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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第一书记》:当代中国故事的诗意化影像阐释

时间:2024-05-20

费宇拓

新闻纪录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以真实人物、真实事件和真实环境作为拍摄对象,融合了新闻的纪实性与电影美学的创作手法;记录了在脱贫攻坚这一波澜壮阔时代画卷中,派驻贫困村的第一书记们扎根热土以大地为纸,洒汗作墨,领率贫困地区群众“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感天动地”的生动事迹。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提出“一切艺术的本质是诗”的观点。电影作为融合多种艺术表达手法的复合艺术产品,其表意的非理性特点决定艺术效果的实现必然需要以“诗意”来统摄。皮·保·帕索里尼在《诗的电影》中指出“电影应当是诗的,因为电影的本质是梦幻性的”。《我们是第一书记》在“写实”基础上巧妙赋予“写意”手法,为鲜活真实的第一书记人物群像写真立传,对脱贫攻坚精神进行影像化阐释,聚合诗意的表现技巧,丰富了诗意的表达内涵,拓展了诗意的延展空间。

一、诗意图景:影片叙事内容的构成逻辑

电影叙事需要遴选、建构和强化具有鲜明个性的脉络与结构,深刻性是电影价值的灵魂。《我们是第一书记》将英雄主义价值情结、现实主义诗歌的基调贯穿于组诗式系列故事之中,赋予新闻纪录影片全新的时空图景和情感气场。

(一)组诗化叙事结构的并置与叠进。斯坦策尔叙事理论认为叙述模式是“按一定规则排列的基本叙事结构”,即纪录片叙事过程遵循一定的叙事模式。在纪录片的本体创作中,叙事模式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借助对素材的优化排列组合,不同的叙事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我们是第一书记》通过“统一主题—独立并置”的组诗化叙事逻辑线索,将暗含的主题关联贯穿若干独立的叙事故事。主要讲述了四个发生在不同省(自治区)的扶贫真实故事:第一幕,西藏定日县宗措村第一书记旺青罗布和村干部索朗克服重重困难带领村民组建合作社养殖岗巴羊,实现集体收入增长和农户家庭富裕的事迹;第二幕,四川布拖县博作村卸任第一书记胡小明主动请缨再赴大凉山续写未竟之志,与现任第一书记罗洪一起从教育入手解决扶贫更要扶智的事迹;第三幕,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上升乡第一书记王路,在遭遇史无前例的台风灾害后当好主心骨,想方设法完成粮食抢收任务的事迹;第四幕,贵州省谟县坡头村第一书记刘恭利苦口婆心、推心置腹做好贫困群众思想工作,圆满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事迹。四个故事既彼此呼应服务于一个总的主题意旨,又独立成篇进行差异性表达。随着四个舞台情节的依序演绎,观众情感渐次累积叠加,体味到脱贫攻坚“高原寒苦,产业扶贫寻路难”“深山阻隔,哺幼扶孤教育难”“风灾叵测,靠天耕作丰收难”“故土情重,易地搬迁劝导难”的隆隆重击。如读范成大《田园组诗》,看山光村色徐徐展开;如诵杜工部《秋兴八首》,秉家国情愫民瘼怀忧;如唱肖华《长征组歌》,共风雷激荡永续征程。

(二)史诗化的宏阔场域和价值主线。史诗(epic)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庄严的文学体裁,以反映“漫长而艰难的、艰苦卓绝的、宏大壮丽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为主要特征,即伏尔泰所说“专指对英雄冒险行为的诗体叙述”。迎风凛雨的脱贫攻坚行动纵向贯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谋幸福的百年征程,横向遍及神州大地和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艰巨辉煌的时代背景为《我们是第一书记》影片的史诗化呈现提供了书写空间。影片主创团队本身就具有宽广的自然视野与思维视野。该片前期的原始素材故事多达1000余个,故能在影效上实现接续过往和承继未来的历史纵深,为2013年以来全国选派的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塑造了群体式英雄形象;浓缩式重现了脱贫攻坚斗争的艰巨过程、伟大成就和精神价值;促发观众审视历史、关照现实、思考自身,做出了对于生活和生命本质意义的叩问和回答,丰富和补充了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传播类型。

