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慈孝文化考

苏广钧

【关键词】清东陵；慈孝文化；建筑制度；祭祀礼仪

【摘要】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家陵园之一，清东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慈孝文化是其核心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在追溯中国慈孝文化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从清东陵的建筑格局、祭祀礼仪以及文献记载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以对清东陵所蕴含的慈孝文化作一综合考述。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陵园之一，它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堪称中华皇陵的集大成者。清东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风水文化、建筑文化、礼仪文化、宫廷文化和人文文化等。其中，慈孝文化是清东陵核心文化的重要一环。

本文拟从清东陵的陵寝建筑、礼仪制度、历史人文等方面出发，对清东陵蕴含的慈孝文化试作考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国慈孝文化的历史溯源

所谓慈孝，即父慈子孝之意。慈孝是构成中华传统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的重要元素，随着社会文明的衍进与历史发展，它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逐渐成为民族的整体心理诉求。

慈孝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其中，“孝”字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资料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商代青铜器上刻有“孝”的象形字，为上老下子作服侍状。《尔雅·释训》曰：“善父母为孝”，这是最早对“孝”字的释义。《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承，奉也，受也。”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时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充分说明了孝的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和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孝”逐渐延伸到政治、宗教等广阔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儒家极其推崇孝道，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1]认为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以孝立身理家。“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3]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孝思想，他向梁惠王“申之以孝悌之义”[4]，反复宣扬孝治成为他为人君设计的一种理想治国境界。

秦汉以降，经过历代儒家大师的不断完善，“孝”观念逐渐系统化、理论化，而《孝经》的出现，则标志着“孝”文化的成熟，孝道思想也越来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代，“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成为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将举孝廉作为一项重要政绩来考核地方官吏。到了唐、宋、元、明、清各朝，“孝”更是成为治国之本。历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帝业世代相传，都提倡“孝、悌、忠、义”等道德观念，而其核心则是“孝道”二字，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础和首要规范，是做人、做官、做皇帝的起码条件。因此，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均有“以孝治国”的政策和措施。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曾说过：“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可见孝道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中国传统的思想理念，崇信祭祀祖先能保佑子孙后代，认为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此，“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5]而封建帝王尤其崇信尊祖崇宗可以荫佑子孙，福泽帝业，以“事死如事生”为孝之至也。营建山陵以承祭祀，是帝王们尊崇孝道的具体表征。文献记载，秦汉时代的陵区内设殿堂，收藏已故帝王的衣冠、用具，置宫人献食，犹如生时状况。秦始皇陵地下寝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6]，并用金银珍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期，作为清朝入关后营建的第一处皇家陵园——清东陵，正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产物，其蕴含的孝道文化，在陵寝建筑规制、布局的设计以及祭祀礼仪、祭品等方面都有生动的体现。

二、清东陵建筑制度反映的慈孝文化

清朝统治者将“以孝治天下”视为心传家法，如在皇帝死后的谥号中都有“孝”字，皇后的谥号第一字也均为“孝”字，可见对孝道的推崇。在清代帝王的眼中，山陵不仅关系到帝运之盛衰，国祚之长短，更是其展孝布思的场所，所谓“圣天子孝先天下，首重山陵”[7]。清东陵坐落在遵化昌瑞山南麓，其恢宏大气的陵寝建筑生动阐释了传统的慈孝文化。

（一）清东陵“居中为尊”的建筑格局是慈孝文化的生动体现。

“居中为尊，长幼有序”是中华民族奉行慈孝的基本原则。《管子·度地篇》“天子中而处”，道出了贵为天子的独特地位。《荀子·简陋篇》云：“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把天子居中而尊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天子不仅生前居中而尊，死后的葬地格局也是如此。“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8]清东陵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处庞大帝王陵区。

孝陵是清朝入关第一帝顺治皇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孝陵在规划建筑时，充分考虑了首陵为尊的独特地位，借以彰显后代子孙的孝道情怀。

首先是奉孝陵为主陵。孝陵位于清东陵陵区中轴线上，北依昌瑞山主峰，南望金星山，坐北朝南，居中而建，位置至尊至贵。孝陵两侧，康熙帝的景陵傍依其左，乾隆帝的裕陵陪护在右，咸丰帝定陵居次右，同治帝惠陵居次左，秩序井然，正好实现了《周礼》强调的“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宗法制度。同时，建有景陵、裕陵、定陵的引进神路，并均与孝陵主神路相连，反映了“祖孙衍继，一脉相承”的伦理观念（图一）。这样的陵寝空间布局，秉持的精神实质即为孝道思想。

其次是孝陵的建筑规制最为完备。孝陵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是顺治帝死后由其子康熙负责经营修建的。康熙为了显示天家孝道，一方面借鉴明代长陵制度，一方面因时制宜，使孝陵别开有清一代皇陵典制，其建筑规制之完备，不仅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而且充分体现了“厚葬以明孝”的思想。

