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黑泽明电影：成功及误读

黑泽明作为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导演之一，为拍摄电影耗尽了毕生的心血。然而黑泽明电影在日本国内和欧美的传播情况却大不相同：与欧美尊称黑泽明为“黑泽天皇”相对应，日本国内反而存在贬低黑泽明的倾向。本文着眼于黑泽明电影在欧美的传播，分析其所获得的成功和产生的误读。

一、黑泽明电影在欧美成功的原因

理解西方对黑泽明电影的推崇有必要简单分析日本国内排斥他的原因，它们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即欧美对其推崇的原因，往往就是日本对黑泽明电影排斥的原因。这种矛盾彰显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黑泽明电影中的个性化人物和戏剧性情节是为日本评论家所诟病的，但这就是西方最早发现黑泽明的重要原因，而对小津安二郎电影在欧美的介绍，则晚了许多。

如许多日本人批评黑泽明的电影一样，黑泽明本人也激烈地反对日本电影传统；相对应的，他电影往往表现出一种西方的意识。单就《罗生门》来说，“它多重的现实展现了一种日本人所不熟悉的思维方式”，“那种含糊、质疑一切的精神，并非是日本观众所熟知的”。[1]正是由于背离传统和一定程度上西化，黑泽明的电影才会在日本遭到如此强烈的排斥。

首先，黑泽明电影中强烈的戏剧性是对传统的反叛。诚然沟口的电影也具有一定的戏剧张力，但是其矛盾冲突多存在于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存在于她们被动地与不平等的秩序和可耻的男性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黑泽明则不是这样，他的主角往往主动承担责任，帮助不幸的人们与外来的强大力量抗衡。迫切地追求戏剧性自然带来形式上的西化，因为欧美电影在这方面有着优秀的传统，黑泽明也从来不掩饰他对于欧美电影的热爱。他尤其推崇西部片导演约翰•福特，受其影响，黑泽明的武士往往类似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1961年的《用心棒》甚至后来被翻拍成真正的西部片。

其次，人物塑造方面黑泽明尤其不同于传统，不论是日本传统的电影抑或是传统的文化。之前分析过，黑泽明电影的主人公一般多是些离经叛道的人物，极具个性。可是日本文化中社会规则繁杂，是一种注重集体的文化，在这里个人的英雄主义没有生存空间。而黑泽明固执地让他的人物打破传统观念，抛开团体与纪律独自一人在银幕上游走，理所当然被狭隘的日本评论家作为“舶来品”而讥讽。同时演员表演的戏剧倾向，也大大不同于小津等人的生活化处理。

与日本人排斥黑泽明电影的原因相对应，欧美对他的推崇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他的电影展示了日本的独特风情，一方面又具有欧美的外观。“西方电影文化对黑泽明的《罗生门》赞赏有嘉，既因为影片浓郁的异国情调，也因为它的现代性意味。”[2]第一点似乎与前面提到的“背离传统”相冲突，其实不然。无论黑泽明的电影如何地反传统，他的故事也都发生在日本，所以必须符合日本的现实。其中最大的现实就是他要按照日本的电影类型来创作。

日本的电影类型不同于美国的类型片，主要划分为“时代剧”和“现代剧”——即古代故事和现代故事的意思。在这方面黑泽明很传统，完全按照日本的规矩来创作。无论是时代剧还是现代剧，他都有所涉猎。但是毫无疑问时代剧才真正代表了黑泽明的成就。欧美对描写武士题材的时代剧表现出巨大的兴趣，这其中不乏猎奇心理。

黑泽明电影的欧美外观是吸引外国人的又一因素。虽然如上面所说黑泽明未曾刻意讨好西方观众，但他作品中的西方意识使得欧美人欣赏起黑泽明的电影毫无不适之感。他的一些影片呈美国类型片的外观。如《天国与地狱》在欧美被明确作为悬疑、侦探片加以介绍；《用心棒》、《椿三十郎》则明显类似于西部片。