(三)与现实主义诗歌共通的新闻纪实笔触。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强调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创造不能脱离生活的本质属性,从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实是艺术作品永葆长久生命力的底层逻辑。中国古代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通过悲悯关切和忧时伤世,反映社会状况和阶级矛盾,寄托对时代和民生的深沉思考。萨杜尔认为诗意现实主义要求电影在保证一定抒情性的同时,又始终不放弃电影的真实性。《我们是第一书记》摒弃纪录片惯常的画外解说“主观评述”引导观众或者虚构对白“煽情提炼”营造气氛,而是把镜头对准贫困地区落后的面貌和群众的生活现实,以原生环境、原型人物及避免修润的语言,纪实性再现驻村干部艰难拓垦的行为过程。如羊群出售分到“真金白银”时藏区牧民们眉眼肢体间盈溢的笑容,为了“劝学”在村落巷道之间连滚带爬并不“庄重”的干部形象,村民拉拽刘恭利到搬迁新居做客时拙言羞怯但又亲同姊妹的甜蜜拥挽,村干部最直接的话语“羊的事情就是人的事情”,形成情感原始记录的诗性呈现;有效实现了格里尔逊所述“纪录影片是一把锤子而不是一面镜子”,通过“戏剧化”处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纪录影片制作原则。

二、诗意表达:影片艺术效果的影像技术依存

电影的诗意首先来自影像,亨·阿杰尔认为“摄影美是由阴影、反光和副本构成的一种复杂的和独特的性质,它能使内心的影像所具有的感染力量固定在摄影复制出来的画面上”。该片通过镜头组合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勾连起隐性的意象,借助视彩的基色情感和调动色谱间的关系以制造并烘托气氛,辅以不同节奏、强度和质效的音乐,共同构成影像故事、人物和情感的诗意表达。

(一)博观约取的镜头诗言。法国电影理论学家马塞尔说:“镜头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它是电影的原材料,它既是一台机器自动运转、客观重现画面的结果,同时也是编导和导演意图的重要体现”。《我们是第一书记》运用不同景别变换组接,用航拍全貌广袤的视域和极具差别性的地理环境告诉观众脱贫战场的宽广与束缚间的矛盾、攻坚战斗“异质性”繁复与艰难。影片还运用大量的客观镜头,观众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和解读第一书记们的劳作与憩息、徘徊与忧虑、汗水与欢乐。如旺青罗布为保卫羊群不被狼群攻击的连续行进过程,镜头在背后冷静地跟随拍摄,观众仿若置身于扶贫第一线,和他们一起紧张和放松,一起感受他们对扶贫工作的忘我和执着;并不囿于一个确定的本体,而能从影像客体信息的丰富性、人物和人物间的真实关联中,去内化感知自身的存在意义,理解影片所展示的人物群体精神,沿着诗意的力线形成明确的个体价值判断。

(二)正间融汇的视彩意象。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正间颜色的组合体现出不同的礼制伦理和文化意味,纯净或者调和的色彩指向不同的精神和情感。爱因汉姆对色彩的感受是炽烈和开放的,他说“关于情感的传递,色彩的渲染远胜于形体的演绎,那落日的余晖以及辽阔海洋的湛蓝所传达的情感,是任何形体无法言语的”。《我们是第一书记》用光与色调配出多样的视彩图谱,充分借用视彩的诗意性功能,着力营造镜头画面的内容美和形式美。如青藏地区天空高度饱和的湛碧与大凉山浓雾笼罩中寒秋的霭灰,暗示着生存环境的恶劣和难度、黑白色阶与彩色矩阵的强烈对比冲突,在影像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恰当而有效的喻指性功能,维系完整故事的时间记忆。影片中羊群被夜狼袭击的资料展示、黑龙江突遭台风雷电后待收玉米的满目疮痍、贵州蜿蜒的盘山公路及破败的村落和吊脚楼等片段,均是以黑白色调雕刻出事件的纵深记忆。当跃动的光、流淌的色、渗化的彩从黑白影调中冉冉泛起,如同将满架书册上的浮尘和烟云挥手拂去,丰盈润泽的草地、学童笑意荡漾的脸庞、遍布灿黄金玉的晒场、搬迁安置鳞次栉比的崭新群楼,特别是坡头村实现集体搬迁时,苍山林莽中蜿蜒车队每辆车上红灿灿“住上新房子,过上好日子”的标语,强烈的色彩和光感不再是平面的呈现,而是诗意结构的重组和乐章的涌叠,为影片罩染了并非单纯物理性质而是具有意义表征的艺术光晕。

