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景观·符号：国产网络剧的身体“神话”*

胡 琴 徐广飞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 412000；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7）

自2004年我国第一部国产网络剧（以下简称网剧）《原色》的诞生至2009年《嘻哈四重奏》的生产，网剧已由“快餐式”时代升级为制作、运营的专业化时代。历经2014“网剧元年”与2015年“现象级网剧”的井喷式发展奇观后，网剧在2016年遭遇了内容生产鱼龙混杂及审查环境收紧的双重压力，多部网剧被下架整改。2017年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和《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明确先审后播和审核到位的制度，促使网剧向精品化、类型化转向，并改观、提升了网剧的格局与品质。网剧的创制、行销于2018-2019年渐趋稳定，一些高质量的网剧不仅拓宽了市场，还形成了现象级的话题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从诞生至今，不论是“上岸”的精品网剧，还是被网络浪潮吞没的口水网剧，均有意放大了剧作的身体意象。同时，多元化的身体意象作为网剧叙事的主要载体，衍变为一种流传甚广且颇具消费力的秩序化景观。在凸显强劲的文化生命力的同时，逐渐成为身体审美文化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命题。然而，近年来，多数学者聚焦于传统电视剧、电影、真人秀与网络流行语中身体意象的解码，却鲜有对网剧身体景观的相关考察。当然，网络语境中魅惑十足的身体意象充斥着虚浮的物质观念与伪神性的价值虚无感，却也不乏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与大众情感的体察。网剧身体超级符号系统在社会中的流行效用，同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高度契合，其背后包孕着深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因。因而，全面解析新世纪网剧中的身体意象，为我们探讨网生代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与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格局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窗口。

一、从意象到景观：视觉表象时代网剧身体意象的三重图景

新世纪中国独特的网络语境催生了海量的网剧文本，而疯狂滋生的剧集又呈现了大量的身体意象。从近期热播的几部网剧看，除剧作的内涵、主题、叙事与包装等引发热议外，剧中的身体意象更是多次抢占电视剧的话题榜首。都市言情剧《亲爱的，热爱的》中软萌少女佟年与热血青年韩商言之间的梦幻爱情，被网友调侃为“甜出糖尿病”；古装仙侠剧《陈情令》中冷若冰霜的蓝忘机与温暖善良的魏无羡使观众沉迷“磕颜”无法自拔；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犀利果决的李必与强悍聪明的张小敬等，引发了受众的追捧和崇拜。对网剧中多元化身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调侃、沉迷、追捧与崇拜，正是“网粉”在消费主义语境下对网剧身体景观迷恋的彰显。

居伊·德波曾指出，“当代社会已由马克思所述的‘商品拜物’时代转型为视觉表象化作为社会本体基础的‘景观拜物’时代。这里的景观（spectacle）本身指涉被展示的、可视的景色或者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1］。德波进一步表示，“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主要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2］。

在对2004—2019年间网剧的身体意象进行归纳梳理中，笔者发现，国产网络剧中的身体景观大致呈现为三重图景，即传统型、边缘型与跃迁型。

“传统型”网剧身体景观沿袭了主流电视剧中身体的特性，但在身体的遴选上，更强调“颜”的重要性，且在呈现形式上较为梦幻。首先，青春校园、爱情偶像网剧以“小鲜肉”“国民老公”等迥异于传统电视剧男性审美的关键词，迅速刷新了大众对于男性身体的认知。“鲜肉”与“国民老公”多高挑帅气，年龄在18—25岁之间。如《匆匆那年》中的陈寻、《最好的我们》中的余淮与《少年派》中的钱三一等。而女性身体则以“女神”“软萌妹子”与“元气少女”等为叙事主体，普通女孩身体的成长或逆袭充满梦幻色彩。《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的陈小希等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以《萌妃驾到》《延禧攻略》与《陈情令》为代表的古装剧，借“高颜”的身体装束演绎历史，呈现了粉面桃妆的康城少女步萌、花唇柳眉的贵妃高宁馨、眉目清秀的师姐江厌离等“美颜”身体。总之，传统型网剧以“颜”为纲，表达了新时代大众对身体美的诉求。