孝陵神路全长5500米，神道上设计了30余座（组）集礼制性和功能性于一体的建筑，气势恢宏，为清陵之最。其中，最能体现慈孝文化的是石像生组群和神功圣德碑亭。孝陵石像生凡十有八对，凸显了墓主人生前主宰天下的非凡气势，具有很强的纪念性（图二）。《礼》曰：“祖有功，宗有德。”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为陵寝内最高的单体建筑，通高“九丈九尺九寸”，为阳数之极，寓意墓主人的功德无以复加。孝陵碑文通篇共计1700余字，历数了顺治在位18年间的文治武功，尾款为“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孝子嗣皇帝玄烨谨述”。康熙帝丕承遗绪、永言孝思之情显而易见。

（二）康熙帝景陵规制凸显了传统孝道文化。

康熙帝景陵建于康熙十五年至康熙二十年（1676—1681），是清东陵内的第二座皇帝陵。景陵处处尊孝陵为主陵，严格遵循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传统埋葬制度。

为了彰显孝道，景陵的建筑多遵照孝陵的规制，如神道碑亭以北的建筑规制几乎与孝陵相同。而最终建成的景陵，其规模仅为孝陵的一半左右，不仅裁撤了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等建筑，而且将石像生由孝陵的18对缩减为5对，并将体量大幅度缩小。景陵神功圣德碑虽由孝陵的一碑增为双碑，但立碑之初，雍正帝即专门下旨强调：“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数较多，一碑不能尽载，宜建立二碑，一刻清文，一刻汉文。其碑若比世祖章皇帝碑亭宽展，恐有未安，即或加宽，必不可加高。”[9]实测比较发现，两陵功德碑的高度相差20厘米，与记载相符。凡此种种，均显示出景陵之于孝陵的谦卑与诚敬。而后世的泰陵、裕陵、昌陵中竖立的功德碑，其尺度均沿用了景陵的作法，高度依次降低，以示谦敬。

在孝陵石像生的北侧，设置了一道礼仪性的门户，称龙凤门，为石雕三门六柱形式，用四段琉璃墙连接，是一座神化了的天门，规制很高。景陵改龙凤门为牌楼门，五间六柱五楼形式，虽然它们的作用相同，但是牌楼门与龙凤门相比，规格相对低一些。孝陵、景陵建筑规制的差异，体现的是父子尊卑有别，倡导的是慈孝精神。

（三）雍正帝对祖宗陵寝的孝道情怀。

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嗣统，君臣猜忌盈廷，皇室内部纷争不断。雍正帝为了表明自己忠孝青白，即位名正言顺，遂在办理康熙丧葬及陵寝事务上做足了文章。除了诏命为乃父康熙竖立两块功德碑并亲自撰写了4300余字的碑文外，雍正还做了两件出人意料的事，以尽人子的诚孝之情。

一是以血荐陵名。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七日，内阁大学士等为康熙皇帝的陵寝拟定了六个陵名，恭呈御览。雍正帝“哀恸不胜，亲刺指血圈出‘景陵字样”[10]，满语译作“安巴灵武”。“景”字在谥法中有13种美好寓意，如“耆意大图曰景”“德行可仰曰景”“少而有老成之谋能大其功曰景”“德行可仰曰景”。康熙少年继位，幼有大志，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兼开创，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雍正以景陵作为康熙的陵名，显得恰如其分，同时也可看出他的一片赤诚。

二是为景陵亲书牌匾。清制，皇帝陵的明楼、大殿、宫门上分别悬挂斗匾一方。明楼上的斗匾题写陵寝名称，大殿题写“隆恩殿”，宫门题写“隆恩门”。康熙的陵名确定后，就要书写、悬挂匾额。雍正皇帝很重视，亲自书写了一幅，又命诚亲王、淳亲王及南书房翰林中擅长书法者敬谨书写，然后召九卿及南书房翰林们一起阅看，并谕曰：“今景陵碑匾，朕亦敬谨书写，非欲自耀己长，但以大礼所在，不亲写，于心不安。尔诸臣可公同细看，不必定用朕书。须择书法极好者用之，方惬朕意。”[11]诸臣奏曰：“御笔之妙，天纵自然，而仁孝诚敬之意，流溢于楮墨之间，正与陵寝大事相称。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实为欣慰。”[12]所以，景陵三方斗匾上的字都是雍正皇帝的亲笔御书，其孝敬之情不言而喻。

