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南傩文化及装饰的氐羌文化特征*

余永红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艺术研究中心，甘肃成县 742500)



陇东南傩文化及装饰的氐羌文化特征*

余永红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艺术研究中心，甘肃成县 742500)

陇东南是指甘肃东南部地区，是甘肃省“一带三区十三板块”文化战略中的“文化历史区”。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滋养和孕育了这一带淳朴古老的民俗民艺，傩文化就是其中之一。陇东南一带的傩文化目前较突出者主要有陇南白马藏族和宕昌藏族的傩面舞，陇东南区域内的羊皮扇鼓傩舞，以及陇东的傩面具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和文化特征是相同的，都与古代氐羌族群的巫傩文化密切关联，流露出氐羌文化的本质特征。

陇东南；傩文化；装饰；氐羌；文化特征

陇东南是指甘肃东南部地区，其地域范围包含了今天的庆阳、平凉、天水、陇南等市州，也涉及甘南的部分地区。这一区域是甘肃省“一带三区十三板块”文化战略中的“三区”之一，即“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这一命名源于陇东南区域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泾、渭上源及其支流遍布陇东、天水一带，西汉水、白龙江、嘉陵江及其支流又遍布陇南一带，这些水系沿岸有发育良好的河谷，早在史前时期就是古人类居住的核心地域，陇东南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从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周秦文化直至秦汉以后，是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文化序列。从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神话传说结合民俗民艺等综合考察，天水渭河上游、西汉水上游一带应是人文始祖伏羲、女娲部落的活动区域，炎帝西羌部落也是从渭河上游一带逐渐向关中平原发展的；陇东地区是周先祖不窋率周族人“北奔戎狄”之地；陇南西汉水上游及天水渭河上游一带又是早期秦人的活动区域。更为重要的是，整个陇东南区域又是古代氐羌族群活动的核心地区。纵横交错、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孕育和滋养了这一带淳朴古老的民俗民艺，在陇东南一带普遍流行的傩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傩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活动，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傩文化大体形成于商周时期，[1]但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证明，傩文化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是原始先民在万物有灵的生产生活状态中就已形成的一种原始宗教行为。在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傩应该是一种最为原始和古老的宗教行为，基本保留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文化的特征。傩又和巫紧密关联，又可统称“巫傩文化”，是因为傩这种宗教活动要通过巫师来完成，巫师通过咒语(文学、音乐)、肢体语言(舞蹈)、法器、文身及文面(美术)等手段，施行巫术，沟通神人，所以早在原始社会就是氏族部落中地位很高的宗教领袖。在中原华夏族形成以后，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又不断发生着碰撞融合，但最终都将其融入华夏文化大系统中，且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优势文化发展的方向。在后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发展起来以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中原汉民族的宗教文化逐渐淡化了原始的巫傩文化，而形成了以儒、道、释为主流的文化，宗教活动的实施者也以道士、法师、僧侣以及阴阳先生等为主。而周边的一些部落和民族，则更多地延续和传承着原始部落文化。所以傩文化在目前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得到了良好的传承，不仅具有完整的仪式，其实施者仍为巫师(或部落头领)。甚至在部分发展中地区的汉族中也有其历史痕迹，例如，汉族中广泛流行的羊皮鼓傩舞，就是远古时期氐羌人巫傩文化的遗留。

陇东南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区域之一，其傩文化也得到较为良好的传承，整个区域内的傩文化虽然表现形式各异，变异程度不同，但都体现出傩文化的基本特征。陇东南一带的傩文化，与这一带从史前时期就存在的复杂的民族关系有关。整个西北地区，过去是西戎民族群体的天下，其中氐羌族群又是主体。在前仰韶时期，陇东南的核心区域渭河上游一带，就是西戎民族群体繁衍生息的地区，后来这个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不断向渭河下游发展，进入中原地区融入华夏系统，而中原先进的文化又沿渭河溯流而上，进而影响西北地区的西戎文化。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就是受中原发达的仰韶文化影响而形成，成为西戎文化的典型，与其一脉相承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也是西戎文化的延续。夏末商初，周人被迫北奔戎狄之间——即今陇东的马莲河沿岸，而这一带的戎狄也主要是氐羌人，周人和羌人之间又有着血缘关系，所以周文化中也融合吸收了氐羌文化的因素。商末周初，秦人又“在西戎、保西垂”——即今西汉水上游一带，他们同样处于西戎中间，通过战争与融合有了文化方面的接触。周人和秦人进入关中后，陇东南一带仍为氐羌民族聚居的核心区域。氐羌人以陇东南为重要据点，他们以泾河、汧河、渭河、西汉水、白龙江、嘉陵江以及川北的岷江、涪江及其支流的河谷为通道，进可以向关中、西南发展，退可以保西北高原，秦汉时期势力逐渐壮大，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氐羌人的势力已发展至关中。所以从史前时期就发生着的历代民族迁徙与融合，使融入华夏系统的远古氐羌人、周人和秦人在进入关中以后，也将氐羌文化的一些因素融入中原文化之中，而通过南北民族迁徙通道进入西南地区的氐羌人也将氐羌文化融入西南地区的广大范围内。

