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与情感：文学情感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

时间：2024-05-20

金雯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 200062）

何谓情感？何谓“情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如伤势蔓延，又如毒液“在血管中肆虐”，不过，虽然情难以言表，却并非不可言说。情感表达是所有社会交流的重要主题，而调动所有语言资源集中构建和传达情感的交流方式往往被称为文学。情形于“中”（身体的物质构成）还是形于“言”（语言和其他象征符号系统），身体和语言如何互动勾连，是情感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对所有人文社科研究都意义重大的基础性问题。自从19世纪末詹姆斯—朗格理论（James-Lange theory）提出以来，心理学界就普遍认为，情感并不源于意识与观念，而是源于身体对外界影响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往往先于或独立于意识对外界影响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羞耻才脸红，而是因为脸红才羞耻。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否认观念和语言对身体感知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形塑和渗透作用，弗洛伊德有关“超我”约束“本我”的理论、拉康有关象征体系规定无意识的理论和福柯的话语规训理论，无一不是在强调身体的可塑性。可以说，身体运动与语言系统形成了一个奇妙而不完美的装置，人们对这架装置的机制尚没有透彻的理解。基于不同的假设与理论，研究者对情感提出了不同的定义、解释和分类，情动与情感的分离也因此而起。

根据加拿大哲学学者马苏米（Brian Massumi）等不同领域专家的理解，身体对外界事物和内在变化的触动做出反应，这些反应有些会进入意识，成为观念和语言的一部分，有些则无法进入意识。“情动”（一般用affect表示）指的就是没有进入意识、没有转化为观念的身体动能与强度（intensity）；与之相反的是与观念对应的身体状态变化，这种生理变化可以被称为“情感”（一般用emotion表示）。情动凸显身体与观念的分离，否定人的完整性与主体性，而情感证明身体与观念的协调一致，支撑人的完整性与主体性。根据情感理论研究者利斯（Ruth Leys）的概述，在部分哲学家、理论家和心理学家看来，情动“独立于意识形态，或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先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先于意图、意义、理由和信念，因为它们是无所指的自动过程，发生在有意识觉知和意义的门槛之下”。

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因为观念性情感与非观念性情感（也可以说直观性情感和“无意识”情感）并没有清晰的界限，身体性变化总是与观念交织在一起。除却条件反射，大部分身体变化有着与之对应的观念，身体实践推动观念变化，而观念变化也会照进身体实践，两者彼此影响，循环往复。神经生物学家勒杜（Joseph LeDoux）曾通过白鼠实验指出，感官信息从脑岛向杏仁核——人脑处理情感的部位——传输之时会经过两条线路：一条快速简易，直接导向身体反应；另一条进程稍慢，与意识相通，形成情感观念。这也就是说，情感既是身体反应也是观念构成，与社会文化影响和身体的物质性运动有同等重要的关联。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将“情动”与“情感”割裂。这就是为何在英语中，affect一词的使用已经较为泛化，不一定仅仅表示非观念性情感，也可以笼统地表示各类情感。当代英语世界的学者也经常用feeling来泛指情感，因为feeling一词糅合了感觉与情感（即感觉在机体中触发的反应）之义，在词义上大于emotion，可以与语义泛化的affect等同。

但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因此拒绝思考情动与情感的区别。虽然身体和观念的变化不断交叉互动，但两者并非无缝连接，勒杜所勾勒的两条情感发生线路往往进程相异，产出不同的后果，不能直接转换为语言的“无意识”情感必然存在。“无意识”情感或非观念性情感有着多种形态。首先，它包括未被分析或命名的隐晦情感和难以简单概括或描绘的复杂情感。其次，日常简单情感在程度特别激烈的时候也会溢出意识的掌控。当身体遭受威胁而产生巨大的惊恐或痛苦之时，意识会出于自我防御的需要而停止运作或启动压抑机制，这样会引发两种可能的后果：有时受到威胁的个体会如被催眠一样，认同制造惊恐和痛苦的力量而放弃抵抗；有时意识会压抑过于强烈的消极情感及其发生场景，将其隐藏于自身的黑暗深处，使其无法转化为观念或言语（即无法被记忆），但始终给神经系统制造着负担。这两种状况都是所谓精神创伤的组成部分，曾经经历的巨大痛苦和惊恐难以被完全想起，也难以被彻底忘却，使得意识长期处于自我分裂的状态，导致抑郁或精神分裂等症状。上述各种情况，使得情感与语言的连接经常是微弱而易变的。

因此，何谓情感/情动的问题特别棘手，情感研究的各学科分支都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以此为基础搭建自身的方法论。本文分三部分来尝试对这个问题提出原创性解答：第一部分，进一步辨析“情动”和“情感”观念，说明德勒兹情动/情感理论的总体取向；第二部分，梳理当代情感研究的重要著作及其对情感问题的看法，探讨德勒兹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联，阐发情感在何种意义上是“情感实践”；第三部分，以哥特小说中的恐惧为例，说明如何在具体文本中研究“情感实践”，指出文学文本对于“情感实践”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文学情感研究的理论价值。

