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纪录片起源于19世纪末早期纪实电影,以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等影片为代表。纪录片的雏形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以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为代表。但纪录片真正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以约翰·格里尔逊1929的《漂网渔船》为代表。约翰·格里尔逊被称为英国的“纪录电影之父”、“英国纪录电影学派”创始人。从格里尔逊开始,纪录电影成为一种具有真实意义的电影类型,落户于不同的公众机构,作为一种以非盈利为目的的负有社会责任的电影类型,在人类社会中传播世界观和共同的价值观。
纪录片被誉为人类的“生存之镜”。从诞生那天起,纪录片就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通过摄影或摄像手段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再现;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运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它是一种非虚构的影视作品,其基本特性是纪实、叙事、真实。而真实是纪录片的核心,是纪录片最根本的特性,也是纪录片的灵魂。纪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是纪录片的生命。
解说词是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众在观看纪录片的同时,诉诸他们听觉器官的一种文字语言,是作者理性思维的直接外化。纪录片要想达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仅靠“电影眼睛”式的纪实手法是不够的。纪录片所纪录的对象是人和事,并最终归结为人。因而无论是在被纪录的过程还是在被理解和接受的过程,都应该有情感的负载。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需要一种诗性的语言,这为纪录片解说词的发展提供了合理的存在空间和创作表达。
从纪录片的构成与需要来看,纪录片解说词具有以下三个特性:
第一,画面性。纪录片解说词虽然要诉诸于观众的听觉,但其本质仍然是画面。因为,现代纪录片是声画一体的。这也是纪录片解说词的本质特征,对此的深刻认识将直接影响纪录片解说词作用的发挥。
第二,思辨性。虽然受众是通过听觉器官听到解说词中的内容的,但受众对其理解却是要通过理性思维。因为画面是直接的,是一种“一看就懂”的、“无需经过学习”的短路符号;而解说词则具有人类语言特性,观众需要通过理性思维的填补才能理解解说词中所表达的含义。
第三,依附性。纪录片解说词是不能独立于画面而存在的,它必须是天然的与画面相配合而存在。但这种依附性并不意味着解说词与画面的主次与从属关系,而是一种逻辑上与创作上的必然。
上述三点特性可以说是纪录片解说词的本质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特性的存在,使得解说词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作用,具体讲纪录片解说词具有如下功能:
第一,叙事功能。影视作品是通过声画结合的方式进行叙事的,纪录片也不例外,解说词在纪录片的叙事过程中,能使受众迅速了解人或事的概况,知道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等。解说词还可以将画面难以表现的情境、意念等,通过抒情写意,营造意境、抒发情感,引发人的情感冲动,领悟意境的升华;同时,解说词还可以直接表达人物内心活动,揭示内心情感。
第二,剪辑功能。解说词能够利用声画之间的关系,起到转场的作用;解说词不像画面那样具有具象的造型功能,但能够间接造型,能够为无法拍摄或无法重现的画面进行补充说明。
第三,价值功能。一段富有文学性的解说词,不仅可以吸引受众的注意,还能让观众从解说词中领悟到深层次的哲理,加深对影片的认同感,提高纪录片的内在价值。