另外，从雍正为自己选择陵址一事上，也能看出他对传统孝道的重视。史载，雍正皇帝最初本想遵循“子随父葬”的制度，在东陵选址建陵，并勘定了“九凤朝阳山万年吉地”[13]。然而在施工时，意外发现穴中之土带有砂石，只好中断工程，另选吉壤。最终，卜得易县泰宁山下的太平峪。面对这样的结果，雍正唯恐于礼法不合，落下不孝的罪名，心中不免顾虑重重，于是谕令群臣妥议具奏。谕旨云：“朕之本意，原欲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但于孝陵、景陵相距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寻议，……虽于孝陵、景陵相距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相其形局，既属大地之凝庥；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14]于是始定陵址。这段史料明白记录了雍正开辟西陵的心路历程，也再一次诠释了时人经营陵寝时以孝为先的指导思想。

（四）乾隆帝“昭穆建陵”彰显孝道苦衷。

乾隆登基后，本想将万年吉地选在雍正的泰陵附近，以尽“人子之情”，但最终却创立了父子分葬东、西陵的昭穆建陵制度。乾隆七年（1742）九月，定万年吉地于东陵界内的圣水峪，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二十日，敕命嗣皇帝于西陵界内卜择。旨意云：“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继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运庞鸿，庆衍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15]这道敕旨明白道出了乾隆父子分葬东、西陵是“展孝思而申爱慕”，尽孝是理由，也是目的。

（五）昭西陵是慈孝文化的生动例证。

清东陵大红门外东侧，建有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昭西陵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暂安奉殿，到雍正三年（1725）正式建成陵寝，经历了37年的漫长岁月。可以说，昭西陵的营建充满了皇家浓浓的慈孝亲情。

康熙帝8岁继位，是祖母孝庄文皇后悉心培养成长起来的，祖慈孙孝，感情很深。康熙帝曾颇有感触地说：“朕自八岁皇考世祖皇帝宾天，十一岁慈和皇太后崩逝，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16]在康熙朝的史料中，记载了许多祖孙二人互相关爱的事迹，兹不赘述。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二十五日子刻，孝庄文皇后崩于慈宁宫。四天后，康熙帝下谕旨曰：“太皇太后疾大渐时，谕朕曰：‘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17]康熙皇帝秉承皇祖母的遗愿，遂卜地孝陵东南，修建暂安奉殿。营建之初，康熙帝又提出：“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遐升。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所择吉处，毋致缺损。著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前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18]而对于祖母梓宫奉安处，康熙皇帝尤为关注，“命绘图，皆亲加指示”[19]。

康熙二十七年（1688）四月初七日，康熙帝亲自护送孝庄文皇后的梓宫奉移昌瑞山，十九日正式将梓宫安奉殿内。出于对祖母的孝敬与思念，康熙在这一年之中又三次至东陵暂安奉殿，简列如下：五月，因天降淫雨，检视暂安奉殿工程；十月，至暂安奉殿为祖母举行上谥号典礼；十二月，为祖母行期年、忌辰致祭礼。此后，康熙帝多次到东陵谒陵，每次都必到祖母的暂安奉殿祭拜，以尽诚孝之情。尤其是祖母刚去世的几年，康熙每次来东陵，“距陵右十里，即哀不能禁，沿途哭泣。至暂安殿，大恸，行礼奠酒举哀。良久出殿，犹流泪，乘马行良久乃止。”[20]即便是在孝庄死后多年，康熙帝仍然孝思不匮，每念及祖母，仍十分动容。

雍正即位以后，群臣奏请暂安奉殿毕竟不是陵寝，应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五日，雍正帝谕曰：“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安，子孙蕃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允宜定为陵寝。”[21]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暂安奉殿改称昭西陵。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三日，改建工程兴工，同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将孝庄文皇后的梓宫葬入地宫。从此，孝庄文皇后的葬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图三）。嗣后，但凡皇帝拜谒东陵，或是遣王公代祭，必先到昭西陵行礼，然后才去祭拜其他墓主人，以示孝道。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清东陵的建筑，不论从它的整体布局，还是每个建筑单元，都处处蕴含着深厚的慈孝文化。

三、清东陵祭祀礼仪反映的慈孝文化

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22]。帝王上陵展礼报本，被视为彰显天家孝道、风世励俗的大事，其源起有两种说法：一说三代已有之，“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名”[23]；一说于汉世，“后汉永平初，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24]。唐宋以降，帝王朝陵之礼或数传而一举，或一代全未举行，渐成具文。《宋史·礼志》中，上陵归入凶礼。清代将其列入吉礼范畴，与祭祀天地、太庙、社稷等同，称大祀，并载于典籍，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使之制度化。

（一）清代东陵的各种孝亲典礼完备。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5]。“祀”即祭祀，其内容是祭，而其思想核心是礼，是为了表示祭者对神的诚敬或孝思。清代皇陵的祭祀活动，肇始于太祖努尔哈赤设官经营其父、祖墓园。迨至入关，自清东陵始建顺治帝孝陵后，各种祭祀活动次第举行，至乾隆时期，祭祀制度日臻完备定型。终清一世，相沿不辍。