陇东南一带始终是氐羌民族的根据地，他们在与中原民族的碰撞融合中，既吸纳着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又延续着氐羌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这里的民俗文化至今依然有浓郁的氐羌文化因素。其中的傩文化应与氐羌民族文化有着内在关联。陇东南一带的傩文化目前较突出者主要有陇南白马藏族和宕昌藏族的傩面舞，陇东南区域内的羊皮扇鼓傩舞，以及陇东的傩面具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和文化特征是相同的，都与古代氐羌族群的巫傩文化密切关联，流露出氐羌文化的本质特征。

一、氐羌傩文化的活化石——陇南藏族的傩面舞

陇东南区域的藏族主要在陇南一带，他们就是聚居于文县与川北交界处的白马藏族和聚居于宕昌县的木家藏族。白马藏族在新中国成立前称为“白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归于藏族大系统中，所以称“白马藏族”，但他们的语言、服饰、风俗等文化习俗具有不同于藏族文化的个性特征，而且差异是主要方面。所以学术界对于白马藏族的族源有不同的认识，一些藏族学者认为他们就是藏族，只是由于居住地域的不同而形成其民俗文化的地方特色；多数汉族学者则认为白马藏族是古代氐族的遗裔。远古时期氐羌并称，为同一族群，春秋战国之际，陇右西部的羌人依旧为游牧民族，而陇右东部的羌人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逐渐演变为以农业为主的民族——氐族。[2]从一些文献资料记载来看，秦汉之际，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一大片地区，是氐人比较稳定的居住区域。[3]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势力迅速强大，拓展至关中并统一北方，形成强大的前秦政权。而氐人杨姓一支从杨驹始则世居陇南仇池，之后杨茂搜在仇池山一带建立了前仇池国政权。《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4]2991冉駹的地望应在四川松潘与甘肃文县之间，其东北当为今之陇南南部一带，[5]与《史记》正义“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4]2992相合。同时，《说文》将“駹”归于马部：“駹，面颡皆白也。”《尔雅·释兽》亦云：“面颡皆白惟駹”，可见“駹”就是面额皆白的白马，其民族就是“白马氐种”[6]。说明当时松潘、文县一带本身也是白马氐的居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载：“白马氐者……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7]2859而对于仇池山一带的地形及民族，《水经注·漾水》更有详细记载：

汉水又东径瞿堆西，又屈径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唾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倾，即指此也。左右皆白马氐。[8]

可见，这一带的居民乃是氐族中的白马氐，其政权的核心仇池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至后仇池国时期，其疆土向北扩展至渭河流域的天水市一带，向东至嘉陵江流域的两当县、凤县及陕南一带，西至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南达岷江流域的四川北部。[9]其后的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都是氐杨仇池政权的延续，国都分别南移至武都、略阳、文县一带，其活动范围的核心始终在陕、甘、川交界地区。另外，武都一带又是白马羌居地。《后汉书·西羌传》载：“初，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7]2894有学者认为武都的白马氐就是白马羌，有学者又认为二者是不同的族群支系，指出白马羌是由邻近的部分广汉羌渗透于武都一带而形成，后来与白马氐杂居共处，逐渐融为一体，所以被认为就是白马氐。[10]笔者认为，武都之白马羌或为广汉羌渗透于武都而来。《后汉书·西羌传》载：“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7]2876由此来看，广汉羌本来就是白马种，也即白马羌，迁居武都后仍称白马羌；或为武都之参狼羌与白马氐杂居共处之故而称白马羌。总之，说明白马氐、白马羌都是活动于陇南一带的氐羌族群。所以，从白马氐、白马羌的活动范围来看，这支白马藏人最有可能就是以白马为图腾的白马氐或白马羌的遗裔。因其族源为白马氐或白马羌，所以他们世代自称“白马人”。

