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呐喊：《暴裂无声》中的符号隐喻、阶层症候与社会寓言

徐爽　袁铭泽

“电影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集中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信息，传达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时代观念的更迭和社会意识的变化。”[1]德国学者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提供了过去某个时期社会内部运作的精确反映。”[2]“他们能够反映出大众欲望和集体无意识，也就是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的‘深层集体心理。所谓‘深层集体心理，其实就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心理现象。”[3]

电影创作者如何通过影像文本反映现实，不仅体现其个人的审美能力与叙事造诣，更为重要的是阐述出对时代现象的思考脉络，以及对社会现实的透视观察。青年导演无疑代表着新生代电影创作者的集体心理，其中，80后学院派导演忻钰坤的电影作品《暴裂无声》，基于对现实题材的挖掘与创作，描绘出一幅当代中国城乡现代化进程中二元对立的现实图景。影片通过叙述“哑巴”张保民寻子以及煤矿厂老板昌万年和律师徐文杰涉嫌的经济案件，深刻揭露当代中国阶层对立、剥削矛盾、底层失语的社会症候。忻钰坤导演在影片中构建了一系列视觉直观的影像符号，通过书写符号之间象征和隐喻的涵义关系，表达出青年电影创作者对于中国社会不同群体深层集体心理的体察和关切。

一、 塔型陈设：阶层对立与利益冲突

根据社会阶层结构分析理论，“‘金字塔形（三角形）社会结构赋存于古今中外的社会中……实际上它是涵盖农业文明以降的文明社会中，构成了人在政治、經济、社会地位的阶梯式差异，成为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形（三角形）结构。”[4]“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区域不均衡性。越是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简单，越具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即金字塔型……这种区域不均衡性已经日益显得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适应。”[5]《暴裂无声》中出现了两个视觉相近的影像符号，即片头张保民之子张磊堆成金字塔形的石块，以及昌万年办公桌上的金字塔摆件。影片以“金字塔”式的影像符号开启了对社会阶层的观察和思考，通过将片中主要人物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三个阶层，展示出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和“环环相暴”的阶层关系。

影片以2004年矿产开发大幅渗透中国北方村镇为叙事语境，这个设定正是源于导演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经验。忻钰坤出生于有着“草原钢城”“稀土之都”之称的内蒙古包头，2004年前后适逢当地矿产开发活动的高潮，在暴利诱惑下，一系列产业乱象随之而来。忻钰坤少年时期亲眼所见炸山开矿，“‘一片白色的烟雾，烟雾散去后，很高的山，只剩一半了。这么多年来，这一画面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当他想要拍一部自己的电影时，炸山、开矿这些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事便成为首选。”[6]影片主要围绕张保民、昌万年和徐文杰三个人物展开叙事，基于三人不同的经济水平和社会资源，以及各具特征的阶层行为，对应划分出底层人民（产业工人及待业人民）、攫利阶层（私营企业主）和中产阶层（专业技术人员）[7]①三个界限清晰的社会阶层，演示出商品经济语境下的中国社会“食物链”。

自上而下进行划分，首先是金字塔的顶端，攫利阶层的代表昌万年，即当地煤矿集团的利益既得者，他并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而是用金钱、权势等手段操控利益流向。同时昌万年牺牲环境资源和掠夺个体劳动成果的“征服、奴役、劫掠、杀戮”[8]的资本积累行为，是攫利阶层“运用直接暴利手段和残酷剥削手段，剥夺生产者，使小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生存资料相分离”[9]的资本积累典型手段，反映了新世纪以来部分工业企业家的涸泽而渔、槌骨沥髓的集体行为。其次是金字塔的中间层，中产阶层的代表徐文杰，即帮助昌万年进行经济活动甚至经济犯罪的律师，以模糊暧昧的桥梁身份游走于攫利阶层和底层人民之间。作为攫利阶层的帮凶和共犯，其立场和遭遇影射了中产阶层在社会现代化演进中的沦陷——商品时代知识分子的变节，是利益至上的大环境中道德与法治的腐坏。最后是金字塔的底端、底层人民的代表张保民，作为一名完全依赖贩卖体力劳动勉强维持温饱的煤矿工人，他不仅被昌万年和徐文杰的压榨和欺骗，亦被同村村民的孤立和出卖。张保民并不是社会特例，恰恰相反，他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寻子之路揭露了在空前活跃的商品经济下，社会底层只能充当资本扩张牺牲品的现实真相。