一、对“情动”与“情感”的辨析

从西方现代性萌生以来，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词”与“物”开始分离之际，身体感知与语言/观念的关系就成为核心问题。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俗意义上的情感理论开始崛起，即身体的感触和欲望。古希腊语表示“受难”或“被动感受”的词 πάθoς（pathos）在拉丁语中有两个常见译法，一个是passio，受笛卡尔钟情（在17世纪的法语中是passion）；另一个是affectus，因斯宾诺莎的使用而闻名。这两个词在18世纪的欧洲语言中都十分常见，它们的差别要小于今天的情动和情感之分。笛卡尔认为，理智应该也可以控制身体向灵魂传递的动荡；斯宾诺莎则认为，一种情感可以用其他情感来平衡或遏制。但两人都不质疑情感与观念的勾连，二元论者笛卡尔认为灵魂位于大脑腺体，斯宾诺莎认为身体与灵魂是上帝这种实体的两种样式，身体变化必然对应某种观念。

今天，在经历了“无意识”理论和20世纪人文研究“语言转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洗礼之后，人们对身体波动是否通向观念——更准确地说是语言中的观念陈述和表达，不再有确定的答案。理论界对于情感的理解分化为“情感”和“情动”两条路径，“情感”对应emotion, 一个比passion生成更晚、意义也更为中性的词；而“情动”对应斯宾诺莎的affectus概念，并使其在意义上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表示观念之外的身体变化或反应，具有了自动发生和规避语言、认知规训的特征。这是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改写。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认为，身体的内在驱力及其引发的情感（affekt）可能会因为内化的社会规训而被压抑，由此导致各种精神症候，但在上述“情动”观念看来，非观念性情感导致的意识分裂不再是需要治愈的错乱状态，而是激进的、自发创生和转变的存在方式。

马苏米的著作《虚拟的语言》（, 2002）最早也最显著地提出了这种“情动”观念，作者以德勒兹对斯宾诺莎情感（affectus）观念的阐释为思想源泉，将affect定义为具有一定强度（intensity）、无法观念化的动能，与观念化的emotion一词相区分。文学学者特拉达（Rei Terada）的著作《情感理论》（, 2001）也将“概念化情感”和“经验性情动”对立，并把德勒兹的情动观与后者关联。同样，地理学家斯利夫特（Nigel Thrift）也曾在emotion一词之前冠以“个人化”（individualized）一词，认为affect代表“影响广泛的倾向与力量”，是在不同身体和物体间传输的运动。不过，马苏米在后来的论文和访谈集《表象与事件：行动派哲学与发生性艺术》（:, 2012）中补充并修正了之前对于情动的理解，不再认为情动源于身体的反射机制，而是借鉴威廉·詹姆斯的“激进实用主义”（radical pragmatism）理论，指出身体与身体的连接构成“真实”，所谓“经验”就是被不断滚动的“真实”浪潮裹挟，观念后于经验发生，是对这个过程的后视性总结；语言的确是抽象的运动，但并不会让世界因此消失，因为“在语言中被提起的正是客观世界质性关系的秩序”（qualitativerelational orderings）。马苏米对于詹姆斯的倚重告诉我们，他的情动观实际来自美国实用主义，对强调“主观”经验的现象学传统尤其不友好。这并不是说马苏米误读了德勒兹的情动理论，他当然明白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与德勒兹理论并不同质；更准确地说，马苏米的情动理论以注重物质性身体的勾连和变动为核心，他的著作并不旨在为德勒兹理论加注，而是以德勒兹的部分思想来注解自身。

与上述情动观念相比，德勒兹的情动观念更为复杂，内部张力更大。一方面，德勒兹的理论走向了反观念的极端，他在《反俄狄浦斯》（, 1972）中从阿尔托的戏剧演绎出“无器官身体”观念（无器官因而也没有可以转化为观念的情感，也当然没有内在性自我），在《千高原》（, 1980）中提出“容贯平面”（abstract machine, 不分层级、地域的空间）这种理想化的系统观念。这些理想化系统背离了必然带有主观性的日常“经验”和“实践”，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拉达将德勒兹思想称为“非主观性超验主义”（nonsubjective transcendentalism）。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德勒兹并不彻底反对观念性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主体性。他没有像实用主义者那样以物质的流动和转换作为存在的根基，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本体论来解释存在，即认为存在本体并非身体或由语言所代表的理性，也不是由天地人神构成的“在世”，而是由身体、语言、经济、国家、技术等“装置”（assemblage）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装置都有“结域”（territorialization）功能，但也会在彼此的勾连和互动中发生转变，发挥“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功能，消弭地域和层次，导向“容贯平面”。这种系统性转变就是“情动”（affect）。情动不是对转变的主观感受，而是系统性转变的动能和过程。转变中的各种“装置”构成总体即绝对的“抽象机器”（abstract machine），这架机器超越也内在于各具体“装置”的组合，始终与之共在，它具有虚拟性和未完成性，因而是抽象的。

正因为“抽象机器”始终与现实的“装置”共在，层级、地域以及主体性不可能完全消除，作为系统转变过程的情动和主观、观念层面的情感也总是交叉并置。《千高原》中的“你如何成为一个没有器官的身体（BOW）”部分特意给出有实践意义的方案：

