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梁书法作品

《笔阵图》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书论，虽然其作者有卫夫人、王羲之及六朝人伪托等多种说法，但并没有影响其学术价值。《笔阵图》中有“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之论，由于解读方面的原因，其在书坛上一直起着较大的负面作用，引起了人们对此论正确与否的怀疑和争论，至今成为一段公案。因为此论涉及到书法的“写”与“鉴”的重大关系，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地探讨研究，还其本来含义，排除消极因素，才能有利于书法的健康发展。

所谓“写”，是指写字、书写，即书法创作；“鉴”则是鉴裁、审察、识别、评判，即书法研究。于是人们便将“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简单地解释为：“善鉴赏识别的不善写，善写的不善鉴赏识别。”由此便引出了两种观点：一是视此为古人的经验之谈，认为“鉴”与“写”是对立的，书法鉴赏家应以理性层面的审美标准来评判书法作品的优劣，这与书法创作可以偏于一隅寻找激情、追求个性截然不同；与此相反，有人认为不能鉴别书法优劣的人怎能善书，反之不能书法创作的人怎能鉴赏书法的优劣?两种观点至今争论不休。

历史地看，将书法“写”与“鉴”的断然对立之论，在书坛上引起了极大混乱。很多书、鉴全能者，不愿以鉴为能事，怕善鉴而影响善书之名。虽然很多善书者仍然在鉴识上著书立说，但每当论及到“鉴”“写”关系时，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如宋代的黄伯思，时人李纲评其书：“正、行、草、隶皆精绝，初仿欧、虞，后乃规模锺、王，笔势简远，有魏晋风气，得其尺牍者多藏弆。”黄伯思是宋代唯一个善章草者，其对此也颇为自负，谓章草之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邪。然世岂无兹人，顾俗眼未之识耳。”大有承传章草舍我其谁之意。他著有《法帖刊误》，在自序中云：“古语有之‘善书不鉴，善鉴不书，仆自幼观古帖至多，虽毫墨积习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刋误，凡论真伪，皆有据依，使钟王复生，不易此评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后有高识，赏予知言。”不难发现黄氏对“善鉴”自许颇高，但也看出其为彰显“善鉴”谦让“善书”，就其所引《笔阵图》之句来看也颇为孤立，与下文意隔理悖不能畅顺，其原因便是由世俗将“鉴”“书”对立而造成的。

时至晚明，书家赵宦光著有《寒山帚谈》一书，其中专有“评鉴”一节云：“昔人言‘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一未到，一不屑耳。谓不能鉴者，无是理也。果不能鉴，必不能书。”在此赵氏是站在“书”“鉴”两善者的立场上来发表议论的。他认为若“书”“鉴”不能两兼，不是“书”“鉴”的水平未达到高度，就是“善书者”不屑以“善鉴”为能事。结论是：善书者没有不能鉴评的道理，如果真的不能鉴评，必定是不善书者。为了将这个问题论述得更加清楚，其在“拾遗”中进一步进行讨论：“国朝吾吴以书画甲天下，惜乎风气所钟，又陷于‘善书不鉴一语。趋其华，不趋其实，遂令名世者多，传家者寡。苟不必争名，即不必避‘善鉴不书之诮。余作《帚谈》《绪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评论金石，穷案极断，试令轩、颉、籀、斯，当必为我击节。上古无论，切按丞相、中郎、太尉、右军以及晋、唐而下名世大家，无不有笔法，条论具在。其间托名伪作者无论矣，其人自书勒石者何限，而谓‘善书不鉴，善鉴不书正不然也。”赵氏一面揭示了明代书家深受“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之害的事实，一面列举了历代大书家多有关于笔法的论述，否定了“善书不鉴，善鉴不书”的观点。赵氏与黄伯思不同，他不迷信古人，也不回避矛盾，有胆有识敢说真话，实属难能可贵。

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古代书法史，对“鉴”“写”的关系问题会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众所周知，古人求学讲求整体素质的提高，对文化知识的学习皆从文字入手，识读、书写是最初的两大技能训练，之后才是经、史、诗、文、诸子百家，且小学(文字学)和书写作为文人的工具贯之终身，为“书”“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广义而言，古代文人墨客，皆具备书、鉴的能力；狭义言之，历代的书家名家也大都是鉴识高手，如唐之褚遂良、宋之米芾，可为代表。其他如晋之“二王”、唐之欧、虞、徐、柳，宋之苏、黄、蔡、薛，元之鲜于枢、赵子昂，明之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清之帖学书家刘墉、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碑学书家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李瑞清，近代康有为、于右任、沈尹默、陆维钊、沙孟海、王蘧常等，无不是善书、鉴集为一身者。打开《历代书法论文选》《现代书法论文选》，其作者都是书法家，很难找到不善书而有书法专著者。因此说，将书法的“鉴”“写”对立之论是不科学的。