(三)染情浣景的音乐意韵。音乐由于其隐喻性故能引发情感的关联,与影像材料一起将具象的画面带入抽象意境或为非情感的、抽象的素材赋予具体的情感意境。克莱默从语言、主观性、隐喻和解构等不同角度诠释音乐,解释了音乐对深化主题、抒发某种感情具有渲染作用的成因。“它没有明确的形象性,因而善于表达深层的情感。抒情性音乐语言——抒发人物或创作者内在情感的音乐语言”。《我们是第一书记》四个故事中各部分背景音乐使影片所传达的诗意情感有了很大的张力。比如以“轻重缓急”的背景乐章渲染抢收玉米的扶贫故事:当王路讲述查看灾情并努力说服村民的过程,背景音乐伤感、低沉;当有效调动村民信心决心拉开抢收大战帷幕时,激昂迭进的背景乐轰然而至,航拍俯视的广阔收割场如同两军决战的沙场硝烟陡起群情激昂;暮色夕阳下收获渐满,金鼓裂帛的战歌转为温情舒缓的乡村曲风,画面切入王路与前三任第一书记远程视频连线,分享“我们约好只有村里有喜事都要视频连线”“我们想你们了”的牵挂和喜悦。片尾曲《奉献》伴随祭怀牺牲者画面,同步烘托和延续着情感,触动受众感官的音乐引导和强化着色彩所不能抵达的心灵深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斯人虽去矣,但奔腾的江河永在,那一抹泪光中的色彩与萦徊的泠音永远不会逝去。

三、诗意呈现:含蓄蕴藉的控制技巧

含蓄性是中国人文化表达的特质,强调不必是剧烈的,而是借助委婉、似不经意的触动,点醒人的情感中最柔软的部分。司空图《诗品》论诗“含蓄”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传统文人画以“笔意”与“留白”处体现丰富的技巧和精神世界。传统戏剧借虚拟推门、荡桨、远眺等意象性动作实现“三四人千军万马,五六步万水千山”的舞台张力,都是以“含蓄”实现艺术化表达“深沉、冲淡、雄浑、婉约”的审美取向。正是因为凭借情感隐性体现的合理控制,《我们是第一书记》的诗意才没有与新闻纪实片的基本面貌产生对立和不谐。

(一)挚守自然的朴素美学。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是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和美学观。西方惠特曼也认为“艺术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影片以非虚构呈现的原生态自然素材,避免先锋实验戏剧的手法去搏猎视点。如片中处处可见的疏雨芒鞋和炊煮犊耕,空镜头中的林莽阡陌和场圃桑麻,人物特写的霜肩旧衲与默颜讷语,晚上睡在羊圈里、嘴对嘴吸出乳羔秽物的干部。多处切换黑白画面展示生活的艰辛和无助,对于成功的喜悦也往往通过人物对视一笑、挽臂依偎的短暂镜头,朴实的人物对话“也是恨这个地方,可是出不去啊,生在哪里就要死在哪里”“这就是一场和贫困的生死之战”,时时给观众以诗歌般“棒喝”和“金句”的触悟,不离“真与不夺,强得易贫;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的意旨,契合脱贫攻坚宏大的背景和深沉的主题,既苍凉和寥阔,又内敛而诚恳。

