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一个美国的神话

时间：2024-05-20

超人或许是美国大众文化中流传最广、最为深入人心的形象。

1938年6月，杰瑞•辛格尔和乔恩•沙斯特合作的漫画《超人》开始在《Action Comics》杂志上连载。由于大受欢迎，1941年，漫画被改编为卡通片；1948年，又拍摄了真人版的电影；1954年，超人电视剧也出现在各家各户的荧屏上。一直到今天，七十多年过去，已经先后有七位演员在电影中扮演过超人，以少年超人为主角的电视剧《超人前传》目前也还在热映中。2004年，最受欢迎的超人饰演者克里斯托弗•里夫与病魔抗争十数年后去世时，大批影迷自发聚集到好莱坞，含泪向心目中的英雄告别。“超人”这一形象对美国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随着美国大众文化强劲的向外传播的势头，超人在世界上也是人尽皆知。在许多国家，超人故事中的某些恒定不变的模式和符号的特定内涵，可以脱离电影单独出现于商品广告、流行歌曲或其他文化产品，无需说明而让受众会心和领悟。[1]

上述现象让人不由好奇：为什么超人电影受到如此长久、如此广泛的欢迎？超人及其敌人的形象为什么一直都如此呈现，体现了设计者怎样的用意？既然每一部超人电影的情节都大同小异，为什么观众对同一个故事乐此不疲，从未感到厌倦？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当然要详细分析文本的内涵，又不能局限于文本所提供的有限信息，必须深入到超人形象产生和被接受的文化土壤中去，因为这一形象的出现和流传，与它所植根的美国文化精神密不可分。

一、超级英雄的白日梦

好莱坞电影风靡于全球，与好莱坞一整套成熟的商业运作机制是不可分离的。[2]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毫无魅力的话，只靠宣传和推销恐怕难以凑效。因此，电影的内容必然对观众有一定的吸引力。

所有以超人为主角的影视作品都有大体相同的预设框架：超人出生在克利普顿星，尚在襁褓中的时候，因为母星即将爆炸，父母把他单独放进飞船，送入太空。飞船坠落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乡村，他被当地的农场主肯特夫妇收养，取名克拉克•肯特。长大后，在大都会市的《每日星球报》工作。平时，他是温文尔雅、行为举止略有些笨拙的记者，但必要的时候则会瞬间脱去伪装，化身为无所不能的超人。他只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来自母星的氪石会使他失去超能力，甚至变得比普通人还弱不禁风。

当然，七十多年时间里一些细节或许会发生变化，比如不同演员导致的外形和气质上的细微差别，超能力的强弱程度，某些超能力的赋予或被取消（比如催眠术和腹语术、超过光速使时间倒流的能力，这些能力往往都取决于那个时代所流行的科学观念）等等。但是有一些因素是恒定的：超人永远身着蓝色紧身衣和红色披风，胸前绣着一个醒目的S（superman的第一个字母），一旦发生危机，必然会奇迹般出现，一举化解危机，拯救世界。他的敌人，则永远都妄图统治世界，甚至不惜以无数地球人的生命为代价。但他们的阴谋，不管多么绝妙，在最后关头总会被超人挫败。这样的情节模式在所有的超人电影中从来不曾改变过。

好莱坞是一座巨大的梦工厂，它所生产出来的电影往往能够极大地满足观众的白日梦，《超人》电影就是一个典型。上述剧情模式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却是好莱坞针对它所期待的观众精心打造而成。

首先，超人具有“普通人”的身份。他被美国中部的一个核心家庭抚养长大，与同龄人一样上学、参加青少年活动、暗恋漂亮女孩。长大后，在大都会从事一份体面而平凡的白领职业。他是遵纪守法、努力工作的好公民，对人和善到了有些懦弱的地步。独断专行的老板常常派给他各种他并不愿意承担的工作，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面对心仪的女性，他会心慌意乱、手足无措，犯下各种低级错误，把所有东西弄得一团糟。笨拙的举止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不由对他心生好感。在这一层面上，他的人生经历基本上就是许多观众自己成长历程的翻版和浓缩。无论从精神面貌还是外表，他都不是异于“我们”的外在者，而是都市社会的一员。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和自己所熟悉的人的影子，观众当然很容易对他产生亲切感。

