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与乡村文化的新变——略论媒介变革与乡村文化生活

李保森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以“记录美好生活”为品牌标榜的抖音（英文名为Tik Tok）是近些年兴起的短视频潮流的代表，在如今的文化场域、传播场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2020年1月6日，抖音官方发布了《2019抖音数据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经突破4亿。短短4年间，用户数的飞速增长，充分显示了该应用软件具有的强大活力，表明了它在回应社会需求、满足用户体验、丰富文化产品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抖音的出现和迅速发展，顺应了当前媒介格局调整的趋势，对个人、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抖音为居家娱乐、信息传播、资源共享、滞销产品推广、市场重启提振等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渠道，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这段时期虽然是不可预料的、特殊的，但却集中、有效地反映了抖音的传播特质和优势。本文无意也无力对抖音的社会影响力作出全面的描述，在此集中关注和讨论的是抖音这一新兴媒介对乡村文化产生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抖音与乡村文化

在抖音上发布的数据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按照行业分类，视频点赞量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教师、护士、消防员、交警、医生、程序员、厨师、农民、环卫工人、美发师。尽管点赞是由观看者做出的一种回应行为，但从侧面反映了这些行业内成员创作和发表、被创作和被发表的内容之多，也可见关注和被关注、评价与被评价的行为之繁。

上述这些行业虽然在工作内容、工作环境、服务对象、社会评价、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较为明显，但又普遍具有职业性强、工作强度大、社会关联度高、易辨识等特征。在现实中，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工作，积极参与和维持着社会的健康运转。在抖音中，他们或主动拍摄自己的生活场景，既是作为一种自我展示和记录，又可能是满足情绪的发泄、情感的抒发；或被动地由他人完成录制，并在个人抖音号上发布，从而引发人们的观看。这些出自不同主体、有着不同意图的媒介行为，有意无意间完成了对前述这些从业人员的媒介形象与社会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在开放的、不确定的传播空间中，来自陌生人的点赞行为正是对他们作出的肯定与鼓励。这一现象展现了社会的一种正面价值取向，即对平凡劳动者的致敬。

进一步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同样还是在这些行业中，只有农民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空间特征，是来自特定空间的人群。众所周知，农民和乡村有着天然的关联。乡村是农民的主要生活空间，也是辨识农民身份的主要因素。因此，当农民在抖音中引发关注时，我们可以说，这一现象生动反映了抖音在如今乡村文化场域中的活跃状态。

由于中国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城市与乡村先是在行政秩序上形成了等级差异，后又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差距。迄今为止，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说，乡村这一空间不纯粹是对地理环境的描述，还有着鲜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含义。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农民的媒介生活，不只是农民基于个人兴趣作出的主动选择，还反映了现阶段农村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农民和抖音的联系，其实也正是乡村和抖音的联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如今中国乡村内在状况和外在处境的变化，农民已经不再仅仅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田者了，而应当是指出身于乡村的广大民众，他们并不一定生活在乡村，但又与乡村有着密切的人事联系和情感联系，也并不一定从事农业劳动，但对农业劳动并不陌生。新语境中的农民，在生活方式、知识结构、观念情感等方面，都不同于我们往常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人物形象，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何士光《种包谷的老人》中的刘三老汉、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等。新一代的农民已经弱化或摆脱了与土地的密切关联，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中，有了更为广阔的流动范围，建立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生成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形象。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放下锄头，走出乡村，在城市里讨生计。但是，与城市居民比起来，他们仍具有鲜明的乡村烙印。虽然不少人已经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仍然受到乡村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仍然有着自觉的农民身份认同。

当农民和抖音联系在一起时，这个现象可以说是耐人寻味的，其中产生了不少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农民为什么会对抖音产生兴趣？和其他短视频媒介相比，抖音具有怎样的吸引人之处？对抖音的使用，反映出现阶段农民和乡村出现了哪些变化？抖音对农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首先需要我们从近40年来中国城乡社会的媒介格局谈起。

