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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无所依》:德勒兹“生成-他者”视野中的银幕诗性

时间:2024-05-20

《老无所依》改编自美国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的同名小说。影片于2007年上映,从表面看来,《老无所依》是一部通俗类型片,但其思想内涵却远远超越了通俗影片。影片标题“老无所依”源自诗人叶芝的诗歌《驶向拜占庭》,与该诗的基调相仿,片中老警官贝尔无处安放的悲凉与无奈情感贯穿全片;而文本作者麦卡锡在小说中所呈现的主旨已超越了老者个体的抑郁、惋惜情绪,其表达的是对整个国家和边境安宁的忧虑。电影中的多位主要人物都有生存危机感,为现代社会中美国人的脆弱和堕落感到担忧。

一、主人公齐格与摩斯的“男性气概”

影片主人公之一安东·齐格是其中富有典型男性气概的代表人物。在希腊文中,男性气概(andreia)被用来指勇气或勇敢。本文中所谓典型或通俗的男性气概定义,源于哈佛大学教授曼斯菲尔德的著作《男性气概》,指刚毅、果决、敢于冒险的,具有攻击性的、在与外界交流时坚持自己主张的性别特质。[1]片中,由贩毒组织雇佣以对抗齐格的另一位杀手威尔斯,曾表示他害怕与齐格正面交锋,因其是“那个无敌的齐格先生。”他着重突出“齐格先生”的表述,表现出对齐格强大“男性气概”的敬畏。可以看到,齐格的“男性气概”首先表现为较强攻击性,他的武器是一杆系簧枪,本是屠户屠牛所用,齐格选用这种枪支,体现出其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可以随意夺取。影片中枪支的广泛使用,也象征着当代美国社会发生了不可逆改变,介于荒野与文明世界之间的田园诗意已不复存在。此外,影片中有两幕齐格投掷硬币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体现出该角色在游戏和现实生活中皆处变不惊的男性气质。第一幕场景发生在谢菲尔德的一个加油站,齐格执意要求加油站老板和他玩抛硬币打赌的游戏,幸运的是老板猜赢了硬币,不然他会因此丧命;之后,齐格将硬币作为“幸运物”送给了老板。在齐格看来,历史是不能被轻易改变的,硬币对于他来说,是在金属外衣包裹下一种真理的象征,他坚定地认为影片可以左右人的命运,这是其遵循的“人生哲理”。

在第二个投掷硬币的场景中,齐格与摩斯的妻子卡拉玩了一个相同的打赌游戏。齐格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镇定,让卡拉选择硬币面来决定她的生死,仿佛硬币正、反面偶然性的结果只是无常命运的一种消遣。由此分析,齐格试图将自己实施侵害的主观意愿,隐藏在宿命的游戏背后,以掩饰他才是那个决定受害者命运的人。在他果决独断的“男性气概”世界观里,他只坚定一个信念,认定一种可能,拒绝在一切事物面前表现出脆弱,其他人都必须屈从他的意志。齐格甚至要求卡拉临死前认同他的观念,在她承认自己“明白”之后,才开了枪。显而易见,卡拉此刻的“明白”,只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对武力的一种妥协。齐格专横张扬、过度理性、坚定自我的性格特质以及富有攻击性的行为方式,并不能改善混乱的社会秩序。齐格的冷血不禁让人联想到电影中另外两位性格迥异的人物——贝尔警官和摩斯,二者身上呈现的是与齐格截然不同的男性气质。

摩斯曾是一名狙击手,因此,他身上具有勇敢、果断等典型的“男性气概”。退役后,他在沃尔玛偶遇卡拉,并与之相爱,过上了平凡的生活,他的心也随着家庭和爱情影响而变得柔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之所以进入齐格的“捕猎围场”,是因其做的一个慷慨、宽容的选择。摩斯无意间走进贩毒团伙交易现场,在一辆野马吉普上看见一位重伤的幸存者,那人用西班牙语问他要水喝,但见摩斯惶恐不安,且身边也没带水,幸存者便拿了钱箱仓促离开。当晚,摩斯因此事难以入眠,他心里还惦记着伤者,而后他用空塑料桶灌满了水,凌晨驾车再次赶往交易现场,此刻他已猜到幸存者的身份,而他冒着生命危险去给一個陌生人送水的行为,体现出其善意的怜悯之心。但当他再次到达现场时,幸存者已遇害,自己也成为被追击的目标。从战场上麻木不仁的铁血硬汉,到平凡生活中向陌生人伸出援手的好心人,摩斯的性格已渐渐发生了转变。他拿走赃款是为了和妻子过上富裕的生活,他的生命中有了对家人的牵挂,不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战士。在拿着巨额现金逃亡的路上,摩斯让一位年轻姑娘搭了便车。还从赃款里取了1000美元送给这个偶遇的女孩,以便帮助她顺利到达目的地。

