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胡俑类型研究

王毅

【关键词】北朝；胡人形象；墓葬陶俑；类型特点

【摘要】北朝是中西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当时的墓葬中留下了大量的胡人形象。本文系统梳理了考古出土的北朝胡俑资料，将其分为仪仗、侍仆、伎乐杂技、行旅商人等几大类，并对各类型的特点与功能加以分析。

北朝时期，大批胡人来华经商、定居，甚至埋骨中土。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各种不同材质、具有深目高鼻面貌特征、样貌迥异的人物形象。一般认为，这些墓葬形象即是来华胡人面貌的写照。其中，陶俑作为我国丧葬传统中最具民族特色的物质表现形式之一，作为胡人形象的载体，在北朝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发现。本文对目前所见的北朝胡俑考古资料加以梳理，并对其进行类型研究。

一、分类标准

由于北朝时期的大多数墓葬均遭人为盗扰或自然因素破坏，原有的墓葬格局已难以复原，对于随葬品，尤其是陶俑的分类，历来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相对而言，笔者认为，杨泓先生将北朝墓俑分为四类：镇墓俑、出行仪仗、侍仆舞乐、庖厨操作[1]，不论是从北朝的卤簿制度来说，还是考虑墓俑的功能，都较符合实际情况。此外，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的《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一书中，面对该墓出土的多达1800多件陶俑，撰写者高屋建瓴地将其分为镇墓俑、仪仗俑和侍仆俑三大类[2]， 也佐证了这种分类方法的合理性。因此，本文以这种分类方法为基础，结合胡人形象的特殊性，将北朝胡俑分为仪仗、侍仆、伎乐杂技、行旅商人四大类。

需要指出的是，仪仗形象与侍仆形象较难严格区分。综合南北朝文献中关于卤簿仪仗的记载，当时的仪仗组成主要包括羽葆、伞扇、曲盖，鞍马、属车，以及戟、刀、盾等武器[3]。因此，本文将主要根据胡人形象的手形，把双手中空握拳、似作持物状的划分为仪仗形象，其余则归为侍仆形象。此外要说明的是，按照现行的历史年表，北朝起讫年代为公元386年至581年，即起于拓跋鲜卑建国并改国号为魏，止于杨坚代北周建隋。但由于大批隋人曾生活于前朝，隋代尤其是隋代前期的墓葬艺术品，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前朝的影响，事实上《北史》也包括隋代史。为了保证研究的完整性，更全面地反映北朝时期墓葬胡俑的发展流变，本文在选择材料时，也适当涉及隋代的胡俑资料。

二、仪仗胡俑形象

北朝墓葬中的胡人仪仗俑，主要有以下这些资料：

1.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葬于484年，其妻葬于474年）出土的8件胡俑，高27.3厘米，戴风帽，双手前平举或左手上屈。同时该墓还出土陶马12件、陶牛4件、陶车6件、陶驼1件[4]。

2.偃师北魏元睿墓（葬于516年）出土胡俑1件，高17厘米，头戴小毡帽，身着对襟长衣，腰束带，带上附4枚环状物，嘴勒一细带，似衔状，下颌有须，双臂及腿部残。此外该墓还出土牛车1件、陶马2件及陶驼1件[5]。

3.洛阳北魏郭定兴墓（葬于522年）出土胡俑1件，高18厘米，双臂残，头戴带棱风帽，身穿圆领长袍，腰系带，脚穿高筒圆头靴，深目高鼻，右臂上屈，左臂微抬，脚下有长方形底板（图一，1）。该墓还出土陶牛车1件、鞍马1件、陶驼1件[6]。

4.洛阳北魏侯掌墓（葬于524年）出土胡俑4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高17厘米，左臂下垂，右臂弯曲置于胸前，双手均握拳，拳中有孔，原应持物（图一，2）[7]。

5.磁县东魏尧赵氏墓（葬于547年）出土3件胡俑，左手握拳于胸前，右手握拳高举齐肩，作持物状。另外该墓还出土女胡俑数件，高20厘米左右，穿开领广袖衫，梳高髻，双手握于胸前作持物状。该墓还出土陶马3件、陶牛1件[8]。

