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年代里的精神回归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2003年年初，演员黄秋生站在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舞台上，借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空与非典时期的惊惶巧妙地嫁接在一起，巧妙的道出了时下香港电影业的状况。笔者看来，黄秋生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倾颓的中国电影业。生逢其时者大放异彩，生不逢时则遭遇沦落。另类文艺片《天狗》不幸生存在了一个商业大片扎堆的2006年代，但是它得到了业内的认可，以别样的姿态在银幕上散发着魅力。

现实主义:最好的年代里的精神回归

不妨先来回顾一下200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或许从中能找到《天狗》蹿红的原因所在:

《夜宴》、《龙虎门》、《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商业大片的扎堆厮杀使观众的视觉审美始终处于一种“被疲劳”的状态之中，而国产大片《无极》的神化崩盘则让市场充斥着“馒头”和“口水”的争议，电影的艺术价值考量被忽略的残存着。在这样大背景下出世的中低成本投资电影《天狗》，在电影制作和档期上都不占上风。但正因为电影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回归，《天狗》被业内人士普遍看好，究其原因，正是因为电影遇到了一个小投资影片“最好的年代”。

因为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回归而大受好评，《天狗》被业内称为“中国电影的拐点”。故事改编自作家张平的小说《凶犯》。来自老山前线的伤残退伍军人李天狗携家眷到深山中担任护林员。因为伐木问题而与乡民结怨，在当地乡绅恶势力的步步紧逼下，这个退伍老兵被逼迫得走投无路，终于悲壮地选择了反击。在孤胆英雄与霸权和麻木的斗争中，观片者的情感得到充分的宣泄。

仔细分析，《天狗》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观众共鸣，并在多个电影节上大获好评，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电影故事所传递的信息和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中，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已实际上成为社会主导性的语境。飞速增长的物质财富逐步淘空了人们的精神和灵魂，一切传统和现实的东西都在金钱面前被解构。这也许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正如鲍尔丁在《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中所警告的:在个性解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人应该成为“经济人”，同时也必须成为“道德人”。否则就会引发巨大的灾难。李天狗在本片中，就是作为一个“道德人”出现的。他抗拒着金钱的诱惑，守护着一个护林员的底线，他守护的不仅仅是一片森林，而且还有:良知、正义、理想、政策、法律、岗位、职责、人的道德底线及许多人都已不再看重的国家利益和人们应该共同遵守的社会共同价值观。狗子以他自己惨烈的行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追问:“我们要守护什么”?“我们要不要守护”?[1]

《天狗》所呼唤的是新时代具有知道艰难但决不妥协精神的人，这样触及心灵底线的深刻呼唤理所当然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和赞许。男女主演均获得了该年度的中国电影学会金凤凰奖。电影学会专家的肯定让《天狗》稍稍站稳了脚跟，并在社会上引起了人性问题的广泛讨论。观众在厌倦了《无极》等古装商业大片的视觉疲劳后，对于现实主义题材分外的渴望。30年代的蔡楚生，60年代的谢晋，都曾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标杆性人物，而以《天狗》、《疯狂的石头》为代表的06年现实主义电影的回归，在时间纵轴上也响应了观众对于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需求的心理断代。

“这是一个大片时代，但不是一个大片弥漫和大片充斥的时代”。学者崔卫平曾经这样评价，“这些艺术片出身的大导演，迄今还没有找到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沟通的基本语言。而要想通过拍摄大片来确定自己艺术片导演的身份，同样是不理解商业大片的脉络所在，完全是南辕北辙。”[2]影评人卫西谛这样说现实主义影片，“它生长在现实中，所以才显得亲切”。寻找到一种和广大人民群众相互沟通的亲切语言，这是以《天狗》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影片存在的中心意义所在。

如果说在电影诞辰百年的2005年文艺片市场的重磅炸弹是《孔雀》的话，那么06年搅乱电影市场3月档期的影片非《天狗》莫属。能让现实主义题材在古装和奇幻商业类型片中英勇突围，公众心理上所期望的精神回归《天狗》做到了。

从小说到电影:思想预设的主题先行

从技法上探究电影《天狗》的成功，最根本的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好的文学剧本。

“文学剧本是故事影片的基础。文学剧本的好坏，往往是影片成败的关键。影片能否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能否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首先取决于文学作品有无动人的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富有性格的简练语言，以及可以充分发挥电影化特征的表现形式。”[3]著名电影导演成荫曾经这样给合格的电影文学剧本下定论。 将作家张平的原著小说《凶犯》和成荫的电影文学理论相比照，无疑小说《凶犯》是相当适合电影剧本改编的。