齐格与摩斯两者对比来看,似乎齐格的个性特质更符合传统意义上对“男性气概”的界定,但电影《老无所依》通过描写摩斯的性格转变,提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男性气概”的重新评价。影片中摩斯“男性气概”的“弱势化”,表达出一种空间建构策略,德勒兹则将其定义为“生成-女人”。

二、德勒兹的“生成-他者”概念

“生成”(becoming)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个别事物是相对的和偶然的存在,世界的本源是理念,必然性的存在(理念)才是真正的存在。但在《感觉的逻辑》中,德勒兹颠覆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他指出“根本不存在本质及其各种本质的变体……存在不过是生成过程中的某个瞬间状态,不存在源头或者永恒的存在,也不存在一个客观且真实的世界,只有生成和生成过程中瞬间皆变的流。”[2]“生成”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存在的对立面,而是存在的运动状态。它是一种“辖域”(territory)和“解域”(deterritory)交替进行的运动。辖域活动是指“在某个主题的召唤下一些要素聚拢而来,从而形成独立的异质性整体,德勒兹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配置,它们经过装配后开始发挥一定的实际功能时可称之为机器;”[3]解域则是“拆解以前的配置,然后根据实际需要重新组装。”[4]

“生成-他者”是德勒兹生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对他而言,“对抗一切社会性的束缚和压制的办法是逃逸,跳出一切既有权力的控制范围,逃逸的具体表现是生成,生成不断地通过对强势力量的弱势化进行创造,因为正是强势力量制定的法则和形成的统治让世界静止和僵化。”[5]一个主体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规定性和标准的存在,主体是既有的社会权力对个体配置的结果,因此,完全遵循社会规则的人只是在各种权力作用下被动地行动。生成则是对驯服主体的被动配置的拆解,从而制造“生成-他者”的抽象机器。“生成-他者”不是成为他者,而是“冲破对主体的规定性,让主体的内在性发生拓展和产生新的褶皱,形成新的生命的内在性。”[6]“生成-女人”是“生成-他者”的一种类型,其所指的不是去模仿女人的体形姿态;表面上对女人的模拟,只是为了表达对模仿对象的向往和喜爱;而实际上,其是对“强势存在的逃逸、不停地创造新的存在方式——相悖。”[7]长期以来,为了打破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体系,女权主义者做了大量尝试。19世纪初,倡导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其运动结果却是鼓励女性向男性看齐,反而确认了男权核心地位的存在。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变化,女性开始主张自己特定的社会身份和独立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渐渐发现女性身份不是先在的,而是需要建构的,随之有诸多女性身份被建构出来。“当女权主义者试图通过确立自我独特的身份去和男人分庭抗礼时,她们必须先要解决女性身份内部的矛盾……这客观上造成了各种女性身份为确立自身的合理合法性而自相残杀。”[8]而德勒兹提出的“生成-女人”策略是有效途径。在男女二元对立结构中,男性从自身看待女性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同一性的女性标准,因此,女性遵从这个标准,并成为男性眼中的他者。然而,“生成-女人”策略使“女性同质法则内部生成差异性的女人,以此瓦解女人的同质性……通过生成一个全新的、异质的女人形象,将它引进到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中,让这个结构发生混乱和动摇。”[9]在“生成-女人”运动中,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性。因为身份是社会的建构和共识,所以“通过在男人的身体上堆积一些具有女性特征的事物,他们的身份就会发生非肉体转化,生成特殊的社会身份,兼具男性身体和女性社会标志的第三种人。”[10]

德勒兹“生成-女人”的重心不在于“女人”,而在于“生成”。“生成”是为了逃逸,为了跳出权力话语的压抑和束缚,为了解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和建构生命的流动。在电影《老无所依》中,对摩斯弱化的“男性气概”的塑造,亦不是真的为了让他变成女人;而是试图其身上嵌入一些女性特质,使其成为“第三种人”,从而让摩斯发掘出更多潜质,挣脱权力禁锢,生成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三、贝尔警官的“生成-女人”