(二)比兴寄托的移情与共情。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强调的“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这些人物能够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无疑是“移情”所发挥的投射性作用。脱贫攻坚历程与大部分公众并无直接的时空交集,影片采用典型的现实再现和客观表述,呈现出主体之“道”的当下与内蕴:既以影像的表达作为现实的纵深,又以“非他者化”的介入实现了本土化的质感,搭建出一种基于共情、获得共鸣、引发共振的共同体美学情境。藏语尼辖乡意即“太阳升起的地方”,与从未能摆脱贫困的现实对比,已故第一书记冯永成的未成年儿子面对镜头强忍眼泪“你不在了,我也要争气”的誓言。即便观众没有参与或者直接见证脱贫攻坚战的切身体验,但并不妨碍从剧中人物身上看到相同的情感动荡与诗性情怀,进而与人物建立起情感与价值观的链接。无论是喜马拉雅高原上翱翔的雄鹰、凉山彝族学校门口摇曳的花朵,还是夜色山村瓦檐下一盏温暖的路灯,影片中拂面而至的风声雨屑,都通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的“默会”实现了诗情诗蕴的无声流淌。

(三)情感的理性控制与柔性释放。观众对部分主旋律电影审美疲劳和情感抵制的原因,大多源于影片对既定情感的无节制宣泄、对主旨意念的人为提炼和刻意营造矛盾放大冲突,而优秀的电影往往流露出作者精致而有效的情感控制。从影片中能够鲜明地感受到导演在有意识弱化冲突方面的深度,避免落入戏剧性固化模式的窠臼;不刻意强化现实环境和人物的悲苦和疼痛,通篇没有无限拔高的豪情壮举,仅通过侧写焦虑和忧思,聚焦于与现实生活中芸芸普众一样的言行举止。如影片中西藏的第一书记助牧环节,并未从节奏、画面和音效上凸显狼对牧民羊群的血腥凶残;又如四川第一书记对患病老母的牵挂,面对摄制人员追问时一再摆手“这个不说,这个不说”,画面也没有直接出现老人住院求医的困顿促迫,而是借助远方儿子一遍遍未能接通的电话铃声和月夜下反复徘徊的脚步。特别是片尾适时嵌入***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大意义讲话的画外音,也并没有惯常模式的画面切入,反而增强了感染效果,给观众以醍醐灌顶般情感升华,实现“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的效果。

四、诗意融嵌:多重特质的汲纳与阐构

“中国电影的独特美学特质仅仅用西方的美学语汇是不能阐释殆尽的”。中国是诗的国度,不同类型的诗歌表征弥散于各类艺术体裁。从《我们是第一书记》中可以从各流派诗歌的美学属性,剥析出影片对人、自然与社会动态关系的诗性演绎,对人本精神与价值使命的慨叹咏唱。

(一)泥土芬芳的田园诗底色。古代田园诗人把细腻的笔触投向山林田野,范成大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抒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使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该影片紧扣乡村的范围和基调,把农村环境和气息作为影片视觉意象的基调和底色,写实手法在平缓中流淌着淡淡的诗意。观众目光流连于旺青罗布在藏地荒原修建蓄水池过程中黄草返绿的季节变幻,耳畔萦荡着王路所在黑龙江大地解冻冬雪消融的淙淙流响,既置身于“一方水土却养不活一方人”的残酷贫困现实,又深情呼吸着播种收割的菽麦清香。这种诗意恰恰是通过对无言之美的乡貌、村舍、方言、劳作等提炼出乡村文化符号的动人呈现得以完成,唤醒了“上溯五代非樵即耕”的城市观众存在于意念中的乡愁怅绪,呼应了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方向的诗意回归。