目前的白马藏族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傩祭仪式，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头戴面具跳傩舞，他们的傩舞称为“池哥昼”，也俗称“面具舞”，川北地区则称为“朝盖”或“曹盖”等，和“池哥”比较来看，系方言语音的差异。整个傩舞的角色由四个“池哥”、两个“池母”和三个“知玛”组成。池哥是傩舞中的男性神灵，头戴狰狞怪异的三目神面具，身穿有尾饰的羊皮袄，脚穿牛皮靴，手拿木刀和牦牛尾，肩挂铜铃，随着锣鼓节奏迈步挥舞，气势凶悍。池母是傩舞中的女性神灵，头戴慈眉善目的池母面具，身穿华丽的百褶衣，徒手舞蹈。知玛系逗笑的丑角，身穿破烂的民族服饰，脸上涂抹锅底灰，手拿木棍，自由戏耍以取乐观众。白马藏族所居之地，西与甘南、川北藏族毗邻，东与汉族杂居共处，所以他们的民俗文化也深受汉、藏民族的影响，其池哥昼傩舞的表演时间、仪式和神灵崇拜也具有汉族民间社火的特征，有些白马人就自称其池哥昼为社火。[11]其表现形式也有藏戏的影子，但其基本的文化元素仍流露出氐羌文化的意蕴。

白马藏族“池哥”面具及装饰

从角色构成来考察，白马藏族傩舞的主体角色称为“池哥”和“池母”，对于这两个词语，许多白马人都不知道确切的意思，只知道是傩舞中的两种角色，但据部分白马人的文化传承人讲，池哥和池母的名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杨姓氐人建立的仇池古国有关，“池”来自“仇池”之“池”，“哥”来自白马语中对老人的称谓“业哥”之“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仇池国的白马老人”，也就是后来白马人的祖先神“白马老爷”的来源。白马语又称聪明、贤惠、漂亮的女性为“则母”或“改母”，和“仇池”之“池”合起来，就是“池母”。[12]另外，笔者还以为，仇池国的数位国王都曾称为“仇池公”，池哥也可能是由仇池国的国君“仇池公”演变而来，池母则是由仇池国的王后演变而来。白马人对其故地仇池的怀念不仅体现在傩舞角色的名称上，也体现在部分地名上。陇南白马村寨立志山的白马人在正月十九祭祀天神时，要选择在高于村寨的山岗上进行，这个圣洁的山岗就是“仇池台”(白马语称“背买来”或“崖告开”)[13]。赵逵夫先生也曾指出，四川平武的“白马老爷山”，山体不高，似为人工垒筑而成，应是白马人在南迁后依然对其故地“仇池山”的一种怀念，白马老爷山就是仇池山的象征。[14]总之，“池哥”一词包含了白马人对其故地仇池的一种族群记忆，同时也表达了对先祖的缅怀和纪念。由此推断，池哥昼最初源于白马人对先祖的一种祭祀活动，后来演变为一种通过祖先神的力量来驱除妖魔鬼怪的傩舞。所以池哥昼是源于古代氐人的一种传统傩祭活动，这种傩祭活动的核心就是氐人的祖先崇拜，其最终的文化渊源则是远古时期氐羌民族的祖先崇拜。

从面具造型来看，白马藏族的池哥面具造型独特，且具有突出的符号化特征。这些代表男性祖先神的面具，都具有“三目神”的特征，除了眼球格外突出的双目以外，额头正中都有一只立目。在中国古代的宗教神灵中，三目神主要流行于西部地区，民族神话中著名的三目神“刑天”和“二郎神”杨戬，据部分学者考证，认为就是古代氐羌族的祖先神。对于民族神话人物的这种奇异形象，赵逵夫先生则指出是源于古代氐羌族的一种“雕题”遗俗，是远古时期的一种刑罚，即在人的额头上用刀刻画印痕，好似多出了一只眼睛，后来则演变为一种具有氏族文化符号性质的身体装饰习俗。笔者以为，这种刑罚应是中原华夏族对氐羌等西戎民族的一种刑罚，在战争中俘获战俘以后，将这种近似残酷的形式作为战俘的标志。赵逵夫先生同时指出，刑天其实就是氐人的祖先——三目神，[15]民族神话中的“刑天”其实就是“雕题”或“开题”，“天”就是“巅”，也即额头。《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海内东南陬以西者……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虑。”[16]235袁珂在注解“雕题”时，引《楚辞·招魂》王逸注“雕画其额”是其正解也，又引《伊尹四方令》 “正西有雕题”。[16]237《海内南经》又云：“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16]236

可见“雕题”或“开题”的地望就在西部地区，这一带也正是古代氐羌人的聚居范围。刑天神话所反映的正是远古时期代表华夏族的“天帝”与代表氐羌族的“刑天”之间的故事，也是远古时期中原华夏族与西戎民族群体之间民族矛盾的缩影。

