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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冲突下的“骄傲”之战:评《赛德克·巴莱》

时间:2024-05-20

吴 静

2012年5月1日,各大影院上映了一部电影《赛德克·巴莱》,这部被称为史诗级的电影以惨淡的票房收了场。一部历时12年,几乎多次因资金问题停拍却被魏德圣坚持下来的电影,就这样在中国大陆以“惨淡”的结局收了场。当社会大众对的电影评价只有一个标准——“票房”时,是件让总以“五千年文明”自居的民族多么愧疚的事情。但比这更愧疚的是,《赛德克·巴莱》就像任何一部商业电影,仅仅在茶余饭后被当做谈资,然后被人们遗忘。这部以历史为题材却装载着“时代焦虑”的电影,用三种巨大的冲突,撞击着人们脆弱的神经,但可惜的是,人们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脆弱。

第一重冲突——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体现在《赛德克·巴莱》中就是花岗一郎和二郎。一郎和二郎本来都是赛德克民族的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电影中并未交代),成了日本民族的一员。当然,从一郎和莫那鲁道在溪边的对话,可以隐约推测出两人是被日本的“文明”所吸引和折服的,并且也渴望这种文明带来的安全感与优越感,因而选择了成为“日本人”。

但这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人,当夹在被赛德克族人嘲弄“那身日本毛皮可贵着呢”与日本人鄙夷“不相信两个藩人会生出一个日本孩子”的缝隙中,一郎和二郎内心其实并不平静,但是出于对所谓“文明”的敬畏和向往,他们选择了隐忍,即使是在“拥有最高的学历却拿着最低的工资”这样的不公平待遇下,他们依然选择向“日本”趋近。但是这种平静并不是真正内心的平静,骨子里流着赛德克民族的血,有传统的种族意识和尊严,于是,当面对莫那鲁道的质问“你是选择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选择做赛德克祖灵的子孙?”时,一郎说“我是真正的赛德克”。但问题是,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即“我是谁”,一直到一郎自杀,都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于他在临死前凄然的问二郎“我是日本人还是赛德克人?”可见,这个问题是困扰一郎的首要问题。

“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现代自我被理解为是自主的和自我反思的。”[1]里关于身份有两个概念,第一是自主的——天生的赛德克民族,第二是自我反思的——主动选择的日本民族。两个民族在一郎和二郎的语境中象征着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与碰撞。当他们体会到文明的“好”——邮局、学校、医院以及彬彬有礼、井然有序时,他们主动趋近;当他们看到文明的“坏”——对赛德克的屈打、鞭笞以及谩骂时,他们选择规避。然而,总体来说,赛德克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给一郎和二郎带来的是无奈以及失落,还有深深地自卑,“最严重的是当我全然了解‘番人’之象征意义之时,一度使我身为山地人而感到自卑,埋怨自己为什么是山地人而不是平地人,后来演变成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山地人,因此,我不讲山地话,我不跟同族的人在一起,这一段岁月是我最失落的日子。”[2]这使得他们在享受到文明的时候,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煎熬,夹杂在“赛德克”和“日本”两个民族之间痛不欲生。这种痛不欲生集中地体现在藩人大出草的时候,一郎和二郎为莫纳鲁道等赛德克人提供了兵器火药,用来杀伤既给文明也给屈辱的日本人,但却完全不参战,并且在整个屠杀过程中,表现出恐慌、不解、哀怨以及无奈。虽然总体上而言,一郎与二郎都存在着身份认同的不安惶恐与焦虑,但他们又呈现出不完全一样的状态。这从从临死时选择的服装上就可以看出。在那么惶恐的时刻,一郎携带妻儿逃亡还不忘拿着日本民族的服装,以便在临死前能够换上,这就意味着从内心深处来说,一郎早已趋同于“日本”的身份,而不是赛德克的身份,此外,他选择自杀的方式也是日本的方式,——敞开胸膛,用军刀剖腹;而不完全是赛德克的方式——上吊。这就说明,在他进入并融入另一个文化场域的过程中,他的思维意识、交流习惯、语言方式都已被异类的文化场域所改变,“它不是固定的。作为现代身份之特征的自传式思维创造了一个连贯一致的关于过去身份的意识,但是那种身份必须要在当前得到支持而且要在未来被再造”。[3]一郎的赛德克身份并没有在日本文化场域中得到“支持”从而也不能被“再造”。因此,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赛德克身份是断裂的,并且是在置于“文明与野蛮”极致抗衡的冲突中,完全被一郎主动割裂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与生俱来的身份可以消失,一旦两种身份冲突时,矛盾就会极端凸显并放大。对于二郎来说,这种身份的冲突,就显得没有那么极端,死亡时选择了上吊,同时身着赛德克的服装,而看到族人辛苦一天买酒喝时,带着怜惜。这与一郎是不同的,二郎是处在对日本的渴望与民族的眷恋中,一郎则是在两种身份不发生冲突时,主动地选择了“日本”这样象征文明的身份。