6.河北景县东魏高长命墓（葬于548年）出土胡俑3件，高17厘米，束发，短衣，两手有孔（图一，3）[9]。

7.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葬于550年）出土胡立俑7件，高19～21厘米，头戴小瓜帽，外露卷碎，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穿靴，深目高鼻。该墓还出土了数件女胡俑，样式与尧赵氏墓所出相同。另外该墓出土陶马6件、陶驼2件、陶牛2件[10]。

8.吴桥M2墓（推测为东魏时期）出土执事胡俑1件，高19厘米，右臂上屈，手握于肩部，左臂前屈，手握于胸前，双手均有穿孔，原持有物。该墓还出土陶马、驼、牛各1件[11]。

9.山东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推测为北齐时期）出土胡俑1件，高19厘米，双手作牵马状（图一，4）。该墓还出土陶马、驼、牛各1件[12]。

10.太原市北齐娄墓（葬于570年）出土胡人役夫俑3件，高19厘米，黑发，圆形白脸，高鼻深目，穿窄袖紧身右衽短衫，白，右手握拳向上高举（图一，5）。该墓还出土陶马10件、陶骆驼4件、陶牛1件[13]。

11.安阳北齐范粹墓（葬于575年）出土侍役胡俑3件，其陶胎分别用红、灰两色合模制成，面部施白粉，左手扶背带，右手微向前伸（图一，6）。该墓还出土陶制牛、马、驼各1件[14]。

12.咸阳市西魏侯义墓（葬于544年）出土胡俑 1件，卷发披肩，深目高鼻，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穿靴，右手握拳上举于胸，左手握拳下垂，中皆有一孔，原持物已失，高14.9厘米（图一，7）。该墓还出土陶驼1件、陶马2件[15]。

13.西安洪庆M7墓（该墓被认为是隋初墓，但部分随葬品应为北周时期即已制作）出土小帽胡俑1件，全身皆白，头戴小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左手握放胸前，右手握于腹侧，腰束带，高鼻深目，背部扁平实心，高12.8厘米。该墓还出土陶骆驼1件[16]。

14.咸阳宇文俭墓（葬于578年）出土仪仗胡俑1件，高14.6厘米，头戴白色方形小帽，身穿圆领浅红色长袍，下身着白裤，足蹬靴，左臂屈，上抱于胸前，右手屈臂提于腰间，两手均握拳，原应持有物（图一，8）。该墓还出土陶鞍马与陶骆驼各1件[17]。

15.安阳桥村隋墓（发掘报告认为其属于隋代早期）出土胡俑1件，右袒，身穿交领窄袖衣，左肩斜背行囊，左手弯举胸前，右手弯贴于胸腹，双手有小孔，作持物状，脚和头部稍残，残高13.6厘米。该墓还出土陶牛车与陶骆驼各1件[18]。

16.安阳梅元庄隋墓（发掘报告认为其时间约为仁寿年间至隋末）出土胡俑 3件，高23.3厘米，通体白粉作底，上涂红彩，多脱落（图一，9）。该墓还出土陶马2件、陶驼1件[19]。

17.西安隋姬威墓（葬于610年）出土牵马胡俑一件，两腿分立，一臂残缺，一臂半举，手作用力状，颌下有髯[20]。

18.安阳隋墓103、108、201号（发掘报告认为103墓属于隋代早期，108、201墓属于隋代晚期），每墓各出土胡俑3件，高22.5厘米左右，形状相同，似为牛、马、驼夫（图一，10）。三墓各出土牛车1件、骆驼1件，103、201墓各出土陶马1件，108墓出土3件[21]。

19.湖北武昌何坡山M52墓出土胡俑一件，高31.5厘米，前襟右袒，腰部绾结，脚著长靴[22]。

仪仗是指以羽仪为中心的代表主人身份的物品组合。汉代的大型仪仗图像通常以车骑行列的面貌出现。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学习中原王朝的做法，形成了自身的卤簿和仪仗制度。北朝统治者在推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卤簿制度，并在墓葬陶俑与壁画中表现出来[23]。

根据以上列举的大量北朝仪仗胡俑形象，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胡人的大规模来华，在仪仗队伍中出现胡人的身影，这并不是古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正是当时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敦煌文书中即有关于胡奴买卖的记载，这些墓葬中的仪仗胡人形象，也很可能表现了当时被贩卖到中原、在权贵之家充当奴役的真实场景。

