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朝鲜的碑学和秋史书派

辛 勋

朝鲜金石学发起于18世纪后半叶。当时的“北学派”和一些文人学者研究金石文字，尤其是北学派学者们通过北京之行，与清朝名流文士结缘，直接交流，向朝鲜输入清朝金石考证之学。朝鲜在纯袒、宪宗年间(1800年－1849年)，书法界的中心人物金正喜(1786年～1857年)推崇清代碑学书法理论，提倡“碑帖结合”，改变了以帖学为主的朝鲜书坛。19世纪以后，文人学者普遍关注以碑帖兼修论为中心的金石考证学，书法取法从传统的帖学转向清朝刘墉、翁方纲、王士宏、王文治的帖学和金农、邓石如、阮元的碑学。

1809年(纯祖九年)10月，金正喜以子弟军官身份参加冬至兼谢恩使行，随着父亲金鲁敬入京，当时，他的前辈所结交的纪昀、罗聘都已逝世，可庆幸的是，阮元、翁方纲、营江还留在北京。

入京当年，金正喜最初见识的清朝文人是曹江，通过营江的介绍，结识了徐松、李林松、李鼎元、朱鹤年、洪占铨等，并且，通过徐松和李林松拜见了拜访翁。

1810年1月，金正喜又在泰华双碑之馆拜见了阮元，阮元给金正喜看金石文字资料和自己的未发表的论文《南北书法论》《北碑南帖论》。金正喜接受阮元的碑学理论、考据学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受阮元影响，取号为阮堂。

同年1月29目，金正喜拜访经学大师翁方纲，通过笔谈交流学问思想，拜翁方纲为师，接受“汉宋不分论”“以碑养帖论”“兼修碑帖论”。

金正喜受阮元和翁方纲的影响很大，认为当时韩国流传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赞》《营娥碑》等书法都是后代的摹刻本，走样失真，不足为法。唐代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杨凝式、徐浩、李邕的书法都不是出自《乐毅论》和《黄庭经》，而是得力于北朝碑版的，因此提倡师法北碑。

金正喜在归国以后，也与清朝文人维持学术交流活动，并且彼此交换书画、文房用具等。1817年，他通过书札接受翁方纲的经学指导，其内容主要是关于《仪礼》金正喜与翁方纲比较熟悉。有朋友去中国时，他会牵线搭桥，从中介绍。翁方纲也曾通过书信介绍门下弟子叶志詵与金正喜交流学问，交换两国的碑学研究资料。

在与清朝文人密切交流的同时，金正喜致力于清朝金石考证之学的本土化，他先对分散在韩国备地的《高句丽故城刻字》《真兴王巡狩碑》《鍪藏寺碑》等历代碑义实地调查，然后通过考证、编年而推究其建成年代和书写者。金正喜将《鍪藏寺碑》的拓本送到翁方纲，翁认为此碑文作为集字碑，继承了王羲之《兰亭序》和《怀仁集圣教序》书法的风格，是研究王羲之的重要资料。并且，金正喜撰写有关金石考证学的论文，其中《礼堂金石过眼录》与《海东碑巧》最有代表性，《礼堂金石过眼录》共有7000余字，不仅描述文字判读、文章解释、书体探求、碑石形态等，也包括与各种古代文献的对照、检讨的内容。《海东碑巧》考证了7件韩国碑文。

从整个朝鲜书法史看，金正喜的书法创新有三个意义：一，他在学问的基础上创新。初学性理学，兼容北学派的实学思想，积极接受清朝考证学和碑学理论，倡导新的艺术思潮。二，金正喜开创的秋史书派是一种对前代的反叛。他摆脱了以帖学中心的当时书法的桎梏，强调隶书的重要性，推动碑帖结合。三，他强调“法古创新”，创新不是简单的凭空想象，必须入古出新、法古创新。书法家只有经过法古和重组，才能突破前时期的书法。金正喜的创新就走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法古，学习和消化历代名家书法，融合碑帖，完成“秋史体”，主要特点为“金石气”和“怪”。金正喜意识到当时人们认为秋史体太怪，但是他认为历史上创新的书法家都会被认为是怪的，坚持走自己的创新之路，“欧书，亦未免怪目，与欧同归复，何恤于人耶!折钗股圻壁痕皆怪之至，颜书亦怪，何古之怪，如是多乎哉。但其怪处，如屈子独醒于举世皆醉之中。醒醉之分，笑所怪吠所怪者，当有定评。吁是欲饰怪耶，真可怪也”(《阮堂全集》卷5《书牍》)。因此，他力排众说，坚持自己的创新之路，“近闻，拙字大以见怪于世眼云。如此字，倘或不以诋怪那”(《堂全集》卷四《与金颍樵炳学》)。又说：“来要书体，是初无定则。笔随腕变，怪奇杂出，是今是古，吾亦不自知。人之笑骂从他，不可解嘲，不怪，亦无以为书耳。”(《堂全集》卷五《与人》)

秋史体对后世朝鲜书坛的影响很大，它本身也不断发展，成为众多文人书家取法的对象。其中代表书家有申纬(紫霞，1769年1845年)、曹匡振(讷人，1772年－1840年)、权敦仁(彝斋、1783年－1859年)等，最终形成所谓的“秋史书派”，对当时以及后代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