你用的不是榔头，而是纤细的锉刀。你要发明与死亡驱力无关的自我毁灭。瓦解有机体从来就不意味着杀死自己，而是要让身体向着所有构成一架完整装置的联结开放，包括环线，汇聚点，不同层级与门槛，通道与强度的分配，地域（territory）和用地形勘测员的技能测量出来的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你必须保留足够的有机体以使之能每日清晨发生变革；你必须保留一小部分能指化（signifiance）与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这只是为了使它们能在外界要求下对抗自身系统，也就是说当事物、人或情境迫使它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也必须保留小份额主体性，数量要足够使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做出回应。”

这里的“回应”就是主观性情感，它与系统性、非主观性情动是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可见，德勒兹并不像早期马苏米认为的那样，试图以情动来消解主体。他主张的是在主体性和去主体性之间不断游移和斡旋，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学者将其理论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挂钩。但德勒兹的“情动”理论是一种特殊的激进思想，很难归入某一种政治阵营，他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但没有提出清晰特定的社会变革纲领。“情动”是打破“有机体、意义和阐释、主体和征服”等层级的根本动能，标志着语言和身体的关联及其与社会斗争等装置的复杂连接，推动“抽象机器”不断从虚拟性朝向实在性运动。这也就告诉我们，作为过程的情动与作为状态/观念的情感同时发生，主体的建构和颠覆也必然同时发生、互相转换，个体和系统一样都拥有自我组织性，即一种无需外界媒介的纯粹的“内在性”（immanence）。这也即作为“抽象机器”存在的终极自由。

二、情动与情感的融通

德勒兹在主体性和非主体性之间的滑动暗示了一种融通的情感论，这也可以被认为是近二十年来英语学界大部分情感研究著作的基本范式和立场。这些著作认为，情感是身体实践和语言系统以不同方式发生交接的产物，是这种交接产生的特殊动能。这种立场可以看作对于后结构转向的一种拨正，后结构主义将“语言”（或也可以认为是拉康所说的“象征体系”）抬高至意识形态决定性力量的地位，将意识变成了话语的产物；而人文社科研究中的“情感转向”就是从话语分析转向对“身体”的物质性境遇和运动的关注，转向身体实践和话语实践的交接方式的关注。从整体上来说，德勒兹情动理论是在承认主体外在规定性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主体性”，通过重新建构存在的本体而赋予其“内在性”和能动性，让个体失去的主体性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现。情感转向的政治取向到底是“进步”还是体现了一种微妙的保守取向，这取决于观察者本身所持的视角。笔者认为，这的确是对文学研究专业化和小圈子化的某种补益，总体上有利于文学研究与人类社会历史更为全面地互动和互渗。囿于个人视野，本文的学术史梳理以英语世界为重，欢迎各类补充和延伸。

北美人文社科学界理论构建能力特强的中青年学者倪迢雁（Sianne Ngai）早年著有《丑陋情感》（, 2005）一书，以勾勒晚期现代性的情感世界。倪迢雁着重刻画负面情感，即“文学、电影与理论中的情感隙豁与不可读情感、烦躁情感，以及其他类型的情感负面性”。这些负面情感——或称之为否定性情感——没有意向性，鲜明地凸显了人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的境遇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由此，倪迢雁提出了一种情感研究的范式，其重点在于考掘在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氛围中的具身性经历与文本审美性元素（或更为广义的“形式”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个范式不仅适用于文学研究，也对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产生了奠基性影响。独立批评人、社会学家艾赫迈德（Sara Ahmed）也使用这种研究范式，转而关注强烈的激情，包括愤怒、恐惧、仇恨、爱。这些激情似乎很明朗，性质和对象都很清晰，不具备明显的负面性，但并不因此更容易言说或分析，也同样显示出个人意识受到环境和话语左右，使得主体性观念破产。与费舍尔（Philip Fisher）的著作《剧烈的激情》（, 2002）不一样，艾赫迈德不仅从哲学史和文学书入手，还牵涉更为广义的话语史，来说明这些话语形成的装置与具身经验和表达的关联。以“憎恶”（disgust）为例，作者认为“憎恶”是一种“身体直觉”（gut feeling），也是身体表面发生的变化（脸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但它也同样是话语生产的过程，使得某些观念与其他观念黏着在一起，正是这种“述行”（performance）塑造了身体在社会场域中的空间分布与行为模式。

这些研究都说明，情感既是具身表达，也是言语行为，对作为装置的社会至关重要；情感不仅是社会政治实践的动力和导引，它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实践。这里可以沿用维瑟雷尔（Margerat Witherell）提出的“情感实践”的观念，说明情感的生产是一种实践，在社会关系和交往中生成，同时也使其发生变化。所谓“情感实践”（affective practice），就是情感发生的过程，情感并不内在于人，而是“有活力的，在情境中发生的交际行为”（lively, situated communicative act）。维瑟雷尔使用社会学研究中的常用手法，以日常谈话为主要文本，通过分析参与谈话各方话语和与之伴随的身体语言，说明情感是在具体文化氛围与社会生活的样式中逐渐产生的，因而是一种依据某种固定脚本进行的述行（表演）；反过来，情感也会通过身体倾向这种特殊的惯性行使价值和社会权力、空间分配的功能，由此“沉淀”为社会结构。维瑟雷尔的“情感实践”观念将德勒兹视情动为“抽象机器”自我创生和转变动能的立场与波迪厄的社会学嫁接在一起，将德勒兹的情动观念转换为更为具象的说法，考察语言规范、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将生成之流沉积为生活经验的过程。