宕昌藏族“羌巴舞”面具

池哥的装饰，也具有明显的西戎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在表演期间，池哥面具的顶上都要插锦鸡或雉鸡尾羽作为装饰，这种以飞禽羽毛作为头饰的习俗，在远古时期一直是游牧、狩猎民族的传统，目前白马人最具民族特色的帽子“沙尕帽”上所插的白雄鸡尾羽，也是由古代氐羌民族的这种头饰习俗演变而来，同时体现了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的演变。[17]池哥身穿的主体服饰是羊皮袄，并且要在后背用羊皮绑扎出尾饰，这种用羊皮作为装饰的习俗，笔者认为其实传递的是氐羌人的一种“羊崇拜”文化，和《山海经》中“羊身人面”的神灵类似。羊也是游牧文化的象征，而“羌”就是“西戎牧羊人”，氐羌又是同一族群，所以，羊崇拜也是氐羌人共同的传统习俗。白马藏族目前虽然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但他们依然有畜牧和狩猎经济，氐羌的后裔白马人在残酷的民族矛盾中，也不断适应着多种生产生活习俗。另外，池哥脚穿由牛皮和毛毡制作的番鞋，手持牦牛尾，这些都是游牧文化的一种视觉符号。氐羌人的这种身体装饰习俗，也体现在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的纹饰中，在这件独特的彩陶上所描绘的舞蹈人物，头部都有羽毛装饰，身后也有尾饰，和白马人的池哥装饰，甚至其民族服饰都体现出一定的继承关系，传达出相似的文化符号信息。

除了陇南南部的白马藏族以外，在陇南西部的武都、宕昌一带，还生活着藏族同胞。宕昌位于白龙江上游重要支流岷江流域，这条被称为“羌水”或“白水”的河谷，也是甘青高原的氐羌人向南迁徙的重要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在这里建立过宕昌国政权。所以学者们多认为他们是古代羌人的后裔，历史上的宕昌羌人和白马人一样长期处于汉藏文化的夹缝中，所以其语言和民俗文化中羌族文化的因素已很模糊，但又不同于藏族文化，仍然有羌文化的影子。[18]宕昌藏族居住在大河坝、官鹅沟等河谷地区，生存环境与白马藏族类似，生产生活习俗也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宕昌藏族的民居为木板盖顶的二层踏板房，和白马藏族的二层木楼基本相同，他们的民族服饰汉化程度高，民族特色已很模糊。但他们也流行头戴面具的傩舞“羌巴舞”，当地也俗称“牛头马面舞”或“凶猛舞”，主要在丧葬或宗教祭祀活动中举行。当地一些学者认为其文化渊源与古代宕昌的“牦牛羌”和“白马羌”部族图腾崇拜有关，因为宕昌羌人是从河徨地区迁来的牦牛羌与当地土著白马羌融合而成的族群，所以他们部族也以“牛头”和“马面”为图腾，并以此为模型，用木质或布帛刻制、描绘成假面具，在举行傩祭时作为部族的标识。笔者以为，宕昌藏族的“羌巴舞”与文县白马人的“池哥昼”属于同一文化现象，其面具的造型、装饰以及舞蹈的风格，都传达出相似的文化寓意，都源自古代氐羌民族的祖先崇拜或图腾崇拜。文县的白马人将“池哥昼”面具也称为“鬼面子”，而“牛头马面”也正是“鬼面”的代名词。更为重要的是，面具中一些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极为相似，宕昌藏族“羌巴舞”面具的额头上也有纵目，说明他们也崇拜氐羌民族的祖先“三目神”。[19]