有清一代，东陵内的各种祭祀活动频繁，典制完备。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岁尾前一天）四时，于各陵帝、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位前举行大祭礼（乾隆元年，帝、后忌辰祭升为大祭，与四时大祭同）。福晋、格格、常在、答应惟清明、岁暮两大祭（也有福晋每年四大祭之说）。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以及皇帝万寿、诸妃忌辰，行小祭礼。凡大、小祭祀，妃位以上于所在陵寝的享殿内致祭，嫔位以下各于宝顶前致祭。另外，凡国有大事，如皇帝登基、亲政、大婚、立后、战争、告捷，也要在陵园内举行临时性祭祀活动。

陵寝中的大祭礼，通常包括谒陵礼、大享礼、敷土礼等内容。届时，或由皇帝亲诣陵园致祭，或由太常寺奏请派王公致祭，仪式相当隆重。

除了建立起完备的祭祀礼节外，各种祭祀物品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东陵的各项祭品讲究必丰必洁，备办供献更要毕诚毕敬。祭品名目是严格遵循各种祭祀礼仪的要求而设定的，同时又与皇家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密切相关。

陵寝所用祭品通常可分为大祭用品、小祭用品以及临时性祭品三类。大祭用品：一般包括茶、酒、膳品、饽饽、干鲜果品、牲牢、香蜡炭饼、祝版、帛、冥钱纸锞、佛花、洁土等。小祭用品：一般有奶茶、酒、熟羊肉、干鲜果品几项。临时性祭品：每年六月内供香瓜、中元供西瓜各一次；每年仲秋，由御膳房送乌朱穆秦、克什克腾鲜羊；每年仲冬，御膳房送交达郎冈爱干羊；每年仲春、仲夏，由侍卫自御膳房送奶饼。每样祭品在数量、样色上因人而异，因时有别，等级分明。

（二）清代帝王孝先天下，勤于上陵修礼。

有清一代，皇帝以万乘之尊，勤于上陵修礼。天命九年（1624）夏四月，太祖努尔哈赤以辽阳既定，建都东京，奉移景祖、显祖、孝慈皇后诸陵墓于东京（今辽阳），“诣二祖陵，奠酒行礼”[26]。皇太极时期，他曾先后六次亲至太祖福陵致祭。顺治一朝，世祖福临虽然屡发东巡祭祖之念，终因国事丛脞，“方隅未靖，师旅繁兴，兼之旱涝频仍”[27]而作罢。

康熙皇帝即位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根本改观，使大规模上陵活动成为可能。自康熙九年八月首次谒孝陵始，52年间，他屡勤翠华，先后47次至遵化，并3次诣盛京上陵展礼，形成清代天子上陵的第一次高潮。康熙帝上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勤”，史官评价康熙上陵时这样写道：“（帝）展省拜谒之礼自亲政以后，无岁不举行，或一岁再行，不以道路之远、鞍马之烦而少有间辍。”[28]康熙帝上陵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实”，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另外，终康熙一朝，他没有在去往陵寝的沿途起建行宫，每次都是晓行夜驻，随遇而安。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康熙帝“务实”的一面。

可以说，康熙皇帝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上陵礼发挥到了极致，他尽扫汉唐以来“天子诣寝园，或旷世一举，大约遣官主祀事，奉行故典而已”[29]的流风，个性鲜明，影响深远，是整个封建社会类似活动中最具姿彩的一幕，显示出这位千古一帝以儒家“诚孝”理念治驭天下的抱负与作为。康熙帝勤于陵事，究其原因，是他饱受儒家“内对外王”思想和程朱理学的浸染所致。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这是康熙帝一生上陵不辍、乐此不疲的内在思想根源和精神动力。

康熙帝上陵的举动深为后世子孙推许，特别是乾隆皇帝，不仅刻意摹效，而且谆谆垂诫后世，视同家法。据统计，从康熙至光绪这八位清朝皇帝共来东陵125次，其中康熙47次，雍正8次，乾隆26次，嘉庆27次，道光9次，咸丰1次，同治2次，光绪5次。可以说，清朝皇帝的上陵行为，对宣扬封建孝道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雍正帝不辞劳苦，东陵尽孝。

清制，每逢清明节，陵寝中皇帝、皇后、妃嫔等人的宝顶要添加净土，称敷土礼。同时又规定，嗣皇帝仅于大行皇帝初丧的27个月内，即三周年内，行敷土礼一次，其它时候多由皇帝钦点的王公近臣主持执行。关于敷土的数量，康熙初年议准，各陵上土13担；乾隆二年（1737），为使宝顶少遭践踏，改为各陵每年皆增土一担。

