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小说改编影像的地方乡土性塑构与叙事构成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形态价值体系，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与对外开放之后逐渐崩溃，而地方与乡土作为当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伦理形态的主要载体，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与电影描绘的重要对象。与之相适应，中国电影一向有从书写民间的文学传统中取材改编的创作倾向，如广西作家朱山坡的多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改编自其短篇小说《美差》的《八只鸡》获国际儿童电影节优秀影片及儿童贡献奖，改编自其短篇小说《灵魂课》的《花花世界灵魂客》在第三十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亚洲未来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提名，其同名微型小说《推销员》也被改编成微电影。中国政治经济领域自我更新的思想脉络内在更为强大持久的力量是在民间与传统中，政治文化或者新的文化思潮只有融入民间，才能成为改革的内在精神动力。这些影片忠实原著，极力展现当下地方和乡土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和迷茫进行了有力的表述。

一、《八只鸡》与《美差》中的情感形态

朱山坡1973年8月出生于廣西北流农村，他的个人出身与其后经历中地方与乡土亲密关系的影响，使朱山坡在情感形态上与普通广西乡民在思想感情上有着一种天然的血缘性关联;对故土的深厚感情也是朱山坡在代表“文学桂军”进入城市秩序之后，仍不断在作品中抒写对家乡的情怀，并立足乡土审视大都市生活情感的主要原因。朱山坡的文学创作中记叙农村生活体验、抒发城市生活感怀的文字比比皆是，构成了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情感特征。他的短篇小说《美差》就以一个贫困山区少年的视角见证了原生家庭的贫穷、疫病流行下的困厄、“鬼村”与集市上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群与多种多样的人性等。小说《美差》以母亲临盆，身为一家长子的“我”挑着家里的鸡去集市上卖的故事为主线，其中穿插了“我”对心动少女“美元”的爱慕与自卑，由残疾人与病人组成的“鬼村”以德报怨、救治母亲的情节等。充分体现了朱山坡立足于传统乡间的伦理文化土壤，且与中国以善为美的历史长河一脉相承的情感形态。他的创作实际全部体现在农村题材上，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如果说理性认识可以在短期内有所改变，那么情感却是在长期人生过程中形成的，且近于生命中的天性构成。朱山坡不是如“深入乡村生活”的农村“他者”般在情感与血缘上与乡土生活后天建立由外而内、形神脱节的关系，而是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选择批评基点和方式固然重要，但批评家自身的主体建构则比批评的基点和方式更为重要。文学家作为创作主体必须坚持自己的判断，“只有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同极为发达的审美感觉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可以做艺术作品优秀的批评家。”[1]