而在以上诸多胡人仪仗形象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安阳103、108、201号隋墓各出土的3件胡俑。这9件陶俑形状相同，头顶似用巾束发，高鼻深目，右袒，身穿交领窄袖衣，左肩斜背行囊，左手弯于胸前，右手弯贴于腹侧，双手有小孔，作持物状。根据考古报告，这三个墓是同地区发现等级最高的，墓主很可能是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庶族地主。而这三个墓在丧葬品方面相比其它墓葬的最大不同，就是各出土了3件胡俑。

观察这几件胡俑，不难发现，它们与北齐末年安阳地区范粹墓出土的胡俑，以及与临近此三墓的梅元庄隋墓出土的胡俑，在服饰和姿态上有相近之处。范粹墓的胡俑脑后梳一短辫，上身着窄袖褶衣，下着裤，腰束带，左肩斜背囊包，左手扶背带，右手微向前伸。梅元庄隋墓的胡俑内穿圆领衬衣，外穿交领窄袖衣，左肩斜背行囊，腰束带，带交结于前腹下垂，左手屈于腹侧，右手上屈于胸前，两手均有小孔作持物状，下腹部有一小孔，头顶似用巾束发。而尤其值得人们留意的是，范粹墓与梅元庄隋墓恰恰也是各出土了3件胡俑！

由于范粹墓塌顶，积水严重，梅元庄隋墓也被盗扰过，难以断然否认这不是一种巧合，但是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相比于普通的仪仗俑，仪仗胡俑对于标识墓主身份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认为，这种特殊性来源于现实与工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来华胡人在总数上毕竟较少，拥有胡仆，尤其是在出行时有胡人仪仗在前导行，耀武扬威，无疑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而这种特权在贵族官宦阶层中应该也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另一方面，来华胡人的形象迥异于中原居民，在塑造的时候难度更大，也许只有少数技术特别高超的工匠才有能力完成。

上述资料与分析表明，由于胡俑的特殊意义，在北朝末年，至少是在安阳地区，仪仗胡俑的使用似乎逐渐形成了某种制度化的东西——当然这种制度可能形成得更早，只是由于考古材料的不完整而尚难发现。这对于研究北朝时期的礼仪制度，无疑有积极的意义。

此外，通过研究上文列举的胡人形象，似乎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仪仗胡俑。一类以侯掌墓为代表，胡俑静立，双手握拳于胸前，呈持杆状器物的姿势，应为持各种羽仪的一般仪仗俑。另一类则以郭定兴墓、娄墓的胡俑为代表，动作幅度更大，不少考古发掘报告将其定为役夫俑。

鉴于每个墓中通常会伴出陶牛车、陶鞍马与陶骆驼，同期墓葬如太原北齐徐显秀墓[24]和济南北齐道贵墓[25]的壁画中，也有伴于牛车与陶马左右的胡人役夫形象，这种推论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些胡人役夫俑所牵的究竟是什么动物呢？由于上述的大部分墓葬都遭到过人为或自然的破坏，出土物的位置不详，其数量大多也少于下葬时的实际数量，且总体来说这些仪仗俑的姿势较为相近，因此难以确切判断这些役夫俑到底牵的是什么动物。在此，仅根据上述考古材料，提出笔者的初步推测。

根据上文摘录的相关墓葬出土陶牛车与驼、马的数量，可发现每个墓中陶牛车与陶驼的数量是相对固定的。除了早期的司马金龙墓，通常每墓只出一件陶牛车模型。学者们也都已经注意到牛车在北朝墓葬中的重要地位，如杨泓先生认为，牛车与鞍马的组合是仪仗俑群的中心[26]；郑岩先生则指出，牛车鞍马题材是表现人物身份的一种固定模式，是为死者所预备的出行工具[27]。而陶骆驼，除了皇室与外戚级别的高等级墓主（如茹茹公主与娄），每墓通常也只随葬一匹。

在北齐以前，每墓出土的胡人役夫俑以一件的为多数，而在陶牛车与陶驼之间，笔者更倾向认为其扮演的是牵骆驼的角色，因为骆驼与胡人役夫都是沿丝绸之路来华的异域风物，且两者的形象都是从北朝开始盛行起来的，无疑具有更多的联系。另外，在出土骆驼的数量超过一件的墓葬中，如茹茹公主墓与娄墓，其出土的胡人役夫俑数量也往往超过一件，这无疑也是两者间有联系的佐证。

事实上，学者们也已经注意到胡人形象与骆驼的密切联系。如张庆捷先生提出，这些役夫实际上代表了丝路上的往来胡商[28]；在此基础上，李瑞哲博士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为墓主人提供与生前一样的异域奢侈品[29]。