不过，维瑟雷尔的社会学方法使她将如何辨别感受视为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认为社会学家可以在观察谈话进程的时候直接辨认出不同的情感范畴，将特定的身体表征和话语表达的集合归于某一个情感范畴之下。然而，如前文所言，在大部分情况下，某一情境触发的身体反应包含很多层次，有些层次流于表面，可以对应于现成的情感范畴；有些隐藏很深，语言与观念很难触及。情感史和情感社会学研究通常预设了情感的直观性，不像德勒兹那样将语言符号与具身感受的交接视为不稳定装置，而是将两者的关系视为同一，在对情感的理解上更接近威廉·詹姆斯的情感理论和“基本情感”理论的各种变体。后者认为，情感虽然源自身体状态变化，但这种变化与认知相通，可以转变为观念，为主体性奠基并赋予主体行动力，情感无外乎构成肉身变化在意识中的复制。

在修正情感直观论上，文学情感研究功不可没。文学研究携带着解构主义以来对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认识，了解具身感知和感受与符号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贴合，又汲取了笛卡尔以来情感理论对于情感直观性的洞见，在情感与符号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非常柔韧而细腻的看法。从文学研究的视角来看，“情感实践”更准确地说应是“情感书写实践”或“情感言说实践”，书写和言说都是重现，而不是机械复制，情感并非单纯地源自身体，而是出自身体与语言/观念的交接和装配，情感的“呈现”即其产生的过程，是在具体社会政治情境中的“实践”，是在建构和打破主体性之间反复流转的特殊实践。情感史大家威廉·雷迪在《情感研究导航》中明确借取文学情感研究的视野，将情感理解为翻译实践，即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情感是一系列松散连接的思想素材，构成不同的编码，具有与目标相关性和一定强度……可能会构成一个‘图示’……不过，一旦激活，会溢出注意力在短时间内将其转换为行动或言语的能力。”这个定义略显晦涩，但很好地概括了情感在发生之际，一方面依靠编码系统，另一方面又超过其控制的复杂性。情感编码系统——雷迪称之为“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就这样不断发生着转变。

与此同时，文学近三十年来的创伤研究极为典型地显示了这种复杂而多面的情感发生理论。在倪迢雁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她尤其强调负面情感，这些情感虽然可以直接用观念来命名或指称（如艳羡、躁怒或焦虑等），但仍然是无法被观念和知性穿透的谜团，其本质、起因和影响没有定论，又因为在文学文本中被反复书写而具有极其难以概括的复杂性。这种情况更鲜明地体现于应激综合征的情感经验，在创伤书写的研究中表现得很充分。卡鲁斯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未被领取的经验：伤痕与历史的可能性》（, 1991）中认为，创伤经历会变成无法被意识整合的隐藏记忆不断袭击人的情感世界，使人产生无法解释的压迫性情感。基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卡鲁斯提出，这些隐藏的记忆通过梦境——一种重要的虚构来重复自身，不断延迟创伤经历者的“觉醒”，但最终又促使其“觉醒”。梦境或幻觉叙事召唤伤痕经历者面对“现实”，肩负起作为幸存者的伦理责任，讲述逝者、其他受害者以及自身的痛苦经历。不过，卡鲁斯的创伤理论与同时代美国心理学家范德科尔克（Bessel A. van der Kolk）的立场相近，有将创伤简化为外界对自我的冲击之嫌。从德勒兹系统论视野来审视，卡鲁斯并没有将身体与心理视为一种有整合性也有裂痕的不稳定装置，也没有将心灵—身体与话语和社会行为勾连起来形成更大的考察域。

因此，利斯在专著《创伤：一个谱系》（2000）中系统地反驳对于创伤的物质主义理解。她认为，创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来自外部的冲击，也不仅是某些低强度事物的反复刺激，它也与受害人复杂的生理—心理机制有关。创伤现场会导致受害者丧失认知功能，如身处催眠一般地认同加害者，因为意识的内部分裂而与自身疏离。利斯指出，19世纪晚期以来的创伤理论一直在两种假设——创伤源于外部冲击和创伤源于个体与环境的复杂互动之间摇摆。对第二种认识略加引申，我们可以说创伤是一个系统性事件或过程，人所处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会让人的自我完全被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人无法面对或重构创伤经历，也无法直接面对失去自我带来的极度痛苦，不论是幸存者罪感还是羞耻，抑或是强烈的抑郁，都可能长时间无法命名、表达或缓解。晚近的创伤理论都普遍强调，创伤经历无法完全在观念中显现，强调创伤记忆的建构性。如布桑（J. Brooks Bouson）、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科维克威治（Ann Cvetkovich）等学者指出的那样，创伤没有简单的源头，而是牵涉到身体、心理、语言、文化、习惯等诸多因素，讲述创伤经历和与之伴生的负面情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或者说是“情感实践”。再一次借用德勒兹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种情感实践并不试图建构一个坚固而以内在性为标志的“自我”，而是旨在让“自我”在保有微弱稳定性的前提下改变自身和所处社会的结构。无可名状的情感并不是现实事件的“征兆”，而是启迪人进行符号构建的动因，是改变自身并创造新的社会环境的条件。