二、从电视到手机：媒介格局的变迁

如今，人们使用手机的频率、范围和层次已经远远超过电视机，前者正在深度介入、组织乃至重构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这是当下整个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在此，笔者之所以把它放入“乡村媒介格局”的视域中展开讨论，主要着眼于这种变革对乡村和乡村民众产生的影响。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乡村的文化生活远不如城市丰富、多样，因此传播媒介对活跃乡村文化产生着重要作用，如我们所熟悉的电视、广播、报纸、书籍、他人的讲述，等等。这些媒介不仅将外来的、城市的、异地的、跨时空的生活方式，故事见闻，文化观念，情感类型等传送到乡村，丰富乡村民众的见识，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具体的文化情境。也就是说，民众不仅在“看”，也在被所看的对象影响着、塑造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电视在城乡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分量。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拥有一台电视机，曾是许多人和家庭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拥有一台电视机，不仅意味着打开了和外界沟通的渠道，还是当时个体家庭能力和经济的象征。

在大众的家庭中，电视机通常被置于客厅的中心，供全家人围观，“一个现代家庭空间的焦点，是电视机所创造的——电视机在哪里，家庭的空间重心就在哪里”［1］80。一般情况下，在每日的晚饭后，一家人会围坐在一起，集中观看电视节目，场面其乐融融，甚是温馨，“电视机，以及特定的电视节目，就不再是一个家庭日常生活的外来者，而是深嵌于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角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规划者、组织者与调节者”［2］。

迄今为止，电视仍然是家庭的基本家具之一，仍然承担着特定的组织功能和文化传输作用。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的更新，电视不再是唯一的观看媒介，甚至可能已经不是主要的观看装置了。有的家庭甚至没有购置电视机。取而代之的，正是手机。两者在功能上的差异，是造成它们此消彼长的主要动力，并因此对社会的文化形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早些时候，由于生产成本较高、流通范围狭窄、使用人群有限、通信资费较为昂贵等条件的限制，手机主要是作为奢侈品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那时候，手机反映出使用者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等信息。在表现20世纪90年代社会生活的影视剧中，使用手机的人通常生活在深圳、广州、香港等南方城市的商人，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手机的发展状况和使用情况。

1987年，第一款摩托罗拉手机进入中国，也即人们所说的“大哥大”，宣告我国进入1G时代。随后，通信技术日渐提升，通信工具日益普及，人们的通信手段愈加便捷。手机与互联网的结合、智能手机的出现，都是人类通信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事件。如今，我们正在迈入5G时代，将更加快捷地使用手机参与和展开我们的社会生活。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手机功能在不断地拓展，包括屏幕尺寸、支持系统、储存容量、软件运行等各方面都有所改善，手机的普及范围和使用人群也随之日益广泛。人人手持一部手机，不仅反映了手机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也使手机与个体建立起了密切联系。手机是私人的附属物，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和隐秘性，手机的品牌、型号和装饰（包括字体、主题和壁纸等）都在显示着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消费层次与审美趣味。这与电视、电脑的使用特征和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同。

由于技术的进步，各种服务于现实生活场景的应用软件，如政务类软件、购物类软件、读物类软件、传媒类软件等，被不断地开发和推广，这就使手机从原初的单一通信媒介日渐扩展为功能多样的生活媒介，有力推动着生活的媒介化和媒介的生活化，这对个人参与社会的方式和状态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传播媒介的兴起和更新，缩短或消弭了远距离时空造成的阻隔和不便，使处于不同时空的人们可以通过媒介实现信息的交换和相互之间的沟通，“虽然许多社会信息仍然只能通过特定的地点或与人面对面相遇才能获取，但是过去的信息获取与地点接触的协调关系，由于传播媒介近来的变化，有了很大的削弱”［3］。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介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鲜活、多样、及时、直接。许多传统媒体机构相继入驻以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新媒介，正是由于新媒介体现了新的传播特征和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新媒介的出现不是对旧媒介的否定，而是对旧媒介的补充，同样也是在试图完成着“感官的延伸”，并再度建立和维持个体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而被阅读时才能产生社会关系”［4］。正如电视的出现和普及，改变了之前我国社会媒介以书籍、报纸等印刷物为主导的局面，使图像、声音等开始成为人们的观看对象和消费对象。如今，随着手机在功能上的扩展和在社会中的广泛使用，人们观看视频、获取信息的方式和体验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改善。