小说《凶犯》在结构和技法上更着意创新。传统的现实主义讲究厚重、讲究思想的力量、讲究人物的典型性;有意识地把情节、矛盾的张力通过“推理式结构”编织得紧张激烈，同时复苏了汉民族古典小说的特质，融入了美国现代流行小说的叙述形式。所以，把《凶犯》列入到当今方兴未艾的我国流行小说队伍之中是很恰当的。[4]

《凶犯》从预设的故事和人物到传递的思想，都让人感到作家开始为他的读者而创造，而不是忐忑不安地在回答一份不知评卷者是谁的考题。张平笔下的沉重在主人公沉重的蠕动前行中流露无疑。如果说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中的主人公对生命的热爱是抽象的，那么《凶犯》中的李天狗对于生命的热爱更细腻、更直接，所以情感的震撼与冲击更具体。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细细追究下来都是有因有果，因而生活中是没有奇迹的。同时小说选择和强调了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夸张和渲染了对立双方矛盾走向的时间、空间和程度，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然后作者再用一连串意料之外的奇迹般的情节予以衬托和激化，自然使作品中的故事产生了震人心扉的强大力量。

电影《天狗》保留了小说中叙事线索的交叉性和冲突性，同时对于重点人物的重点场景又进一步作了着力刻画。但在处理人物心理穿透力方面却缺少了原著小说在心理描述上的细腻生动之处。小说中诸如“没人回来救你的，只能靠你自己”“缺胳膊少腿的，老子图你啥了”一类具有鲜活乡土气息的道白被电影中“没想到这缺土少水的地方，竟能长出这么一块好林子。那直、那高、那匀称，让人瞅得醉了”的书面化语言所取代，暴露出了电影在处理时的薄弱性。影片过多的强调了政策的声音，包括主人公收到护林文件等一系列镜头。主人公的形象由一个矛盾的集结体演变成了一个英雄式的劳模，应该说编剧在最基本的主人公定位上就已经在思想上提前预演了主题先行。小说最大的着力点在于通过讨论李天狗究竟是“凶犯”还是“护林英雄”，而这个情节到了电影中，原本李天狗和孔家兄弟在四兄弟的院落里对决的场景被移植到了山林里，护林员李天狗开枪打死偷伐木材的孔氏兄弟变得理所应当。影片的结尾从桃花母子的“被安置”变成了桃花深明大义，儿子秧子入伍从军，狗子欣然落泪。电影的主旨在短短的五分钟内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扭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人民子弟兵的坚韧品格，与恶势力斗争到底并且香火不断、后继有人、子承父业并昭示着前景的一片美好。相比之下，我宁愿看到狗子的生死未卜，桃花母子的临近崩溃的另一种电影结尾，不仅情感上更具能量，更重要的是使得本片在思想上就变成了在说一个人在对抗一个无法对抗的现实的失败与无望。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从现状看，中国特有的主旋律影片往往因为主题先行，受限颇多、难有市场佳绩。普通影迷通常不会看好。其实从投资的角度讲，主旋律影片在中国来讲却是一桩颇好的生意，“国家与各级政府为主旋律影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中国电影发展专项基金’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扶持国家倡导的重点影片生产。专项资金为那些拍摄成本较高的重大题材故事片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除了专项资金外，地方政府也为摄制主旋律影片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主旋律影片的资金回收，一方面是依靠获奖奖金，例如华表奖与‘五个一工程奖’等等;另一方面是通过票房市场回收。”[5]

或许要说，《天狗》在本质上是一部文艺片，但实际从本质上却可以和主旋律影片做一个完美的滴血认亲。在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下，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定然会经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期许的过程。怎样在主题先行的大环境下进一步审查出具有自己独立品格，敢于面对这个时代的好的作品，我们期待着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从电影到市场:现实主义在艺术院线中的步履维艰

少量的资金投入，非大腕阵容，简单朴素的场景。这些大片摈弃的因素是低成本影片相似的显著特征，追求的是影片的艺术性，但电影票房的大幅度败北则是不争的现实:据国家电影资金管理办公室的年终票房数据统计显示，在2006年中低成本影片票房排行榜上，中影集团发行的电影《天狗》以680万的票房为列第二位，排名第一的是06年电影市场的最大黑马《疯狂的石头》，其票房为2250万。看似数目庞大，但和另一组数据相比则显得微乎其微:《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霍元甲》和《墨攻》四部电影2006年累计票房5.25亿，占年度国产影片票房总收入的36%，占年度内地电影票房总收入的20%。[6]如何平衡院线票房和电影口碑间的坡度，这可能是以《天狗》、《梦想照进现实》为代表的小投资影片在今后电影市场中生存发展的最大难题。

