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亲情——《李尔王》现代启示录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奠基人多利默指出：“欲望就是死亡”。《李尔王》为这句话作了很生动适当的注脚：对绝对爱的盲目渴望、对人间财富的无极追求、对至高权力的无限崇拜，点燃剧中主人公一个个走向悲剧结局的道路。而在这一路悲情上演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感到的却是亲情失落的悲哀。

《李尔王》是一部浓缩的亲情悲剧，剧作家通过剧中两种自然观（社会观）的冲突来传达了这一主题。传统的自然观，从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到英国神学家胡克（Hooker, 1554？-1600），都认为自然是由神意指挥的有序机体, 是传达神的意志的工具，而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思想行为都要符合自然规律即神的意志。胡克认为：“人的至善至美的天性是上帝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他的活动方式也和上帝一样”（Rubinstein: 9）。李尔和葛罗斯特坚定不移的信奉这种正统的观念。既然自然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人类就必须适应这种安排，比如“要信奉上帝”、“要孝敬父母”、“以已之所欲者施于人”，是和谐匀称的人间世界之必要条件。作为这种正统社会规范的最高代表人物，李尔有理由相信所有人都无条件地爱他，尤其是儿女的孝心绝对是无可置疑的。他放大了自己和自己代表的社会的重要性。人性的自恋、绝对的权利、长期生活在阿谀中使李尔逐渐形成自我爱恋，同时也要求他人无条件的奉献爱，以至于潜意识里用权利强迫、诱惑他人表示爱的忠心。所以，他第一次上场，就拿土地、财产和权利当诱饵，要三个女儿空口表孝心。“说吧，女儿们……你们哪个最爱我？谁最有孝心，最为贤德，我就给她最大的赏赐”[1]。他得到满意的答复了么？没有。他得到两个虚伪的“爱”的回应，两个大女儿“爱”的是物质和权利，而不是李尔想当然认为的大孝至爱。

奥古斯丁认为世界既然是有序的，一切顺从秩序的就是善的，一切违背世界秩序的就是恶的。对传统自然观（社会观）的背叛使原本井然的社会秩序发生混乱，这种背叛表现在个人没有遵守自然的安排、没有用这些自然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而个体本性的丢失则导致整个社会秩序颠倒、人性的泯灭。而人性反常行为的外在表现就是天象发生剧烈变动。这种意识在葛罗斯特的一段话中可以得到验证：

最近这一些日蚀月蚀果然不是好兆；虽然人们凭着天赋的智慧，可以对它们作种种合理的解释，可是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却不能否认是上天对人们所施的惩罚。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我们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只有一些阴谋、欺诈、叛逆、纷乱，追随在我们的背后，把我们赶下坟墓里去。 [2]

另一方面，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 1461- 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主张为了达到政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违背道德原则）到霍布斯（Hobbes, 1588-167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其自然法思想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等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无休止地追求个人利益和权力。采取一切手段去占有一切，乃是每个人都具有天赋的自然权利。霍布斯就说过“人为着自己的欲望始终在与他人竞争”。爱德蒙、高纳里尔、里根等反面人物代表即持这种观点。爱德蒙最初的一段独白是否认正统自然观的一个集中体现。在爱德蒙的自然观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天性即自然状态，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别人的天性，把别人变成自己的工具。爱德蒙是这样反驳他父亲的自然观念的：

人们最爱用这一种糊涂思想来欺骗自己；往往当我们因为自己行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灾祸归怨于日月星辰，好像我们做恶人也是命运注定，做傻瓜也是出于上天的旨意，做无赖、做盗贼、做叛徒，都是受到天体运行的影响，酗酒、造谣、奸淫，都有一颗什么星在那儿主持操纵，我们无论干什么罪恶的行为，全都是因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驱策着我们。明明自己跟人家通奸，却把他的好色的天性归咎到一颗星的身上，真是绝妙的推诿！[3]

这两种对立的自然观和人性观的冲突是《李尔王》悲剧的主要矛盾，也是这部剧本要传达的主题，即通过人物思想行动表现自然与人性的冲突与失衡：人物的悲剧源于人对自然法则的违背；人类行为的反常则进一步导致自然的失调。

回到李尔和他的三个女儿们。作为封建统治的最高领袖，不难想象李尔一生是怎样生活在一呼百应、阿谀奉承之中，李尔回忆道：从前，他们像狗一般讨好我，说什么我黑胡子还没长出来，先有了白胡子的智慧。我说一句——不管说的是什么，他们就应一声“是！”或“不是”[4]。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的自我崇拜终于形成习惯，这个中毒很深的老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们爱他，是他自身的人格魅力，他完全可以不需要财富、权利这些装饰品博得众人的爱戴，当然也包括他的骨肉。这个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老年人终于重重地栽在现实面前：他的两个献媚的女儿从来没有爱过他本人，她们爱的是他背后的光环，那就是土地、金钱和地位。老头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本人不是一切爱的源泉：我大叫不许打雷——可是雷偏打个不停！…滚吧，他们的话信不得！他们对我说，我的意志就是一切——撒什么谎！[5]。那么亲情是什么呢？疯了的李尔终于清醒了一回，找到他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