另一方面，超人又是活跃在现代都市中的游侠。他平时隐藏在芸芸众生中毫不起眼，却总是在危急之际现身。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在旁观者绝望地等待，现场记者殷切地呼号，情势已千钧一发的时刻，天边总会奇迹一般飞来红蓝相间的身影。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制服银行抢劫犯、清除恐怖分子的炸弹、扑灭化工厂大火、解救失控列车上的乘客……1987年的电影中，超人甚至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并运用超能力消除了冷战对峙所导致的核威胁（他把所有的核弹都扔到了太空）。让普通人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困难，超人片刻之间便予以解决，而且不失优雅的风度。在这些事件中，他根据自己的超能力当机立断、灵活变通，总能出奇制胜，让官方那种费力低效而且很可能失败的程式化手段望尘莫及。消除了危险之后，还要附加上两句幽默的评论，使得整个过程充满了个性化色彩。他对官僚体制既反叛又维护——采取的是不合常规的手段，目标却同样是保护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的行为，带给了我们反叛体制、蔑视权威的快乐。庞大的都市就像一台精巧复杂的机器，按照刻板的规则运行，普通人受其支配，往往身不由己。超人却能从中超脱出来，显得卓尔不群。在这架冷漠而缺乏人性的机器中，每个人不过是可以替换的零件，价值仅仅在于其功能，因此是无名的、沉默的，无法以独特的个性彰显自己的存在。超人却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到重大事件当中，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观众追随超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社会秩序的时候，仿佛自己也达到了超人的境界，凌驾于整个社会环境。但超人行动的最终目标却不是动摇这样束缚我们也给我们安全保障的体制，而是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维护，又让我们有一种踏实感和稳定感。

但超人最主要的工作不是解决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困难，而是与所谓的“超级反派”进行无休无止的斗争。在不同的剧情中，这些人为了达到目的，手法可谓花样百出，气候武器、生化武器、核武器轮番登场，让人眼花缭乱。在情节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坏人手法的翻新几乎是电影制作者发挥想象力的唯一渠道。一方面，把这些想象用特技呈现为奇观，才能以新的感官体验吸引观众的眼球；另一方面，也只有这些超出常规的手段才能给超人和他所维护的世界带来实质性的挑战。

超人与坏人的强大力量相抗衡的除了超能力之外，还有坚定的信念和很强的正义感。靠着这种信念的支撑，面对强大的敌人，超人从来不会退缩或屈服，而是以宁折不弯的态度正面迎击。甚至在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之后，依然毫不犹豫地再次投入战斗。当然，他也富于机智。面临险恶的处境，他能够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正确的判断，抓住转瞬即逝的有利时机，从而扭转局面，反败为胜。必要的时候，他也会采取狡黠的手段。但无论多么艰难，被逼到绝境时，宁愿以自己的生命或者超能力为代价，保护心爱的人、保护地球，但在影片的末尾，超人和他所代表的正义一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观众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的紧张刺激的感觉，足以让麻木的神经热血沸腾。只有在这些非常事件中，超人才有机会表现出英雄气概。好莱坞让英雄气概落实在一个平凡可亲的都市职员身上，当人们看到超级英雄也有日常的一面，有和自己一样可以容忍的小小缺点时，会觉得他更为可信、可爱——一个与我们相近又略高于我们的角色，最值得亲近、敬佩，也是最有魅力的。与众不同、成为英雄的梦想经过中介性的克拉克•肯特投射到超人身上，观众就和超人融为一体，变得无所不能，享受世界中心的地位和由此带来的成就感，在幻想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总之，都市人为生存的需求而奔波操劳，沉溺在与他人大同小异，每天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很难感受到崇高和伟大。这种海德格尔所说的“忘在”的状态，充斥着琐碎的、无意义的烦恼。超人电影却让人忘却现实，投入到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性得到褒扬，个人行为的意义能够被明确辨析，一切事件都围绕着这个意义旋转，个人的选择举足重轻，决定着事件发展的方向。这个世界符合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特点，简单化的因果关系又让人理解起来毫不困难，自然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

二、美国神话之一：个人主义

如上所述，超人电影满足了全球观众的白日梦，所以它会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但它所呈现的形态，却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恰当地借用荣格的术语，超人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现代美国的神话。关于神话的定义分歧很大——从远古的传说故事到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都被笼统地称为神话。之所以说超人故事是神话，因为它反映着美国特定的历史积淀和独有的思维形式，为当下美国社会主流的世界观和行为标准提供合法性的解释，与所谓的美国精神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3]