这种情感实践具有一种建构性，与解构主义的思路旨趣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情感研究的另一位大家已故学者塞奇威克（Eve Sedgwick）要强调文学作品的“修补性”，认为对负面情感的书写有重塑自我的重要作用。亨利·詹姆斯在纽约版作品全集前言中流露出对少作的“羞耻”之情，但通过对羞耻感的书写与少作达成了一种类似同性情谊的亲密关系，对自己的自我缺失感做出了“修补”，使自己转变为一种新的关系性主体。作为最有天赋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塞奇威克与之前提到的倪迢雁一样，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研究对于情感研究的重要作用。文学作品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语用实例，重新配置观念、具身感受以及社会语境，参与总体“抽象机器”的再造。情感观念化的过程就是文化生产的过程，是主体性逐渐涌现的过程，但也是主体性接受自身边界和残缺的过程，是将这种残缺转变为创造动力的过程。文学情感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实践，它与所有情感研究一样，成为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情感实践”。

在德勒兹“情动”思想关照下的情感研究在我国发展还比较慢，但也有可观的成果。宋红娟的情感人类学研究、袁光锋在传播学领域的情感研究、王斯秧对司汤达小说情感的研究，以及笔者正在进行中的启蒙时期文学情感研究，都已经证明情感议题催生科研创新和跨学科交流的潜力。与此同时，国内也已出现相当数量的对创伤理论的梳理和创伤文学案例的研究。国内学者与国际学者一样，都对情感研究充满兴趣，但也一样面临许多跨学科的难题。要勾勒情感与符号构成的装置的动态并捕捉其在不同节点的短暂静态，研究者不能囿于话语分析的老方法，需要有精神分析的敏锐，考掘文本的“无意识”和潜文本（subtext），也需要具备强大的情感直观能力，即一种贯彻了高度想象力的共情。批评人要能够想象或强烈或微妙的情感，解读文本曲折的情感实践，分析情感的发生与复合社会政治语境的具体关联，尽力做到读者和写作者（情感书写者）、读者与其他读者的“视域融合”。文学情感研究综合分析与共情这两种方法，最大限度地揭示情感实践的机制和重要性。

三、文学情感实践与哥特小说

文学情感研究充分认识到情感的双重性，即直观性和（与语言和观念难以分割的）构建性，并基于情感的这两个维度勾勒人类主体性的限度及其重构的路径。情感好似浮动的冰山，有一部分可以被直观认知因而成为观念的经验基础，还有一部分因为具有隐藏性，无法直接通往观念，便成为不同话语体系和符号系统争相解释的不可知对象，也成为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交锋的核心场域。情感的构建性明确指向了现代主体性的边界，说明意识无法直接穿透并整合自身，但也有助于我们将主体性重新想象为个体和系统在语言与物质机体共同作用下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深知自身的不足，无法对身体内在的过程进行恰如其分的描写，但可以将这种不足变成创造源泉，动用对可感物的细致描绘，使难以用概念表达或尚未显现的情感可以被想象和构建。文学语言将直观的命名（让气愤成为“气愤”）和曲折的情感暗示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象征性行动，一种具有核心地位的情感实践。

将视线拉回到西方现代情感理论和情感文学发轫时期，即17—18世纪这段时间，以具体文学文本为例证，来初步说明文学情感实践的阐释方法及其对建构情感研究理论范式的意义。笔者在其他地方曾提出，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的西方情感观念已经体现出了“直观论”与“建构论”（或也可称为“实践论”或“创生论”）的分野，此处只作简述。德勒兹的情动理论正是以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情感（affectus）论述为启迪，斯宾诺莎不仅像同时代的情感理论一样，强调情感源于身体发生的变化（与affectus同词根的affectio就表示在某种影响下发生的变化），也强调情感对个体行为（包括结成政体的行为）有强大推动力。这种对于情感的认识具有前瞻性，可以认为是“激进启蒙”（radical enlightenment）的源头之一，也是德勒兹和奈格里激进政治理论的渊薮。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斯宾诺莎理论与其历史语境的关联。他认为，身体变化与观念之间相互沟通，虽然分属实体的不同模式，但有着一一对应的关联，这就是将情感的认知看成一个直观过程。因此，如前所述，斯宾诺莎的affectus与德勒兹的affect，即由身体和语言等装置的连接产生的非观念性、“非主观性情动”，并不是一回事。不过，18世纪经验主义中流露的对于人类知识的怀疑和对于经验与符号鸿沟的理解，也同样体现在对于身体感知和观念系统关系的理解之上。18世纪西方情感观念不仅认为情感可以直观认知，也同时指出情感难以名状的特性，遥遥指向了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和德勒兹情动理论对于身体感知与语言不稳定关系的理解。