电影《八只鸡》则将这段关于乡村少年成长的故事与地方性相结合，使影片充满地域色彩的风俗展示与时代精神气质，展现了“抬龙”的壮观场景与正在练功备战奥运会的孩子;并适当删去了“我”懵懂的恋爱臆想，将原著中情窦初开的少年“我”纯化为一个八岁的男孩宁小山，赋予了故事“无畏风雨，野蛮成长”的新主题。动画《八只鸡》的导演高建国将故事发生的时间从1988年改为21世纪初，将原作中的情节进行了较大改动。原作中的“我”父母都是农民，在抄近道下山后穿过人烟稀少的河村到达镇上卖鸡买米，被一个阉鸡老头告知前来接应的二舅被一只病死鸡绊倒摔成重伤;一个戴红袖章的环卫工人说“我”乱扔死鸡要罚款，阉鸡老头替“我”主持了公道，“我”便宜卖给他一只鸡作为报答，并将卖鸡得来的七元钱买了一双红皮鞋送给了暗恋的校长女儿李美元，但鞋子却不合李美元的脚。“我”到家后由于“丢失”了鸡无法交代，只好撒谎鸡跑进了残疾人和病人聚集的“鬼村”。怀孕的母亲大闹“鬼村”却一无所获，反而引起大出血和流产;“鬼村”的人们捐出全村唯一的鸡救活了母亲，“我”决定将红皮鞋送给鬼村的女人。电影中没有原作中弥漫的浓重的死亡与疫病气息，而是强调了宁小山的单纯善良与经历善恶人性后获得的成长。宁小山在路上被恶犬追逐扯破了裤子还困在树上，幸而在路人的帮助下获救;集市上的猪肉摊摊主元宝承担了原作中阉鸡老头的角色，先向宁小山低价买鸡遭拒，后从市场管理人员处替小山解了围。服装摊摊主朱辉龙替宁小山补裤子时，宁小山把鸡笼藏在厕所里去偷看电影丢了鸡，只能报警。宁小山向游戏厅老板举报了在柜台偷钱的不良青年，出门后却被对方堵在了巷子里，幸好被马辉爸爸相救。宁小山在回家路上遇到大雨并摔进深坑，被村人称为“疯子”的医生葛红将他救出送回了村庄，并救了他流产的母亲。电影编剧根据放映长度的需要，为这个原本简单的故事添加了许多激励事件，使情节悲喜交集、跌宕起伏，进展、纠葛、危机、高潮和结局同时在统一的情感形式中运作起来。好莱坞编剧罗伯特·麦基提出了电影编剧应该掌握观众的情感投入方式，其一是对主人公的认同和移情。如《八只鸡》通过对小主人公的跟踪拍摄与小主人公纯真善良的性格刻画，让观众将情感倾注在宁小山身上，通过他感受了来自影片中的冷酷与温暖。其二是保持故事的可信度。罗伯特·麦基认为，电影叙事是一种围绕生活的比喻而举行的仪式，“可信性并不是指现实性赋予故事，一个当代的环境并不能保证它的可信性。可信性是指一个内部连贯的世界，其规模、深度和细节都能自圆其说。”[2]就创作历程和创作方式而言，原著作者朱山坡是站在民间和农村的立场上进行写作，而电影导演高建国则坚持了原作平实质朴的叙事风格，并以饱满的热情、丰富的心灵与原著文本进行了真诚对话。这种及物的交流既包括对文学质素的赞誉和张扬，也包含对文学艺术未来发展多种可能性的探索和尝试;不仅有对作家人格的尊重和创作成果的尊重，还有着对文学艺术不断超越的期盼和追求。原作者朱山坡少儿时期在农村生活的生命记忆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改编的电影作品，不仅是文学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对话的桥梁，也是导演与作家、作家与观众进行心灵交流的文本载体。《八只鸡》从这些生命经验出发，立足于对生命审美经历的体验，忠实于生活感受进行创作，体现了根植于传统价值观的朴素乡土生活中勤劳勇敢、热情淳朴的情感形态。