“边缘型”网剧身体景观伴有几分“火星”气质，行为方式低俗、怪诞。首先，在《上瘾》《识汝不识丁》等耽美剧中，“一攻一受”的另类人设对应着“一刚一柔”的男性身体意象。其中，主人公都有着眉清目秀的帅气貌相，如白洛因、顾海等。其次，以《屌丝男士》系列为代表的新型情境喜剧，则演绎了如公司小职员、街头小混混、流浪歌手、小区保安等底层小人物。他们多相貌平平，胆小猥琐，谈吐、行事低俗。再次，在《余罪》《白夜追凶》等悬疑侦探网剧中，神探或警官身手矫健、心思缜密，但又不同于传统刑侦剧中程式化的“高、大、全”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余罪》中毛躁热忱、看似不务正业却体贴细致的“无赖”余罪。可以说，在网剧的边缘化身体景观中，僵化、单一的身体特质开始消解，而盘结着异类“火星”气质的身体涌入了大众的视线。

如果说“传统型”与“边缘型”身体景观尚有现实根基，那么，网剧中的“跃迁型”身体景观则对世俗化身体进行了一定的架空处理。在以《盗墓笔记》《鬼吹灯》系列为代表的冒险探秘剧中，张起灵、胡八一等人虽与普通人并无差别，但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在关键时刻总能爆发出巨大潜能。在《灵魂摆渡》《示铃录》《太子妃升职记》等为代表的悬疑灵异网剧中，表现为行迹乖张、超凡脱俗的特质。其中，拥有阴阳眼的夏冬青与能将鬼魂送回阴间的赵吏（《灵魂摆渡》），具有通灵能力的路铃掌铃人季棠棠（《示铃录》），以及因性别倒错而导致“男儿心女儿身”的皇宫太子妃（《太子妃升职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在以神话、魔幻、穿越为子类型的玄幻古装题材网剧中，感官体验超乎常人的“小河神”路知行（《河神》），及以食取美梦、清气为生的宁为玉（《画心师》），则践行了妖、魔等与新神话主义相关的身体意象。应当说，网剧中的跃迁式身体景观的本质在于，挪用了上古神话与灵异传说中的妖魔化身体外壳，以展示被现代观念浸润的身体意象。

总之，网剧中的身体，依托网络时代与视觉文化转向的大背景，成功吸引了众多观赏人群，从而实现了从意象到景观的转变。多元景观一面承袭着传统电视剧身体的固有形式，一面又积极拓展自身界限，制造了诸种身体影像的奇观。然而，奇观的制造并非仅仅为了单纯的视觉享受，它同时也承载着多样的符号价值与文化表征。正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说，“人本身就是符号的动物”，而承载符号意指功能的则是身体。那么，在网剧身体景观/奇观的背后，究竟潜藏着何种符号意蕴？或许，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向波德里亚的“符号社会”的理论转向，可以成为探寻网剧身体符号的突破口。

二、由景观到符号：“物体系”规训下网剧身体的狂欢

“在马克思刻画出物质性退化为数量化商品和德波描绘的商品世界被吸收进意象的景观帝国的地方，波德里亚描绘了抽象的更高级阶段，在那里，物体全部被吸收进意象之中，并且在符号交换的封闭循环中去物质化了。”［3］波德里亚打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有关消费与生产的从属与被从属关系，并将这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指向“消费社会”。在他架构的“消费社会”拟真场域内［4］，大众消费的重点不在于食物、衣服等实用价值，而在于“物体系”中指涉的符号。而这一个“物体系”如语言结构一般，界定了物体的意义与功能，并以“符号—物”这一比照结构凸显了实物的符号价值。波德里亚认为，大多时候，我们所消费的正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亦即物体附带的地位、身份、声誉和品味等。同样，当网剧的身体景观被消费时，它成了社会文化的一种符号，具备了象征与隐喻的意义。与传统电视剧相比，网剧中被“物体系”规训的三种身体景观具有了狂欢化特质，这种特质主要依托身体符号的“欲望化”“全民性”和“多向度”得以呈现。