皇帝行敷土礼，由石门工部专门预备洁净的“客土”（陵区外面的土），盛于两只小筐之内，于前一天贮放在陵寝罗圈墙外备用。届时，皇帝在前引大臣的引导下，步隆恩门东门，经陵寝门东门进至明楼前，大臣等排列于此，帮扶添土大臣随皇帝至方城前。陵寝内务府官员进献黄布护履（鞋套），皇帝及随行人员着护履，从东蹬道上宝城。陵寝内务府大臣已提前将土筐担至宝顶东石栅栏门外，皇帝到时，将土并为一筐，跪捧给帮扶添土大臣，由其捧筐至宝顶，再跪献给皇帝。皇帝跪接，双手举过头顶，将土添于宝顶上，筐交于帮扶大臣。退下来后，除去护履，由前引大臣引导，由原路退出。

雍正皇帝为了表达对乃父康熙的孝道，竟然抛却成规，亲自为景陵宝顶荷土，“实为书契以来所未有”[30]。史载，雍正二年（1724）清明节，雍正帝亲诣景陵致祭。“清明日，行上土礼。上亲著黄布护履，躬荷土担入明楼，由磴道升天桥。膝行至宝顶中间，跪，上土毕，匍匐退行，尽诚致敬……上毕，退。上诣隆恩殿行大祭礼毕，由隆恩殿左陛降，即恸哭入陵寝门，至宝顶前，伏地哀泣。王大臣等敦劝良久，上方出。”[31]

综上所述，清东陵是中国皇陵史上最后一个高潮期的代表作，也是清朝统治者的“圣孝报本之区”[32]。无论是其陵寝建筑的经营，还是庄严神圣的祭祀，无不蕴含着浓郁的慈孝文化。可以说，规模宏大壮观、建筑精美气派的清东陵，不仅是清代皇权物化的表征，也是我国传统慈孝文化的不朽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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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孝经》孝治章第八。

［2］同［1］，开宗明义章第一。

［3］同［1］，三才章第七。

［4］《孟子·梁惠王上》。

［5］《荀子·礼论》。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昌瑞山万年统志·卷首·原纂统志序》。

［8］《周礼》。

［9］《清世宗实录》卷29。

［10］同［9］，卷4。

［11］［12］同［9］，卷10。

［13］北京图书馆藏《样式雷图》。

［14］同［9］，卷89。

［15］《清高宗实录》卷1495。

［16］［17］［18］《清圣祖实录》卷132。

［19］［20］［28］［29］《康熙起居注》。

［21］同［9］，卷16。

［22］同［1］，感应章第十六。

［23］《史记·周本纪》。

［24］［27］《清朝文献通考》卷153。

［25］《左传·成公十三年》。

［26］《清太祖实录》卷9。

［30］［31］同［7］，上函卷之三。

［32］同［7］，卷首。

〔责任编辑：许潞梅〕

三、清东陵祭祀礼仪反映的慈孝文化

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22]。帝王上陵展礼报本，被视为彰显天家孝道、风世励俗的大事，其源起有两种说法：一说三代已有之，“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名”[23]；一说于汉世，“后汉永平初，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24]。唐宋以降，帝王朝陵之礼或数传而一举，或一代全未举行，渐成具文。《宋史·礼志》中，上陵归入凶礼。清代将其列入吉礼范畴，与祭祀天地、太庙、社稷等同，称大祀，并载于典籍，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使之制度化。

（一）清代东陵的各种孝亲典礼完备。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5]。“祀”即祭祀，其内容是祭，而其思想核心是礼，是为了表示祭者对神的诚敬或孝思。清代皇陵的祭祀活动，肇始于太祖努尔哈赤设官经营其父、祖墓园。迨至入关，自清东陵始建顺治帝孝陵后，各种祭祀活动次第举行，至乾隆时期，祭祀制度日臻完备定型。终清一世，相沿不辍。

有清一代，东陵内的各种祭祀活动频繁，典制完备。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岁尾前一天）四时，于各陵帝、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位前举行大祭礼（乾隆元年，帝、后忌辰祭升为大祭，与四时大祭同）。福晋、格格、常在、答应惟清明、岁暮两大祭（也有福晋每年四大祭之说）。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以及皇帝万寿、诸妃忌辰，行小祭礼。凡大、小祭祀，妃位以上于所在陵寝的享殿内致祭，嫔位以下各于宝顶前致祭。另外，凡国有大事，如皇帝登基、亲政、大婚、立后、战争、告捷，也要在陵园内举行临时性祭祀活动。

陵寝中的大祭礼，通常包括谒陵礼、大享礼、敷土礼等内容。届时，或由皇帝亲诣陵园致祭，或由太常寺奏请派王公致祭，仪式相当隆重。

除了建立起完备的祭祀礼节外，各种祭祀物品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东陵的各项祭品讲究必丰必洁，备办供献更要毕诚毕敬。祭品名目是严格遵循各种祭祀礼仪的要求而设定的，同时又与皇家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密切相关。