影片铸造了一组纵横交错的叙事连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张保民因寻子向只手遮天的大商人昌万年追讨真相，同时昌万年妄图以绑架幼女来要挟掌握其多重罪证的代理律师徐文杰，而张、徐二人因徐文杰女儿意外获救而达成短暂联合又以分道扬镳终结，三者间原本相对简单的利益关系演变为“环环相暴”的根本对立。阶层壁垒的突破源于利益矛盾的深重积压：攫利阶层和中产阶层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物质财富、社会资源和民间话语，导致底层人民群体的基本权利难以实现，后者为了保护仅有的生存希望，即子女后代，被迫展开孤注一掷的反抗，也掀起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经济利益丧失、社会地位崩塌、权力场域倒戈等。利益分配在社会转型期的重新洗牌，是遵循惯性继续两极分化还是开启更为健康平衡的新局面，影片用“环环相暴”对这一现实议题展开追问与反思。

《暴裂无声》以塔型影像符号指涉各具特性的阶层行为和阶层关系，隐喻了利益分配失衡导致的阶层矛盾激化的社会症候。资本和资源占有率的鸿沟导致社会显现出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图腾，并且形成了倚强凌弱的食物链关系。导演对家乡曾经凸显的社会现象进行考察与挖掘，以此为镜映照出当前处于高速发展和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承接改革开放颇具成效的发展盛况，在逐渐融入全球化经济格局的过程中，面临着建设根基不稳、贫富差距过大、生产关系落后等现实窘境。在资源环境与经济效益的争夺中，潜伏着深重复杂的利益冲突，体现了创作者对于劳动成果分配不合理及社会阶层固化、阶层对立的隐忧。

二、 狩猎游戏：剥削矛盾与暴力对峙

弗洛伊德提出了人的本能区分：“生的本能是建设的，而死的本能是破坏性的。”[10]死的本能反映出人类潜意识对于死亡恐惧的纾解和暴力欲望的释放。《暴裂无声》中大量呈现了“暴力行为”，以此管窥片中主要人物的欲与惧。用暴力探究人类潜意识中“死”的本能，是忻钰坤导演电影作品中较为突出的艺术坚持。在令2015年华语电影市场惊艳的导演处女作《心迷宫》中，忻钰坤用误杀、烧尸、转移棺材等诡谲情节，刺激观众对死亡和暴力产生联想活动。而作者意识和影像技术更加成熟的《暴裂无声》更是将“暴力”浓缩成具象的影像符号，其中以“弓箭”和“羊”最具突出代表性。弓箭的狩猎属性古已有之，“原始氏族部落之间为了争夺诸如草场、水源等生存空间，不断地发生争斗，于是原来用于狩猎和农耕生产的弓箭等工具就变成了杀伤性武器”[11]。在狩猎活动中代表主动侵略的弓箭，象征狩猎行为的发起者和主宰者，在影片中意指资本家的剥削属性，对应巧取豪夺、目无王法的矿业集团董事长昌万年;而代表被侵略的羊，作为弱小、圈养、待宰的食草动物，在影片中指代底层人民的被剥削者身份，对应穷困潦倒、力量微薄的矿工张保民。“弓箭”和“羊”之间的狩猎关系，正是昌万年和张保民之间剥削矛盾的侧写，突出表现为昌万年强行征收张保民的煤矿使用权，以及昌万年误杀张保民儿子并藏尸洞穴的罪恶行径，由双方不同形式的暴力行为展开影像叙述。

在影片中，昌万年全程展现着自己的暴力施压，影片通过烹食羊肉、财富掠夺、猎杀羊羔并误杀孩童等一系列残暴行径的叠加，表现出昌万年作为剥削者的贪婪无情，以及极强的攻击性和征服欲。在对昌万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导演采用了明显风格化的影像语言，例如昌万年在巨大空旷的房间里独自大快朵颐，并用特写镜头聚焦羊肉色泽饱和的生冷质感和切肉机器兵不血刃的刀起刀落，营造出一种机械时代尖锐冷酷的氛围，带来视觉感官上的强烈不适，使昌万年残忍嗜血的形象跃然银幕之上。而昌万年面对商业对手以“吃素不吃肉”的理由谢绝进餐时回应道：“羊也吃素。”将对方比作羹中羔羊，以霸道蛮横姿态吞食他人财富的贪婪欲望显露无余。随着故事的深入，可以看出，昌万年行事风格咄咄逼人、手段残忍粗暴。他豢养了一群打手喽啰作为暴力武器，专门为集团的经济活动实施暴力抢夺和打压。而昌万年强势欺压、征服弱小的剥削本性更为赤裸的体现在他对狩猎的痴迷。一方面，昌万年的办公室陈列着大量野生动物的头颅、皮毛、犄角等标本，更拥有专业的狩猎弓箭和狩猎场地。狩猎游戏成为昌万年在金钱、势力独霸一方后寻求的另类生活刺激，享受尸骨陈列的压抑和阴暗广而告之他对弱势群体近乎病态的征服欲。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扭曲的自我膨胀，在他得知徐文杰为他辩护成功并能够继续逍遥法外后，竟得意忘形的随机射杀当地村民圈养的羔羊，更因此误杀了张保民的儿子张磊，而这一事件也成为昌万年与张保民之间剥削关系的核心矛盾，并直接引发了张保民在片中的主要任务——寻子。财富的聚集是否能够相应地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在浮躁的商品经济时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操纵资本、制造暴力、牺牲弱小，更不用提对资源环境的毁灭，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部分企业家典型的经营手段。昌万年式的企业家并不是异类，“中国私营资本原始积累作为资本积累的特殊，也不可能不包含资本原始积累一般，或多或少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味儿”[12]。