二、氐羌傩文化的余韵——陇东南的羊皮扇鼓傩舞

以羊皮鼓为法器的这种巫傩文化在我国的许多地区都有流传，施行巫术的巫师一般被称为端公。在陇东南一带，普遍流行一种民间的傩祭活动——羊皮扇鼓傩舞，从表现形式和性质来看，应属于民间的一种巫傩文化。因施行巫术活动时使用的主要道具为单面的羊皮鼓，而且施行方法是一边敲打羊皮鼓，一边跳巫舞、唱巫歌，所以也俗称为“羊皮扇鼓舞”。多数地区也称这种巫傩活动为“跳神”或“传神”，实际切中了这种巫傩文化的本质，就是区别于当地佛教、道教和阴阳先生之宗教活动的一种民间宗教活动，而非民间娱乐活动。在陇东南一带，民间将这种巫师称为“师公子”。秦安县羊皮鼓舞的祭祀活动中，既有男巫“师公”，也有男扮女装的女巫“师婆”。[20]而在云南昭通地区，过去将男巫称为“端公”，将女巫称为“师娘子”。[21]可见师公和师娘、师婆的俗称正好相对，是男巫“觋”与女巫“巫”的一种地方称谓。在陇东南地区的“跳神”或“传神”活动中，各地举行这种宗教活动的时间、场合、形式也各不相同，渭河上游的天水一带称之为“传神”“跳神”或“旋鼓舞”，多在春节、端午节或中秋节举行，且巫师的数量较多，既有师公，也有师婆。西汉水、白龙江、嘉陵江流域的陇南一带多称为“传爷”，一般在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十五或春节举行，且巫师数量较少，一般只有师公，无师婆或师娘。师公身穿长袍，脑后扎一条长辫子，施行巫术时踏着舞步，敲打羊皮鼓，唱着巫歌，甩动长辫，俗称“抡马头”，节奏十分强烈。这种装饰在脑后的长辫，可能源于古代氐羌人的编发习俗，或为氐羌人巫师的一种装饰习俗。陇南的宕昌藏族同胞也盛行羊皮鼓舞的宗教活动，其巫师身穿色彩华丽的长袍，头戴五佛冠，显然又受藏族佛教文化的影响。

陇南汉族传神仪式中的师公 陇南宕昌藏族羌巴舞中的师公

虽然陇东南各地跳神活动中施行巫术的方式有区别，但其宗教性质是相同的，都延续了最古老的宗教形式，即以沟通神人的巫师为宗教活动实施者，同时都以气氛热烈的唱歌跳舞的形式作为宗教活动的方式，而且都要使用最有代表性的道具羊皮扇鼓。这种独特的宗教仪式和佛教、道教以及阴阳先生的宗教仪式有很大的区别，因其敲打羊皮鼓边舞边唱的宗教行为，陇南一些地区的民间则称之为“花儿道场”。“花儿”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歌，由此可知，这种独特的宗教仪式也应源于西北少数民族。笔者以为，这种独特的宗教形式仍与氐羌民族的原始宗教仪式巫傩文化有直接联系。

羌人被称为“西戎牧羊人”，他们自古就有羊崇拜的文化传统。根据川北羌族的民间传说，羊皮扇鼓就是由羌人发明的一种巫傩道具。因羌人的天书或经书被羊吃掉，羌人受神猴的指使杀掉了那只吃经书的羊，并以羊皮绷鼓，敲鼓时就会传出经文，羌人则随之诵唱，这是羌人传说中羊皮扇鼓以及羊皮扇鼓傩舞的来历。[22]据此可知，巫师所诵念的经文得益于羊皮扇鼓的灵感。其传说的表层意义是说羌人因羊吃掉天书或经书而悲伤，从而杀羊泄愤，并以其皮绷鼓；但其深层的哲理和含意则是：羊就是羌文化的传递者，羌人也因为有了羊皮鼓的启迪，才源源不断地书写、传播着羌族历史文化。所以，羊不仅是羌人食物、服饰、经济的主要来源，更是羌文化的索引。氐羌人早在史前时期就在西北地区驯化了盘羊(简称羌羊)，[23]所以，很早就形成了羊崇拜的传统习俗。《山海经》中“羊身人面”的山神形象就出现在《西次三经》中：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是食人……凡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16]30-40

顾颉刚先生指出，这里的“羊身人面”就是牧羊的氐羌的象征，[24]说明氐羌人早就以羊为图腾。

以昆仑为核心的昆仑区，是氐羌人的始祖神西王母所居之地，这里“状如羊而四角”的土蝼，其实也是羊崇拜的文化符号。在《山海经》记载的其他山系的山神中，则鲜有羊身人面者。例如《南山经》中则为“龙身人面”“鸟身龙首”或“龙身鸟首”，[16]1-18显然，南方民族是以龙为图腾，南方之所以以龙为图腾，也是有原因的。《大荒北经》云：“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16]318南方民族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故以龙为图腾。《北山经》中的山神多为“人面蛇身”(或“蛇身人面”)，[16]65-74是因为北方为“人面蛇身”的火神烛龙所居之地。远古时期的氐羌人不仅崇拜“羊身人面”的神灵或图腾，而且也将羊作为最高级的祭祀品，《西山经》中也多以羊为祀神的灵物。现代羌族人的成人冠礼要领授羊毛绳，死时也要由母舅牵羊领带死者。[25]

