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杨天地
电影《朗读者》剧照
美国影片《朗读者》源自于2008年英国的电影《生死朗读》,它以1995年本哈德·施林克创作的小说《朗读者》为背景。这部影片的切入点十分独特,既没有对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给予特殊的关注,也没有将惨烈的画面作为刺激观众视觉的手段,整个故事把焦点集中在了普通人的身上,通过他们思想和认识上的转变揭示出一段罪恶的经历。正是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影片《朗读者》脱颖而出,在各大媒体的2009年奥斯卡预测上占据一席之地。
影片《朗读者》中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德,男主人公米夏与女子汉娜结识并展开了一段奇妙的恋情,可惜时间不长,随着汉娜的不告而别终将这段忘年恋画上了句号。米夏后来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律师,当他再度见到汉娜时,是在汉娜由于在二战后期担任一个集中营守卫时的行为成为一名因战争犯罪而受审的法庭之上。米夏知道在汉娜心中一直隐藏着一个比以往纳粹时代更为糟糕的秘密,这个秘密足以推翻对汉娜的指控,但是由于米夏一时的犹豫铸成了两人终生的遗憾。这部影片的前半部看起来像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正值青春期对异性充满好奇与渴望的少年,邂逅一个成熟而孤寂的中年妇女,发生了一段不该发生的故事。
毕竟大部分人会认为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与行为中,只要有爱情就是可以理解与同情的,可当二者有着年龄、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时,又显得不伦不类。令人出乎预料的是,影片后半部转而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其主题远远超出了成长、爱情、甚至道德的界限,进入了罪恶与救赎、忏悔与宽恕的严肃话题。如导演斯蒂芬·戴德利所说,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刽子手,女主人公汉娜也是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人们对她关注得较少而已,纳粹集中营看守的工作让汉娜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罪恶,为此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终绝望自杀。
电影《朗读者》海报
影片《朗读者》的女主人公汉娜是一个简单平凡而又高度理性的人,也许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缘故,她对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从未发自内心的自省,她只知道要坚守作为一个守卫的职责。在影片后半部分中出现了六个作为被告的女看守,其中有五个都否认自己有罪,只有汉娜出乎意料地坦然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却又令人惊诧地表现出缺乏罪疚,其根本问题源于理性和法律。法律才是确保社会能够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汉娜正是按照自己所处年代的法律与法则来行事为人的。她当年离开西门子公司去应聘当纳粹集中营的看守是合法的;她每月从60个囚犯中选出10个去接受判决,这是她的工作;甚至她坚持不打开已经着火的教堂大门也是理所当然,她是看守,她不能让囚犯逃跑,更不能让秩序失控。法律大于天,责任重于山,这是在汉娜心目中根深蒂固、毋容置疑的东西,而一个个生命的存亡则是在她的视线之外,至少不是她优先考虑的事情。这是汉娜的盲点,更是法律的尴尬。汉娜始终对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也是她最后不能为米夏所接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汉娜的生命中最大的羞耻莫过于不会阅读,她宁愿坐牢也要保守自己不识字的秘密,对于理性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崇拜是汉娜的另一个盲点。
在情感生活中汉娜是一个率性而动、敢做敢为的人,她与男主人公米夏相识并开始了一段忘年恋。仔细品味之后,我们会发现汉娜的思想意识始终没有摆脱理性的羁绊。当在电车上与她邂逅的米夏热切地向她表示亲近时,她冷眼相待,因为米夏的举动打破了她理性所划定的秩序。在与米夏的相处过程中,她曾有两次决然离去,都是出自于一种对于绝对冷静理性的抉择。第一次是在她与米夏的感情出现裂缝时,她让米夏回到自己的同学之中去,不辞而别。第二次是在监狱中,事实上米夏已经为她出狱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但她还是选择了离去,不过这次是永远的离去。
汉娜是一个高度理性的人,不过她的这种理性更多地是来自于外界的灌输,是她所处的社会将她塑造为一个理性的人,也使她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汉娜对文盲身份的羞耻实质上是对理性的恐惧,她害怕自己被发现置身于理性之外。只有掌握了理性,她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法律与理性也许可以让人知道罪恶,但却不能自动地唤起人的罪疚。在影片中汉娜并不是完全没有罪疚,但她的罪疚与忏悔是有限的,只是指向活着的人,而对于死难者并没有任何的表示,因而将她的行为称作补偿也许更为恰当。
事实上,罪疚与忏悔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们需要以永恒为背景。汉娜不相信有永恒,所以她不愿去想该如何去面对那些死难者。自始至终汉娜最介怀的不是无法正视自己纳粹的罪行,她一直想逃避的是她不识字的事实。所以她在面对升迁时选择了逃离,在军事法庭上为了掩饰自己不会签名,宁愿承担莫须有的罪名。汉娜努力地守卫着她的秘密和微弱的自尊,尽管很多人会认为她的这种行为荒谬可笑,但她努力捍卫自尊的行为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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