“黑泽明非常擅长于表现传统，同时他表现出一种西方的影响。”卢卡斯的这个概括是很中肯的。

二、欧美对黑泽明的“人道主义”存在的误读

不同于日本国内拘泥于表象的肤浅批判，欧美反而凭借其理性的分析和开阔的视野更能发掘出黑泽明电影非凡的艺术价值。黑泽明及其作品也正是因为西方世界的无私包容才得以进入艺术殿堂，并最终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的承认。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欧美对黑泽明电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误读，反而使观众难于真正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对于这个问题评论界还缺少足够的重视。

黑泽明的电影通常被认为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他的战后电影已经表现出一种大胆的技巧和人道主义意识，即人身上体现出的信义，以致于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给他贴上信义的标签。” “战后黑泽明的‘人道主义’式的理想主义（中略）其中心问题是拯救集体并为其全心全意献身，较为基督徒式。”[3]这种说法传播极其广泛，以致于任何论及黑泽明的文章——不论作者的国籍——都必然会采取这个结论。甚至无数次与黑泽明亲密合作的演员志村乔也受到影响，“黑泽明希望传达的东西的深层总有一种人道主义……”

这个概括有其合理性，不容轻易辩驳。但“人道主义”是个相对比较模糊的概念，结果几乎所有人不假思索地把黑泽明的人道主义看成是某种西方的东西、源于西方的哲学或宗教概念，这样就使黑泽明的电影从形式到内容都丧失了日本的印记，无法被纳入到日本电影的一部分——它显然与黑泽明的创作初衷相矛盾。

例如著名的黑泽明电影研究专家唐纳德•里奇在他的早期著作里明确将其人道主义归因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陀氏对黑泽明的影响是无可质疑的，黑泽明称赞他“没有人像他那么富于同情心：这种同情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人。一般的人不敢正视悲剧；他注视着悲剧并与不幸者一同受难：实际上他更接近于神灵。”在《丑闻》里可以直接看到陀氏的痕迹；《白痴》更是对陀氏小说的改编，出于对原著的热爱，黑泽明试图将小说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导致影片最初长达4个半小时。

黑泽明的人道主义有其独特之处，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概念。西方社会属于“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的“罪感文化”，自罪心是陀氏人道主义来源。《丑闻》中的律师即类似于陀氏小说的人物，面对女儿的纯洁和他人的信任，他产生了深深地愧疚并最终站上被告席，让自己的良心接受审判。电影对陀氏思想的直接借用是黑泽明不成熟的表现；黑泽明中后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并非来自于宗教式的自罪心，不能一般地用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来解释黑泽明电影中人物的行为动机，因为日本文化里并没有欧美的基督教原罪思想。

在后来关于黑泽明的专著中，唐纳德•里奇修正了先前的说法。尽管仍然不成系统，但他提及了一个新的概念支持对黑泽明思想的分析——伦理观念。“黑泽明电影的思想明显地倾向于武士道的教义。”“虽然只少许残存于国民性之中，在武士的美德几乎被遗忘的时代，黑泽明的作品展示出传统的伦理观念。”[4]这是重大的修正，显示作者对黑泽明的认识极大地深化了。

如此便不难发现黑泽明的电影具有一种传统的伦理观念，简而言之就是武士道精神，在《七武士》、《红胡子》、《影武者》等作品中都有体现。“人们通过黑泽的电影看到了日本武士的精髓：责任感、使命感、自尊心、自我牺牲精神，以及面对死亡时无所畏惧的勇气等等。黑泽明的电影作品，比一般的古装片更为精彩、更为凝练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应具有的一切高尚精神。”[5]他的人物具有的体谅、照顾他人的情感，并非单纯源于个人对抽象的“善”的不懈追求，而是武士精神中责任感、使命感等促使他们勇于行动，实践对于他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影片《红胡子》里年轻医生起初是叛逆者的形象，在“红胡子”的教导和见闻诸多下层人的不幸遭遇后，逐渐觉悟到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最终决心接替“红胡子”的事业。年轻医生的性格转变暗示着个人在武士精神感召下向传统的回归。《影武者》是黑泽明最为保守的一部电影，盗贼是无私的，符合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行将消亡的“体制”，伴随它一起走向毁灭。影片的“体制”可以理解为是黑泽明对武士道精神的指涉。这里人道主义完全服务于伦理而失去了独立的价值。