另外，《山海经》中的“西经”部分有大量关于巫师的记载，说明西部地区也是远古时期巫文化流行的区域。《海外西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16]204《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16]244《大荒西经》云：“有灵山，有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契，灵契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16]298-301其中不仅有男巫，也有女巫，《大荒西经》中的“女祭”“女薎”(《海外西经》中的“女戚”)以及“巫姑”，肯定为女巫。另外，“西经”中还有“女魃”“女丑”“女献”“寿麻”“女虔”等，皆为女巫。“互人”即“氐人”，这里的“灵契”所生之“氐人”，当指繁衍氐人的始祖，非指所有氐人而言；能“上下于天”者，仍然是说氐人具有升降于天而沟通神人的本领，其本质含意仍然是巫文化。古本《山海经》的“海经”和“荒经”部分是以图为主的，经文所言氐人能上下于天的情形，也可能是以图画的形式描绘氐人的群巫“从此升降，上下于天”的情景。同时，“西经”所记群巫所在地，都在氐羌始祖神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区，可见巫傩文化早就是氐羌族群的文化传统。

“西经”中所描述的远古时期西部地区群巫施行巫术的具体方式不得而知，经文描述他们或操蛇，或操不死之药，他们是否也使用羊皮鼓则没有明确记载。但《山海经》中群巫共同施行巫术的组织形式，与羊皮扇鼓傩舞中众多师公、师婆共同歌舞的组织形式极为相似，羊皮扇鼓傩舞中众多的师公和师婆其实就是包括巫、觋在内的群巫。《西次三经》云：“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崖。”[16]37这里的“鼓”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间接信息，郭璞认为“鼓”为“钟山之子”，亦是神名，就是钟山山神烛龙之子——鼓，之所以名鼓者，是因为“鼓”的造型与钟山之神烛龙“人面蛇身”的形象吻合。[16]42我们由此可以推想，经中所比这种鼓的造型极有可能为带柄的羊皮扇鼓，而且鼓面也可能描画为人面，从而使鼓具有了“人面蛇身”的造型特征，成为巫师专用的一种神秘法器。将氐羌人的羊崇拜传统与其巫傩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考察，这种羊皮扇鼓傩舞应是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从羌人羊皮扇鼓傩舞的传说来看，这里的羊也成为羌人与神沟通的中介，是这种巫傩文化的核心因素。

陇东南一带的羊皮扇鼓傩舞，应当代地方文化保护与旅游业开发的需要，在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倡导、改造下，在许多地区已演变为一种独特的民间娱乐形式，在一些大型的文化演出活动以及商业活动中作为一种地方舞蹈进行表演，着装也是按照当代人的审美习惯进行改装，动作整齐划一，只有舞蹈而无唱词，失去了神秘的宗教意味，充满了欢乐喜庆的民俗特色，但其最具代表性的道具——羊皮扇鼓仍然是舞蹈中的重要文化符号。羊皮扇鼓傩舞不仅在陇东南以外的西部地区流行，甚至在中原地区乃至东部地区也有一定的流传，笔者以为这与氐羌族群在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大系统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关，氐羌也是华夏族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从史前时期开始就从西北地区不断东进、南下，进入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将氐羌文化因素传播至更加广大的中原、西南及周边地区。中原以及其他地区的羊皮扇鼓傩舞，也是古老氐羌文化传播的结果。正如“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的氐羌始祖神西王母，在进入中原文化以后，与道教文化有机融合，逐渐演变为雍容华贵的封建王后“王母娘娘”形象。

三、氐羌傩文化的变异——陇东的傩面艺术

除了陇南藏族的傩面舞以外，在陇东地区也流行傩面具。和陇南藏族的傩面具相比，陇东地区的傩面具不仅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制作材料丰富，且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征。陇东地区虽然流行傩面具，但已没有了纯粹的以宗教祭祀为主的傩面舞，这一带的傩面具也被称为“兽脸子”，已广泛融入了当地民俗民艺之中。陇东傩面具依其用途大体可分为社火傩面、戏剧傩面、镇宅傩面三种类型：社火用的傩面具叫“社火脸子”，多用杨、柳等木材制作；唱神戏用的傩面叫“戏剧脸子”，多用纸筋制作；农家消灾驱邪时扮演者戴的傩面叫“神脸子”，多在陶器或葫芦壳上彩绘制作。[26]其角色多来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文学作品，大概包括四种类型：其一是人文始祖，如伏羲、女蜗、神农等；其二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道教神灵与鬼怪，如牛王爷、马王爷、龙神、钟馗、郁垒、鬼头、方相、牛魔王、剑大王、宝伞大王、飞天佛等；其三是具有原始自然崇拜性质的神灵，如风婆、电母、葫芦神、莲花神、猴儿精、虎精、鱼儿精、青蛙精、蝎子精、狮子等；其四是历史人物，如杨任、刘备、穆桂英、岳飞、李元霸等。[27]从当地的传统称呼“兽脸子”来看，这些面具虽然造型多样、内容丰富，但仍然包含了原始图腾崇拜的因素，与陇南白马人称面具为“鬼面子”一样，是一种人类原始文化的延续。

