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早在18世纪苏格兰诗人彭斯就发出了感慨:“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我们一种才能/可使我们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若是诗人能看到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东风•西 风》(East Wind•West Wind,1930)与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一定很欣慰。两位女作家都因跨文化的独特经历创作了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与《野草在歌唱》,表达自己对异质文化的思考。两位女作家分别获得1938年和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她们能够获奖与其双重文化经历、对异质文化的思考都有很大关系。
赛珍珠,1892年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三个月后随传教的父母来到中国,在中国度过了她的童年、青少年时期。她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正如刘海平所说:“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1]多丽丝•莱辛同样在双重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莱辛1919年出生于伊朗,父母均为英国人。5岁随父母搬到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南罗得西亚生活,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童年和青年时光。近30年的非洲生活给予她宝贵的创作财富,以非洲南部为背景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1950年出版,使她一举成名。
中国对于赛珍珠、非洲对于莱辛来说都是她们的第二故乡。正是两个世界的特殊经历给予她们“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民族感情,这两个世界的交融使她们摆脱了西方人惯有的种种偏见,从早年就能以各民族平等的博大胸怀准确地把握异质文化的异同。”[2]她们运用两套参照系去观察人类社会,将异质文化互补、融合的理想贯穿到了小说《东风•西风》与《野草在歌唱》中,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
赛珍珠在《东风•西风》中首先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小说叙述了桂兰与丈夫、父母与哥哥、洋嫂子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误解、矛盾。由于桂兰的丈夫在美国生活12年,哥哥也留学美国4年,嫂子玛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与桂兰及父母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冲突的一种外在形式。
桂兰还未出生就由父母做主订了婚,母亲在结婚前夕教导她要顺从。牢记教导的桂兰新婚之夜就被丈夫的平等言论弄的不知所措:“我将平等地待你,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你不是我的附属品,不是我的奴隶。”[3]405此后丈夫以科学、民主、平等的美国文化与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展开了斗争。他帮助桂兰放足,维护她的人权,带她见外国朋友。但在桂兰眼里,洋人的外貌和言行举止是那么奇怪:“那洋鬼子的头上没有长着和其他人一样又黑又直的头发,而是顶着一脑袋乱糟糟的红毛!他的眼睛像是被海水冲刷过的石子,鼻子高高地耸立在脸的中央——比庙门口的北天神还要丑陋可怕!”[3]440面对桂兰诧异的看法,今天的我们都会忍俊不禁。桂兰这些看法都是在封闭、单一、从未与外国人交往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下形成的,与丈夫发生冲突在所难免。
赛珍珠在小说中还表达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理想。一旦桂兰能换位思考、以别人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的不同时,她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有目共睹的。面对留学归来的哥哥带来一个美国妻子,桂兰一开始也是斥责哥哥的不孝,随着与洋嫂子玛丽的交往,发现了她的可爱,为他们真诚相爱而高兴。桂兰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终于明白了外国人也有他们的的历史和文化。面对母亲拒不接受儿子的异族婚姻,她开始劝说母亲。当有人取笑玛丽时,桂兰愤怒的反驳。她在丈夫的影响下,抛弃了以往陈腐的看法,能客观地看待不同民族的差异。可见,满脑子旧思想的桂兰在丈夫、美国嫂子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经历困惑渐渐地感受到了科学、平等的魅力,最终获得了身心的解放,并积极为中西文化的和谐共处而努力,走向了全新的自我。
玛丽儿子的出生更是赛珍珠异质文化完美结合的理想体现。桂兰对他们的孩子有两种猜测:“他会独创自己的天地,他既不是纯粹的东方人,也不是纯粹的西方人,但我想,他吸取了父母的精华,他一定会理解两个世界,会更坚强,更聪明。”[3]522尽管不同文化的差异会给人们带来误解和痛苦,但是只要通过了解、沟通,矛盾和冲突会消除的。这个新生儿融合了中国父亲和美国母亲的优点,赛珍珠关于中西文化取长补短、完美结合的理想是不言而喻的。