启蒙时期对于非观念性情感的认识最为深刻地体现在18世纪晚期英国出现的哥特小说中。哥特小说可以视为对启蒙时代情感哲思（即认为情感具有判断功能并可以与理性兼容的观点）的反思和反驳，从文艺复兴以来长期发展的写情传统的里程碑。哥特小说中展现的深不可测、幽深暗黑的情感与同样流行于18世纪晚期的感伤小说正好形成反差，感伤小说建构和表达的情感主要是悲怆，小说人物心地慈厚，时常为悲苦场景动容落泪，也时常备受磨难，但始终坚守美德（对18世纪英国的道德哲学来说，美德基于道德感或道德情感），传递对人性的乐观想象；而哥特小说中的人物时常陷于惊恐、忧郁和愤怒，或成为恶的帮凶，或面对恶意无计可施，凸显人性与世界的暗面。作为“情感实践”，哥特小说不仅展现了惊恐，也参与制造了这种惊恐之情，使之成为弥漫于18世纪晚期英国文化的一种普遍情感。虽然“惊恐”是一个意义相对稳定的情感范畴，从达尔文到汤普金斯-埃克曼时代都认为这是一种“基本情感”，但仍然让人不解。为什么在这个历史时刻惊恐与忧郁和愤怒一起，成为被反复书写的情感？哥特小说中的惊恐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反应，还是对日常生活现象的反应？18世纪晚期的美学深刻意识到，崇高感与“惊恐”联系在一起，是对惊恐的克服，惊恐因此明明白白地站在了启蒙主体观念的对立面，但又是其发生的重要条件。惊恐伴随着巨大的认知故障，让人无法思考和应对眼前场景，哥特小说拒绝轻易地解决这个难题，而往往用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反应刻意渲染人在惊恐下理智涣散的状况，虽然因此很容易受到嘲笑和戏仿，但始终没有丧失活力。哥特小说在19世纪初失宠之后以新的方式存活下来，成为写实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暗黑元素，维多利亚时期的大部分经典小说都包含着哥特式场景描写和情绪渲染，包括《简爱》、《呼啸山庄》、《荒凉山庄》、乔治·艾略特几乎所有的作品、奴隶自传写作，以及罗曼司色彩非常浓厚的奇情小说和海外探险小说等，不胜枚举。

为什么要书写惊恐？哥特小说中有许多恶行，恶人的狂妄荒诞行为引发许多恐慌，而在其之上又出现了善恶兼有的超自然力量，即化身为挥之不去的鬼魂和魔鬼，具有人类个体无法抵挡的决定性力量。在哥特小说中，恶棍与倒霉蛋都无法摆脱惊恐和无助感。对于超自然力量的兴趣在英国和欧洲小说中源远流长，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很多异教文化人物成为恶的源头的故事（比如《奥赛罗》的原型《威尼斯的摩尔人》、乔叟笔下穆斯林王厄拉同的恶毒母后等），“魔鬼”或撒旦的形象也时有出现，不过这些故事里的恶是一种确实的罪恶，引发的是道德上的厌恶和谴责，而不是巨大的恐惧。哥特小说长于对“恶”所触发的恐惧进行渲染，通过对人物心理和肢体的描写，强化惊恐之情，也通过外部环境的描写来渲染超自然的恶不可预测的神秘性。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部哥特小说，沃尔普的《奥特郎托城堡》（, 1764）中的一个段落：

城堡的底层是空的，分隔成了许多组错综繁复的回廊；对于一个内心充满焦虑的人来说，要寻找到通往地下室的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片可怕的寂静笼罩着地面之下的整个区域，除了不时有一阵风吹起，摇撼着她所经过的门，而那些门上锈蚀的铰链则发出轧轧的声响，在那长长的黑暗的迷宫里回荡着。

这个段落描绘了隐秘惊悚的“地下室”，与“内心充满焦虑”的主观情感互相映衬，甚至可以说是互为隐喻。18世纪中期，古史研究在英国掀起一股文化怀旧和复古风潮，哥特艺术与中世纪罗曼司、民谣被重新重视，成为英国国家主义崛起的重要助推。《奥特郎托城堡》是沃尔普的一部应景之作，但也使得时代风潮发生了转向，小说着重探寻英国文化和英国人情感世界幽暗的“地下室”，把一种对遥远传统的怀旧称颂转化为构建和传递负面情感的媒介，可以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情感实践”，开启了18世纪晚期弥漫的阴郁黑暗的文化氛围。

《奥特郎托城堡》对于超自然恐怖的书写使得“恐惧”成为18世纪“情感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中叶和晚期情感小说对情感社会性充分加以肯定，着重描写天然道德情感，也同样依赖对读者情感的信念，相信他们会因为美德受到玷污而悲恸，因心系虚构人物而手不释卷。但哥特小说着力于拆解道德情感，建构否定性情感，即让主体无所适从的情感。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哥特小说的情感世界隐含着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体观的冲击。威廉斯的“情感结构”观念指的是朦胧易变的个人化情感模式的集合，即作为生活经验的流动性意识形态，哥特小说中极端情境下的极端情感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定义。然而，正如本文前面指出的那样，莫名而溢出理性的巨大情感可以被称为“情动”，其与情感有很多重合，两者不能人为分割。哥特小说中的极端情感与“日常”低强度情感有相通之处，两者之间存在隐喻和折射的关系：日常恐惧是形而上恐惧的冰山一角，形而上恐惧是日常恐惧的阴暗背面。哥特小说中的情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18世纪晚期英国图书市场的扩大使得小说对于情感资源的使用不断深化，也因此表征并推动了日常情感结构所发生的深刻转变。