不可否认，这些胡人牵驼俑的出现受到了丝路胡商的直接影响，但考虑到北朝墓葬的核心是墓主的仪仗出行，说这些牵驼俑即是丝路胡商则似有不妥。德国的E.Knauer女士曾撰文分析了北朝墓葬骆驼的重要性，认为其所驮载的物品并非丝路贸易中真实物品的写照，而主要是提供给墓主灵魂的牺牲品[30]。张庆捷先生则指出，墓葬骆驼所载表现更多的似乎是载着从中原采购的物品启程返回西域的场景[31]。

参考两位学者的观点，再考虑到胡人形象对于中原人来说，其含义历来是十分复杂的，如汉代既有胡汉战争的场面，通过描绘胡人被打败的场景来表达祈求天下太平的愿望，也有把胡人形象描绘在西王母身边，作为仙界一员的场面[32]。笔者认为，北朝墓葬中的胡人牵驼俑与骆驼的组合，也许仍然带有沟通来世的功能，通过胡俑的西行，将死者的灵魂带到一个永恒的乐土。

随着胡俑制作技艺的提高和胡俑随葬制度的规范，如上文所述，从北齐晚期开始，随葬胡俑的数量逐渐固定为3个，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相关墓葬中出土的牛、马、驼也似乎稳定成一牛车、一马、一驼的组合。据此我们可以猜测，也许此时骆驼役夫俑的功能有所扩大，亦担负起驾驭代表墓主出行工具的牛车和鞍马的职责，并在墓室壁画中得以表现。

三、侍仆胡俑形象

侍仆形象是北朝墓室人物形象的另一大类，如果说仪仗形象体现的是墓主人外在的威风与排场，那么侍仆形象实现的则是墓主人家居生活的舒适。北朝胡人侍仆形象，主要有以下这些资料：

1.曲阳高氏墓（葬于524年）出土的2件胡俑，高20厘米，单模制成，深目高鼻，满脸髭须，左手下垂，右手置于腹部，头戴棱圆帽（似为皮帽），身穿窄袖左衽长衣，腰部束带，脚穿高筒靴（图二，1）[33]。

2.洛阳元邵墓（葬于528年）出土的2件长衣胡俑，高15.3厘米，卷发，虬髯，深目高鼻，穿红色圆领大衣，长[34]。

3.临淄东魏崔混墓（葬于538年）出土胡侍俑6件，高25厘米，深目高鼻，面带微笑，盘髻包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革带，左侧配囊袋，两手拱于胸前，上有一孔[35]。

4.吴桥M2墓出土女胡俑2件，高21厘米，头戴扁形“发罩”，身穿开领肥袖交衽短袍，腰束带，带端分垂，下身着长裙，足穿圆头鞋，右臂前屈，手藏袖内贴于胸前，左臂下垂，袖口折叠线及裙下部的褶纹自然流畅（图二，2）[36]。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胡侍俑最早出现于西晋时期，如洛阳西郊西晋墓曾出土胡侍俑一件，高16厘米，上身着短袍，下身穿裤，足穿靴，笼手于胸前，分腿而立（图二，3）[37]。洛阳宜阳县西晋墓也曾出土一对胡侍俑，高约22厘米，头戴尖顶帽，身着窄袖束腰短衣，下穿分裆裤，双手合于腰部，通体施白彩（图二，4）[38]。

在胡汉战争频繁、中原民众对胡人总体印象仍很模糊的汉代，让面相奇特的胡人出入寝室，成为主人的贴身侍从，似乎还是一件不太能为人接受的事情。因此，胡侍俑在西晋的出现和在北朝的继续流行，表明了胡人在华身份的多样化及其融入中原社会程度的加深。如上文所述，这些胡人侍从可能是通过奴隶贸易等方式进入中原的。而在艺术形象的表现上，虽然北朝胡侍俑在基本格调上没有改变侍俑应有的静立、顺从感，也保留了西晋侍俑拱手站立的典型姿势，但在服饰和姿态方面无疑要比西晋丰富很多，体现了北朝陶俑制作工艺的进步。