如果说电视的普及体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阶段发展状况，那么，手机的广泛使用，则显示了当下以个人为主导的社会文化格局正在形成。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都不只是被人们控制和使用的工具，还代表着特定的文化形态，对人和社会产生着显著影响，“所谓的新媒介不仅仅是新技术媒介，还是一种新文化形态的媒介。也就是说，特定形式的媒介造就不同的社会文化，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文化，也会选择特定的媒介传播方式”［5］。

当手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信设备时，附着于手机之上的功能和服务也因此在不断地被创造着和延伸着，并反过来日益强化着它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抖音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无疑迎合并顺应了这一趋势，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如果说手机在媒介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显示了一个普遍的潮流，那么何以抖音在同类软件中会有着如此抢眼的表现呢？事实上，在抖音之外，还有相当多的短视频软件，如快手、西瓜、秒拍、火山、小红书等。此外，在微博、QQ、微信等平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短视频的影子。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抖音的市场推广策略和强度有关，另一方面主要和人们参与媒介的方式有关，“不同的技术媒介是和不同的技能、才能和资源相联系的，就是说一个技术媒介，不能脱离参与象征形式加密与解密的人们在其中活动的社会背景”［6］。

相比较而言，博客、微博、QQ、微信等平台主要以文字为主，以具象化的图片或者视频作为辅助表达工具，这就要求使用者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才可以更好地介入对信息内容的生产、阅读、传播与互动等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字能力既是通行证，又构成了一道屏障，“识字文化最大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当识字文化使秘密广为人知的时候，它同时也为获得秘密制造了障碍。人们必须接受严格的学术教育，才能有资格理解书本上更深奥的秘密”。［7］因此，微博、微信、QQ等平台上的活跃用户主要以在校学生、年轻人、名人明星，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等群体为主。即便在如今使用频繁的微信中，乡村民众也只是主要用来传递和获取消息，其中尚有不少人主要是以语音或通话的方式来进行的，鲜有关注、阅读和传播各类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文章。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文字能力造成的影响。

电子媒介兴起后，人们解除了文字能力的束缚，“对比之下，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象力上的种种约束”［7］。这里的“电视”显然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媒介种类，还应当视作影像化的表征，可以延伸到我们这里所说的短视频。对于识字不多、见识不广和文化层次较低的乡村民众而言，具有如此特性的短视频显然更契合他们的自身状况和现实需求，不仅便于他们的操作和使用，也有益于他们生活经验的提升。当他们打开抖音软件时，只需要用手指进行上下翻动，就可以看到处于开放状态的、源源不断的内容出现在眼前，在观看的过程中愉悦感官、获得快感。

通过上述描述和对比，我们可以说，凭借触手可及的操控步骤、简单快捷的使用方式、愉悦感官的视听资源、平等共享的制作机制等多重优势，抖音等短视频在应用软件市场中迅速占据领先地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娱乐的重要途径和资源。就探讨乡村社会文化的某些变化和现实状况而言，这个意义上的抖音，主要是作为一种认识装置而出现的。

三、从室内到室外：乡村性别关系的调整

由于人们的积极参与，媒介才得以从一种使用工具演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人们当下习惯使用的微信、抖音、淘宝、当当等。媒介的发展固然有赖于技术的支撑，但人们的使用需求也在产生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考察媒介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时，我们不能忽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上，人们对某一媒介的追逐，正构成该媒介兴起的前提条件和表现形式。在探讨抖音与乡村文化的关系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乡村社会中“人”的变化。

著名学者费孝通曾以“乡土中国”指称和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状况，表明了乡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时至今日，即使乡村已经卷入了现代化进程，但仍然顽强地保留了传统社会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惯性，并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在传统中国社会，父权制对女性群体产生了极强的压制作用，“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施行确保了女性没有渠道获得经济资源、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它使得女性完全依赖于家庭，完全在父权制家长的控制之下”［8］。费孝通对此作出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9］因此，女性需要服从和服务于男性的需要，恪守妇道，安心于家务劳动和子女抚育。