二、《推销员》中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形态

由于受上述情感形态的支配，加上创作者成长期受到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乡村文化的影响及与乡村文化联姻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知识结构、价值形态更多地立足于传统乡间伦理文化土壤，且与中国以善为美的历史长河一脉相承。这样的情感形态、知识结构和价值形态，是朱山坡及其他二次创作者在反映农村生活时更具有乡土气息，更贴近农村的现实，这些实际全部体现在农村题材的创作上，这与他们的此种生态是密不可分的。小说《推销员》中的主人公卢远志是房地产公司的实习员工，他的父亲在乡村卧病命不久矣。他独身来到城市闯荡，在房地产公司老板的要求下向小区的住户们推销老板的诗集作为正式入职的考核项目。电影保留了小说的基本格局，对部分人物进行了合并，例如原作中住在28楼的“我”只是一个没有过多性格特征的人物，作用是将观众带入其中并对推销员的善意与坚持产生认同;而另一个住在12楼的文学教授赵鹏举认为房地产公司老板的诗“写得狗屁不通，就一堆文字垃圾”“不够资格上他的书架”，这个人物在小推销员的叙事中以第三人称出现，他从鄙视诗集到被推销员感动购买书籍的行为侧面证明了推销员的诚挚和坚持。在电影中，这两个人物合二为一，以住在28楼的老教授为主要叙事视点，并增添了推销员被住在28楼的另一住户打出家门受伤后老教授收留了推销员，和他促膝而谈还为他煮了一碗面的情节。电影中，老教授将面端出厨房时推销员已经悄然离去，这位居住于城市的文学“同好”虽然给予了推销员漂泊生活中的些许温情，却不能给他任何精神上的指引;推销员对老教授的感激也仅停留于“买书签字”这一事实中，他渴望将老板的诗集推销给住户，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懂得欣赏诗歌，而是因为推销诗集是他在房地产公司转为正式职员的必要条件，他渴望通过在城市立足使得远在乡村的父亲满意和放心——这就是推销员这一代农村青年的生存境况。在城市中作为精神引导者的父亲与母亲缺位、过去的时代如诗歌一般已成为市场经济中无人问津的存在，住户们只有将其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老板相关的物质性存在才会加以购买，而这些书第二天傍晚就出现在了“在楼下被踢翻的垃圾桶里”，“躺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广告上面”还被人吐上了痰——這样的境况注定了推销员人生精神的流浪漂泊和追寻。

在这一过程中，诗歌或文学成为在城市无处容身的推销员生命中最为亲近的对象。小说中房地产老板那本名叫《掩面而泣》的诗集在城市人“我”粗略看来略显矫情，而老教授出于精英主义的视角态度傲慢，认为这本诗集不够资格上他的书架，甚至有住户在购买后将它丢弃在垃圾桶中。这样一本无人问津的诗集却受到文学素养并不算高的推销员的青睐，甚至他母亲也表示“村里人觉得这本书值二十块”，不识字的推销员父亲也觉得值。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作为“我”的叙事视点也对诗集的印象有所改观。由此可见，“诗集”在故事中更多地是起到象征相对于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的作用。朱山坡描写了推销员在28楼两家住户的推销经历以及不同住户间对诗集与小推销员的不同态度与行为方式，这些不同的对待与推销员心理感受上的丰富性一脉相承，其实质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新的格局一同改观的当代人的生命经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进展已经在所难免，而消费主义正在伤害中国的文化生态……今天大众文化已从边缘走向中心，取代昔日的精英文化，并引领文化时尚，这一切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性转向。与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强势崛起相对应的则是传统文化的中断，民间草根文化的芜杂与国家主流文化的僵硬，而这一切均不利于民族文化的思想创生与审美创新。”[3]读不懂诗甚至不识字却固执地认为它“值钱”的推销员与村民们构成了“诗歌”意蕴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这些角色与忽略诗歌的文本内容、却计较着书价与房价的城市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无论是因早逝而注定无法融入城市的经历，还是对诗集推销的失败，都注定了推销员无可皈依的精神特征，注定了推销员这一代农村青年在城乡之间的漂泊宿命。这种无所归依的悲剧性宿命在中国对外开放和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伴随着中国农村的解体，在现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一以贯之。“推销员”只是众多新楼盘推销员中的某个典型，而小说与电影也因此具有了历史纵深。