从物体维度考察，“欲望化”身体产生了视觉奇观。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身体作为一个极其敏感与边缘的语词，具备十足的神秘性与隐蔽性。其中，身体的欲望化更是长期受到传统伦理与秩序的束缚。然而，身体作为肉体性存在，和欲望总是关联的，网剧中的身体同此种欲望的连结似乎更为紧密。《上瘾》《太子妃升职记》《余罪》等毫不避讳地展示男性赤裸上身的肌肉、女性香艳性感的局部肉身，以及男女间情爱肉欲的身体。此种性别表征下的私密化呈现，无一不充盈着肉身欲望的召唤。网剧对身体美的诉求与表达较为另类。它将中国含蓄的古典美与日本“感官至上”的唯美主义理念大胆结合，不断拓宽大众关于“身体美”的想象路径。在《东宫》《倚天屠龙记》《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七月与安生》中，主要人物都长着一张标准的“漫系脸”，拥有被称为“二次元器官”的细长直的腿、纤瘦的手指、铜铃般的大眼睛等。另外，妖、魔、仙、鬼的身体跳脱了现实，以一种变形、夸张甚至异化的形态唤醒大众对身体的猎奇欲，从而满足了对于神话传说中的身体想象。总之，网剧中欲望化的身体在广大受众中产生了极为震撼的视效，并刺激了欲望化身体景观的消费。

从社会维度看，“全民性”身体制造了“爽感”体验。人属于社会的一部分，身体形象必然有所属社会的文化烙印。新世纪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大众文化为主导，边缘文化、亚文化等互动共生的社会文化格局。其间，草根、屌丝、同性恋、腐女、虐恋等更是依托网络“温床”得到了最大化彰显。因此，“全民性”是网剧中关于身体的最为贴切的社会属性，这主要体现在身体影像与大众间距离感的消逝和身体语言的泛自由化。网剧对承担着主流文化传播使命的身体（如英雄）进行了“降格”处理；反之，对生活中的异端身体（如小人物、同性恋、妖魔鬼怪）进行了“升格”处理。情景剧《嘻哈四重奏》《万万没想到》有意消解了官方身体语言的规范、优雅与含蓄气质，让不修边幅、扮相奇特、幽默诙谐的市井人物跃升为叙事主体；历史宫斗剧《延禧攻略》中，将在短时间内完成宫女到皇贵妃的进阶之路的魏璎珞设为主角，这一“开挂叙事”引发了全民关于“职场成功学”的讨论。从社会层面看，“全民性”的身体符号特质不仅能够让大众对小人物产生共情，而且还使他们在释放自我的过程中，获得现实生活中难以触及的“爽感”体验。

从哲学维度观照，“多向度”身体启发了哲理思考。在传统电视剧领域，人们习惯性地默认并接受较扁平化、理想化的角色与“二元对立式”的身体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身体的哲理反思。但是，网剧颠覆了传统电视剧的角色设定与身体评价体系，以“多向度”的身体呈现牵引着受众的哲理与美学思考。这里，“多向度”不仅指更加生活化与立体化的“圆形”身体，同时也指尚未被传统电视剧“收录”的边缘身体，如屌丝、同性恋等。《余罪》《白夜追凶》《无心法师》等网剧，并未用“英雄主义”掩盖“好人”的身体缺陷，也没有让“坏人”或者妖魔化的身体深陷于绝对恶魔化的泥淖中。此类网剧对身体善/恶、正/邪等界限的划分并不明晰，这样游移和模糊的身体处理，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大众对人性的思考。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在豆瓣、微博、贴吧等社交网站上，大众对《余罪》《白夜追凶》中有关“人性”话题的关注、评论、转发高达上万条。而对于2019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大众更是涌向了“我怕直视人性”“抉择里的众生相”“长安城的秉性，最深处的人性”的讨论之中，这样的全民热议迅速占领了微博热搜。《上瘾》《再见X先生》《识汝不识丁》中“女性向”男性身体与“男性向”女汉子，以及《屌丝男士》中众多的底层小人物等，同样引导了受众对边缘身体生存困境的关注和思考。可以看到，网剧中承载着不同文化色彩的“多向度”身体，让大众一定程度上体察了情感、意识与生命的意义。