一郎和二郎的人物的设定,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台湾整个民族长期以来对身份认同的焦虑感,从台湾原住民到迁徙到台湾的居民,他们在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身份认同”的焦虑。

第二重冲突——生命与尊严

“尊严”在中国的语境中一点都不陌生,从“不食嗟来之食”到“舍生取义”再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对“尊严”的一种信仰与敬畏。

尊严,用《赛德克·巴莱》中的语言来说,就是——骄傲。其中“生命”与“尊严(骄傲)”进行直接冲突并对话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一郎来找莫纳鲁道请求他不要出草,莫那掐着他的脖子说“赛德克巴莱可以输去身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如果他们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他看看野蛮的骄傲!”第二次,是塔道头目为了子孙的生命不准出草的时候,莫那和他的对话。“你明明知道这一战一定会输,为什么还要打!”“为了快被遗忘的图腾!”“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这些年轻的生命!”“骄傲!”于是,这里,“骄傲”就成为和“生命”平等对话甚至可以交换的因素,骄傲就是指尊严。

“尊严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由此所形成的道德主体意识、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的总和,它意味着人是不能任意处置和被当作工具器物来对待的,它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值得尊重的目的性意义,必须而且应当得到来自人自己和他人、社会的尊重和善待。”[4]因而,当个体尊严或者群体尊严受到威胁甚至损伤时,往往会考虑拿生命交换尊严。这也是为什么莫那鲁道隐忍了几十年没有让部落反抗的原因,在任何冲突下,他都牺牲掉一些尊严以便换取族人的生命,从而使整个民族得以延续。但让莫那鲁道最终爆发的,则是当族人因为请日本人喝酒遭到毒打进而群起殴打日本人之后,闯下“弥天大祸”时,莫那选择了反抗,并不是因为用生命交换尊严,而是因为反抗要丢掉生命,不反抗也要丢掉生命。对于这场战争,他明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死,即使是在雾社大获全胜之后,他仍然是说“今天我们虽然成功的血祭了祖灵,取得了通过彩虹桥的资格,但接下来所要面对的不是欢庆的酒宴,而是选择死亡的方式!”这说明莫那清楚地知道失去生命已经成为必然结局存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出草的决心——“日本人比森林里的树叶还要繁密,比浊水溪里的石头还要多,但是我反抗的决心比齐莱山还要坚定!”这就是莫那的选择。在生命和尊严之间的选择。