三、《灵魂课》与《花花世界灵魂客》中的生命本体性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态价值体系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与对外开放之后逐渐崩溃，西方的社会结构形态与价值体系亦不能在中国立足，城乡之间的矛盾与流浪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时代形态。因此，现当代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原型情节，朱山坡的《美差》和《推销员》就分别从作为传统载体的农村社会实体，与渴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民工为具有普遍性个体的实际经历出发，对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代命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另一部小说《灵魂课》则突破了对乡民们在农村或城市中苦难的描写，将其作为中国历史行程中的一种演化形态。通过对城乡差异与角色心理落差的想象性描述，突破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偏重于将同时存在于不同历史结构中的生命本体性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着重体现了民族文化构成中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灵魂课》是朱山坡的成名之作，也是朱山坡在城乡对立背景下以农民工家属为其描写对象的代表作之一，但《灵魂课》更看重的是对个体生命在悠悠时空中生存形态存在意义的揭示。《灵魂课》以一个在寿衣店工作的年轻人为叙事视点，呈现了一位罹患老年性痴呆的乡下老妇人误以为儿子死去，来城市寻找儿子灵魂的感人经历。老妇人来存放骨灰盒的“米庄”寻找自己儿子阙小安的骨灰盒却一无所获，“我”好心带她在城市中寻找阙小安的“灵魂”，却在一处工地意外找到了还活着的阙小安本人，原来摔死的是阙小安的堂兄弟阙小飞。老妇人与在城市打工不愿回家的儿子之间产生隔阂，加之受到阙小飞之死的惊吓，误以为自己的儿子阙小安在工地上摔死。故事结尾处，老妇人再次出现在米庄并声称阙小安真的摔死了，“我”将信将疑地留下了老妇人带来的骨灰盒，而老妇人与她拐杖上的白气球一起神秘地消失在了人群中。朱山坡的小说想象丰富、语言明快，通过对细节与场面的描写，字里行间充溢着大量的隐喻、象征意象等现代主义小说的要素和手法，从而使他的小说拥有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例如行动迟缓的老妇人在放下骨灰盒离开米庄时走得出奇的快，“我”想向老板娘报告情况时店里除花花绿绿的寿衣外却空无一人、拐杖上系着的象征“灵魂”的白气球最终“消失”在空中等，而这些充满荒诞想象力的文字表述与电影中对拍摄对象“上镜头性”的特质是非常吻合的，这样的故事为电影改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影片《花花世界灵魂客》根据《灵魂课》改编，将故事的主要人物改为一位住在海边的青年阿生，他在父亲过世后翻修房子开了一家客栈，在这里等待他离开二十余年的母亲，呈现了深刻和丰富的生命意愿。青年导演郑毅立足于现代人不断突破自身的种种遮蔽，通过对“灵魂”不断的探索和叩问，使“花花世界”得以呈現其原本面目，其中，对遮蔽无限的个体生命形态的再阐释正是影片的深刻意义之所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与影视作品中，对生命形态和生命意蕴的描写和挖掘曾兴盛一时，但其中忽视乡土地方构成的创作者多将其剥离于特定的时代社会和现实之外，给予相对独立的描写;朱山坡与郑毅却将乡土意识与特定的时代社会现实水乳交融，在小说与电影中结合了现实与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社会历史与人类精神的厚重与深刻、博大与丰富。面对剧烈变革的社会现实，“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成为面对有缺陷的社会和人生的主要姿态，这其中除了“肉体”对现实的妥协外，更多地体现在“灵魂”即自由精神的不屈与自由的斗争当中。当经济建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与社会常态时，来源于农村生活与乡土地方经验的原始生命力可以激励读者与观众，成为新时代富有意义的价值向度。

结语

小说家朱山坡在多部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建立在乡土生活经验上超越现实物质生存的情感形态、审美趣味以及幻想性追求，而改编自其小说的《八只鸡》《推销员》与《花花世界灵魂客》则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以创作者的个人生命体验和美学感悟，有血有肉地进行了二次创造，通过精彩的影像书写出感性与理性、精妙与朴实、深刻与隽永兼备的优秀作品。这三部电影不仅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超越物质现实生存的情感形态，审美趣味及幻想性追求，也在对生命形态的揭示上实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本体化与具象化。

参考文献：

[1][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60.

[2][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209.

[3]傅守祥.消费时代的文化失衡与审美维护[ J ].探索与争鸣，2012（4）：17.

【作者简介】 宁明渊，男，浙江杭州人，中国计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高教司课题“基于校企合作的新媒体人才培养实例研究”（编号：20170212609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