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市南村镇柏家寨发现的旧石器

李罡++++孙波++++王秀伟++++崔传富++++曲涛++++焦海磊

【关键词】山东省；平度市；柏家寨；考古调查；旧石器时代晚期

【摘要】2013年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度市博物馆对平度市南村镇柏家寨附近的大沽河中段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石制品数十件，根据当地区域地层的堆积年代分析，推测其年代为晚更新世晚期之末或全新世早期，该地点的发现，对研究环渤海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生活的环境背景、旧石器文化内涵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013年夏，南村镇村民焦海磊在该村东北的大沽河西岸河道中捡到数件疑似人工打制的“石器”，交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辨识其中两件具有人工性质。我们随即与平度市博物馆组成调查队，在采集点附近10公里范围内展开调查。经20余日野外工作，确认旧石器地点2处，其中在柏家寨地点采集石制品数十件，颇具特色，可能代表着本地域特有的旧石器文化内涵，现将调查情况介绍如下。

一、地理环境及地貌概况

平度市位于胶东半岛西部,地理坐标为北纬36°28′—37°02′,东经119°31′—120°19′。东以小沽河、大沽河为界，与莱西、即墨市相邻；西及西南以胶莱河为界，与昌邑、高密市相望；南与胶州市毗邻；北与莱州市接壤。下辖南村镇位于市东南34公里的大沽河西岸，镇东部为临河高地，西北部为小弧丘地域，西南部较为平洼。地势整体上较为平坦，系河流冲积平原（图一）。

在地貌分区上，平度市属鲁东山区亚区，第四纪沉积物堆积继承前期构造发展，以差异性升降运动为主，气候以冷为主，间或短暂转暖。沉积物成因类型十分复杂，其发育与现代地貌形态有密切关系。丘陵区多为陆相沉积，低洼处和盆地发育有浅水湖泊和沼泽相沉积，沿海地带的海积层常组成海拔5～10米的二级海积阶地，平原区以冲积相、浅湖相沉积为主，夹有海陆交互相[1]。

南村镇段大沽河两岸发育有一级阶地，高出河漫滩5～6米，两侧村庄即坐落于阶地之上。阶地上部系全新世河流冲积层，主要由粘土、粉砂质粘土、粉砂组成，下部为粗砂、砾石等组成的晚更新世砂砾石层。具有河漫滩、河床相沉积二元结构，以距此地点数十公里的小辛疃附近剖面最为典型。因治理大沽河人为逐年拓宽河道，加之河流对右侧（西岸）冲蚀，左侧（东岸）河漫滩甚为宽阔。此次调查区段内的河道甚宽，柏家寨横断面处东西两岸相距约260米，但绝大部分河床出露，河水被分割成几缕支流向南奔淌。石制品便于河漫滩上采集所得，地理坐标为北纬36°33′37.961″，东经120°08′49.721″，海拔24.70米（图二）。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当地政府便在河两岸堆筑土坝，并陆续拓宽、垫高，后坝顶成为南北交通便道。2012年大沽河治理工程破土动工，调查时土坝已加宽至15米左右，将被修筑成公路，东西土坝间的一级阶地现长满青草，前后缘阶地面宽20～30米不等。

二、 石制品

因石制品采集于河漫滩之上，未免受其他自然营力作用影响，本文仅对人工性质确定的13件标本进行介绍，其中有石片6件，废片2件（1件横断片、1件纵裂片），石器5件（3件刮削器、1件凹缺刮器和1件尖状器）。

2013BJZ2，Ⅵ式长型石片，黑色凝灰岩质。有疤台面，正面观呈锐角三角形。打击点明显，打击泡强凸，有锥疤发育。石片左侧缘有褶皱，右侧上部外凸，中下部折曲内收，远端外凸呈钝角。背面近台面端有一宽型小片疤，另有经多次打击而成崩疤。中度磨蚀，不确定是否有使用痕迹。石片角108°。长56.7毫米，宽37.3毫米，厚7.6毫米，重14.54克（图三，5）。

2013BJZ3，Ⅴ式长型石片，白色泥质板岩。素台面，甚平。腹面有一棱状凸起，自打击点贯穿片体与石片远端交于左侧，左侧缘呈一纵长小平面。背面近、远端可见2个片疤，方向相异。中度磨蚀。石片角75°。长35.1毫米，宽26.8毫米，厚12毫米，重10.25克（图三，1）。

2013BJZ5，Ⅴ式长型石片，白色泥质板岩。点状台面。打击点清楚，半锥体平凸，略显，打击泡微凸。背面接近近端处有2个片疤，与该石片打击方向相同，约占背面面积的1/5，其余皆为节理面。中度磨蚀。长34.3毫米，宽33毫米，厚8.1毫米，重7.62克（图三，2）。