那么，从考狄利娅那里李尔得到他满意的亲情答案了吗？一般认为，考狄利娅是传统女性的化身，是人性光辉的代表，她“挽救了被那两个女儿所累而遭众人唾骂的人伦” [6]。但这个人物的价值也是值得商榷的。她正直、善良，不愿向阿谀靠拢、不屑与虚伪作伴、更不肯向威胁利诱低头，然而这并不表示她是完美的、无可指责的。要知道她面对的不仅是无上威严的国王，更是一个年过八十的白发苍苍的老翁。这个老人强烈地需要爱，纵使他年老糊涂，作子女的尽一点口头上的孝心也无可厚非，而考狄利娅偏偏就是不能满足他这点可怜的愿望，理由很简单：她要保住对自己的诚实，她爱他只能这么多，不能再多！所以李尔才愤怒：像你这样不能在我母亲曲意承欢，还不如当初没有生下你来的好[7]。这不是李尔的悲剧，而是作女儿的悲剧。

如前所言，这两种自然观的冲突是有着很现实的社会背景的。虽然剧中人物都具有封建爵位和称号，它实实在在体现了封建外衣下面隐藏着的个人主义。葛罗斯特的自然观代表着传统世界观，即建立在天然联系上的秩序井然的自然界、和谐匀称的人间世界，而爱德蒙的自然观，则建立在“个人觉醒”的基础上，即人人有权奋起争取自己的利益，哪怕牺牲他人。这种个人本位观正与中国的伦理观念大相径庭。今天，我们在种种利益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也在寻找失落的亲情；寻找我们的文化之根。

哲学教育家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何谓伦?何谓理?梁先生解释说：

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與。相與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與之人，随其相與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慈子孝，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与此情与义上见之。[8]

传统儒家道德的中心即是以人伦关系的和谐实现伦理与道德世界的和谐。《大学》有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符合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孔子的学生有若则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也把孝道提高到仁之根本的至高地位。中国人传统理想是“天下太平”。所谓天下太平，就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都各安其位，大家相保平安，养生送死，无所遗憾。伦理的社会基础是重情义。“我”与“他”何为中心，实质就是两种自然观的体现和种种社会问题的源头，因为“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人间一切问题，莫不起自后者——为我而不顾人；而前者——因情而有义——实为人类社会凝聚和合之所托” [9]。

人伦孝道，是我们立身之本，它不是宗教，也不是法律，不需要从外部强加给个人，它是我们内心自发遵从的规则，是我们立身处世的尺度。曾几何时，我们也在追逐更多财富的路上，迷失了方向，暗淡了心中的灯火。我们提高自我价值，贬抑他人的努力；我们为着自己的好处，算计别人的利益；我们像爱德蒙一样，为着自己，“只要目的达到，管什么对头不对头”[10]。这一切，我们以为理所当然。

今天，我们透过四百年前的一面镜子，通过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再次看到我们传统文化的伟大力量。《李尔王》是对人性悲剧的探索，它之所以成为不朽，沉淀为经典，在于剧中人物身上体现了人性永存的弱点，他们超越阶级、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历史而存在着。同时，它也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伦理道德的人性之善如何引导社会走向良性发展之路。这面镜子，尤其在今天我们社会步入经济大发展时期，在我们追逐财富的时候，在我们富裕了生活而失落了精神方向时，更要高高挂起，时时警醒我们注意人性的恶，认识到深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恶，从而自觉避之抑之；更提醒我们发掘人性的善，让理想的“天下太平”再次发出柔和的光芒，为世界的和平照亮东方的明灯。

注释

[1]《李尔王》（以下同）：第一幕，第一场。

[2]第一幕，第二场；朱生豪译：441。

[3]第一幕，第二场。朱生豪译：442。

[4]第四幕，第六场。方平译：887。笔者参阅朱生豪、卞之琳、孙大雨、梁实秋、方平译本。本段李尔的独白，以方译为上佳。

[5]第四幕，第六场。方平译：887。

[6]第四幕，第六场。梁实秋译：。朱译：你还有一个女儿，却已经把天道人伦从这样的咒诅中间拯救出来了。也是从“人伦”角度理解此处nature的意义。

[7]第一幕，第一场。朱生豪译：435。

[8]《中国文化要义》（下同），梁漱溟：79-80。

[9]梁漱溟：88。

[10]第一幕，第二场。方平译：808。

1.Jonathan Dollimore.Death, Desire and Loss in Western Culture[M].New York: Routledge, 2001.2.A.T.Rubinstein.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M].New York：1963.

3.Coleridge.Essays and Lectures on Shakespeare[M].万人版，1930.

4.R.A.Foakes, ed..King Lear[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影印版），2008.

5.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7.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5）[Z].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9.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四大悲剧[Z].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10.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精选集[Z].方平，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11.张泗洋.莎士比亚大辞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