《奥特郎托城堡》中弥漫的形而上恐惧与社会政治境况制造的日常恐惧有着紧密的关联。沃尔普本人热衷于哥特风建筑和艺术，他花了十年时间将自己位于特威克纳姆的住所改建为哥特式宅邸，取名为“草莓山”，于1762年向公众开放。沃尔普有意将哥特风格的建筑与“激情”联系在一起，他曾说，“要欣赏哥特风格人只需要情感”，设计哥特建筑的人们“动用了他们所有对于激情的认识”。沃尔普的小说也是他本人对于情感的探索。小说缘于1765年3月作者做的一场梦，在梦中，他身处一座古堡，在巨大阶梯的上端栏杆上看到一只佩戴着盔甲的巨手。小说为这个恐怖场景铺陈了具体的缘由，将超自然力量的显现与历史中曾经发生的罪恶和僭越，即奥特郎托城堡主人曼弗雷德亲王先辈杀害城堡合法主人占据其财产的经历相连，使超自然力量成为对既往之恶的追究。虚构的奥特郎托城堡中长长的走廊、地道和暗门使得所有人都感觉身处迷宫，随时可能被身后的力量捕获，城堡中的仆人们也因突然出现的巨大的肢体碎片而震惊。这一切似乎在告诉我们，未被正视的历史性罪恶会产生近乎超自然的力量，将所有人都置于无法摆脱的恐惧之中。小说主人公曼弗雷德本人并不那么可恶，“并非那种以无故施虐为乐事的野蛮暴君”，但家族历史如哥特式建筑一样使他无所逃遁。他不仅成为恐惧的承受者，也因为想要在摆脱鬼魂惩罚的同时保住名下财产制造了很多恐惧。小说流露的是对封建时代以降英国实行的限嗣继承制度的惊惧，保证家族财产的需求激发了偏执的暴力和欲望，使曼弗雷德和其祖辈一样异化为魔鬼，与萦绕着城堡的鬼魂无异。而他的受害者也并没有能脱离罪恶的控制，在小说末尾，城堡合法主人的幽灵显现，城墙轰然倒塌，城堡的两位合法继承人虽然幸存，但已经无法摆脱往事的阴影，注定将在哥特式城堡的废墟中度过充满“忧郁”的余生。

小说对于父权制和限嗣继承制度的批判与沃尔普本人性别身份也有很多关联。沃尔普对哥特建筑的兴趣并不仅仅与18世纪古史研究热潮有关，也是他与同道进行情感交流的途径。沃尔普经常因为同性爱倾向被同时代的人诟病，他在“草莓山”改建工程期间十分依赖男性好友的参谋，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友谊包裹着一个隐秘内核，与哥特建筑神秘的内部结构互相呼应。1764年，在创作《奥特郎托城堡》的同时，沃尔普又充满激情地为议员康威（Henry Conway）辩护，导致政敌讥笑他过于感情用事，甚至声称他属于“第三性别”。小说虽然以两位合法继承人的异性婚姻结尾，但西奥多与伊萨贝拉并不爱对方，两人的情感维系是对曼弗雷德被害的女儿玛蒂尔达的共同回忆，这里流露的对于异性婚姻的不适并非全无来由。两位合法继承人难以卸下的忧郁是恐惧的余波，说明恐惧并没有随着父权制的历史性罪恶被真正清算，他们的创伤在延续，没有完整的自我。18世纪晚期哥特风的兴盛是英国国家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但是沃尔普也向读者说明，哥特风爱好人士的情感世界也是这股风潮的重要推动力。重返英国中古史和哥特式城堡是沃尔普思考情感问题的通道，是清理在同时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负面情感的方式，也因此将他自身的情感与整个文化的“情感结构”相互连接。《奥特郎托城堡》中的恐惧可以生发出多种阐释，正说明了恐惧的来源与对象非常复杂，即便是恐惧这样的“基本情感”也不完全具有直观性。恐惧书写一方面通过表情和肢体动作描写直观地展现恐惧，另一方面也通过空间和景物描写分析恐惧的复杂维度，对恐惧做出重构，使其成为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批评。《奥特郎托城堡》就这样开启了漫长的哥特小说传统，与19世纪产生的以黑奴境遇和庄园主为背景的哥特小说一样，说明极端情感和日常情感之间不断发生着转化。

《奥特郎托城堡》开启的哥特式恐怖叙事在路易斯（Gregory Lewis）的《修道士》（,1796）中达到顶峰。《修道士》的一条主线描写了修士安波罗斯堕落的故事。安波罗斯在修院内受到女扮男装的玛蒂尔德的诱惑，向情欲屈服，因此受到宗教裁判所处罚，为了求生，他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但魔鬼将他带出牢狱后又将其扔到岩石上，致其在愤懑中死亡。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曾分析小说中出现的魔鬼，认为在18世纪启蒙时代行至末路之时神圣观念重新抬头，并且采用了“最为原始的表现方式”，即“禁忌和戒律”的方式激发强大的惊恐之感。后世批评人士提出了一个相通但有着明显差别的观点：哥特小说是工业资本主义诞生时期中世纪宗教共同体的一种表征，哥特小说中大量使用钟表时间，以分钟计时，但同时又对中世纪教区生活非常重要的由教堂钟声宣布的“小时”情有独钟，表明了“神圣时间与世俗时间”的冲突，同时也显示了两者之间的融合。世俗与神圣的交织是非常重要的视角，不过我们不能忘记，超自然叙事和写实叙事的融合也同样是两种情感模式的融合，即日常情感与极端情感——非观念性负面情感，或挤压主体性的情感的交汇。