张保民应对昌万年野蛮压制的一系列应激反应，则体现出他作为被剥削者的暴力宣泄——缺乏生存资料、亡命般的奔逃、重复打斗动作……是对张保民弱势、无助和重压的身体注解。张保民是底层煤矿工人，妻病子幼，因性格执拗被村民排挤，冲动行事戳瞎他人又令原本贫困的家雪上加霜，而儿子张磊的失踪更是给张保民濒临崩溃的生活一记重击。多重困境之下，张保民的弱势身份触底反弹，用野蛮武力作为保护色，强势对抗外界压迫，试图扭转攻守关系——他作为资本、权力、阶层重压下的底层个体，只能被动地选择以暴制暴。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张保民自始至终都被各方势力不断追逐，在荒山与树林中如“惊弓之羊”般不停奔走、寻觅、逃窜;同时，他又是暴力欲望的外化呈现者和暴力行为的承担者，一以贯之的打斗习惯使这个“无声”的人物用身体和生命展现“暴裂”——疾速裂变后的践诺、抗争、升华。底层人民面临来自群体施压、家庭责任和社会认同的重重包围，以及最深重的资本剥削，在长期被践踏、被矮化、被抛弃后，只能用暴力习惯和暴力行为释放内心压抑已久的愤恨和无奈。奔逃和对抗不仅体现了被猎者如同圈羊的无害本质和逃生本能，也是底层群体经历压迫后唯一可视的话语表达。

弓箭和羊这组二元对立的影像符号在影片中组成了进食、狩猎、奔逃、打斗一系列影像活动，以强有力的视觉冲突和感官刺激达到影像形式上的碰撞与互动，激发观众用潜意识中死的本能体悟人物的暴力行为。《暴裂无声》通过对阶层属性的观察和暴力冲突的描绘，揭示了现实社会中资本家与劳动者日益尖锐的矛盾。当产业进化论逐渐演变成资本操纵的口号，企业管理也显露出张牙舞爪的残忍、攻击性和征服欲。底层劳动者只能用透支身体换取财富，面对重重欺压，少数人甚至用极端的暴力行为，宣泄深陷利益泥沼并在剥削矛盾中挣扎的悲愤。重工业时代已经逐渐淡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图景，新兴产业开启了一个激变的中国，在信息、科技、服务等产业等的兴起中，底层劳动者是否还会受困新一轮的压制，这是影片用刚刚过去的十年给观众的提问，也是给予整个社会的警醒。

三、 失语之人：社会底层“沉默的愤怒”

《暴裂无声》英文片名“Wrath Of Silence”直译为“沉默的愤怒”，而“沉默”在本片中则以“失语”这一符号设置完成叙事表达。“失语”是“一种在面临工业化社会时所淤积的集体无意识的症状。面对表达与理解功能的丧失，人们的无助与困惑使他们艰辛地尝试着各种办法来寻求解脱之道，却忘了‘失语的起因是由于当事人眼的遮蔽、脑的困惑以及心的迷失”[13]。影片中张保民、翠霞和汉生三个人物，分别代表失去发声欲望、失去发声信息和失去发声身份三种失语表达形式，集体表达着社会底层“沉默的愤怒”。

作为影片中“无声”意象最主要的表现载体，张保民的失语体现在失去发声欲望，意即并非不能说话而是不想说话。从翠霞口中可知，张保民早年和他人斗殴伤了舌头，之后便不再说话。这不仅解释了张保民不说话的原因，也反映了张保民长期被压抑而形成暴躁、自闭、孤僻的性格。与此同时，因为他拒绝转让自己的煤矿使用权而和村民发生争执，并戳瞎丁海的眼睛，使得他在村里也失去了话语权。与原生环境的种种违和逼迫张保民远离家乡在外务工，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他更缺失了熟悉的发声环境。纵观整部影片，他一直主动或被动的、简单粗暴的以身体对抗暴力，抑或四处奔逃对抗追捕，他已然丧失了心理层面与外界对话或解释的功能，而是用相应的暴力行为作出反应。张保民只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在对抗昌万年、周遭环境乃至整个社会时，他的话语已经失效。基于性格陈因、发声环境和身份压迫等因素，張保民放弃发声而选择用最直接的暴力表达自己的愤怒，暗示了底层人民的发声权利在被持续忽视之后，只能用血肉之躯换取微薄的生存机会和人格尊严。