陇东的傩面具

陇东地区在商代以前一直为西戎的势力范围，马家窑文化覆盖范围向东扩展至陇东山地与宁夏南部一带，因此更确切地说也是氐羌聚居之地，有学者甚至认为商代羌方的地望就在今宁夏银川南部一带。[28]所以陇东亦为氐羌文化覆盖区域。陇东地区又是先周文化的重要发育地，夏末商初时，居于邰地(今陕西武功、扶风一带)的周人受殷商及畎夷势力的威胁，其始祖不窋率族人北奔戎狄之间，即今马莲河流域的庆城县、宁县一带，以农业为本的周人居于陇东之后，开启了陇东地区农耕文明的先河，因此陇东地区的农耕文化积淀也十分深厚，当代陇东地区也举行规模盛大的“农耕文化节”。那么陇东地区的傩文化，其根源是先周的农耕文化还是氐羌文化呢？笔者分析以为，其根源仍为氐羌文化。

其一，周人在陇东地区时间较短，他们在北豳地区的时间历经不窋、鞠陶、公刘三世，大约一个世纪，考虑到史籍中的疏漏，也可能最多在二三百年。周人在北豳后，又处于西戎和北狄的夹缝中，活动范围极为有限，再加上戎狄的威胁，所以不久就南迁至南豳(今陕西旬邑县、彬县一带)。周人进入关中建立西周王朝后，改北豳地名为“义渠”，陇东地区则为“义渠戎”所居。[29]周穆王征伐犬戎(玁狁或猃狁)，犬戎战败后北逃于太原，就是陇东黄土高原，他们乘机吞并融合了这一带的氐羌部落而建立义渠戎国。所以，义渠戎是以地名为族称，其实就是以犬戎为主，融合了氐羌部落的西戎民族群体。犬戎与氐羌虽然崇拜的图腾不同，但其经济、文化发展都是以游牧为主体，所以，在文化上是大同小异。义渠戎在居陇东期间，其生活习俗也应深受先周农耕文化的影响，成为农牧结合的民族。秦灭义渠戎后，在义渠置郡设县，义渠戎也就成了秦民，继续在陇东地区繁衍生息。[30]所以，氐羌文化在陇东地区无论分布范围还是存在时间，都胜于先周文化。

其二，周人和氐羌又有内在关联，羌者“姜姓之别也”，羌和姜为同姓，都是羌人。周人的始祖后稷即为有邰氏女姜嫄所生，所以在族源上和羌人有血缘关系。周人在受到殷商和畎夷威胁后北奔戎狄之间，一方面是远离畎夷，另一方面也因为与羌人有联姻关系，在北豳地区与西戎(羌人)和睦相处，所以才得以喘息并恢复族群力量。周人在迁居岐下以后，古公亶父又娶太姜为妃，并让太姜所生的季历继承王位，延续了其祖上与姜羌的联姻关系。[31]在当时周人所居的岐下以西，广泛分布的刘家文化，就是进入关中地区的一支羌人的文化，[31]太姜应出自这支羌人部落。在周灭商的战争中，羌人更是周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有学者甚至认为不仅周族的起源与姜姓(羌人)密不可分，而且周族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姜姓的帮助，周族政权离不了姜姓的支撑。[32]所以周文化中有羌文化的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周人在与氐羌民族长期的碰撞与融合中，也不断吸纳融合着氐羌文化，周人的巫傩文化，也应与氐羌巫傩文化的影响有关。西周建国后，制定礼法以强化统治，傩礼就是其中之一，是一种驱逐疫鬼的仪式。这种仪式在《周礼·方相氏》中有生动的描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方相氏也因在傩礼中做出凶猛狂怪的行为而被冠以“狂夫”称号。[33]方相氏的这种装束、行为、手持的法器以及索室驱疫的方式，和陇南宕昌藏族羌巴舞中的巫师、文县白马藏族傩舞“池哥昼”中的“池哥”极为相似。有学者认为，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的装饰其实就是头戴“熊头皮帽”，身披熊皮，同时戴面具的装饰特征。[34]而在陇南宕昌藏族的羌巴舞中，也有头戴熊皮帽的巫师，在川北南坪白马藏族的傩舞中，也有头戴熊头面具、穿熊皮衣者，这和方相氏“蒙熊皮”的装饰也基本相同。所以，笔者认为周人的这种傩礼，与氐羌文化有内在的关联，西周建国后，擅长巫傩仪式的氐羌人，极有可能就是方相氏的主要人选。我们说傩礼虽为西周官方的一种仪式，但古代的礼来源于俗，是由俗而上升为礼，在成为礼仪之前，有一个长期的民俗传承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是其原型或接近原型的阶段。傩礼的前身应为史前时期氏族部落的巫术，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原始氏族社会中的群体巫术，[35]这和《山海经》“西经”中部分记载的群巫现象不谋而合。方相氏头戴面具的装束，也应来源于史前时期氏族部落中巫师的文面习俗，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中，就有面部描画文饰的人物形象，在甘肃广河、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几件彩绘陶塑人头像和人头罐上，面部、颈部和肩部画有类似动物兽皮的花纹和线条，这是史前时期氐羌民族文面习俗的直接证据，[36]这种文面的人物形象，极有可能就是远古时期氐羌人的氏族首领兼巫师。