四、伎乐杂技胡俑形象

乐舞百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在汉代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而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传统技艺的同时，随着国家的统一和中外交通的开辟，西域各国的百戏艺术也传入中国，促进了本土乐舞的进一步发展。正是由于外来伎乐杂技对我国的重要影响，胡人伎乐与杂技形象也时常在墓葬中出现。北朝墓葬中的伎乐杂技胡俑形象，主要有以下这些：

1.大同北魏宋绍祖墓（葬于477年）出土的4件胡俑，除去残缺的一件，均头戴圆形风帽，身着胡服，下部侧摆有开衩，红色袍边，衣服上有图案。人物神态生动，面带微笑，其中两个似在引吭高歌，另两个则在拍手称好，原来可能持有乐器。该组陶俑位于墓室回廊东部出行仪仗两侧，似为出行队伍助威之状[39]。

2.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M2墓出土的一组七个彩绘杂技胡俑，其中间一人头顶长杆，上有两个小童，在半空中做精彩表演（图三，1），边上六人作手持乐器或拍手称好状[40]。

3.河南偃师染华墓（葬于526年）出土胡人舞俑1件，高15.9厘米，单模制成。深目高鼻，浓眉，短发卷曲，着窄袖胡服，腰束带，缚裤，长马靴。左臂半举，右臂平伸，作回首转体状，左腿直立，右腿抬起半屈。上身涂红，下身涂白，发、眉、髯涂有黑色（图三，2）[41]。

4.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老人舞俑1件，高29.8厘米，头戴红色浑脱帽，穿圆领广袖红色曳地长袍，左手持锯齿状法器，右手向前抬起，作婆娑起舞状（图三，3）[42]。

5.太原北齐贺拔昌墓（葬于553年）出土胡俑1件，高16.5厘米，头戴三棱帽，发卷曲，浓眉高鼻，着红色窄袖紧身衣，衣袖口外折，下襟两侧加长，腰勒细绳，脚蹬长靴，右手上屈作持物状，手心有孔（图三，4）[43]。

6.山西寿阳北齐库狄洛墓（葬于562年）出土舞蹈胡俑1件，高25.3厘米，为一胡人老叟形象，屈膝，张臂，握拳持物，右腿微向前[44]。

7.河北磁县湾漳大墓出土舞蹈胡叟俑1件，高28.5厘米，头戴暗红色胡帽，面相庄严，身穿朱红色圆领广袖长袍，下身穿白色大口裤，足蹬胡靴，躯体稍向前弓，右臂屈于胸侧，握拳执物，左臂斜向外举（图三，5）[45]。

虽然考古报告将贺拔昌墓出土的胡俑也归为杂技俑，但由于该俑有残缺，难以判断其实际动作，因此迄今北朝墓葬出土唯一可以确认为杂技形象的是大同雁北师院M2墓的一组七个彩绘胡俑。值得注意的是，从现有材料来看，百戏场景在北朝壁画中也不多见，目前所知最完整的北朝百戏壁画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平城时期的墓葬，内容包括奏乐、跳丸、杆戏等情节[46]。

西域的杂技自汉代传入我国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汉代画像砖上也是表现最多的题材之一。但该题材在北朝时却日渐受到冷落，笔者认为也许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时代风尚的改变。汉代的时代风格是热烈的，即使在墓室中，也通过描绘光怪陆离的仙界景象和五花八门的乐舞百戏、出行等场面，将地下世界装饰得充满动感。而北朝的时代风格总体来说则是趋于内敛的，墓室主要通过规模宏大的仪仗出行来表现墓主人的权势，热闹轻松的杂技形象与之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第二，随着时代的变迁，来华胡人的谋生手段发生改变，也许北朝初年还有胡人来华表演杂技，随后便逐渐减少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东魏、北齐时期出现的三个舞蹈胡叟形象。赵永红先生认为，它们表演的是产生于南梁的上云乐舞[47]，笔者对此观点持赞成态度。在鲜卑化的高氏家族掌控下的东魏、北齐政权，其排斥传统汉文化而热衷于西胡文化，尤其是其乐舞的倾向，在北朝各政权中是较为明显的。但是，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墓葬中，表现最多的胡人乐舞并不直接来自西方，而是来自相对受到排斥的南朝政权。这些无疑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当时中西、南北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五、行旅商人与其它胡俑形象