影片中,贝尔警官一直为自己弱化的“男性气概”感到焦虑和恐惧。他向半身瘫痪的埃利斯叔叔分享其在二战时的耻辱经历:一天早晨,他和几个战友被炸出石頭屋,天色渐暗后,贝尔也曾想过在被毁石屋附近的田野上阻击敌人。但当夜幕降临,他彻底失去了战斗的勇气,甚至连枪都没带就舍弃战友,逃离了战场。对贝尔而言,在战争中与敌军交火时临阵脱逃,却还隐瞒实情并获得了战功勋章的软弱表现,使他后半生都背负着沉重的负罪感。从几十年后其对埃利斯再临其境般的独白中,观众能够感受到他深深的自责与愧疚。因而,二战结束后,贝尔致力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并以此抵抗自身“男性气概”的流失。家或房子等庇护所场合“常是使我们变得消沉和允许我们易受伤害而暴露在新经验的抚慰和刺痛的时刻。”[11]贝尔在爆炸中被抛出石房子,象征他脱离了安全稳定的庇护所。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有助于他“男性气概”的恢复。因此,贝尔以法律为武器打击犯罪的选择亦是一种对坚韧不屈的“男性气概”的捍卫行动。然而,在贝尔遭遇齐格的案件后,他几乎被后者打击得一败涂地。齐格在贝尔负责的片区犯下一连串罪行,却一直逍遥法外,这使贝尔非常懊恼、沮丧,他意识到自己没能履行好保护职责。影片中,当他最后一次走出警署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向他袭来。齐格取走了赃款,摩斯夫妇遇害,贝尔的男性英雄世界土崩瓦解。影片展现了贝尔与几个人的会面谈话的场景,其中一次交谈发生在贝尔与妻子之间。贝尔夫妇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一天午后,两人骑马外出,贝尔试图向妻子说明获得铜星军功章的来龙去脉,想坦白自己在战争中由于恐惧而做出的懦弱行为,也是出于同样的胆怯心理,如今在面对齐格这样的残暴杀手时,他决定退缩。但相伴数十年的妻子在其开口前就看出了他的心思,并承诺无论他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会理解和原谅他。电影中大篇幅呈现的贝尔对当下美国社会的描述,使影片基调沉浸在一种压抑、低迷的气氛中,但偶尔穿插的贝尔与妻子之间相互谅解、节奏和缓的温情时刻,为影片带来一抹亮色。

电影中,齐格习惯通过武力强势控制、主宰他人,毋庸置疑,在职业领域贝尔不如齐格强大。然而,每次贝尔向别人坦诚自己内心柔软的时候,都能得到对方的谅解和包容。正如库伯所总结的那样,对贝尔而言,“爱和善……只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12]贝尔能够坦然面对命运以及不可预知的将来,靠的是真诚、宽宥的道德感和责任心,而不是暴力强权。他很早就意识到“为了干这份工作,绝对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此刻选择退休,并非惧怕死亡,而是担忧某天他会不得已将自己逼入某个险境,他害怕丧失自己原初的人性。退休后的贝尔做了两个神秘的梦,影片即是以这两个梦境结尾的:

“对第一个梦,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我在镇上遇见了他(爸爸),他给了我一些钱,结果可能是我把钱给弄丢了。而第二个梦,好像是我们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我骑在马背上,在一天夜里穿行在群山中。正在穿越群山中的一个隘口。天很冷,地上有雪,他骑着马超过我……当他骑着马从我身边经过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只放着火把的牛角,人们以前常常这么干。通过火光我可以看见牛角的轮廓。那火光犹如月亮的颜色。”

贝尔做的第一个梦借用了西谚“浪子回头”的典故。在故事里,一位长者的长子一直侍奉父亲,从不违背他的意愿,而幼子侵吞家产,整日寻欢作乐;直到幼子在外受尽苦楚后幡然醒悟,回到了父亲身边。父亲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他新衣,为他宰牛,因他认为幼子是“再生为人”,值得欢喜。第二个梦源自亚伯拉罕差点用亲子献祭的故事。贝尔深知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由来已久,并无确切解决之道,虽然,摩斯不幸遇害,贝尔也终退让,但他们身上体现的温柔、宽宥、坦诚以及富有亲和力和同情心等个性特质,融合生成了一种多样、复杂且难以同质化的人格,突破了文化强权势力单一话语的防线,生成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尽管,片尾两个启示性的梦境都未达成圆满结局,贝尔和父亲仍要在山上跋涉前行,但点燃希望之火的梦境还是给予了观众回应,“在梦里,我知道他一直在我的前面,他准备在那漆黑的、寒冷的某个地方生起一堆火;我知道,不管我什么时候到达,他都会在那儿。”——无论要等多久,贝尔相信自己终会到达。

结语

德勒兹的“生成-他者”哲学思想突破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生成-女人”通过在男性身上增加女性特质,建构了差异性空间,生成了新的社会身份。《老无所依》中主人公身上的特质是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齐格是具备传统男性气概的典型人物,而摩斯弱化的男性气质以及贝尔警官身上呈现的女性特征,使他们更富有道德感、包容心和共情能力。该片是导演科恩兄弟对人性、时光、命运等主题的一次深度探讨,在略显荒诞的叙事结构背后是一个表露人性略带惋惜意味的故事。影片表面带有一种黑色幽默,内里却孕育着浓厚的诗意人文气质。

参考文献:

[1]哈维·曼斯菲尔德.男性气概[M].刘玮,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33.

[2][3][4][5][6][7][8][9][10]葛跃.德勒兹生成文学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12,18,19,157,157,159,190,193.

[11]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M].潘桂成,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129.

[12]Cooper,Lydia.No More Heroes: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Morality in Cormac McCarthy[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1:130.

【作者简介】 舒云童,女,山东滨州人,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科马克·麦卡锡南方小说的阅读伦理学研究”

(编号:TJWW21-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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