在《修道士》中，恐惧导向的不是在《奥特郎托城堡》中多次出现的没有确定身份的鬼魂，而是确确实实的魔鬼撒旦——玛蒂尔德是撒旦的女性助手。将女性人物与撒旦关联是哥特小说中的常见现象，法国女作家卡佐特（Jacques Cazotte）的小说《恋爱的魔鬼》（, 1772）最早构想了托身女性身体的撒旦，《修道士》也显示了其影响。《修道士》中的恐惧不仅与建筑（如修道院地窖）联系在一起，也与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女性身体的神秘性和破坏性。小说末尾魔鬼表示，他之所以指使手下精灵化身玛蒂尔德去诱惑安波罗斯，是因为发现了安波罗斯对圣母像的“盲目崇拜”；而安波罗斯也的确因为觉得玛蒂尔德的容貌酷似肖像而沉迷，“简直不敢相信，他面前的这个人，到底是来自人间，抑或来自神赐”。罪恶以神圣的面貌出现，且往往是以女性面貌出现，安波罗斯对魔鬼的恐惧折射的是他对女性身体不确定意义的恐惧。

如果说《奥特郎托城堡》的恐惧书写隐含对父权政治和封建财产制度的不满和对女性受害者境遇的同情，《修道士》的恐惧书写则是隐含对女性“撒旦化”的文化焦虑。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18世纪末有部分女性作家的哥特小说通过改写女性形象来改造哥特小说的情感结构，打破女性要么非常柔弱、要么非常邪恶的脸谱化倾向。拉德克利夫的许多哥特小说，如《尤多尔弗之谜》（，1794），赋予女性人物获得情感的成长和战胜罪恶的机会，而爱尔兰女作家罗什（Regina Maria Roche）的《修道院的孩子们》（，1796）又重新回到感伤小说的轨迹，称颂女性的情感力量。随后，19世纪初奥斯丁对于哥特小说和感伤小说的双重戏仿，又再一次重写了女性与破坏性激情的关联。

哥特小说中的激情尤其是巨大的惊恐，在“写实”小说中很难得到体现，这并不是因为恐惧情感不“写实”，与日常经验脱离，而是因为巨大惊恐是带有否定性的负面情感，有冲击和取消现代主体性的作用。18世纪进程中的写实小说和罗曼司之争是两种情感观念和主体观的争夺，写实小说的兴起说明虚构叙事主动承担起了建构现代主体和主权思想的重任，试图论证人的内在道德禀赋与社会理性可以制伏贯穿罗曼司的巨大激情和想象。但写实小说的世界也是一种建构，并不在知识论和道德观念上具有绝对权威。18世纪中叶新兴的写实小说从未摆脱罗曼司情感观念的渗透，且很快就受到来自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的否定。这也就是说，不论是写实小说、罗曼司还是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这种混合叙事文体，都并非单纯地“描摹”情感。情感书写是重要的文化实践，始终包含阐释和构建，但也始终能触及“真实”，是语言与身体经验互相博弈、互相融合的动态过程。哥特小说不是复古叙事，它与写实小说一样是现代人情感经验和情感秩序的集中体现，它时刻提醒人们情感世界的深度不可限量，也以自己的激情书写为现代读者提供集体免疫和情感调节。

四、尾声：读者的情感

文学情感研究的方法论尚不完善，即便我们知道如何分析文学参与情感实践的方式，也很难了解这种实践如何影响读者的情感世界。还是以哥特小说为例，有的读者会因其情感的激越和夸张而嗤之以鼻，有的读者会从中得到隐秘的情感满足，也自然会有读者从中考掘出某一时代层叠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恐惧。情感研究如何与阅读研究结合，揭示文学情感实践的全貌，是有待开拓的前沿问题。有关文学阅读的情感效应目前只有少量研究，比起音乐的情感作用的研究来说还相当不成系统，在“净化”（catharsis）和“移情”（与镜像神经元的模仿功能相关）之外尚未产生重要理论资源。

如果我们将情感视作“抽象机器”的生命系统的内在动力，那么就要深入考察情感如何在这架机器的所有部分之间流动，串联起文字、图像、书籍与读者的肉身。在这个意义上，情感的确是动能，是影响，是变化，是实践。情感实践无法在文本内部完成，这项系统工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文学与其他话语在塑造心灵，更准确地说是推动和导引情感流的过程中如何交叉互动，这个问题远远超过了“文艺心理学”的范畴，正在开启新的学术研究，也正在开启人类自我形塑的新型实践。

加拿大文学学者艾赫恩（Stephen Ahern）在《情感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文本的感觉》（：）中说道，虽然情感研究成果丰硕，“但是我们这个领域还处于发展的早期，这个领域仍然在生成中，此刻充满了令人激动的潜能，向那些敏于文本情感负荷的人们提供了许多新的探寻线索”。这个观点也正是本文的情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