大部分研究美国的学者都会同意，美国精神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的古希腊源头，但美国的个人主义却区别于欧洲。19世纪，托克维尔从法国来到美国，亲身感受到了新旧大陆的差异之后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总结道，美国的个人主义有两个源头，一是清教徒从欧陆带到北美的新英格兰传统，一是所谓的边疆精神。正是后者构成了美国个人主义的独特内涵。边疆精神形成于北美殖民历史的最早期，在19世纪的西进运动中得到了充实和强化。新大陆与欧洲不同，一切都要靠自己从无到有地创造，开拓家园的新边疆。他们凭着艰苦的努力，克服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因此养成了顽强、坚韧、乐观的性格，不会害怕任何困难，相信努力的结果必然是胜利。这种性格，支持美国人赢得独立战争，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在许多广为传颂的英雄人物身上得到体现——华盛顿训练民兵战胜英军的传奇，富兰克林白手起家自我塑造的经历等等，都是这种英雄主义的典型写照。电影中的超人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也正是靠着这种强韧的性格坚持到底，如观众所愿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殖民者在北美大陆上最早建立的不是工业化的城市，而是彼此相隔甚远的农场。一个人在这样相对封闭、隔绝的环境里，很容易养成孤立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习惯。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宁愿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而不是与政治打交道，把自己纳入某种体制，得到便利的同时忍受种种约束。他们认定，只有游离于社会主流，才能更好地保持个性的完整。在自己的领地上，应该有自己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一切行动只需向自己心中的法则负责即可（尽管他相信这法则来自神圣的上帝），而不必顾及他人的看法和繁琐的法律条款。

这样的心态，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都市的美国人身上。用了五年时间与美国社会的各色人等进行深入访谈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等人在书中写道：“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各式美国神话，都是围绕自立的、道德的个人建造起来的。他的社会基础是小农场主……的生活，他的精神则是理想化了的乡镇精神。”[4]

超人的性格当然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首先，超人的父亲就是一位孤独的英雄。他凭借个人的机智和力量，把三个企图在氪星建立独裁统治的罪犯送入了永久监禁他们的“幻境”，在大家都认为母星爆炸的前兆不过是地壳震动时，惟独他清醒地意识到了毁灭的到来。在超人的成长过程中，父亲遗留下来的知识对他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发自己的能力、明白自己的责任起到了巨大作用。在父亲的教诲下，超人最终成长为父亲所期望的英雄。

而超人的养父则是一位看上去孤独、倔强、有自己明确的道德准则的农场主。超人在农场里长大，到了大都市之后，也习惯于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牢牢保守着超人身份的秘密，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克拉克•肯特与超人是同一人。而他所谓的维护正义，其准则不是社会和他人强加的，执行的标准也是由自己来衡量。他的强大力量，保证了维护正义的过程不受其他人的干涉。这个孤独而强大的个人，正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自我期许。

可见，超人的性格是被美国式的边疆个人主义规定的，他的成长历程使这种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中显得那么“自然”，他的行为也完美地体现了其内涵。

三、美国神话之二：美国例外论

那么，为什么这种“集体无意识”需要由一个“外星人”表现？神话的主角似乎不是“自己”，而是“他者”。如此设定，表达了美国的位置感。如果说超人的个人主义精神承载者美国精神最独特的内涵，那么超人在世界上的位置就和美国本身的政治地位有着对应关系。外星人的身份当然可以为超人所具有的超能力的来源提供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但重要的不在于这个解释有多少科学性，而在于超人拥有超能力这个（在电影中）“确凿”的事实以及“外星人”身份所隐含的意味。

超人隐喻着美国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这种认知和定位，不仅涉及现实政治格局，更与它的主导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关，深深植根于它的历史传承之中。

到达北美洲的殖民者中有一批清教徒，和其他的殖民者相比，他们人数不多，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所建立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是美国建国的基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也规定了美国思想的核心。托马斯•杰弗逊就是杰出的代表，正是他主笔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如果说拓荒者的边疆精神主导了平民的生活方式，清教徒作为社会的精英，他们的逻辑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清教徒离开故土来到美洲，“不是为了发财或改善境遇，”而是为了“使一种理想获得胜利。”这里没有宗教迫害，他们可以“按原来的方式生活和崇拜上帝。”[5]即过一种严格遵循教义的生活，通过获得现世的成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1630年，早期殖民者的代表性人物马萨诸塞湾总督约翰•温斯罗普有句名言：“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6]