(二)苍凉热血的边塞诗意象。瑰丽宏阔与苍凉荒瘠构成了边塞奇情壮景的两翼,激昂慷慨与孤艰愁绪也交织纠葛于戍边征人的心底梦乡。贫困地区大多地处边陲或远离繁华,该片主人公所反映的驻村帮扶群体,也同样在美好使命与恶劣环境中抗争。旺青罗布在定日县宗措村“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的高原上远眺的身影,何尝不具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侠骨豪情;刘恭利雨夜与谟县坡头村干部下达搬迁令的那一刻,约定的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责任重托;胡小明在博作村月夜思母,催动观众的是“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寄盼。影片结尾处致敬多位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第一书记,观众于泪光中看到他们生前工作的身影,看到父亲母亲失去儿女的悲伤,也找到了“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答案。时代不负我,我亦定不负时代,与影片第一书记们一起系心于“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忧怀与奋争,又一起品味着“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的喜悦与慰藉。

(三)承继抱负的怀古诗情结。怀古诗的意境以时空形式存在,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影片借四个故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将过去和现在的两重时空并置叠映,所叙述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抱负承继了中国传统精神,凝结了国家记忆,勾连起观众对群体命运和民族历史的关切。一再“碰壁”和顽强“破壁”是四个故事中共同的矛盾和主线,第一书记们把精准扶贫、精神扶贫的精神传递到千家万户,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树立信心,坚定信念,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精神支撑,蕴含的深度和厚度来自苏东坡、辛弃疾、陆游、范仲淹所传唱千百年诗句中的为民情怀和报国担当。银幕上的精神群像也诠释了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新的艺术意志和方向。一部好电影、一个好角色,上升到传承和丰富民族精神建构的高度,正是影片探索的意义。

(四)叩问生命的伤悼诗价值。超越物理景观的“诗意”包括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回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的悼怀诗歌继承了古代悼亡诗寄托哀思的功能,而具有了张扬战友之意以及英雄相惜之情,更融入了民族大义。如朱德《挽左权诗》“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李敷仁、钱太微悼念陶行知诗“先生不会死,心思万古长。先生不会死,万人记心上”。脱贫攻坚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战役过程中,先后有18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斯人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劳作奋争的印迹依然历历在目。影片结尾向牺牲在扶贫工作一线的扶贫干部致敬,既是对逝者生命的缅怀与寄托,更是对生者如何对待有意义人生的情感阐发。

(五)刚健壮阔的革命诗能量。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20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革命诗歌反映时代变化,抒发革命激情,追求刚健壮阔的力量之美。《我们是第一书记》影片集中反映了干部群众以移山填海之志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奋进之路,通过五彩斑斓的时代建设画卷展现脱贫攻坚奋斗征程的峥嵘与跨越,体现着“白首壮志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的豪迈凌志,刻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艰辛,歌颂“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的决心,更是对党领导下脱贫攻坚英雄群体新时代革命精神的诗意礼赞。

五、电影诗意的延伸与升华

起源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纪录电影记录和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下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传播方式。此次由新华社制作的《我们是第一书记》以新闻素材依托电影方式融合创作,拓新了新闻纪录影片的社会传播效应。一是为观众带来时代精神和情感的归宿,产生了价值共鸣,影片成功地展示了国家形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社会主义优越性,成为影片人物与观众情感纽带的共振。二是有效传递了主流的意旨,触发个体的反思,是对当前一些利己、拜金等文化现象的有力回应。三是有力激发了责任与担当的豪情。影片对脱贫攻坚政策的历史性意义记述将成为新闻电影史上标志性的载体。正如片尾字幕所示“如果有一天,孩子问我们这些美好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些关于奉献的故事”——这也是影片主创对于影片主旨的诗意表达。

结语

新闻纪录片以登陆院线为目标,必须找到满足观众需求的表达方式。影院和观众越来越多地具有多样化需求,也为新闻纪录片走进院线提供了可能。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娱乐性电影进入院线相对比较多,但中国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从政策引导还是学术批评的立场,类似的探索均应拓宽和鼓励。

时代中国需要具备历史价值和民族精神的好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通过诗意的立体组合和有序表达,给予观众沉浸式的深度体验和深沉思考,是对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发展方向有益而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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