2013BJZ7，Ⅵ式宽型石片，黑色凝灰岩质。刃状台面。台面缘与远端大致平行，石片正面观近梯形。近端有多个细小片疤，有锥疤及放射线发育，远端平齐，呈横窄长平面。背面有一纵脊，近端处有多个片疤。中度磨蚀。长36.5毫米，宽51毫米，厚13.4毫米，重16.57克（图三，4）。

2013BJZ8，Ⅲ式长型石片，灰色安山岩。台面为节理面，近似三角形。打击点不明显，有锥疤，放射线发育。腹面中部略凹，两侧及远端微翘。背面有一纵脊贯穿石片两端，石片近端有2个小片疤。中度磨蚀。石片角92°。长27.7毫米，宽18.3毫米，厚7.5毫米，重3.48克（图三，6）。

2013BJZ10，Ⅵ式长型石片，白色石英质。素台面，甚小。腹面略凹，有放射线发育。背面有小断坎，远端可见崩疤痕迹。中度磨蚀。石片角103°。长26.5毫米，宽21.1毫米，厚5.7毫米，重2.62克（图三，3）。

2013BJZ6，左纵裂片，黑色脉石英质。自然台面，腹面可见打击点及平凸打击泡。背面有一大片疤。长37.3毫米，宽37.9毫米，厚10.8毫米，重15.98克（图四，1）。

2013BJZ9，近端横断片，灰色石英砂岩质。素台面，近菱形。腹面略凸，打击点清楚，半锥体明显，有锥疤，放射线发育。背面可见2个片疤。长20.3毫米，宽35.5毫米，厚11.8毫米，重8.72克（图四，2）。

2013BJZ1，单凸刃刮削器，白色燧石质，带有黄色条纹。近似半月形状。毛坯为厚石片，台面为自然砾石面，左侧缘经反向修理，自远端修至中上部，未贯通。修疤大而粗放，远端有一经正向打击而成的尖角，近端也有一个正向打击而成的片疤。刃缘长41毫米，刃口较锋利。中度磨蚀。长67.7毫米，宽34.9毫米，厚19毫米，重41.77克（图五，1）。

2013BJZ4，单凸刃刮削器，白色石英质。毛坯为板状石片，正向加工。刃缘长41毫米，较曲折，修疤大小略有差异，刃角50°左右，刃口锋利。中度磨蚀。长42.2毫米，宽26.1毫米，厚16.7毫米，重12.22克（图五，5）。

2013BJZ11，似拇指盖状刮削器，棕黄色燧石质。毛坯为废片，正向加工修理，修疤小而浅，刃缘平齐，刃角30°—65°，刃口较为锋利，似有使用痕迹。中度磨蚀。长20.6毫米，宽16.1毫米，厚9.3毫米，重2.46克（图五，3）。

2013BJZ12，凹缺刮器，黑色燧石质。毛坯为残片，正向加工修理。一击而成，弦长7毫米。中度磨蚀。长22.6毫米，宽15.1毫米，厚6.3毫米，重1.46克（图五，4）。

2013BJZ13，尖状器，茶色水晶质。毛坯为长型石片，正向加工，左侧加工较为细致，片疤连续；右侧加工不甚连续，仅可见3个小片疤。背面有一纵脊与两侧缘相聚而成三棱状，且有崩疤，疑似使用痕迹，故暂归为尖状器。中度磨蚀。长28.6毫米，宽16.1毫米，厚10.3毫米，重3.43克（图五，2）。

三、 结语

1.石制品特征

受周边环境影响，石制品均受一定程度的物理化学风化磨蚀。经观察、分析，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1）石制品计13件，其中石片6件，废片2件，石器5件。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凹缺刮器。

（2）原料包括石英、燧石、凝灰岩、泥质板岩、石英砂岩、水晶和安山岩。其中燧石和石英各3件，占46.15%；其次是凝灰岩和泥质板岩各2件，占30.77%；石英砂岩、水晶和安山岩各1件，占23.08%。

（3）长型石片5件，宽型石片1件。素台面3件，自然台面2件，点状、刃状、有疤台面各1件[2]。石片背面多为非自然面，应为次级剥片的产品。

（4）仅有2件标本长度在50毫米以上，其余均在20～50毫米之间，石制品以小型为主，未见大型者[3]。

（5）石器类型简单，主要为刮削器。加工多选择片状毛坯，剥片仅见锤击法，修整一般也用石锤直接进行加工，但不排除存在压制技术的可能（2013BJZ11）。修整方向仅一件为反向修理（2013BJZ1），其余皆为正向打片。石器石料也均选择质地较坚硬的燧石、石英和水晶。