近年以来，中低成本电影普遍存在着“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普遍情况。《三峡好人》在国内的票房仅300万，但在国外卖出了四十个国家的版权，为投资商换回来了4000万的回报，这是导演贾樟柯在看似面临赔本的情况下却还能在中国电影市场说话掷地有声的原因所在。07年王全安的影片《图雅的婚事》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但是在国内的声势却远不如国外。对此著名电影人吴贻弓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电影“供应”发生了“扭曲”，选择放映电影只考虑市场和票房，这是一种短视行为。[7]

市场作为一个经营实体，必然与影片存在双向选择。一组数据显示，2006年国产电影总产量为330部，数量有所扩大，这其中包括大量低成本影片。由于投资规模、电影题材、制作水平等种种原因，它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不可能成为市场中坚力量，甚至缺乏市场前景。330部影片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无法在市场中出现，或者只是走个过场，而这个比例数字非常巨大，2006年当年生产的电影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在院线上映。在市场面前折戟沉沙的电影，包括不少质量不高、缺乏可看性的电影，当然也包括部分艺术电影。想要在商业大片和进口片的包围圈中分得一杯羹，解决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在国内建立一条独立的艺术院线。如果艺术院线建设能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对艺术电影的整体发展非常有利。建立完善的艺术院线，这是中国众多中低成本投资电影人在摄制过程中的共同的心声。早在2001年，田壮壮、黄建新等人就为中国电影的艺术院线建设做过尝试，但仍以失败告终。

关于艺术院线建设，北美电影市场已经提供一个比较成熟的运营模式。每年都有无数艺术电影涌进北美电影市场，其中有不少电影创造出票房奇迹，比如法国纪录片《帝企鹅日记》等等。以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的艺术影院为基地，发行公司安排影片进行限量或者小规模放映，根据影片口碑，平均票房，金球奖奥斯卡提名和获奖情况，决定是否扩大宣传规模和放映规模，进入长线放映，这种运作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展艺术电影的市场空间，并且把发行方的风险降到最低。如果艺术院线建设能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对艺术电影的整体发展非常有利。

国内曾经有院线创立过“艺术院线”，但都没能坚持下来，这个结果不奇怪，因为影院是企业，他们唯一的原则与责任就是利益最大化，“小片”不能带来经济回报，当然不能占有他们本来可以用来赢利的资源。在商业院线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有研究者指出 ，可以联合高校建立一个艺术电影院线，从而给低成本制作，以及背后的主创群体——青年电影人提供一个平台、一条出路。而这必须依靠政府主管部门才能实现。

笔者看来，如果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期待通过在尚在襁褓中的艺术院线的放映来大放光彩，应该从本质上解决电影管理者和创作者的瓶颈。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应该为低成本制作的主流群体青年电影人给予更多的关注，从创作上给他们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意识形态环境;从营销上给低成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而不是给那些用“黄金”砌造的“大片”从宣传营销到影院排片等方面予以特权，替本来就“来势凶猛”的它们挡驾护航。低成本如果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极具创意性的。追求商业价值的电影如是，追求艺术人文表达的影片亦如是。要知道即便是追求视听震撼效果的大片也会强调创意，受资金制约的低成本就更应该靠创意取胜。

中国电影影院总数和银幕正以较高的速度增加，二级市场影院的改造和建设工作也在逐步完善，农村等放映市场也在不断扩大，整个电影市场的空间是在不断拓展的。市场空间逐步扩大，国产电影的艺术质量也要齐头并进，才有可能成功开拓属于低成本电影的市场。

注释

[1]新浪网，《制片人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投资拍摄电影<天狗>》，http://ent.sina.com.cn/m/2006-04-11/10291045409.html。

[2]《华语电影2006》，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3]成荫:《电影导演基础知识》，《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页。

[4]中国网，《作家张平作品介绍:〈凶犯〉》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01/25/content_9588931_2.htm。

[5]黄升民 赵子忠:《2002:透视中国电影产业投资》，北京广播学院，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

[6]搜狐网，《中国电影市场06年度综述:低成本之路怎么走》http://yule.sohu.com/20070115/n247608373.shtml。

[7]《新民晚报》，2007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