《野草在歌唱》与《东风•西风》喜剧性的结局不同,小说一开始就以一件血腥的谋杀案奠定了全书悲剧的基调,莱辛通过白人玛丽被黑人摩西杀害的悲剧表现了激烈的种族冲突,进而传达她关于异质文化的思考,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这部作品既是基于爱恨之上的悲剧,又是对不可调和的种族冲突的研究”。[4]这场悲剧的根源就在于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的严重对立,可以形象地概括为“犀牛皮皮鞭”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小说中的查理•莱斯特是一个来非洲赚钱的英国白人,他主张用犀牛皮皮鞭来经营农场。“皮鞭挂在他的大门口,好像是刻在墙上的一条格言一样:‘遇有必要,打死人亦在所不惜。’”[5]7他还把犀牛皮皮鞭当法宝,向迪克传授经验,应该先买条犀牛皮皮鞭,再去买犁。也正是犀牛皮皮鞭思维导致了玛丽的悲剧。
莱辛以冷静的笔调叙述了在“犀牛皮皮鞭”思维方式下发生的一系列不正常而又司空见惯的事情。小说以玛丽被男仆杀害的报道开篇。这种事就好像如预期那样发生了,“他是黑人,一有机会就要偷盗、强奸或是谋杀,一辈子也改不了这种本性。”[5]20即使是黑人警察也不能跨越种族鸿沟。然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人死后这种等级仍然存在。当警察把杀人犯摩西带走时,又出现一个问题:“一个黑种男人是不可以和一个白种女人待在一起的,尽管这女人已经死了,而且是给这个男人杀死的。”[5]19就这样,摩西徒步走到警察署,玛丽的尸体乘车到达。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价值抵不上一具冰冷的尸体。玛丽就是在这种黑白二元对立的“犀牛皮皮鞭”思维统治的社会中出生、成长,并走向死亡。
《野草在歌唱》中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莱辛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黑人的悲惨遭遇,重要的是她还揭示了白人殖民者也同样是受害者这一事实。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出身于一个贫寒的白人家庭,从小在大人们的说教中慢慢接受了“黑种穷鬼”的思想。婚后幻想破灭,为发泄痛苦鞭打甚至变相地刁难黑人雇工。由于迪克生病,玛丽只要去管理农场,“一想到要和土人面对面,她心里就不由的深恶痛绝。她看见了那条长长的犀牛皮皮鞭挂在厨房上的两根钉子上,像是一件装饰品。她把它取下来,心里多了一份自信,因为手中有了鞭子。”[5]112她监督着黑人干活,得意洋洋地把手上那根皮鞭甩来甩去。当一个黑人用英语说“我要喝水”时,玛丽看着他傲慢无礼的样子举起鞭子在他脸上狠狠抽了一下。没想到两年后她鞭打的黑人成了家里的男仆。摩西不仅没有记恨玛丽两年前对他的鞭打,而且以自己的宽容和爱心照顾她,有时给她采摘鲜花,特别是迪克生病时,他让玛丽好好休息,自己照顾迪克。摩西宽厚、质朴等人性的光辉唤醒了玛丽内心残留的良知,使她走向人性救赎之路。然而,一丝救赎的希望之光很快被种族仇恨熄灭了。托尼发现他们的关系时,直接像狗一样呵斥摩西滚开,而此时的玛丽也急着让他滚开。玛丽无视摩西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最终惨死摩西复仇的钢刀下。摩西并不仅仅是向玛丽复仇,而是向无视他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社会、白人文化复仇。显然玛丽身上烙下了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鲜明印记,她最终品尝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她不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可悲的是她一直把“白人优越论”当作真理。可以说玛丽不自觉中也成了两种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今天是一个全球化文化共享的时代, T•S•艾略特说:“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6]赛珍珠和莱辛都因双重文化的经历在创作中探索不同文化如何平等共处之路,不同的是《东风•西风》通过异族通婚及新生儿的降临体现了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与希望,从正面揭示了异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野草在歌唱》通过玛丽的死亡揭示了异质文化冲突的悲剧,从反面证实了加强异质文化沟通、消除偏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两人对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的思考可谓是殊途同归。这在全球化时代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对人类在相互尊重、宽容的基础上加强异质文化的沟通,互相学习,共建美好的人类文化大家园具有启发性意义。
[1]赛珍珠.群芳亭[M].张子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14.
[2]鲁跃峰.赛珍珠作品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6):102-104.
[3]赛珍珠.东风•西风.刘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4]刘雯.向大师致敬[J].译文,2008(1):21 .
[5]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6]曾逸.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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