甘肃广河出土彩绘陶塑人头像

陇东地区的农耕文化底蕴是十分深厚的，多数学者都将其归于先周农耕文化的影响。周人虽有完善的傩礼仪式，但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周人的巫傩文化与氐羌巫傩文化影响有关，陇东地区的傩面艺术虽然已体现出农耕文化的一些性质，但其文化本源仍为氐羌巫傩文化。其内容复杂的多神崇拜现象，与当代西南地区的巫傩文化也有相似之处，贵州德江地区土家族的傩仪中，其崇拜的神灵也包括道教神灵、鬼怪、历史人物等，甚至涵盖了巫、道、儒、释等各个宗教领域。[37]这都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原始的巫傩文化逐渐与儒、道、释以及民间信仰相融合而变异的结果。

结 语

总之，陇东南地区是古代氐羌民族聚居的核心区域，随着氐羌人的繁衍生息以及迁徙、融合，这一带的民俗文化也具有鲜明的氐羌文化特征。陇东南地区也是周人和秦人发展壮大的根据地，但周人和秦人在陇东南都处于戎狄之间，其文化也深受氐羌文化的影响，他们进入关中，也将氐羌文化的因素广泛传播至关中以及中原地区。目前全国范围内流传的羊皮扇鼓傩舞，都是作为西戎的氐羌民族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的结果。在氐羌民族生息繁衍的中心地区——陇东南一带，这种原生态的巫傩文化传承得最为完整，这是西部发展中地区相对封闭滞后的交通、文化和经济状况所造成的。这一带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民间傩文化，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与汉族宗教文化的融合程度也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和文化特质是相同的，都与古代氐羌族群的巫傩文化密切关联。白马藏族的傩舞池哥昼无论在表演仪式还是装饰方面，都保留了氐羌巫傩文化的一些原始风貌，具有活化石的意义；羊皮扇鼓傩舞和陇东的傩面具，虽然因时代发展而呈现出泛化特征，但通过深入观察和分析，仍然体现出深厚的氐羌文化因素。氐羌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形成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当代西部地区的地域文化中，氐羌文化依然是最为突出的亮点和特色，陇东南区域的傩文化，也流露出氐羌文化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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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qiang Cultural Nature ofNuoCulture and Its Decoration in Southeast of Gansu

YU Yong-hong

Southeast of Gansu is a “Cultural Historic District” of Gansu Province which advocates the cultural strategy of “One Zone, Three areas and Thirteen Sections”. Profound and prolonged history and culture nourishes and nurtures traditional folk arts in this area andNuo(exorcism) culture is one of them.Nuoculture in southeast of Gansu is mainly represented byNuodancing of Longnan Baima Tibetans and Tanchang Tibetans, sheepskin fan drum dancing,Nuomarks in the east of Gansu and so forth. Although there are a variety of form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m are the sam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witchcraft andNuoculture of ancient Diqiang tribes, therefore reflecting the essence of Diqiang culture.

southeast of Gansu;Nuoculture; decoration; Diqiang;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2017-01-17

余永红(1969— )，男，甘肃西和人，教授，主要从事民间美术以及陇东南地域文化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陇东南区域民间美术的文化历史特征研究”(项目编号：15YJA760049)的阶段性成果。

1674-3180(2017)01-0154-11

J528.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