对于他们来说，这块蕴含着丰富资源却“荒无人迹”（印第安人某种意义上不算是“人”）的广阔大陆，就好像上帝应许的福地，能够建立起地上的天堂和乐园，有着光明的前景。

在新大陆，人们把历史的积淀和负担抛到身后，本着平等、自由的原则重新制定了指导生活的律法（五月花号公约是其典型）。由于没有封建传统，独立战争之后矗立在新大陆上的不是专制王国，而是代议制共和国。这样“民有、民享、民治”（杰弗逊语）的国家实现了启蒙主义者的最高理想，使美国从根本上区别于古老的欧洲和停滞的亚洲，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新大陆上没有世袭贵族和等级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在其血统而仅在于其努力的程度。丰富的资源保证了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发挥想象力和才干，从而获得想要的一切。宗教热情和物质欲望的双重刺激创造了奇迹——在短短一两百年时间里，美国由荒凉的旷野变成了高度繁荣、丰裕的国家，似乎真的成了人人都可以美梦成真的人间天堂。这些事实让美国人不由自主地相信，自己已被证明是上帝的选民，通过自由民主的制度，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了上帝的国，使人们获得了最终的幸福。

美国既然是唯一在宗教和世俗层面上都实现了最高理想的国家，就理应将山巅之城的圣光照射到其他的黑暗蛮荒之地。在“上帝的授权”下，掌握着来自上帝的唯一真理的美国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不必受世俗道德的约束，在法律上也享有同样的豁免。这就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固然主要说明美国的发展与众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美国优于其他国家而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楷模的观念，也就是美国以其独特的经历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指路星辰’。”[7]没有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是不完善的，注定要使它的人民生活在悲惨之中。美国有能力，因此也就有义务把自由民主的福音传向世界各地，帮助当地的人们摧毁邪恶的专制制度，从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像美国人一样享有充分的自由，发表观点而不必担心获罪，发挥才能而不必担心压制，人与人之间达到平等而不必忍受等级制度制造的先天的不公平。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不能说缺乏反思和批判精神，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他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上帝的选民。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上帝从我们的民族中预先确定了伟大的事情，人类也从我们的民族中期望着伟大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伟大的事情。……政治救世主……已经降临到人间，并和我们结为一体。”[8]

总之，“美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人们……仰望我们，学习我们，仿效我们。”作为肩负使命的救世主，本身就是法律和正义的化身，因此“只有美国有权把文明、民主或自由带给全世界，如果需要的话，就不惜用武力来实现。”[9]

电影中的超人与美国有显而易见的对应性。

就像美国突然地被抛置到这个世界上，在荒野中立国一样，超人从遥远的氪星来到地球，割断了自己与过去的联系，忘却了种族的历史。在地球上，他是唯一的，外星人的身份标识了他的与众不同——不仅是因为超能力，更因为拥有超能力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的拯救的使命。在1980年的电影中，超人因向往普通人的爱情而放弃了超能力，但坏人的猖獗活动使得他无法逃避，不得不恢复了自己的超人身份，再一次挺身而出。可见，这个使命不但注定了只有超人才能承担，也注定了他无法推脱。

正如美国认为自己可以不受世界上其他国家必须遵循的法律和道德标准的束缚，必要的时候以武力为他人谋得幸福一样，超人拯救世界的手段也是暴力的，但他的正义性并没有因为暴力行为而受到削弱。每一集电影都以他在与敌人的打斗中以获得胜利而告终，他的胜利即是正义的伸张，令人快慰，值得欢呼。这自然因为坏人的主动出击使得超人的暴力合乎情理，但更因为超人所代表的正义性如此不容置疑，超出了法律和道德，哪怕是有点残忍的暴力手段，也不会使之削弱（更何况电影不会渲染超人从肉体上打击坏人的残忍和血腥，从而动摇观众的观念）。从电影的逻辑来看，对于坏人，沟通、说服不仅无效，而且多少有点妥协的味道，只有超人运用超能力予以彻底的毁灭才是唯一可行的。

拯救世界的行为使超人成为救世主一般的角色，电影的种种细节暗示了这种对应关系。比如，超人被送到遥远的地球，成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拯救者，但他的父亲并没有远去，在他需要的时候，总会给他力量。这暗合着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1978年的电影中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白：婴儿超人即将被放进宇宙飞船的时候，他的父亲慈爱地看着他说：“你将到遥远的地方去，我的儿子。但我不会离开你，……我将会存活于你之内，永远伴随你，……我的力量将成为你的，……父亲即是儿子，儿子也就是父亲。这就是我所能给你的一切。”2006年的电影《超人归来》中，这段独白出现于开头和结尾，相隔近30年的两个文本遥相呼应。《新约》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帝说耶稣“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让他作为人子降临，拯救世人的苦难。超人父亲的言语和行为，很明显模仿了上帝遣送圣子到人间的神话情节。