王宜文教授对黑泽明的思想有充分认识。“黑泽明的艺术人格包括了两个核心成分：武士精神和人道意识”，同时指出“源自武士精神的奉献与牺牲”是黑泽明“最核心的艺术人格”，这无疑肯定了黑泽明东方思想的内涵。[6]而欧美的大多评论家未能理解黑泽明人道主义思想中蕴含的传统伦理观念，从而将其简单化，这是西方对黑泽明的最大误读。

三、欧美对黑泽明的“个人主义”存在的误读

“个人主义”是西方推崇黑泽明的又一原因，因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文化圈内找到相对应的概念。“人的自由，包括敌视国家和主人，并从中逃脱出来的自由在内的人的自由，虽然在黑泽明的作品中若隐若现，却是源源不断地表露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主题。”[7]他的人物多是个人主义的、无形的社会秩序的对抗者。其实黑泽明也不缺少关注集体的影片，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七武士》、《影武者》都体现了个人对于“体制”的无限忠诚。

众所周知，日本文化一贯强调集体观念，尤其在武士道精神中更是如此。黑泽明塑造的武士形象大多显得过于独断专行，“黑泽明的这种武士精神虽然来自日本，但却与注重集体皈依的日本精神区别明显，反而近似于美国西部片中的个体英雄——‘牛仔’。”[8]

但若是思考影片表现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电影主人公基本都生存在一个权威丧失、礼崩乐坏的时代——战国时期，如《七武士》、《战国英豪》；或者转型期的日本，如《泥醉天使》。黑泽明的个人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在荒芜的时代背景下采取的个人决断及自我约束，最终所体现的实际上是黑泽明的政治理想。

日本战后的民主改造是黑泽明苦苦思索的问题。他不认为西方的民主改造能够成功——也就是说完全抛弃了日本的传统，个人的自由就真的能够实现。黑泽明坚持智慧来自于个人，并且相信人的力量和决心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战后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都是外力赋予的，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得来的。

但是，战后日本的潮流是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囫囵吞枣地吞下去。

我们日本人，接受了把看重自我视为恶行，以抛弃自我作为良知的教育，而且习惯于接受这种教育，甚至毫不怀疑。

我想，没有自我完善，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9]

也许《七武士》就是他理想中的集体模型——每个人各尽其能，不抑制个人的独立精神，在此基础上有效协作。

对于黑泽明塑造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英雄我们需要理性认识：他的英雄必须能够领导大家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而不是独善其身。透过鲜活的人物形象，黑泽明倾注了他改造传统伦理社会的理想。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黑泽明电影的思想内涵的核心是东方式的伦理观念，至于援引“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和改进传统的伦理，使之适应现代日本的需要。“黑泽明既承袭了武士坚忍不拔的意志，同时加入了人道主义的善恶之分，这就提升了武士精神，使其具有了现代意识。”[10]所以，黑泽明的思想不但不是“西化”反而是传统保守的，并且愈到后期这种倾向愈加明显。区别于欧美，黑泽明电影的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道德神话更加呈现出一种东方文化的特质。

[1]Donald Richie.(1971).Japanese Cinema.DoubleDay.

[2]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著，陈旭光、何一薇译：《世界电影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马克思•泰西埃著，谢阶明译：《日本电影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ドナルド･リチー著 三木宮彦訳；『黒沢明の映画』；社会思想社；1993年。

[5]佐藤忠男：《论黑泽明》，《世界电影》，1999年5期。

[6]王宜文：《人性表现的三组平行交叉蒙太奇——黑泽明、张艺谋、陈凯歌的艺术人格及其作品》，《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9期。

[7]佐藤忠男著，李克世、荣莲译：《黑泽明的世界》，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8]同注 [6]。

[9]黑泽明著，李正伦译：《蛤蟆的油》，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

[10]同注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