“舍生取义”是一个让人慷慨激昂的词语,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中尤其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这也在很多同类型的抗日战争片中看到过。但是比一般抗日片子更为精彩和深入的,是《赛德克·巴莱》对这种选择除了有崇敬之外,还多了一丝无奈和悲哀。当雾社发生暴动,所有的赛德克人都拿起武器刺杀日本人时,也开始刺杀汉人、女人、儿童、教师等等无辜的人,电影配乐为悲凉音乐,“我的孩子啊/我知道在那激情奔放的日子里,你们学会一首歌,为即将被遗忘的祖灵唱歌,每一个音符紧密的拥抱祖灵,你们跃动的身躯舞向祖灵,你们的恨意让天地暗下来,看不见远方的星辰,啊,那些星辰已渐渐垂灭,我的孩子啊,你们刀尖的寒光,让月亮苍白如腊。”这首歌的中间穿插着惨然屠杀的镜头,幼小赛德克儿童面对手无寸铁的日本儿童妇女时毫不留情屠杀的场景,穿插着对一屋子日本妇女的枪杀,赛德克妇女凄哀“我的孩子啊,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所有这些都是对暴动的质疑,当以保全“尊严”的名义进行暴动的时候,人们已经失去了理智,在屠杀中寻求快感,再也没有所谓的怜悯、道德、善良、关怀,这场本身是为了“尊严”战斗变得面目全非,而导演刻意安排了悲凉的音乐,慢放的镜头,赛德克人屠杀时的狰狞,儿童屠杀的残忍,以及最后,莫那背着数支枪在大雾中,独自坐在日本国旗下,看着遍地的尸体,让人无比怆然。

“生命”与“尊严”的冲突,在整部片子中,除了赛德克族集体抵抗日本人外,还有一个分支,就是道泽头目铁木瓦利斯和莫那鲁道之间的仇恨,并且这种仇恨最后被日本人当做了工具来利用。铁木在莫那面前是没有尊严的,从小开始就生活在莫那的那句话中——“我不会让你长大的!”这对铁木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所以,以至于最后他甘愿成为日本人的工具去攻击同一民族的人“人又易于在共同体中受到伤害。……正因为人们在社会中生存,所以最容易受到他人的伤害。正因为人的生命脆弱,所以才需要尊严来保护。”[5]对于铁木而言,他的尊严只在日本人小岛那里得到了维护,而从未在莫那面前得到过尊重,所以,他出于维护“尊严”而选择与莫那对抗显然也在情理之中。但这个过程中,当铁木看到悬挂于树林中的赛德克女子和孩子的尸首时,他开始拒绝抗争,因为同为一族人,竟然因外来民族自相残杀,这是铁木不能接受的。但小岛再次利用了铁木的“尊严”,使他继续抵抗以莫那为首的赛德克民族。这是片中运用得相当好的“生命”与“尊严”的抉择,再次印证了“尊严”是完全可以和“生命”进行平等对话的因素。

片中还有一个人物,同样也在“生命”与“尊严”冲突时进行抉择,而在抉择的过程中,显然他是一个被动无奈的具有悲剧气息的人物——小岛。小岛第一次出现,是在马赫坡族人的对话中,将小岛与吉村相比,认为小岛更愿意去了解和理解赛德克人。第二次出现,是在森林打猎时,铁木和莫那发生了猎场冲突,小岛用“莫那头目,能给我一个面子吗?”这样的语言请求莫那息事宁人,而莫那也给了他面子。小岛是日本人中的例外,他没有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而强硬的居高临下,以此剥夺对方的尊严。他更愿意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去沟通,他充分理解并保护赛德克的尊严,但同时讽刺的是,当小岛尊重赛德克时,小岛的儿子却天真的说“什么你的我的,都是我们日本人的。”一句话,就让铁木和莫那共同将矛头聚焦在了日本人这个外族上。小岛第三次的出现,是在得知雾社中自己的妻儿全部被杀而同时又被道泽人堵在门前予以杀伤时,悲愤的问:“我对你们不好吗?我对你们不好吗?”至此,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全然呈现。他充分尊重赛德克民族的尊严,给予一个人应该给予的全部尊重,最终的结局,却是被这个民族灭掉妻儿。所以小岛直接利用了铁木去攻击莫那,并且在最后将“比荷”这个曾经他觉得很可爱的赛德克人折磨至死。他在双方“生命”没有受到威胁时,给予了彼此充分的尊严,但却换来“生命”的损失,这意味着他连在“生命”与“尊严”两者间做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也使他成为剧中悲剧人物之一。