2.遗存年代

虽然未发现原生地层，但结合当地地质情况及调查分析，推测石制品应出自大沽河一级阶地之中。根据山东地区区域地层的堆积年代分析，可判定其应属上更新统[4]。同时地表未见任何磨制石器和陶片，推测其年代为晚更新世晚期之末，也可能到全新世早期。

3.对比讨论及考古学意义

2012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在莱西大沽河流域采集到200多件标本，专家组对其中的100余件予以肯定，并初步断代为旧石器时代。笔者曾观看了陈列于莱西博物馆的部分调查标本，其所用石料及石制品表现出来的技术风格等方面均与柏家寨这批材料存在很大差异，虽同属大沽河流域，但二者暂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胶东丘陵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的有烟台的蓬莱、长岛、海阳[5]，临沂的莒南[6]和日照沿海地区[7]。烟台所发现的石制品多选用石英岩及页岩，也包括少量用凝灰岩打制的标本，因报告未附照片及相关描述，无从比照，但据文中线图所示，其石制品特征与柏家寨存在一定差距。莒南的石制品原料以脉石英为主，石英岩次之，另伴随有少量隧石、玛瑙。石器类型可分为边刮器、端刮器、砍斫器、雕刻器和尖状器等，同时细石器的加工存在压制技术的可能，类型较为复杂的边刮器和细石核的存在，说明其与柏家寨地点之间的个性多于共性。日照沿海包括7个地点共458件石制品，诸地点不论石制品数量还是类型均较柏家寨地点丰富。所用原料除石英岩和脉石英外，还有燧石、火山岩或脉岩等。石器类型除刮削器和尖状器外，还有砍砸器、雕刻器、石钻、石球和矛头等。加工方法以锤击为主，且基本上是由腹面向背面打击，与柏家寨地点相类似。除个别工具经细致修理外，石器的加工简单，总貌显得古朴，柏家寨地点也存在此种情况，推测这批材料除具体功能存在差别外，也可能来自不同地点。由此可见，柏家寨地点的石制品更接近日照沿海发现之旧石器诸地点的特征，二者在文化时代上也应相近。日照沿海旧石器地点研究者根据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南侵过程，认为其地质时代为大理冰期的最盛阶段（±15,000B.P.），即晚更新世晚期，这与我们上述的推测和结论比较一致。

柏家寨石制品类型不算丰富，应是受河流冲击所造成原文化内涵的缺失以及暴露几率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如石器类中包括凹缺刮器及尖状器，石料选择泥质板岩和安山岩类等方面。石器大多小型化，尤其2013BJZ11修疤浅而长，似不是锤击法直接打击而成的，具有拇指盖刮削器的某些特点，与2013BJZ1比较，后者修制的则相对粗犷，应是二者在功能使用上有所区别的结果。石制品所选石料均非附近所见，在河流上游有低山丘陵分布，应为石料的原产地，但与此地相隔在百里之外，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遗址原生地点应该在上游石料丰富地区，在此地采集的是经河流搬运过来的一部分石制品而已；二是原始人类将采集到的石料随身携带，顺游而下，在二地点之间的某个区域停留，进行过石制品打片、加工，之后又是经过河流的搬运，埋至此地。此外，这次调查在柏家寨地点南约800米的河漫滩数千平米范围内，发现上千件棕黄色燧石打制的石制品。因与此处采集品不论在石料选择，还是技术应用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划归同一地点，将另文介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区域古人类活动的密度和频率。

就目前来看，山东地区旧石器遗存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汶泗河流域[8]、沂沭河流域[9]、鲁中南中低山丘区[10]、日照沿海、烟台地区等，近年来在鲁西北的德州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11]。青岛即墨北阡遗址证明,早在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晚期就有先民在此形成最初的原始聚落[12]，但尚无发现过旧石器遗存的报道。平度柏家寨地点的发现及莱西旧石器调查的成果表明，大沽河流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有人类活动，并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特点，为该地区的旧石器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使胶东丘陵的古人类研究资源不再贫瘠，对研究环渤海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生活的环境背景、旧石器文化内涵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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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东省地质矿产局：《山东省区域地质志》，地质出版社，1991年，第224—248页。

［2］ 2件废片加入台面性质统计之中。

［3］ 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载邓涛、王原主编：《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1年，第209-218页。