陵寝所用祭品通常可分为大祭用品、小祭用品以及临时性祭品三类。大祭用品：一般包括茶、酒、膳品、饽饽、干鲜果品、牲牢、香蜡炭饼、祝版、帛、冥钱纸锞、佛花、洁土等。小祭用品：一般有奶茶、酒、熟羊肉、干鲜果品几项。临时性祭品：每年六月内供香瓜、中元供西瓜各一次；每年仲秋，由御膳房送乌朱穆秦、克什克腾鲜羊；每年仲冬，御膳房送交达郎冈爱干羊；每年仲春、仲夏，由侍卫自御膳房送奶饼。每样祭品在数量、样色上因人而异，因时有别，等级分明。

（二）清代帝王孝先天下，勤于上陵修礼。

有清一代，皇帝以万乘之尊，勤于上陵修礼。天命九年（1624）夏四月，太祖努尔哈赤以辽阳既定，建都东京，奉移景祖、显祖、孝慈皇后诸陵墓于东京（今辽阳），“诣二祖陵，奠酒行礼”[26]。皇太极时期，他曾先后六次亲至太祖福陵致祭。顺治一朝，世祖福临虽然屡发东巡祭祖之念，终因国事丛脞，“方隅未靖，师旅繁兴，兼之旱涝频仍”[27]而作罢。

康熙皇帝即位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根本改观，使大规模上陵活动成为可能。自康熙九年八月首次谒孝陵始，52年间，他屡勤翠华，先后47次至遵化，并3次诣盛京上陵展礼，形成清代天子上陵的第一次高潮。康熙帝上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勤”，史官评价康熙上陵时这样写道：“（帝）展省拜谒之礼自亲政以后，无岁不举行，或一岁再行，不以道路之远、鞍马之烦而少有间辍。”[28]康熙帝上陵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实”，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另外，终康熙一朝，他没有在去往陵寝的沿途起建行宫，每次都是晓行夜驻，随遇而安。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康熙帝“务实”的一面。

可以说，康熙皇帝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上陵礼发挥到了极致，他尽扫汉唐以来“天子诣寝园，或旷世一举，大约遣官主祀事，奉行故典而已”[29]的流风，个性鲜明，影响深远，是整个封建社会类似活动中最具姿彩的一幕，显示出这位千古一帝以儒家“诚孝”理念治驭天下的抱负与作为。康熙帝勤于陵事，究其原因，是他饱受儒家“内对外王”思想和程朱理学的浸染所致。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这是康熙帝一生上陵不辍、乐此不疲的内在思想根源和精神动力。

康熙帝上陵的举动深为后世子孙推许，特别是乾隆皇帝，不仅刻意摹效，而且谆谆垂诫后世，视同家法。据统计，从康熙至光绪这八位清朝皇帝共来东陵125次，其中康熙47次，雍正8次，乾隆26次，嘉庆27次，道光9次，咸丰1次，同治2次，光绪5次。可以说，清朝皇帝的上陵行为，对宣扬封建孝道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雍正帝不辞劳苦，东陵尽孝。

清制，每逢清明节，陵寝中皇帝、皇后、妃嫔等人的宝顶要添加净土，称敷土礼。同时又规定，嗣皇帝仅于大行皇帝初丧的27个月内，即三周年内，行敷土礼一次，其它时候多由皇帝钦点的王公近臣主持执行。关于敷土的数量，康熙初年议准，各陵上土13担；乾隆二年（1737），为使宝顶少遭践踏，改为各陵每年皆增土一担。

皇帝行敷土礼，由石门工部专门预备洁净的“客土”（陵区外面的土），盛于两只小筐之内，于前一天贮放在陵寝罗圈墙外备用。届时，皇帝在前引大臣的引导下，步隆恩门东门，经陵寝门东门进至明楼前，大臣等排列于此，帮扶添土大臣随皇帝至方城前。陵寝内务府官员进献黄布护履（鞋套），皇帝及随行人员着护履，从东蹬道上宝城。陵寝内务府大臣已提前将土筐担至宝顶东石栅栏门外，皇帝到时，将土并为一筐，跪捧给帮扶添土大臣，由其捧筐至宝顶，再跪献给皇帝。皇帝跪接，双手举过头顶，将土添于宝顶上，筐交于帮扶大臣。退下来后，除去护履，由前引大臣引导，由原路退出。

雍正皇帝为了表达对乃父康熙的孝道，竟然抛却成规，亲自为景陵宝顶荷土，“实为书契以来所未有”[30]。史载，雍正二年（1724）清明节，雍正帝亲诣景陵致祭。“清明日，行上土礼。上亲著黄布护履，躬荷土担入明楼，由磴道升天桥。膝行至宝顶中间，跪，上土毕，匍匐退行，尽诚致敬……上毕，退。上诣隆恩殿行大祭礼毕，由隆恩殿左陛降，即恸哭入陵寝门，至宝顶前，伏地哀泣。王大臣等敦劝良久，上方出。”[31]