但是，这种情况主要是在相对静止的文化情境中发生、形成并得到延续的。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受到外来的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断发生着变动。在革命的冲击下，原有的封建体制被迫瓦解，父权制也因此失去了体制性的庇护。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的旧观念逐渐遭到了人们的唾弃，新的观念开始制造新人。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但确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从这时候起，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都不断提升，女性的权益也在不断扩大，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巩固和强化，“家庭内部关系与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也许是1949年以来私人生活领域中最重要的变化。在各种变化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妻子在家中地位的上升，因为那是夫妻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10］。学者阎云翔的上述观察虽然主要是集中于20世纪后半段，但这些现象在如今的语境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工业时代的飞速发展为女性提供了广泛参与社会的机会和平台。

对于现阶段的广大农村而言，由于县域城镇化水平提高、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消费主义盛行、农业生产成本上涨，以及农业生产活动的集中化、机械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可耕地面积减少、农业劳动力闲置、生活成本提高等局面。因此，为了应对经济造成的压力、追求或维持更好的生活水准，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走出农田，进入工厂和社会，成为家庭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她们不再是躲藏在男人背后的匿名者，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厨房或室内。这一事实有效彰显了乡村女性的力量，提高了她们在家庭内和社会上的地位，有利于改善现阶段不平等、不友好的性别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乡村女性在当下的语境中获得了更多展示自我的空间，有了更多的人生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显然不能忽视媒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社会媒介通过讲事实、摆道理的方式，贴近女性的生命体验，并对女性的观念和行为进行再塑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女性主体的成长。另一方面，乡村女性自我空间的拓展，正是借助各种新媒介展开的，如微信、唱吧，以及本文讨论的抖音等。这些新媒介帮助她们扩大见识、增长才能、维持社会交往、展现自我才华。当然，女性对新媒介的积极参与，也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这是需要警惕并予以避免的。

性别关系的调整也在影响着代际关系。传统父权制不仅造成了对女性的压制，也造成了对年轻一代的压制。如今，随着性别关系的改善，代际关系也由原来的自上而下转变为上下互惠，这有效地加强了代际之间的协商和互动，使乡村家庭由威权主导型日益向多元共生型转变。年轻一代的媒介体验，也有益于促进这一转变。比如，以记录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抖音号，通常容易获得人们的点赞和关注。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些内容体现了温暖、舒服的家庭人际关系，形成了温馨、怡人的家庭氛围。对于用户而言，这些内容如同镜像一般，既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匮乏，又表明了他们的情感向往。因此，这些镜像中的内容有可能作用于现实生活，影响和改变用户对待家人的方式，增进家庭的和谐氛围。

相较于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具有文化程度较高，视野较为宽广，受传统观念束缚较少，接受新生事物较快等特征，因而对流行的事物比较敏感，也敢于尝试。当他们学会使用新媒介之后，还会教给他们的长辈，借此加强与长辈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反哺”，并肯定了其积极意义，“‘文化反哺’是变迁社会的产儿，它表明传统社会单向的文化传承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文化传承模式转变。事实上，这一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不仅为年长一代顺应社会生活、继续追赶历史潮流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加重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11］。在微信、抖音等新媒介的推广和应用上，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一代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乡村社会而言，这种反哺作用更为明显，也更为必要，既有利于改善和加强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也有益于丰富父辈的闲暇生活。随着年龄增长，家庭中的年老者已经不能胜任过多的劳动，客观上也不需要他们的劳动付出，因而有着较为充裕的闲暇时间。但受制于时代背景和个人，他们普遍存在着知识相对缺乏、兴趣爱好相对较少等情况。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如何打发闲暇时间，的确是一个苦恼的现实问题。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显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打开抖音，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老人的身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老人在观看抖音时流露出的喜悦之情。

前文已经探讨过媒介生活对乡村的重要性，以及媒介自身内附的文化形态，那么，这些新一代人投身其中的媒介生活，显然值得关注。在这些媒介中，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目前正在被人们广泛使用着，成了现阶段重要的乡村文化景观。