从上文对身体景观的“欲望化”“全民性”及“多向度”的符号解析看，网剧无形中协助受众攫取了“窥淫”快感，缓解了其长期以来的焦虑感，并引发了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狂欢。其实，早在2015年，秦洪亮在对网络语中的身体景观研究时便指出，“‘女神’、‘男神’、‘小鲜肉’、‘女汉子’以及‘屌丝’等符号化的语词，来源于明星模特的理想身体，或者说嬉戏于美观化、色诱化及暴力化的身体景观幻象：在美观化的宗神性中伴有平庸化，在性符号的嬉戏中彰显诱惑叙事，在身体的妖魔化中混杂暴力消解”［5］。此类网络热词及其负载的意义在他看来不过是身体景观映射下的性符号狂欢，实在有悖于中华文化的厚德精神。那么，今日又该如何看待、反思网剧中的身体景观与符号价值呢？笔者以为，对于网剧中的身体景观，需要突破“凡是诉诸欲望与感官刺激的剧作都应受批判”［6］这一思维定势，对于网剧中身体景观的批判与质疑，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反思。

三、由符号到神话：大众媒介渗透下网剧身体的谎言效果

网剧中的“物体系”从物体、社会及哲学维度重新定义了身体景观的符号意义，并将其提炼为“欲望化”“全民性”及“多向度”的身体能指符号，这些身体符号引发了集体无意识的狂欢。该现象的背后，又隐约彰显出罗兰·巴特提及的“神话”气质。罗兰·巴特表示，任何能够被言说的都可以称之为神话，此种言说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同时还包含了能够产生意义的诸多社会现象。如肥皂剧广告、演员照片等，均可被称之为“神话”。身体，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活力、感染力的言说方式与意义载体之一，同样归属于时代的“社会神话”。

结合罗兰·巴特的历史主义和构成主义相融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方法，我们且从他所建构的符号意指系统（ERC）［7］来梳理网剧中身体的“神话”赋魅理路。如图1所示，网剧中身体符号的能指（E1）与所指（C1）构成第一层次直接意指组合E1R1C1。当E1R1C1成为另一组合（E2R2C2）的能指表达面（E2）时，就构成了网剧身体的含蓄意指组合（E1R1C1）R2C2。从所指C2与能指E1的关联中，可以看到网剧中身体的特性(行为、妆容与服饰)极易让人联想到身份、地位、成功与幸福等象征性符号。当E3R3C3成为另一个组合（E1R1C1）的所指内容C1时，就形成了多层次的复合意指组合E1R1（E3R3C3），即元语言（图2）。找寻元语言中E1与E3的相关性，能推理出网剧身体特性与网民身体间的阐释关系，即受众通过观剧学习、模仿也能拥有如网剧身体的符号特性。罗兰·巴特进一步表示，将含蓄意指与元语言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所谓的“神话”。在网剧身体这一个超级符号系统中（图3），符号意义的生产缔造了“神话”，意义即神话本身。

图1 网剧身体的直接意指

图2 网剧身体的含蓄意指

图3 网剧身体的复合意指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神话”的诞生源自物体符号意义间关系的有意识注解，且在符号由初生语言转化为次生语言，由语言系统变为神话系统的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毋庸置疑的是，网剧身体符号自身具备的意指功能是身体“神话”得以成型的基础。然而，当我们从身体记号的浅层形式挖掘它与深层社会结构的历史关联时，可以发现，新世纪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诉求更是让网剧中的身体“神话”成了一种可能。