如前文所言，役夫胡俑与北朝来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并没有十足的证据说明这些役夫胡俑即是胡商。但太原隋斛律墓（葬于597年）出土的两件骑驼胡俑，则基本能确定是胡商俑。这两件俑高45.5厘米，骆驼上骑坐一人，浓眉，深目高鼻，头戴圆毡帽，身着圆领窄袖服，双腿一伸一屈。标本58，骑坐人左手紧握缰绳，右手持饼进食（图四，1）；标本45，骑坐人左手紧握缰绳，右手握拳高举，拳心有孔，原执有物[48]。

如前文所述，在北朝墓葬以仪仗为核心的大趋势下，出现单个胡商俑的理由尚显不很充分，但社会风尚是在慢慢变化中的，事实上，在北齐晚期即已出现了骑驼胡人俑[49]。虽然不能武断地认为牵驼的不是胡商，骑驼的就是胡商，但是从千篇一律的牵驼俑，到充满个性的骑驼俑，笔者认为，这反映了北朝时期重场面、重随葬品功能的丧葬风格向更为轻松、更具艺术性的唐代丧葬风格的转变，而这两件骑驼胡俑也预示着墓葬胡俑在唐代的全面繁荣即将到来。

除了以上谈到的四类胡俑形象，还有一些胡俑形象较为特殊，难以确定其类别，收录如下：

1.元邵墓出土的胡童俑1件，高9.6厘米，蹲坐，右手抱头，左臂横置膝上，埋头于两臂之间[50]。

2.洛阳孟津北魏王温墓（葬于532年）出土思维胡俑1件，形体矮小，蹲坐状，头戴毡帽，发卷曲，高鼻深目，右手支于右膝之上托于头侧，左臂自然下垂，垂目作思维状（图四，2）[51]。

3.安阳隋张盛墓（葬于595年）出土胡俑 2件，高约25厘米，深目高鼻，黄色卷发，络腮胡，皆穿翻领长袍，腰束带，下着褶，黄皮靴，左手下垂握腰带，右手平执胸前（图四，3）[52]。这两件俑也许表现了丝路胡商，但由于没有行囊相伴作为佐证，其姿势也不似役夫或仪仗，因此单独列出。

此外，该墓还出土胡僧俑 2件，身披袈裟，上涂黄、绿、红、黑彩，足着靴，大的高22厘米，右手执物（图四，4）；小的高15厘米，左手下垂提瓶，右手平执香薰。这是我国目前为止所发现仅有的两件胡僧俑，对于研究隋代的丧葬制度及佛教的传播有重要价值。

六、结论

通过上文的资料整理与研究，笔者认为，从整体上说，北朝胡俑具有以下特点：

1.从时间脉络来看，北朝胡俑兴起于北魏迁洛前夕的平城时期，在迁都洛阳之后，以洛阳为中心，出现了一个胡俑随葬的小高潮。继北魏而起的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均继承了随葬胡俑的传统，其中尤以东魏、北齐为甚，并在隋先后统一北方和整个中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从地域来看，胡俑的出土地点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各个政权的权力中心地区，如平城时期的平城地区，迁洛之后的洛阳地区，以东魏、北齐都城邺城为中心的今冀南豫北地区，以及北齐陪都太原地区。在隋统一中国后，胡俑的分布区域有所扩大。

3.从技术手法来看，胡俑的制作主要分为合模和单模两种类型。合模手法出现于平城时期，而单模手法出现于洛阳时期。在北魏分裂之后，东魏、北齐主要继承了合模的胡俑制法，而西魏、北周则继承了单模的胡俑制法。

4.从数量上来看，胡俑在随葬陶俑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而从墓主身份来看，胡俑大多出土于高官显贵的墓葬中，这些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北朝同期墓葬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对于胡俑的类型，笔者认为，北朝墓葬中的胡俑形象主要包括仪仗、侍仆、伎乐杂技和行旅商人四大类。胡人仪仗俑表现了北朝礼制在中原传统礼制基础上的发展，并且可能在晚期形成了使用胡人仪仗俑的相关规制，而仪仗俑中的役夫俑最初的身份可能是牵驼俑，具有向死者灵魂献祭、沟通来世的功能。胡人侍仆俑和胡人伎乐杂技形象表现了北朝来华胡人职业身份的多样化，同时伎乐形象的逐渐减少，也见证了北朝墓葬制度等级化、制度化的演变过程。胡商形象则反映了当时中西商贸对达官贵族物质、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至于一些个案性的胡人形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作手法的进步，工匠们对胡人形象的把握已经能够跳出一般模式的束缚，而在创作中融入了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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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2］［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3］［23］赵永洪：《由墓室到墓道——南北朝墓葬所见之仪仗表现与丧葬空间的变化》，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27—461页。