综上所述，在如今的乡村社会人群中，从代际角度来看，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从性别角度来看，主要是以女性为主。事实上，这两者也正在或已经成为乡村的新主人，在如今的乡村社会中表现得非常活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文化趣味和价值观念，正在影响并创造着当下以及未来的乡村。

四、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互动性媒介的乡村适应

长期以来，电视剧、电影、纪录片等长视频是人们观看的主要对象和资源。这些视觉样式试图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对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演绎、情感的抒发和主题的表达，同时发挥艺术捕捉、呈现和修正现实的社会功能。这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制作过程，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显然非一己之力所能胜任和完成的。在制作加工到上映播放前，还要经历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核和许可。因此，这些媒介也常常被人们称为“公共媒介”。

和这些公共媒介不同，以抖音为代表的私人媒介，将制作和发布的权力交给了用户，为用户提供了一处鲜活而自由的表达空间，即时而多样的观看平台。当然，无论在何种媒介上，用户都需要遵守法律规定，维护公序良俗。相对而言，私人媒介中的个人大多数处于自发状态，使用抖音的目的不一而足：或自娱自乐，或打发无聊时光，或自我展示，或有意记录日常生活和个人心境，或出于商业目的，等等。

在公共媒介中，普通民众处于被动观看的状态，可以自由换台，却无法自由选取观看的内容和时间，而只能听凭各个电视台的节目安排，“电视是一种娱乐机器，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娱乐。他们只能观看，而不能参与——这是电视无法克服的难题……它是娱乐，但是是一种霸权性的娱乐”［1］107。这一状况在事实上形成了内在的等级关系，民众在其中居于下风。私人媒介的兴起，在观看的方式和内容上瓦解了这种等级，形成了新的媒介景观，“在‘私媒’中，信息的使用者与制造者的区分被混淆了，这无疑消解了大众传媒中内在的传播者高于接受者的基本格局，也使得媒介文本的作用大为降低”［5］。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网络视频的兴起，观众在资源选取、观看方式、个性化设置等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自由。相比于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这种技术进步让观众有了更为广泛和充分的选择权。通过手机，人们不仅可以观看电视上正在直播的内容，还可以在播出后随时回看。相对于公共媒介的“点对面”传播方式，抖音等私人媒介形成了“点对点”的传播形态，即由社会个体成员制作和发布，并由个体观看、接受和作出回应、评价。后者使信息内容的传播与接受更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在内容上，和公共媒介相比，私人媒介提供的内容更加多元，形式更加丰富，风格更为多样，这主要来源于信息提供的主体是开放的、流动的。因此，在以抖音等为代表的私人媒介中，平民化、生活化、日常化构成了媒介景观的主要特征。这显然比公共媒介更接地气，更贴近民众的生活，更容易让民众感到亲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下乡村的现实生活中，刷抖音、拍抖音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日常行为，且不分男女老幼。就这一点而言，私人媒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公共媒介进行了补充和延伸，并有可能避免重蹈公共媒介的覆辙，“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文本的表述世界彼此冲突的时刻，也正是社会意义与文本意义相互抵牾的时刻”［12］158。

以抖音为代表的私人媒介具有的这些新特征，吸引了乡村民众的积极参与，使民众由被动收看转向主动介入。那么，对于乡村和乡村民众而言，此类媒介发挥了哪些作用呢？大致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丰富乡村的娱乐休闲方式。和城市相比，乡村在娱乐休闲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场地有限、设施不足、形式单调、民众知识结构较差，等等。抖音以较为低廉的方式，为乡村民众提供了新的观看平台，以及源源不断的观看内容，能够帮助乡村民众培养兴趣爱好、增加知识、填充生活中的无聊时光，增强生活的娱乐趣味。此外，通过观看过程中的学习、模仿与再创造，民众也可以制作和发布自己的抖音作品，记录个人或家庭的生活片段，并与他人产生互动。后者鲜明地体现了大众文化迷的生产力，“他们的着迷行为激励他们去生产自己的文本”［12］158，也生动体现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2.有利于调节、改善和强化家庭成员、街坊邻居等群体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乡村民众不善于表达和流露自己的情感。但是，在记录生活场景或制作短视频的过程中，人们需要通过分工合作、角色扮演、彼此对话、动作表演、表情配合等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因此，这种集体性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增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互动和交流，展示个体成员的兴趣才能，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在昵称为“小菲的农村故事”的抖音号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家人之间的日常交流与互动，非常具有生活气息，也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一家人相处中的友好氛围。在录制抖音的过程中，这种氛围和关系进一步得到了确认和强化。

