和现实的地域关联起来，从现实的角度提示观众革命并不是一种“过去时”，恰恰相反，它已融入当代中国的命脉，成为一种鲜活的历史。

在纪录片的第三集《彭湃》中，导演运用了大量颇具广东民俗色彩的镜头来展现彭湃与他的故乡海丰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海丰是这一集纪录片中隐藏的第二个主角。彭湃的革命经历是极具海丰气息的，他在海丰兴办学堂，接触农民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带有海丰的风俗和文化特色。作为一名地主出身、有着留洋背景的青年人，彭湃对革命的探索经历了从凌空蹈虚到脚踏实地的转变。他清楚，他需要接触和改变的是海丰成千上万的农户。为了体现彭湃的挣扎和奋斗历程，《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从他留下的珍贵文献《海丰农民运动》出发，如实描绘了他在革命中的碰壁、彷徨和成功。首先，通过教育吸引革命受众。很显然，这种方式只能吸取家庭环境在当时尚属优渥的人们。结合历史来看，尽管他们对革命怀抱着热情，但他们并未受到最为严峻的压迫，这份热情难免带有轻浮的色彩。于是，彭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思想的转变。然后，他决定与最具备革命积极性的农民接触。可地主家的儿子和农民存在天然隔阂。最终，彭湃决定脱下西装和皮鞋，戴草帽、穿布衣、赤脚下田，与农民同吃同住。与农民打成一片，成为真正的农民，才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否则，至多被称作“革命的同情者”，与高举“赤化”旗帜的地主子女没什么区别。影片中在戏台上分发地契乃至烧毁的桥段具有极高的历史性和文学性。经过了千年压迫的农户不可能因为数个月的相处就对彭湃所宣扬的革命理念言听计从，同时，新的思想要打破禁锢同样需要惊人之举。烧毁地契所体现的张力充分表现出彭湃的个人品质和革命精神，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在绘制的戏台、火炉和人群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叙事手法，将彭湃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对于革命者而言，革命从来不是水到渠成的一桩易事，而当这份经历经由影像转述时，创作者们往往容易陷入宏大叙事中“英雄战无不胜”的误区。但过于轻巧的胜利并不能加深革命的厚度，反倒消减了其对于历史的真正意义。

综上而言，《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充分运用各种极具地域性的风景、模仿历史情境的手绘画作，以及标志性的红色建筑实现了观众与革命烈士跨越时间、空间的历史性共情，并呈现出一种当代感与历史感相互交织，革命气息浓厚的影像风格。

二、基于历史与文化之间张力的审美维度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历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中国文学的元叙事根植于诗歌与历史。《史记》是伟大的历史文献，同样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史学家的身份要求拔开历史的迷雾，进行如实的记叙和传录，但仅从这一点出发，难以理解司马迁对于项羽、屈原等人不吝赞美之举。作为失败者的项羽和屈原等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五千年来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从某种程度而言，便是他们身上潜藏的文学性。从这一角度来说，司马迁进行的不只是史学活动，更是文学活动。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记录历史，对人物予以评判，也是一种文学活动。它超乎日常，最终成了整个民族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对文化界定了三种定义：作为理想的文化、作为文献的文化、作为生活实践的文化。第一种定义指的是人类某种尽善尽美的状态，以某种绝对的真理或普世价值的面貌存在；第二种定义强调其记录功能，指的是现存的文本；第三种定义则指的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很显然，第三种定义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如果按照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的第三种定义来对《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进行考察的话，那么观众便能看见一种与特定时代相绑定，又存在着固有的永恒价值的实践活动。

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海报

对于主旋律纪录片的受众而言，理解英雄的崇高与伟大从来不是一项困难的课题。如前文所述，革命在现实中是“过去时”的，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革命却是一项长久的共识。这不仅意味着进取、拼搏、实现伟大复兴等个人乃至民族意识，更意味着人们对于英雄本能发自内心的憧憬。但当下的主旋律纪录片并不是要勾勒出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完人，完美不仅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境，而且会凭空拉开受众与历史人物的距离。对于主旋律纪录片的创作者来说，难的是如何巧妙地“消解”历史人物的“高度”。为此，《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选择通过对细节的铺陈，对人性中的挣扎和取舍的展现，对特定时刻的实践背后革命文化的升华的叙事策略。

以纪录片的第一集《方志敏》为例，影片以介绍方志敏被捕入狱为开头，通过他在狱中留下的十几万文字为线索，细致地讲述了他为革命奋斗的一生。方志敏的经历很容易令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观众联想到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共产主义者——葛兰西（Gramsci）。与方志敏类似，葛兰西在被意大利当局逮捕后，在狱中对革命活动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反思，留下了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狱中札记》。但对于更多的观众而言，与方志敏相联系的历史人物应当是文天祥。同样是被捕入狱，同样是在狱中写诗，文天祥写道“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方志敏则写道“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丰满坚实的肌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这是历史与文学巧妙地呼应，它联通了不同时代的中国，将独有的生命体验纳入中国历代文化中，将烈士这一精神符号移植到绵延不断的历史语境中，最终实现观众与英雄的共情。此时，方志敏在狱中的书写既是隶属于革命的，更是隶属于中国五千年传统的。

与各类商业片相比，纪录片侧重于讲述、真实材料的特点，使其在渲染烈士面对酷刑时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在同属于主旋律旗下的谍战片中，对酷刑的描述有着极强的叙事功能，一方面，造就英雄。谍战片中的英雄需要经受酷刑的考验才能被成就，刑罚越严酷，英雄所受到的挑战越大，一旦严守秘密取得成功，信仰的力量便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揭露敌人的残暴和人性的泯灭，从市场角度满足观众对银幕上恐怖暴力的想象。但这种镜头难免沦为一种刺激感官的奇观，并在酷刑的不断表演中模糊了叙事的焦点，使纯粹的恐惧和想象中的生理疼痛战胜影片所要传达的烈士精神。主旋律纪录片显然有着更高的诉求。为了烘托烈士的牺牲，《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从监狱阴森的氛围和英雄的个人情感入手，前者部分补充了观众对于环境的想象；后者则立意更加深远：无论如何，观众总能够体会到生离死别、妻离子散、国破家亡之感。正像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赵一曼的遗书和江竹筠的全家福，它们使观众摆脱了感官刺激的局限，能够真正去理解、去感受英雄烈士的血肉之魂。

结语

《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以有血有肉的英雄进行破题，通过各种详实丰满的细节和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传达出共产党人艰难的革命历程与不变的初心使命，他们的生命与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紧密相连，并为当今中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作为一部主旋律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立足于这种宏大的历史记忆，通过对祖国各地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的表达，建构了一个承载集体记忆的空间。在宏观的社会语境之下，呈现出符合地域空间的影像风格。同时，该片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在真实的历史记录中塑造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形象，更能与受众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两个时空的情感连结。此外，该剧通过对细节的铺陈拉近历史人物与受众的距离，并巧妙地利用历史人物留下的文学作品进行扩展性叙事，并将其升华为一种具有民族共性的精神符号，实现了主旋律纪录片中难得的文献性、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