［4］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

［5］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

［6］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9期。

［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8期。

［8］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9］河北省文管会：《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3期。

［10］［42］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

［11］［36］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9期。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4期。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

［14］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

［15］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洪庆北朝、隋家族墓迁葬墓地》，《文物》2005年10期。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俭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3期。

［18］［19］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市两座隋墓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1期。

［2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8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3期。

［22］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之四《隋唐雕塑》，文物出版社，1989年。

［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10期。

［25］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10期。

［26］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载同［1］，第126—136页。

［27］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28］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203页。

［29］李瑞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陆路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

［30］转引自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447页。

［31］张庆捷：《北朝入华外商及其贸易活动》，载张庆捷等主编：《4至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6页。

［32］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载中山大学艺术学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50页。

［33］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年5期。

［34］［50］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

［3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

［3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西晋墓》，《文物》1992年3期。

［38］俞凉亘，周立：《洛阳陶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

［3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7期。

［40］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年。

［41］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5期。

［43］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贺拔昌墓》，《文物》2003年3期。

［44］王克林：《北齐库狄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

［46］王大方：《内蒙古首次发现北魏大型砖石壁画墓》，《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28日第1版。

［47］转引自张庆捷文，同［28］。

［48］［4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10期。

［5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年8期。

［52］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10期。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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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2］［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3］［23］赵永洪：《由墓室到墓道——南北朝墓葬所见之仪仗表现与丧葬空间的变化》，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27—461页。

［4］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

［5］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

［6］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9期。

［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8期。

［8］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9］河北省文管会：《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3期。

［10］［42］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

［11］［36］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9期。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4期。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

［14］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

［15］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洪庆北朝、隋家族墓迁葬墓地》，《文物》2005年10期。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俭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3期。

［18］［19］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市两座隋墓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1期。

［2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8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3期。

［22］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之四《隋唐雕塑》，文物出版社，1989年。

［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10期。

［25］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10期。

［26］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载同［1］，第126—136页。

［27］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28］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203页。

［29］李瑞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陆路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

［30］转引自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447页。

［31］张庆捷：《北朝入华外商及其贸易活动》，载张庆捷等主编：《4至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6页。

［32］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载中山大学艺术学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50页。

［33］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年5期。

［34］［50］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

［3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

［3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西晋墓》，《文物》1992年3期。

［38］俞凉亘，周立：《洛阳陶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

［3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7期。

［40］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年。

［41］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5期。

［43］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贺拔昌墓》，《文物》2003年3期。

［44］王克林：《北齐库狄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

［46］王大方：《内蒙古首次发现北魏大型砖石壁画墓》，《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28日第1版。

［47］转引自张庆捷文，同［28］。

［48］［4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10期。

［5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年8期。

［52］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10期。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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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2］［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3］［23］赵永洪：《由墓室到墓道——南北朝墓葬所见之仪仗表现与丧葬空间的变化》，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27—461页。

［4］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

［5］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

［6］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9期。

［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8期。

［8］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9］河北省文管会：《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3期。

［10］［42］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

［11］［36］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9期。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4期。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

［14］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

［15］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洪庆北朝、隋家族墓迁葬墓地》，《文物》2005年10期。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俭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3期。

［18］［19］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市两座隋墓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1期。

［2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8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3期。

［22］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之四《隋唐雕塑》，文物出版社，1989年。

［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10期。

［25］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10期。

［26］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载同［1］，第126—136页。

［27］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28］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203页。

［29］李瑞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陆路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

［30］转引自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447页。

［31］张庆捷：《北朝入华外商及其贸易活动》，载张庆捷等主编：《4至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6页。

［32］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载中山大学艺术学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50页。

［33］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年5期。

［34］［50］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

［3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

［3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西晋墓》，《文物》1992年3期。

［38］俞凉亘，周立：《洛阳陶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

［3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7期。

［40］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年。

［41］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5期。

［43］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贺拔昌墓》，《文物》2003年3期。

［44］王克林：《北齐库狄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

［46］王大方：《内蒙古首次发现北魏大型砖石壁画墓》，《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28日第1版。

［47］转引自张庆捷文，同［28］。

［48］［4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10期。

［5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年8期。

［52］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10期。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