综上所述，清东陵是中国皇陵史上最后一个高潮期的代表作，也是清朝统治者的“圣孝报本之区”[32]。无论是其陵寝建筑的经营，还是庄严神圣的祭祀，无不蕴含着浓郁的慈孝文化。可以说，规模宏大壮观、建筑精美气派的清东陵，不仅是清代皇权物化的表征，也是我国传统慈孝文化的不朽载体。

————————

［1］《孝经》孝治章第八。

［2］同［1］，开宗明义章第一。

［3］同［1］，三才章第七。

［4］《孟子·梁惠王上》。

［5］《荀子·礼论》。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昌瑞山万年统志·卷首·原纂统志序》。

［8］《周礼》。

［9］《清世宗实录》卷29。

［10］同［9］，卷4。

［11］［12］同［9］，卷10。

［13］北京图书馆藏《样式雷图》。

［14］同［9］，卷89。

［15］《清高宗实录》卷1495。

［16］［17］［18］《清圣祖实录》卷132。

［19］［20］［28］［29］《康熙起居注》。

［21］同［9］，卷16。

［22］同［1］，感应章第十六。

［23］《史记·周本纪》。

［24］［27］《清朝文献通考》卷153。

［25］《左传·成公十三年》。

［26］《清太祖实录》卷9。

［30］［31］同［7］，上函卷之三。

［32］同［7］，卷首。

〔责任编辑：许潞梅〕

三、清东陵祭祀礼仪反映的慈孝文化

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22]。帝王上陵展礼报本，被视为彰显天家孝道、风世励俗的大事，其源起有两种说法：一说三代已有之，“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名”[23]；一说于汉世，“后汉永平初，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24]。唐宋以降，帝王朝陵之礼或数传而一举，或一代全未举行，渐成具文。《宋史·礼志》中，上陵归入凶礼。清代将其列入吉礼范畴，与祭祀天地、太庙、社稷等同，称大祀，并载于典籍，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使之制度化。

（一）清代东陵的各种孝亲典礼完备。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5]。“祀”即祭祀，其内容是祭，而其思想核心是礼，是为了表示祭者对神的诚敬或孝思。清代皇陵的祭祀活动，肇始于太祖努尔哈赤设官经营其父、祖墓园。迨至入关，自清东陵始建顺治帝孝陵后，各种祭祀活动次第举行，至乾隆时期，祭祀制度日臻完备定型。终清一世，相沿不辍。

有清一代，东陵内的各种祭祀活动频繁，典制完备。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岁尾前一天）四时，于各陵帝、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位前举行大祭礼（乾隆元年，帝、后忌辰祭升为大祭，与四时大祭同）。福晋、格格、常在、答应惟清明、岁暮两大祭（也有福晋每年四大祭之说）。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以及皇帝万寿、诸妃忌辰，行小祭礼。凡大、小祭祀，妃位以上于所在陵寝的享殿内致祭，嫔位以下各于宝顶前致祭。另外，凡国有大事，如皇帝登基、亲政、大婚、立后、战争、告捷，也要在陵园内举行临时性祭祀活动。

陵寝中的大祭礼，通常包括谒陵礼、大享礼、敷土礼等内容。届时，或由皇帝亲诣陵园致祭，或由太常寺奏请派王公致祭，仪式相当隆重。

除了建立起完备的祭祀礼节外，各种祭祀物品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东陵的各项祭品讲究必丰必洁，备办供献更要毕诚毕敬。祭品名目是严格遵循各种祭祀礼仪的要求而设定的，同时又与皇家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密切相关。

陵寝所用祭品通常可分为大祭用品、小祭用品以及临时性祭品三类。大祭用品：一般包括茶、酒、膳品、饽饽、干鲜果品、牲牢、香蜡炭饼、祝版、帛、冥钱纸锞、佛花、洁土等。小祭用品：一般有奶茶、酒、熟羊肉、干鲜果品几项。临时性祭品：每年六月内供香瓜、中元供西瓜各一次；每年仲秋，由御膳房送乌朱穆秦、克什克腾鲜羊；每年仲冬，御膳房送交达郎冈爱干羊；每年仲春、仲夏，由侍卫自御膳房送奶饼。每样祭品在数量、样色上因人而异，因时有别，等级分明。

（二）清代帝王孝先天下，勤于上陵修礼。

有清一代，皇帝以万乘之尊，勤于上陵修礼。天命九年（1624）夏四月，太祖努尔哈赤以辽阳既定，建都东京，奉移景祖、显祖、孝慈皇后诸陵墓于东京（今辽阳），“诣二祖陵，奠酒行礼”[26]。皇太极时期，他曾先后六次亲至太祖福陵致祭。顺治一朝，世祖福临虽然屡发东巡祭祖之念，终因国事丛脞，“方隅未靖，师旅繁兴，兼之旱涝频仍”[27]而作罢。