［5］a. 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物管理组：《山东蓬莱县发现打制石器》，《考古》1983年1期；b. 李步青，林仙庭：《胶东半岛发现的打制石器》，《考古》1987年3期。

［6］ 员晓枫等：《山东莒南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1989年1期。

［7］ 尤玉柱等：《山东日照沿海发现的旧石器及其意义》，《人类学学报》1989年2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泗流域发现的一批细石器》，《考古》1993年8期。

［9］ 地点较多，仅列部分：a.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考古》1983年5期；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地区文管会，郯城县图书馆：《山东郯城马陵山细石器遗存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7年1期；c.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沂水县文管站：《山东沂水县晚期旧石器、细石器调查》，《考古》1986年11期。

［10］ a.黄蕴平：《沂源上崖洞石制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年1期；b.徐淑彬：《山东省蒙阴县发现的旧石器》，载徐淑彬著：《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第79—84页。

［11］ a.孙波，郝导华：《细石器遗存》，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b.李罡,孙波：《山东一批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12］ a.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即墨市博物馆：《山东即墨市北阡遗址2007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11期；b.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考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c.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3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

（1）石制品计13件，其中石片6件，废片2件，石器5件。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凹缺刮器。

（2）原料包括石英、燧石、凝灰岩、泥质板岩、石英砂岩、水晶和安山岩。其中燧石和石英各3件，占46.15%；其次是凝灰岩和泥质板岩各2件，占30.77%；石英砂岩、水晶和安山岩各1件，占23.08%。

（3）长型石片5件，宽型石片1件。素台面3件，自然台面2件，点状、刃状、有疤台面各1件[2]。石片背面多为非自然面，应为次级剥片的产品。

（4）仅有2件标本长度在50毫米以上，其余均在20～50毫米之间，石制品以小型为主，未见大型者[3]。

（5）石器类型简单，主要为刮削器。加工多选择片状毛坯，剥片仅见锤击法，修整一般也用石锤直接进行加工，但不排除存在压制技术的可能（2013BJZ11）。修整方向仅一件为反向修理（2013BJZ1），其余皆为正向打片。石器石料也均选择质地较坚硬的燧石、石英和水晶。

2.遗存年代

虽然未发现原生地层，但结合当地地质情况及调查分析，推测石制品应出自大沽河一级阶地之中。根据山东地区区域地层的堆积年代分析，可判定其应属上更新统[4]。同时地表未见任何磨制石器和陶片，推测其年代为晚更新世晚期之末，也可能到全新世早期。

3.对比讨论及考古学意义

2012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在莱西大沽河流域采集到200多件标本，专家组对其中的100余件予以肯定，并初步断代为旧石器时代。笔者曾观看了陈列于莱西博物馆的部分调查标本，其所用石料及石制品表现出来的技术风格等方面均与柏家寨这批材料存在很大差异，虽同属大沽河流域，但二者暂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胶东丘陵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的有烟台的蓬莱、长岛、海阳[5]，临沂的莒南[6]和日照沿海地区[7]。烟台所发现的石制品多选用石英岩及页岩，也包括少量用凝灰岩打制的标本，因报告未附照片及相关描述，无从比照，但据文中线图所示，其石制品特征与柏家寨存在一定差距。莒南的石制品原料以脉石英为主，石英岩次之，另伴随有少量隧石、玛瑙。石器类型可分为边刮器、端刮器、砍斫器、雕刻器和尖状器等，同时细石器的加工存在压制技术的可能，类型较为复杂的边刮器和细石核的存在，说明其与柏家寨地点之间的个性多于共性。日照沿海包括7个地点共458件石制品，诸地点不论石制品数量还是类型均较柏家寨地点丰富。所用原料除石英岩和脉石英外，还有燧石、火山岩或脉岩等。石器类型除刮削器和尖状器外，还有砍砸器、雕刻器、石钻、石球和矛头等。加工方法以锤击为主，且基本上是由腹面向背面打击，与柏家寨地点相类似。除个别工具经细致修理外，石器的加工简单，总貌显得古朴，柏家寨地点也存在此种情况，推测这批材料除具体功能存在差别外，也可能来自不同地点。由此可见，柏家寨地点的石制品更接近日照沿海发现之旧石器诸地点的特征，二者在文化时代上也应相近。日照沿海旧石器地点研究者根据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南侵过程，认为其地质时代为大理冰期的最盛阶段（±15,000B.P.），即晚更新世晚期，这与我们上述的推测和结论比较一致。