随着纪录片发展和创作的需要,纪录片同样要有故事性及深刻的哲理性。作为一种视听艺术的纪录片,声画结合是其制作过程中的内在要求。解说词的运用,要根据纪录片内容的具体需要而定。格里尔逊曾对夸大解说词作用的现象提出过警告:“不要相信凭旁白就可以讲故事,只有结合画面及声音才能完成。此时,旁白使人不舒服,不必要的旁白更加令人不适。”[1]解说词与画面相结合,构成特定的银幕语言;纪录片解说词与画面相配合,但又不依附或从属于画面。对于这样一种关系,我国著名电视片撰稿人陈汉元先生在《话说运河》一书中所阐述的非常到位。“我只想说明一点,一篇再妙的解说词,往往并不是一篇比较像样的散文。因为,它不仅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有些文字看起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因为,它不是纯粹地解释画面,也不独立于画面之外,而是‘似曾相识燕归来’,而是初冬、早春江面上扑朔迷离的雾。”[2]
首先,解说词要与画面内容相呼应,达到声画统一。解说词的创作离不开画面,每一段解说词都要与画面所展示的内容相关或相符。纪录片解说词的风格要与画面或主题相统一,使纪录片的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协调统一。
例如《中国神秘宝藏之谜:秦始皇陵宝藏之谜》中山丘树木与秦始皇画像叠加画面的解说词:
“秦始皇从13岁继位,就开始为自己在骊山修建陵墓。统一六国后,又从各地征发了十万多人继续修建。直到他50岁在出巡途中死去,共修建了37年。”
这段解说词讲述了秦始皇修建自己陵墓的规模之大与历史之久。这种历史题材纪录片,其解说词具有叙述历史的功能,而且解说词的风格比较符合叙述历史的风格,较为正式、严肃。
其次,解说词不能只是对画面的重复性描述,而是要紧贴画面并升华画面内容,传达画面的深层概念或情感信息。
例如《沙与海》中,表现刘泽远一家做家务活时的解说词:
“除了天气预报,外面的世界都对他们无关紧要。”
这句解说词看似和画面没有直接关系,但却是对画面内容的升华。刘泽远一家生活在沙漠中,靠放牧维持家庭收入,但他们不是游牧。唯一能影响他们的就只有天气这个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其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这揭示出农民生活的简单与无奈。
再次,解说词所包含的信息量不能过大,要给画面和受众以表达和体味的空间。
例如《中国神秘宝藏之谜:秦始皇陵宝藏之谜》中旷野、太阳、秦陵兵马俑画面的解说词:
“史料称陵高50余丈,周5里余。墓基极深,并用铜液灌注。直到今天,看到那高大的封土丘,和形象生动的兵马俑,我们依然为之赞叹。”
随后镜头接兵俑特写和两个士兵俑的中景镜头,共8秒时间没有解说词,接着继续讲述其地宫的结构:
“秦始皇陵地下宫殿,是陵墓建筑的核心部分,位于封土堆之下… …”
这两段解说词间的间歇给予画面足够的余地表现时间与空间,让受众更深刻地感受秦始皇陵带来的震撼。
解说词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也不是一篇完整的散文,而是间断的语言片段。如果能将一部纪录片的解说词连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不用观看画面,仅靠听解说词就能了解整部影片所表现的内容与含义,那么,纪录片就将与广播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电视纪录片的内容是在视觉和听觉的共同感知中发展的。当画面与自然语言组合在一起,实现视听结合时,在画面和解说之间表现出某种带有规律性的关系。这种带有规律性的关系,是‘声画语言结构’。”[3]
纪录片的所有画面都是在进行时态下拍摄的,如果要想表现过去或者将来仅靠画面是不可能的,于是解说词发挥了画面所不能完成的职能。
例如《中国神秘宝藏之谜:秦始皇陵宝藏之谜》在叙述秦始皇陵的地理位置和建筑面积时,其解说词:
“秦始皇陵坐落在陕西省临潼县城以东5公里处的宴寨乡,南依骊山,北临渭水。从空中看,秦始皇陵犹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秦始皇陵的布局和结构,完全仿照秦都咸阳设计建造。高大的封土丘之下的地宫,象征着富丽堂皇的皇宫。经探测,陵园范围有56.25平方公里,相当于78个故宫的面积,引起考古界不小的震动。”
实拍中过程中,画面仅能拍摄到些山丘,观众或许能从片名猜出这是要叙述秦始皇陵的地理位置,但具体的位置却不知道,也不清楚除了要讲述地理位置之外还要讲述什么。解说词的运用,起到了补充画面的作用,使观众不仅知道秦始皇陵的具体位置,而且还对其建筑规模有了深刻的了解,扩大了画面信息量。
