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德书法作品

书法不是观念艺术

王民德

在书法上，我是一个技术派，我对观念不是太关心。在唐以前，书家留下的书论，多是谈技术的，像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欧阳询的《八诀》等等，很少看到书法家谈玄虚的东西。

我以为书法发展到宋代是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尚意”的提出。宋代“尚意”的时风，其实与苏东坡有极大关系。苏在当时的影响太大，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好恶，不仅影响到整个文坛和土大夫阶层，甚至影响了皇帝和皇后的审美趣味。他提出“无意于佳乃佳”，声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对当时的书风、画风影响是巨大的。

说宋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个转折，就是因为“尚意”论调的滥觞，书法家、文人，羞于谈技术了，逸笔草草的文人画也在这个时代成为时尚。对技术的忽视。在当时并没有看出有负面影响。因为无论是宋四家，还是同时代的其他书家，在“技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米南宫，在技术上不让唐人。但是到了明、清，“尚意”种下的种子就开始起作用了。我们看宋以后的书法，真正在技术上达到唐人高度的，我觉得仅有赵孟頫、王铎等少数几个人，像祝枝……文徵明、傅山、黄道周、张瑞图等，在书法技术层面上都与晋唐相差甚远。宋以后书法气象的整体孱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略了对技术的锤炼。

在今天看来，宋人“尚意”更像一种“观念”上的追求，而到了明末，傅山等追求“宁拙勿巧，宁丑毋媚”，更是一种“观念”上的反叛。这种反叛说白了，就是颠覆晋唐经典。正是这种颠覆导致了清康乾时代的书坛重新想回到宋以前的传统，以针时弊。但已经不可能再形成唐以前士大夫阶层那种对技术刻意锤炼的风气了。

如果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那么当代就是一个“尚观念”的时代。和绘画领域一样，我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书法探索，是以“观念”来推导的。各种各样的现代艺术观念，为展厅时代的书法打开了巨大的探索空间，出现了很多令人尊敬的先锋艺术家，当然也成就了各种嘴脸的投机者。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艺术家，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少数。他们不仅需要天生的才华，还需要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他们是寂寞的拓荒者，也是大无畏的“试错”者。但像85新潮以来的中国书坛，人人争当先锋派的壮观景象，怎么看，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革命，真正的先锋艺术家，光芒反而被投机者淹没了，这真是书坛的一种悲哀。

书法不是观念艺术。无论观念怎么变，书法的一些核心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我以为，书法的核心就是书写意味。举个例子，一个西方人去创作一张抽象的现代书法，和一个经过了很深的传统教育的中国人去创作同样一件作品，放在一起怎么去判断优劣呢?如果纯粹以现代艺术的标准，西方人可能搞得更有意思，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禁锢，但西方人可能很难体会到其中的“书写意味”。书写的意味类似一种游戏的快乐和魅力，不同的是，这种精神游戏，可以把书写者的生命状态、情感波澜呈现出来，所谓“书为心迹”正是这个意思。

书写意味，是书法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核心所在。美国诗人奈莫洛夫曾谈到绘画发展的三个向度：第一种是“精确的再现”；第二种是“装饰、韵律、形式、形状的方向”，也就是抽象性；第三种是“语言的方向，字母和符号，终极是书写的魔术，这个过程可以在中国书法中感受得到”。按照我的理解，“书写的魔术”也就是书写意味，它是超越外在的形式因素的，是书写者特定时期的生命状态和人格精神的迹化。书法作为心灵迹化的图像，不但要看外在的形式因素是否给人带来美感，是否具有独特的形式意味，还要看由笔法运动所带来的书写状态。比如，我们在评判一件书法作品时，可以用“飘逸”“道劲”“清丽”等等这样一些美学上的概念，还可以用“从容”“流畅”这样一些描写运动状态的语汇来评价，这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具体到一件书法作品的优劣，我通常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从静止的造型艺术的角度来看，书法的造型品味是第一位的；而从动态的书写意味来看，我更喜欢那种从容大度的优雅气质。

至于我个人的书法，还是让作品说话。如果作品本身发不出声音，披在身上的华丽评说只会让作品更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