不起眼的例子显示超人与救世主等同，同时超人又象征着美国。他的服装红蓝相间，几十年从来没有改变过，正是美国国旗的颜色。电影中，还有超人举着星条旗飞过白宫的镜头。因此，这些电影一直都在传达着这样的观念——美国就是救世主。超人的外星人身份，标识着美国在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位置。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现代社会里神话往往被政治意识形态取代。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在于，都把历史事件非历史化，使之成为一个长远有效的模式，可以诠释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预言未来演变的雏形。因此，现实政治与演绎美国神话的好莱坞电影有着若隐若现的对应关系。1999年，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者威廉•沃尔福斯在《国际安全》季刊上发表了《单极世界的稳定》，认为美国的超级实力恰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目前的单级状况必须维持下去，否则就会造成混乱。前总统乔治•布什在为海湾战争寻找理由的时候说：“……美国一直作为自由和民主的鼓舞人心的例子服务于世界。……美国人知道，这种领袖地位会带来负担和牺牲。但是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人类的希望于我们一身。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有独特的责任为自由做艰难的工作。作为美国人，我们知道，多少次我们必须前进，接受我们领导世界的责任，使世界摆脱独裁者的黑暗的混乱，朝向一个更美好时代的光明前景。”[10]类似文章和言论在美国的政治文献中比比可见，或许可以作为电影中超人那种强烈的道义精神和使命感的脚注。而电影所想象的获救平民对超人的景仰和欢呼，是美国对自己“正义使者”身份的近乎自我陶醉的肯定，也是美国积极投身国际事务以“伸张正义”的动力之一。

不过，当下的政治形势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美国或多或少流露出了衰落的迹象。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测，2006年的《超人归来》中，狂人莱克斯•卢瑟妄图制造新的大陆而把美国挤入海底，是否正是霸权不再、超级大国将要陆沉的恐慌的表达？在这部电影中，超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是否也是一种衰落感的体现？但文化和心态是有一定的惯性的。无论如何，这部电影中超人最后还是战胜了坏人，拯救了世界。

总之，超人电影凝结着历史，呼应着现实。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自己原发文化的传承的国家，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创造了自己的民族神话。

四、神话的功能

至此，我们发现，超人电影作为当代的神话，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但界定“我们”，并不仅仅需要讲述“我们”的故事。神话功能的发挥，还需要“他者”从对立面来支撑。

世界各地的神话都有善恶之神对立的情节。印度神话中的梵天与湿婆，所罗亚斯德教中的阿胡拉•玛兹达和安格拉•曼纽，分别代表了创生和毁灭、光明和黑暗，处于永恒的斗争中。北欧神话则深信，世界将会在诸神和巨人最终的对决中毁灭并重生。匈牙利电影学家伊芙特•皮洛认为，电影作为世俗神话，同样通过“善与恶的纯粹和强烈的对立……忽略那些细微差异和中间环节，通过始终伴有情感和激情色彩的叙述和劝诫，使我们直接联想到追求崇高的理想。”[11]

超人电影中，“超级反派”似乎永远不会被超人杀死，每一集都会回来与超人继续决斗。超人的主要敌人之一莱克斯•卢瑟，与超人同时出现于最早期的漫画中。超人栖身于平民社会，莱克斯•卢瑟却恰恰相反。他出入奢华场所，谈吐文雅，举止雍容，喜爱古典音乐，而且总是衣冠楚楚，讲究品位——即使被超人送进监狱，也要在狱服外把围巾打成领结状，以凸显自己的高贵身份。他的最大理想一直是统治地球——也可以说是建立极权政治，成为掌握一切权力的独裁者，为此不管牺牲多少无辜者的生命都在所不惜。这个形象似乎有一点纳粹的影子，只不过寸草不生的光头和夸张做作的姿态使他显得滑稽罢了（对他进行丑化应该出于电影娱乐性的考虑）。显然，他的目的和手段都是超人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因此他与超人的矛盾没有调和的余地，只能是一对战斗到最后的死对头。