第三重冲突——文明与野蛮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从日本人出现开始,贯穿剧情始终,是整部片子的最大冲突。无论是一郎、二郎的身份认同焦虑,还是“生命”与“尊严”的血腥抗争,基于的前提都是以日本人为代表的“文明”一方与以赛德克族人为代表的“野蛮”一方。因为文明,一郎和二郎选择了趋近日本,因为有“邮局、医院、学校”等等一切生活方式,使他们觉得文明很好;也因为文明,日本人有侮辱赛德克尊严的资格,他们带着天生的优越感,居高临下的评价和诋毁赛德克族——“这些生蕃身体强壮得很,给他们几个买酒钱就高兴了。”“你懂什么,我这是在教育他们!”“我还听生蕃讲理?”这一切冲突的前提,都基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

关于文明与野蛮在片中的呈现,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称呼——“生蕃”。“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代学者陈第发表亲历台湾的调查报告《东番记》,至此‘东番’一词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的统称,这也是连横在《台湾通史》称‘台湾故东番之地’的由来。此后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淡化了‘番’这一泛称。……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又复用‘番’这一称谓。清朝统治台湾时,虽然也将台湾原住民族统称‘番’,同时又尝试用不同的标准重新定位和整合台湾土著,比如依教化和汉化程度分为‘生番’、‘熟番’、‘野番’、‘化番’、‘流番’。……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显示其怀柔教化,改称掩饰性的‘蕃’。”[6]在日本人的语境中,用“生蕃”这个称呼,可见赛德克民族在他们心目中是“汉化与教化”最低的一个层次,也是最野蛮的一个种族。

其实,在中国大一统的进程中,边地往往被称为蛮夷之地,因为他们呈现出来与中原完全不同的文化场域,比如茹毛饮血、取人首级、殴打争斗,这些因为场域的不同不被理解,从而被社会进化较快的中原人称之为“蛮夷”,希望可以教化,可以统一化。“任何一种文化存在和活动的空间都会形成自己的符号域,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符号域。对某种文化的理解,只有基于它的符号域内才有可能。”[7]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人在看到这部片子时,不能理解赛德克人残忍的猎人“首级”,在脸上刻上图腾的原因,因为不能理解而将其称之为“野蛮”。事实上,“猎首这一习俗在屈原的《楚辞》之《国殇》、《礼魂》篇中就有记载。明代邝露的《赤雅》也记录了中国古代越、獠等民族的“馘首祭枭”仪式。直到近代,环太平洋诸南岛语系民族及中国大陆属南亚语系的佤族还都延续传统的“猎首”习俗。”[8]这意味着,不能因为“猎首”这个习俗而简单地视为野蛮的象征。再说“图腾文化”,即便是西方国家,在演变的过程中,也接纳了来自中土的图腾文化。“惟我独尊的西方文明,早在起源之际就通过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吸收了中近东地区的古文化成分。这些成分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术语说就是“野蛮的”(野性的),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则是‘图腾文化’。”[9]也就是说,图腾文化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连总以中心自居的西方也不例外的存在这种文化。图腾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相对来说,它显得原始而没有科学依据,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同时更不能带着优越的目光来指责这种存在。

那么,在“文明”与“野蛮”冲突的时候,为什么会在日本的文化体系中存在“文明”优越感并且必须让所谓的野蛮人“卑躬屈膝”呢?有人类学之父称号的摩尔根曾归纳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段式普遍模型:“蒙昧——野蛮——文明”,在他的观念中,蒙昧和野蛮都属于原始状态。而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9世纪末认为“效法西方文明道路是世界上后进国家的必由之路:‘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这样一种文明观其实就是地地道道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它先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后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成为现代性从西方移植到东方的最常见的思想基础。”[10]那么,为什么东方国家的人会将西方的欧洲文化视为“文明”并且坚定不移的认为这是唯一的正确的发展之路呢?除却在技术上的先进之外,西方一直以来妄图用思想意识构建“帝国”,以此用来侵略和驯化所谓的野蛮社会的,从而达到西方文化中心的地位。他们将一切不能用科学知识说明白的表达体系视为无知和野蛮,而把科学与理性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从科学知识的话语建构和它反过来对非科学知识(叙述知识)的排挤和压制,说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叙述知识虽然不理解科学知识的话语,但是它并不排斥对方,而是宽容地把科学话语当成叙述文化的一个品种来接纳”[11][12]而反过来,情况完全不同,科学知识并不把叙述文化当做平等的品种来对待。西方政权把一切不符合科学文化的东西都贴上“野蛮”或“无知”的标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优越与高贵,从而使这些民族或文化臣服屈从。这样不仅可以得到西方想要的土地,甚至可以得到另一个民族的人民,用思想来统治和驯化整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明”与“野蛮”处在二元对立论中,不仅仅是出于研究人类学的目的,也是统治政权政策实施的一部分,以此达到他们的征服。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在《赛德克·巴莱》整部片子中,都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是为什么一郎和二郎对“文明”如此的向往与渴求,甚至在临死时都要成为“文明”的一分子。这些人希望用“文明”给自己做标签,区别开所谓的“野蛮”。