康熙皇帝即位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根本改观，使大规模上陵活动成为可能。自康熙九年八月首次谒孝陵始，52年间，他屡勤翠华，先后47次至遵化，并3次诣盛京上陵展礼，形成清代天子上陵的第一次高潮。康熙帝上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勤”，史官评价康熙上陵时这样写道：“（帝）展省拜谒之礼自亲政以后，无岁不举行，或一岁再行，不以道路之远、鞍马之烦而少有间辍。”[28]康熙帝上陵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实”，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另外，终康熙一朝，他没有在去往陵寝的沿途起建行宫，每次都是晓行夜驻，随遇而安。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康熙帝“务实”的一面。

可以说，康熙皇帝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上陵礼发挥到了极致，他尽扫汉唐以来“天子诣寝园，或旷世一举，大约遣官主祀事，奉行故典而已”[29]的流风，个性鲜明，影响深远，是整个封建社会类似活动中最具姿彩的一幕，显示出这位千古一帝以儒家“诚孝”理念治驭天下的抱负与作为。康熙帝勤于陵事，究其原因，是他饱受儒家“内对外王”思想和程朱理学的浸染所致。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这是康熙帝一生上陵不辍、乐此不疲的内在思想根源和精神动力。

康熙帝上陵的举动深为后世子孙推许，特别是乾隆皇帝，不仅刻意摹效，而且谆谆垂诫后世，视同家法。据统计，从康熙至光绪这八位清朝皇帝共来东陵125次，其中康熙47次，雍正8次，乾隆26次，嘉庆27次，道光9次，咸丰1次，同治2次，光绪5次。可以说，清朝皇帝的上陵行为，对宣扬封建孝道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雍正帝不辞劳苦，东陵尽孝。

清制，每逢清明节，陵寝中皇帝、皇后、妃嫔等人的宝顶要添加净土，称敷土礼。同时又规定，嗣皇帝仅于大行皇帝初丧的27个月内，即三周年内，行敷土礼一次，其它时候多由皇帝钦点的王公近臣主持执行。关于敷土的数量，康熙初年议准，各陵上土13担；乾隆二年（1737），为使宝顶少遭践踏，改为各陵每年皆增土一担。

皇帝行敷土礼，由石门工部专门预备洁净的“客土”（陵区外面的土），盛于两只小筐之内，于前一天贮放在陵寝罗圈墙外备用。届时，皇帝在前引大臣的引导下，步隆恩门东门，经陵寝门东门进至明楼前，大臣等排列于此，帮扶添土大臣随皇帝至方城前。陵寝内务府官员进献黄布护履（鞋套），皇帝及随行人员着护履，从东蹬道上宝城。陵寝内务府大臣已提前将土筐担至宝顶东石栅栏门外，皇帝到时，将土并为一筐，跪捧给帮扶添土大臣，由其捧筐至宝顶，再跪献给皇帝。皇帝跪接，双手举过头顶，将土添于宝顶上，筐交于帮扶大臣。退下来后，除去护履，由前引大臣引导，由原路退出。

雍正皇帝为了表达对乃父康熙的孝道，竟然抛却成规，亲自为景陵宝顶荷土，“实为书契以来所未有”[30]。史载，雍正二年（1724）清明节，雍正帝亲诣景陵致祭。“清明日，行上土礼。上亲著黄布护履，躬荷土担入明楼，由磴道升天桥。膝行至宝顶中间，跪，上土毕，匍匐退行，尽诚致敬……上毕，退。上诣隆恩殿行大祭礼毕，由隆恩殿左陛降，即恸哭入陵寝门，至宝顶前，伏地哀泣。王大臣等敦劝良久，上方出。”[31]

综上所述，清东陵是中国皇陵史上最后一个高潮期的代表作，也是清朝统治者的“圣孝报本之区”[32]。无论是其陵寝建筑的经营，还是庄严神圣的祭祀，无不蕴含着浓郁的慈孝文化。可以说，规模宏大壮观、建筑精美气派的清东陵，不仅是清代皇权物化的表征，也是我国传统慈孝文化的不朽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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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孝经》孝治章第八。

［2］同［1］，开宗明义章第一。

［3］同［1］，三才章第七。

［4］《孟子·梁惠王上》。

［5］《荀子·礼论》。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昌瑞山万年统志·卷首·原纂统志序》。

［8］《周礼》。

［9］《清世宗实录》卷29。

［10］同［9］，卷4。

［11］［12］同［9］，卷10。

［13］北京图书馆藏《样式雷图》。

［14］同［9］，卷89。

［15］《清高宗实录》卷1495。

［16］［17］［18］《清圣祖实录》卷132。

［19］［20］［28］［29］《康熙起居注》。

［21］同［9］，卷16。

［22］同［1］，感应章第十六。

［23］《史记·周本纪》。

［24］［27］《清朝文献通考》卷153。

［25］《左传·成公十三年》。

［26］《清太祖实录》卷9。

［30］［31］同［7］，上函卷之三。

［32］同［7］，卷首。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