记录片剪辑有时候无法仅通过画面自身完成,因此,适当利用解说词进行镜头间的组接,能使整个纪录片显得自然、流畅与和谐。
例如《西藏的诱惑》中,当叙述完一位艺术家的事迹转向下一位艺术家,由画家韩书力转向作家龚巧明的解说词:
“西藏的诱惑:同样也使作家们心驰神往,神往高原大地无处不在闪耀着的神奇的光点。一位刚届中年的女作家,因为西藏的诱惑,毅然离开了秀丽的川西平原。”
由龚巧明转向日本画家平山郁夫时的解说词:
“神奇的西藏,对国外的艺术家也富有极大的诱惑力。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就曾经带着兴奋不已的心情,踏上西藏的山路。”
例如《舌尖上的中国》第七集《我们的田野》中在由各种历史已久的传统的海珍品转到被列入中国人的食谱仅有30年的海胆时的解说词:
“有一种海珍品并不在其中,因为属于它的季节才刚刚到来。”
当听到这样这的解说时,观众并未受到画面由海滩上的各种海珍烧烤摊切到职业潜水员王厚喜潜水捡海胆这种切画面而造型的视觉跳跃,反而使得剪辑流畅,没有丝毫的跳跃和生硬,增加了纪录片的可看性。
纪录片画面是镜头序列或镜头流,在这转瞬即逝的镜头切换中,想让观众能够完全领悟纪录片的深层次主题信息是不容易的。而解说词不会受制于画面的时间和空间,它可以引发观众想象与思考,这将有利于展现记录片的思想内涵。
例如《圆明园》中,在叙述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用武力打开清政府大门时,画面为咸丰帝在圆明园中抽大烟、一系列军队交战的情景以及众多清军倒下的情景,其解说词为:
“此时,居住在圆明园中的是大清帝国第八代皇帝咸丰。在咸丰看来,西方人是野蛮的化身,不可理喻。面对来自西方的大炮和军舰,年轻的皇帝优柔寡断、束手无策,一场结局早已注定的战争即将发生。”
这段解说词让人们以画面内容为基础展开联想,从中搜索出更多的信息,引发观众深刻的思考。
联想是一种在审美感知中连带想起其它相关事物的心理过程。观众看纪录片,实则是在“欣赏”纪录片。解说是语言与画面结合,营造一种适当的语言氛围,充分调动观众的思维与联想,唤起观众的形象感,引起观众的感情共鸣。
例如《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集《主食的故事》中讲到中国人过生日为什么要吃长寿面时的解说词:
“为什么过生日要吃面,面条是怎么成为中国人贺寿的象征呢?有一个说法是:面的形状长而瘦,谐音长寿。面条于是当仁不让的成为讲究讨口彩的中国人最受欢迎的生日主食。”
这样的解说词,能使观众很自然地联想到关于生日与长寿面的种种情境,引起观众的共鸣,达到深化主题的效果。
纪录片之所以能给人留以深刻的印象,其中很关键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它所表现的深度,能引发思考,让人回味无穷。一部纪录片的创作,除了要让观众得到画面美感的同时,最好能给观众以思想和观念上的启迪。因此,可以借助于解说词表现比较有深度方面的信息。
例如《失落的文明》中,有很多富有哲理意味的解说词在《希腊:辉煌的时刻》中:
“对于古代玛雅人来说,国王们的鲜血把所有人都胶着在一起。国王的献祭保证了玛雅世界的稳定,也保证了神灵的约束力和人民的信仰。他处在玛雅这个世界的中心。如果把国王除掉,那么整个系统就将崩溃。”
在古壁画和残缺的遗址画面中,配上这段解说词,使得国王对于玛雅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得以深刻地彰显出来。
在《舌尖上的中国》中,每集的最后都会有一段富有哲理性的总结,如在第六集《五味的调和》中最后的解说词:
“五味使中国人的味道千变万化,也让中国人在体会他们各自的人生况味时,找到一种特殊的表达语境。在中国人的厨房里,某种单一的味道很难独自呈现,五味最佳的存在方式,是调和以及平衡。这不仅是中国历代厨师不断寻求的完美状态,也是中国人在为人处事,甚至在治国经世上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这段解说词配以五味参与制作各种美味的菜肴的画面,让五味不仅仅停留在味觉的基础层面,同时上升到处世为人经世治国的深层哲理层面,提高了纪录片的表达深度。
意境特定的艺术形象和它所表现的艺术情趣、艺术气息以及它们可能触发的丰富艺术想象的总和。[4]意境的获得是通过心悟,其构成必须做到情景交融。一部好的纪实片不应仅满足于再现生活,而应该艺术地表现生活。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情感,没有情感的表现,艺术也就停止了生命。”而解说词恰好能够充分发挥听觉优势,用“诗一样的”语言创造出画面以外的抽象思维和个人情感。