一方面，大众媒介在受众缺席的情况下，协助网剧对身体意象进行编码，树立“美的身体”的外围标准，并通过这一工序赋予了身体象征性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它又以快速传播的优势强化了身体景观的象征性效果，暗示受众以此为标准规约和改造自身。在整个过程中，大众媒介以“单向输出”的信息传递方式，结合网剧身体符号先行的意义网络，共同建筑起受众关于身体的全部认知结构。然而，有意思的是，受众只负责接收信息，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8］中观赏、默认着身体“神话”，并且逃离不出由大众媒介操控的身体意义迷阵。对此，罗兰·巴特表示，现代“神话言说的目的在于恰到好处地传播己经精心加工过的材料。那些看似‘自然’的身体，实际上是人工的。那些代表‘秩序和真理’的身体，也被资产阶级审美意识所改变”［9］。但是，在大众媒体的介入下，网剧中的身体成了一种实际的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拥抱着真正的“催眠行为”与“刺激力量”［10］，而这正是“社会神话”谎言效果的体现。

从大众媒介对网剧身体“神话”的缔造看，在新世纪多元文化杂糅的大背景下，媒介在“编码—解码”的单向输出中，积极地阐释着网络生态中最具消费力的身体因子。然而，各种审美新潮的大众媒介，并不能时刻确保网剧身体符号象征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尽管网剧身体景观为大众提供了视觉奇观与“爽感”体验，并触及了哲理反思，但由于大众媒介在协助网剧对身体“神话”进行建构时，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网整体上趋于薄弱。另外，大众媒介始终不断地变更着网剧身体的原始价值与意义，它在赋予身体多重观赏性与可解读性的同时，掏空了所指，只留下身体虚浮的形式。如耽美剧中对角色身体的畸形呈现和身体欲望的“色情化”越界、古装玄幻剧中“鬼神论”的弥散，以及情景喜剧中小人物身体价值观的扭曲等。这将致使网剧身体停留在表面化的平庸状态与本质上的无意义。不难看到，大众媒介参与建构的网剧身体“神话”本身就是一种谎言。

谎言演变为一种谎言效果，是媒介参与网剧身体“神话”建构的一个动态过程。其中，网剧身体“神话”对主要受众群——网生代产生了催眠与刺激效应，而网生代对网剧身体的追捧和沉溺，就是“神话”谎言效果的显现。“网生代”是指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年轻一代，他们与互联网的成长相伴相随，亲密无间。蒲剑教授曾总结了他们价值观中的三个“主义”：虚无主义、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11］这三个“主义”同主流文化观念相冲突，却在由大众媒介主控下的网络生态中获取了最大的伸展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由身体承载的“帅”“勇”“污”“痞”“仙”等，迎合了他们关于身体个性、自由的审美期待与想象。于是，他们追捧并消费着这些大众媒介渗透下的网剧身体，并通过身体的“虚拟置换”，用“神话”的思维实践着网剧中虚浮的身体行为，进而沉溺于网剧中的身体“神话”。然而，长期“以神话的态度看世界，人们对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12］。如果大众媒介不进行正确地引导，虚幻、迷离的网剧身体将诱发网生代对身体美、性别、人性等的片面化认知。甚而，身体“神话”镜像也将直接替代“网生代”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关系，进一步触发“网生代”主体性的认同危机。

结 语

新世纪的网络生态，为身体多元景观的产生提供了开放空间。而网剧身体作为消费社会的一类景观，在看与被看的流行表述中成为大众宣泄与狂欢的重要场域。这一场域中，身体在扮演多重角色、被赋予符号价值的同时，也负载了主流、传统之外的文化意义。这在一定层面上折射出社会文化诉求与影视艺术表达之间的认知程度。因而，网剧中不同程式的身体景观的演变与固守，不仅从一个侧面记录了网剧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显现出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文化状态。

总体看，网剧描绘了一幅以传统型、边缘型和跃迁型身体为核心的火热图景，并讲述了一种传奇性的“身体”神话。其间，由身体符号标注的“欲望化”“全民性”与“多向度”气质，同以大众文化为主导，边缘文化、亚文化等互动共生的社会文化格局息息相关。对各种文化的接纳与包容，是一个国家文艺体系应有的胸怀，但是，在网剧身体“神话”塑形的过程中，也应注意并及时解决各种日益凸显的问题。然而，网剧身体“神话”展演中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危机，绝不仅仅是依靠强制性政策就可以完全纾解的，它还有赖于网剧的制作团队、大众媒介、受众与演员之间的深度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