超人和超级反派的对立，实际上指向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对立。双方分别代表着善——恶，生——死，维护——毁灭，秩序——混乱，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毫不混淆。在坏人所向往的极权政治下，整个社会会陷入混乱和恐慌，个人连生死都取决于他人，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大概是电影制造者所能想象的最大的恶，正义的超人当然要予以打击，阻止他的破坏行为，使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个人生命得到拯救。

现实世界中很难有莱克斯•卢瑟这样丧失正常情感、惟愿制造灾难的人。而他出现在电影中却言之成理，因为他同样是隐喻。我们可以认为他影射现实政治中的某些国家或团体，但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则象征着与美国精神相对立的道德和价值。坏人的目标与其说是摧毁整个世界，不如说是反对美国精神。而反对美国精神，必然给整个世界和无辜平民带来灾难。因此在这个逻辑中，符合美国精神的，就是善的；否则即是恶的，具有毁灭性。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电影划分了善恶好坏；非此即彼的选择，促成了观众对美国精神的认同和对其对立面的拒斥。这正体现了神话的功能。“神话是一个体系，它包括理想和价值、禁忌和习俗的整个网络，也包括调节我们社会的行为和社会交往的习俗。因此，它完全可以作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它可以借助强迫力量和仿效意志发展和维护社会集体意识，提供行为模式。”[12]

神话的功能往往通过仪式发挥。在仪式中，人们模拟神话人物消除威胁之物使世界得到净化，恢复到纯净状态这一过程。而神话人物在世界重生过程中创下的神圣业绩，“为人类所有的活动提供了范式。”[13]如果电影与神话具有同样的特征和功能，观影也就成为一种仪式。所有的超人电影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危机出现，超人化解危机，世界转危为安。观众在观看时跳脱出了日常的时间序列，参与到像神灵一样无所不能的超人使世界由混沌恢复到有序的过程中，认同了电影所提供的解决危机的范式。

因为“神话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克服矛盾的逻辑模式。”[14]所以它必须不断被讲述，像“板岩会无限生产出来，其中的每一片都与其他板岩略有不同”，在重复中显现它的内在结构。这样看来，好莱坞电影的自我复制性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人们共同观看每一部与先前略有不同的电影，使电影中解决矛盾的范式成为自己的信念，产生了被一种精神力量凝聚在一起的感觉。通过不厌其烦的重复，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产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可以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从更深刻的层面上，也可以说是神话的。

五、结语

好莱坞不仅是制造白日梦的工厂，更是制造神话的工厂。现代社会中，政治与神话结合为一体，因此当神话被讲述的时候，往往还有政治功利的用意。如果政治因素被过于强调的话，神话甚至会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没有什么是纯粹的娱乐，我们在被好莱坞电影豪华的特效和宏大的场面吸引时，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才能不至于迷失在它所营造的视觉奇观之中。

在全球化了的今天，抵制好莱坞制造的美国神话是不现实的，对于电影艺术家来说，或许思考如何通过电影重新讲述本民族的神话更为可行。毕竟，神话从来不会因为老旧而过时，它是人类心灵的本能需要，单纯地抵制好莱坞而不寻求替代物，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效果。另外，好莱坞经验不是也可以作为借鉴吗？

注释

[1]笔者见过的例子包括中国的某种清洁剂，以超人来比拟其高超的去污能力；日本漫画《咸蛋超人》之类则是对这一形象的一种戏仿。而之所以能够类比和戏仿，应该还是因为预期的受众对超人已经相当熟悉，否则不可能达到宣传的目的和幽默的效果。

[2]参见卢燕、李亦中主编《聚焦好莱坞：文化与市场对接》中收入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英进先生的文章《好莱坞成功背后的秘密：文化工业与全球化策略》。

[3]关于神话的这种界定并非作者独创，参见阿兰•邓迪斯主编《西方神话学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劳里•杭柯的《神话界定问题》和J.W.罗杰森的《神话：一个游移不定的词语》等文章。

[4][美]罗伯特•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翟宏彪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这并不是说工业化和城市生活对美国精神的形成没有发挥作用，但乡镇精神显然更能代表美国精神的理想方面。本文的这一部分还参阅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等研究美国民族特征的经典著作。

[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页。

[6]转引自[美]霍华德•齐恩：《美国例外主义的神话》，民主与科学，2005.6。

[7]王晓德：《“美国例外论”与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7

[8]转引自孙哲：《剖析美利坚：美国，美国人和美国精神》，《美国问题研究》，2004

[9][美]霍华德•齐恩：《美国例外主义的神话》，民主与科学，2005.6。

[10]转引自王晓德：《“美国例外论”与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