那么“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之论是否锚了，不然应该怎样解释?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对原文字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地探讨才能找到答案。“写”“鉴”前面已有界定，而“者”为助词，“善”为“善于”“擅长”等，皆毫无疑义，问题就出在对“不”字的认识上，必须对其重点讨论之。《辞源》释“不”曰：(1)否定词，表示相反意；(2)毋，勿，不要，表示禁止。由此可知把原文释为“善鉴赏识别的不善写，善写的不善鉴赏识别”，是将“不”当否定词用的。我们认为，在此“不”字当为“毋，勿，不要”用才更为准确，古文中有很多这样的句式例子，如《论语·乡党第十》中孔子曰：“食不语，寝不言。”是说吃饭时不要说话，睡觉时不要言语。其中“不”是“不要”之义再清楚不过了。返回来我们再看“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将“不”字当作否定词，把“不鉴”“不写”释为“不会鉴”“不会写”，既没有根据又无理生硬，很难讲的通。若将“不”字释为“不要”，既符合古文句子规律又合情合理：善写者“不鉴”并不是“不会鉴”，而是“不要鉴”，即书写“不要”被鉴识中的条条框框所缚，可以充分体现自己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这样才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善鉴者“不写”，不是“不会写”，而是“不要写”，即鉴识“不要”将自己书法创作的流派意识和排他心理寓于其中，以免影响鉴识的准确公正。因此我们可把“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的原文重新解释为：“擅长书写的，不要以鉴识的思维书写；善于鉴识的，不要以书写的心态鉴识。”这样不但与事实相符，而且能诠释出作者的本意。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鉴”与“写”不是人的分工，而是一个人身上两种功能的体现。这就涉及到一个人心态及思维角度的转换问题，我们可从先贤们对孔子“食不语，寝不言”的讨论中得到启发：“范曰：‘君子存其诚意，当食而食，当寝而寝，言语非其时也。谢曰：‘圣人存心不它，为物之终始，与事在此而心游于彼者异。杨曰：‘肺为气主而声出焉，饮食则气窒而不通，语言恐伤之也。”从中不难看出，这些议论的核心是做事要专心不二，不能随心所欲。若“事在此而心游于彼”，不但不能把事做好，而且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嘴巴有吃饭、说话的功能，若一边吃饭一边说话，既不能仔细的品尝美味佳肴，又有被咽着的危险。同理可知，人是众多功能的综合体，而一个器官的多种功能不能同时都发挥最大作用，要根据不同场合需要及时进行角色转换，才能使其功效达到最佳。对于“鉴”“写”集于一身的文人墨客来说也是这样，要当鉴而鉴、当写而写，不能位置颠倒，角色混乱，否则便会出现问题。在这里不但体现了“鉴”“写”的角色转换问题，也化解了两者互不相容完全对立的局面。实际上“鉴”“写”如同一只手的掌和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且此两方面存在相互影响共同提高的关系：只有具备丰富的笔墨实践经验，才能使鉴识敏锐深刻，准确公正，成为合格的“善鉴者”；同样只有提高全面修养，在书法上广采博取、鉴古铸今，才能成为真正“善写者”。当然“书”与“鉴”怎样科学地进行角色转换，则需要长期的实践训练方能融会贯通，其中人的素质和悟性的高低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对“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作重新阐释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当前，展览已成书法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特别是国展，成为每个书法人特别关心的一件大事。其中投稿者的“写”，与评审者的“鉴”，正成为这个主体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也是人们议论的核心所在。若当代书法要健康发展，就需要书法人提高整体修养，成为一专多能者。书家每当创作完了之后，可以进行角色转换，以“鉴”者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作品，以利进行合理的调整提高，才能避免过早结壳以及让评委的口味所左右，根据自己对书法的特殊理解，把握书法自身的发展规律，去追寻书法的最高境界。评委们的责任尤为重大，中国书协虽科学合理的分书体成立了评审委员会，但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同一种书体而流派纷纭风格众多，而评委们大都是在某一流派书风中探索的书家，对于书体知识的全面把握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需要不断地增加自身修养，提高鉴识判断能力，才能在“善写”转换为“善鉴”角色转换后，成为书坛上的伯乐、东方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