3.帮助乡村民众学习、借鉴和吸收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资源。在这一点上，抖音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具有相似的功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就为人们打开了了解社会动态的视窗，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如今，在抖音中，数以亿计的用户来自不同省份、地域、民族，有着性别、年龄、职业、语言等差异，形成了非常多元的创作主体。每一种不同和差异，都意味着陌生和新知。通过这些用户发布的内容，人们可以感受、接触和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丰富自己的见识，扩大自己的视野，促进自身价值观念的更新，进而可以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生活。比如说，在视频中，人们可以欣赏到东北人的“侃”文化、川渝地区的方言、内蒙古的草原风情、北京的老传统、西安的历史厚重等内容。

在看到短视频带来的若干积极性时，我们也应对其造成的消极现象保持警惕，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为了吸引眼球，提高个人抖音号的点击率和关注度，不少人故意对自己进行美化或丑化，有的甚至还故作可怜状，以获取他人的同情。这似乎已经成为人们进入媒介生活时的一个通病，抖音也步其后尘。事实上，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虚拟社会，唯有真实的情感，才能打动他人。制造出来的“真实”，只能激起人们的厌恶之情。

2.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事实证明，人们很容易沉浸在以取悦感官为主的媒介中，在娱乐自我的过程中由适度滑向失控，自身反而被使用的媒介所控制。这样不仅干扰了正常的生活，还容易给孩子作出不良示范。无论媒介提供的内容如何精彩，我们都务必谨记：媒介提供的只是一种镜像，有时候还可能是幻像，无法取代真实的生活。

3.刻意模仿他人，缺少自主性。前文已经提过，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乡村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优势，乡村民众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在新媒介中，人们应当积极展示自我，传播本地的特色文化，使新媒介对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仅仅娱乐自我。

4.使用者被内容所牵制，弱化或失去自身的主体性。抖音等短视频中的推送是建立在算法基础上的，根据使用者的观看频率和观看倾向进行相关内容的推送。这一方面有利于满足使用者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又因此导致使用者在信息获取上的单一、片面，并有可能造成“信息茧房”，不利于自身主体性的成长。

此外，在媒介构成的社交化互动情境中，还可能涉及诈骗等违法行为。在使用过程中，见世面少的乡村民众特别需要保持警惕，尤其是要拒绝各种各样的诱惑，以免造成人身财产损失。事实上，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新媒体，在使用过程中，人们都应该保持谨慎、合理、适度、健康、安全的态度。这样，人们在参与媒介生活时，才能调动和发挥媒介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以抖音为代表的互动性媒介，补充了原有传统媒介的不足，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媒介体验。具体到乡村这一社会空间而言，抖音等私人媒介的兴起，使乡村的娱乐方式更加多样，使民众参与媒介的姿态更为主动。

比较而言，乡村民众制作的抖音普遍简单、粗糙，不够精致，但却朴素、真实，其中流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对日常生活片段的定格、选取、记录和呈现，能够直接展示民众的苦乐悲欢。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个体成员的生活方式，看到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看到一处社会空间的精神面貌。

结 语

以抖音为代表的私人媒介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媒介格局变迁的一个具体体现，相较与以往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共媒介，它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传播特征。在使用方式、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等方面，抖音都能够更好地契合如今乡村的状况和民众的实际需求，在丰富乡村娱乐生活、扩大民众文化视野、展示民众个性才能等方面，均表现出了强大的活力。

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在重塑个体与社会关系、影响社会文化形态、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媒介的兴起，在于它既适应了当前时代的文化语境，又参与了当前时代的文化创造。基于这样的事实，一个并非盲目乐观的预见是，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重建中，抖音等媒介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其实，这些作用已经在发生了。当然，我们也要对抖音带来的消极倾向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