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元代人品和画品的特殊性

杨永俭

早在魏晋时期，品评中国画的风气已开先端，到南北朝时此风最盛。然而，早期并没有把作者的人物品藻与艺术品评过多联系，当时所谓的人品，也只是内在的精神因素，对绘画的品评也只是处于就画论画阶段，所以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讲：“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并没有涉及画外的其他因素。后来，特别是到逸品美学观建立，评价艺术创作开始更多地强调作者本人的才情、气质、风韵和格调，把画家内在的修养推到了至高的位置。绘画也不再是单纯的再现客观物象，而趋向于主观情感的流露，成为了抒情言志的载体。如刘墨在《中国艺术美学》中所说的：“艺术不独在一件艺术品中存在，更在人生中存在。”

随着文人画理论诞生并逐渐成熟，元代对画的品评更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伦理性内容，并使品评逐渐呈现出向伦理性、人格化倾斜。艺术品评家们更加注重人品与画品的绝对联系。譬如，元代的绘画题材中“岁寒三友”“四君子”等作为画家人格的自我写照，在形式上虽还是立足绘画本身，但在观念上强调画家本人立身处世符合士大夫理想的人格追求日趋浓烈。士大夫伦理观念开始真正主宰绘画领域，成为绘画构成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对绘画的品评也更多考虑人格因素，使得画家更注重绘画的情趣。一套严格的士大夫的完善伦理观的确立，使得伦理性在本质上得到更深入的发展。强调伦理纲常和人格完善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构成了中国画基本创作立场，而在审美性上，强调作品的伦理价值凌驾于审美价值之上，却置绘画的外在形式于不顾，形成伦理决定一切的庸俗立场，甚至还把作品的伦理价值引向对作者伦理道德的判定，提出“人品高矣，气韵不得不高”“笔格高下，亦如人格”的审美标准。

在元代对人品的特殊强调，还源于时代的特殊性。南宋灭亡对汉民族来说，自然是无比残酷的，尤其是对士人阶层来讲，更是承受着皮毁毛离的锥心之痛。大批的士人抱着对蒙元政权的仇视而隐居山林，矢志守节，不仕元廷。如郑思肖就是这样以南宋遗民自居，不肯与现实妥协的典型。他与现实中的很多人和事都格格不入，尤其那些屈节仕元的识时务者之流，他更视为粪土，绝不肯与之为伍。他将亡国之痛借助笔墨托之于缣素，诉之于苍穹。如倪瓒所评说：“秋风兰蕙化为矛，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宋宗室赵孟坚为赵孟頫的族兄，赵孟頫仕元后，兄弟几乎绝谊，赵孟頫去拜见也闭门不纳，几经劝说，始让后门而入。所以在元代，对人品的好坏的评价，更多是由此人仕元与否来决定的。元代山水画家如钱选、倪瓒、吴镇、方从义等等都是不曾仕元，也不与世俗为伍的，人品上自然毫无争议。如果以人品决定画品的论调而言，他们的画确实也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人品，充分表现出画家逍遥容与的心境与清逸脱俗的心性。如钱选的画主要是表现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的青绿山水，画面中隐士、高人神态安闲，山石树木赋色古雅，充满了恬淡、平静的田园之美。这里的诗情画意所强调的是幽静闲适、淡淡哀愁，而无怨愤不平之意。这是一种“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哀愤，一种超越了家国之变的大痛苦之后沉潜到身心与自然神遇迹化之中的恬淡境界。如钱选自己所说：“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画图开。”

而人品和画品又不可能是绝对统一的，有很多例外的情况。如赵孟頫仕元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际五朝，名满四海。然而虽处于极其显赫的地位，其内心却充满了苦闷，不免寄情书画。虽然赵孟頫因仕元而备受指责，甚至他的书品和画品也由此受到质疑，但事实上赵孟頫的书画成就是由他自身全面的文化修养决定的。同样，元四家中的黄公望早年做过中合察院椽使，是低级的小吏，在经办国粮征收时被诬下狱，出狱后才绝意仕途，不问人事，后入全真教，倾心佛道归隐山林。他的画用笔潇洒简练，连皴带染，于清淡的墨韵中描绘大千世界阴阳晦明的四时气韵，其中淡淡的峰峦丛林，稀疏隐落的茅舍，简淡的笔墨包含了他深邃的情感，真正是在山水中得乐，在笔墨里悦情。在他的画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其是曾在张闾手下为虎作伥、搜刮民脂民膏的黠吏。此时的人品的含义更多是侧重本来意思，那就是指人的才情、气质、风韵和格调等内在的文化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