翠霞作为张保民的配偶，亦是片中唯一重要的女性角色，身患顽疾只能留守家中，她不仅代表了失去发声信息的失语形式，也因其身体符码传达出十分丰富的隐藏信息。疾病限制了翠霞的活动范围，她只能在家从他人的通风报信中得知丈夫在外寻找儿子的消息，因此几乎不掌握任何与真相有关、足以支撑其发声的信息。此外，翠霞作为一个母亲，其病弱状态象征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母体——生态环境，已经到了病入膏肓且不可逆转的境况，影片中翠霞水肿的身体、晦暗的面容、沙哑的声音、孱弱的步履，无疑是乡村生态环境因煤矿开发已遭严重破坏的外化呈现。她的身体顽疾、性格软弱和信息封闭，影射出在“金钱帝国”的大举进攻下原始自然环境的脆弱不堪和无能为力，亦是原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耕文明对“无以为继”的焦虑和愤恨的“呐喊”。

影片中唯一知道张磊去向的是张保民仇家的儿子汉生，他是最后真相的揭晓者，同时也是失去发声身份的失语者。通过影片中的些许叙事碎片可知，汉生可能目睹了这起命案的发生，但他并不具备说出真相的身份。作为年幼儿童，汉生不具有完整的法律身份表达信息，而智力或生理上的某种缺陷更使得他在片中表现出异于正常儿童的沉默寡言，例如用奥特曼面具伪装自己的存在、用肢体语言表达情绪等。然而汉生却一直在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模仿再现，向大人们“讲述”张磊遇害的真相。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从孩提时代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而对于无法正常使用口语发声的汉生，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肢体语言还原、拼贴出自己所看到的真相——见到徐文杰就模仿弓箭射击，最后画出张磊遇害过程。儿童是人类社会的未来，片中属于底层人民的两个儿童张磊和汉生，前者在一开始便被意外夺取生命，后者则在目睹命案后直接演示暴力活动。意外丧命和错误学习，两个儿童用无言的结局诉说着底层人民未来的悲情走向。

赋予人物无声属性是《暴裂无声》最具标示性的影像符号。失去发声欲望、失去发声信息和失去发声身份，不同形式的失语主体集中于底层人民，是对底层人民心理和状态的概括与反映。克拉考尔指出：“电影在反映社会时所显示出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教义，不如说是心理素质——它们是一些延伸于意识维度之下的深层集体心理。”[14]影片中底层人民的暴力、疾病和模仿，折射出他们的共同困境——生存艰难、地位微弱、话语失效，使他们成为失语的命运共同体，体现出创作者對底层群体权力被架空并无从宣泄的无奈与悲悯。

结语

《暴裂无声》是导演忻钰坤成长记忆的某种再现，通过塔型摆件、弓箭和羊、失语之人三组重要的符号负载了一幕幕极具现实主义特征的影像单元和故事情节，导引出阶层对立、剥削矛盾和底层失语的社会症候，凸显了对利益矛盾、暴力冲突和集体愤怒的批判意味。影片通过影像符号的串联针砭时弊，不仅体现了忻钰坤作为青年导演的作者态度和美学追求、表达了其对社会现象和集体心理的认知与评判，更是机锋处处彰显了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责任关怀。“暴裂”与“无声”皆是激变社会中身份各异的个体生命濒临崩溃、岌岌可危状态的共同呈现和表述，亦是残酷现实的标记，而这正是忻钰坤为影片意识形态的表达赋予的一个特定的意义层面，也是他对于自身和时代生命体验的一种诠释方式。

参考文献：

[1][3]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3-164.

[2][14]（美）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201-211.

[4]吴昭谦.“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机理特征及其“惯性”探源[J].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3（3）：16-19.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2（03）：55-63，1.

[6]袁云儿.用“无声”掷出雷霆之力[N].北京日报，2018-04-05（008）.

[7]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2（3）：55-63，1.

[8]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21.

[9][12]樊秋莹.我国私营资本原始积累“原罪”辨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8（1）：35-37.

[10]（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

[11]刘丽.考古视野下的青海古代冷兵器象征符号[J].青海社会科学，2017（2）：209-212.

[13]胡夏.电影叙事结构中的“失语”形象——以杨德昌影片《一一》为例[J].大舞台，2015（10）：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