对于这一点,莫那看得非常清楚。若是文明天生需要整个民族卑躬屈膝的话,他更愿意选择放弃所谓的文明,获得做人和民族该有的尊严。这个文明,对于莫那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对于赛德克民族来说,也并不重要。在莫那与一郎的经典对话中可以完全看出莫那的态度。“头目,被日本统治不好吗?我们现在文明的过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被日本人统治好吗?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反倒让他们看见自己有多贫穷了!”这样掷地有声的反问,在“文明”与“野蛮”发生冲撞的时候,再犀利不过。

结语——时代语境中的反思

《赛德克·巴莱》的分量,在于从个体到整体都给予了充分的全面的展示,这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人性,是复杂的多元的人性。其中,有对生命的呼唤,有对尊严的敬重,有对身份的焦虑,有对文明的思索。而所有的这些,放在当下的社会,几乎都同样奏效。

关于身份认同——我们是否还是中国人?我们的价值观、行为、意识形态是否还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尽管社会发展迅速,全球化进程加剧,甚至按照后现代对身份认同的理解,认为“处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多变的关系网中。不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男人还是女人,富人还是穷人,都始终处在交流线路的一些‘节点’上。”[13]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否思考过身份认同?是否在趋向于取得更加“文明”的身份?

关于“生命”与“尊严”——尊严,这在当今社会听起来是多么虚妄的词。尊严在现代的社会,存在的意义仅限于背后有多少“金钱”或者有多高的“地位”,因为有所谓的“荣耀”加身,所以我们可以肆意的对乞丐谩骂,对民工羞辱。而本不应该做乞丐的人,却为了不费太大力气生存,选择了放弃“尊严”,这对自古以来“乞人不食嗟来之食”民族来说,是多大的讽刺!

关于“文明”与“野蛮”——令人欣幸的是,在加速追求科技的同时,中国似乎也在反思“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至少在学术界,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与探索,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只希望这欣幸来得范围再宽泛一些,给已经麻痹的国人点滴清晰的意识。

最终,《赛德克·巴莱》在内地“惨淡”的收了场,但也应明白,民族意识的觉醒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不会太久。至少,有人愿意花12年的时间拍出来,有人愿意为此付出大量的金钱,有人愿意为此付出宝贵的时间,有人愿意为此做出绵薄的宣传,使我们今天的人,得以欣赏。从这个意义上,《赛德克·巴莱》足以成为一场现代语境中“骄傲”之战。

[1][3](英)阿雷德·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转引自李作霖.身份认同与文学批评[J]中国文学研究,2012(2):124-128.

[2][6][8]周翔.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J]民族文学研究,2006.(2):122-128.

[4]王泽应.论人的尊严的五重内涵及意义关联[J]哲学动态.2012(3):71.

[5]龚群.论人的尊严[J].天津社会科学.2011(2):18.

[7]张海燕.文明的失落与上帝的缺席——《上帝也疯狂》的文化符号学分析[J].电影评介(10).

[9][10][11][12]叶舒宪.文明/野蛮——人类学关键词与现代性反思[M].文化寻根与现代性问题.

[13](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转引自叶舒宪.文明/野蛮——人类学关键词与现代性反思[M].文化寻根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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