例如《西藏的诱惑》中,夕阳渐渐落入湖面,宽阔的原野上一条道路通向天边,云笼罩着高山,群鹰、太阳… …老、中、少三代喇嘛背着行囊在朝圣的路上,其解说词:
“落日,悲壮得有如英雄的感叹。面对此情此景,有人觉得迷茫,有人受到启悟,然而,却都感到心灵的震撼。
路啊,你来自何方,又通向何处?为了心中的佰,我愿付出千辛万苦;
路啊,你来自何方,又通向何处?为了心中的祈求,我愿日夜跋涉在漫漫长途……
西藏的诱惑,是一种境界。
西藏的诱惑,是一种精神。”
这样的解说词与画面相配合,使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西藏的那种神秘感,抒发了对西藏的无限向往与倾倒之情。
纪录片画面中的一些重要细节往往会对影片的整个结构和主题思想的表达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声音能够引起观众注意,适当运用解说词能够充分突出细节,更好地服务于主题。
例如《失落的文明》中,经常会利用解说词来进行细节的展示;其中《印加:祖先的秘密》有这样一段描述用头盖骨饮水的解说词:
“一个新的首领出现了,他就是阿塔瓦尔帕。根据祖先的传统,阿塔瓦尔帕用敌人的头骨饮水… …一个里面镶嵌着黄金的头盖骨… …那是他哥哥的头盖骨。”
这段解说词让原本不起眼的头盖骨立即进入受众的视野与脑海,让它在受众的心中思考与其他的头盖骨地位的不同,因为那是阿塔瓦尔帕的哥哥的头盖骨。
《史蒂夫·乔布斯:改变世界的力量》中在讲述乔布斯的第一台电脑的来历及推出时的解说词:
“史蒂夫·乔布斯的第一台电脑,实际上是他朋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的创意。沃兹尼亚克负责实际操作,而乔布斯负责构思未来。各位请看苹果一代,没有电源,没有封装,只是个雏形。1970年,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在家用电脑俱乐部向他的同仁们,推出了苹果机的原型。”
画面上是一台老式电脑、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照片、苹果一代内部结构、还有坐满人的屋子。这样的解说,使得受众对苹果一代的印象大大加深,不是因为它有多独特,而是这样的解说让一闪而过的苹果一代的雏形从视觉到听觉深入受众的脑海。
2000年以来,世界纪录片发展进入黄金十年。随着时代的发展,纪录片全面回归社会、走向社会,开始关注社会并步入市场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作为纪录片声音元素之一的解说词,也在随着纪录片的发展而不断多元化。
纪录片解说词在纪录片创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创作理念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解说词的创作必须紧密结合纪录片的发展趋势、纪录片的内容主题、纪录片受众的心理以及纪录片的画面。纪录片解说词既要符合纪录片的核心“真实”,也要具有艺术性和想象空间,能够吸引观众。并且,纪录片解说词要与画面相结合对画面内容和影片主题进行升华,揭示哲理,实现解说词及纪录片的价值。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决定了纪录片的表现的优劣,从而决定着纪录片的质量。好的解说能让纪录片充分体现它的人类“生存之镜”价值。明确纪录片解说词创作理念能让创作者更好地把握纪录片的表达与表现。
注释
[1]林少雄著:《纪实影片的文化历程》,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5页。
[2]中央电视台编:《话说运河》,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5页。
[3]姚治兰著:《电视写作教程》(第二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第26页。
[4]宋家玲,张伟著:《电视片写作》2001年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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