柏家寨石制品类型不算丰富，应是受河流冲击所造成原文化内涵的缺失以及暴露几率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如石器类中包括凹缺刮器及尖状器，石料选择泥质板岩和安山岩类等方面。石器大多小型化，尤其2013BJZ11修疤浅而长，似不是锤击法直接打击而成的，具有拇指盖刮削器的某些特点，与2013BJZ1比较，后者修制的则相对粗犷，应是二者在功能使用上有所区别的结果。石制品所选石料均非附近所见，在河流上游有低山丘陵分布，应为石料的原产地，但与此地相隔在百里之外，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遗址原生地点应该在上游石料丰富地区，在此地采集的是经河流搬运过来的一部分石制品而已；二是原始人类将采集到的石料随身携带，顺游而下，在二地点之间的某个区域停留，进行过石制品打片、加工，之后又是经过河流的搬运，埋至此地。此外，这次调查在柏家寨地点南约800米的河漫滩数千平米范围内，发现上千件棕黄色燧石打制的石制品。因与此处采集品不论在石料选择，还是技术应用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划归同一地点，将另文介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区域古人类活动的密度和频率。

就目前来看，山东地区旧石器遗存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汶泗河流域[8]、沂沭河流域[9]、鲁中南中低山丘区[10]、日照沿海、烟台地区等，近年来在鲁西北的德州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11]。青岛即墨北阡遗址证明,早在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晚期就有先民在此形成最初的原始聚落[12]，但尚无发现过旧石器遗存的报道。平度柏家寨地点的发现及莱西旧石器调查的成果表明，大沽河流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有人类活动，并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特点，为该地区的旧石器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使胶东丘陵的古人类研究资源不再贫瘠，对研究环渤海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生活的环境背景、旧石器文化内涵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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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东省地质矿产局：《山东省区域地质志》，地质出版社，1991年，第224—248页。

［2］ 2件废片加入台面性质统计之中。

［3］ 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载邓涛、王原主编：《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1年，第209-218页。

［5］a. 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物管理组：《山东蓬莱县发现打制石器》，《考古》1983年1期；b. 李步青，林仙庭：《胶东半岛发现的打制石器》，《考古》1987年3期。

［6］ 员晓枫等：《山东莒南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1989年1期。

［7］ 尤玉柱等：《山东日照沿海发现的旧石器及其意义》，《人类学学报》1989年2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泗流域发现的一批细石器》，《考古》1993年8期。

［9］ 地点较多，仅列部分：a.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考古》1983年5期；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地区文管会，郯城县图书馆：《山东郯城马陵山细石器遗存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7年1期；c.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沂水县文管站：《山东沂水县晚期旧石器、细石器调查》，《考古》1986年11期。

［10］ a.黄蕴平：《沂源上崖洞石制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年1期；b.徐淑彬：《山东省蒙阴县发现的旧石器》，载徐淑彬著：《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第79—84页。

［11］ a.孙波，郝导华：《细石器遗存》，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b.李罡,孙波：《山东一批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12］ a.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即墨市博物馆：《山东即墨市北阡遗址2007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11期；b.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考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c.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3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

（1）石制品计13件，其中石片6件，废片2件，石器5件。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凹缺刮器。

（2）原料包括石英、燧石、凝灰岩、泥质板岩、石英砂岩、水晶和安山岩。其中燧石和石英各3件，占46.15%；其次是凝灰岩和泥质板岩各2件，占30.77%；石英砂岩、水晶和安山岩各1件，占23.08%。

（3）长型石片5件，宽型石片1件。素台面3件，自然台面2件，点状、刃状、有疤台面各1件[2]。石片背面多为非自然面，应为次级剥片的产品。

（4）仅有2件标本长度在50毫米以上，其余均在20～50毫米之间，石制品以小型为主，未见大型者[3]。

（5）石器类型简单，主要为刮削器。加工多选择片状毛坯，剥片仅见锤击法，修整一般也用石锤直接进行加工，但不排除存在压制技术的可能（2013BJZ11）。修整方向仅一件为反向修理（2013BJZ1），其余皆为正向打片。石器石料也均选择质地较坚硬的燧石、石英和水晶。

2.遗存年代

虽然未发现原生地层，但结合当地地质情况及调查分析，推测石制品应出自大沽河一级阶地之中。根据山东地区区域地层的堆积年代分析，可判定其应属上更新统[4]。同时地表未见任何磨制石器和陶片，推测其年代为晚更新世晚期之末，也可能到全新世早期。

3.对比讨论及考古学意义

2012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在莱西大沽河流域采集到200多件标本，专家组对其中的100余件予以肯定，并初步断代为旧石器时代。笔者曾观看了陈列于莱西博物馆的部分调查标本，其所用石料及石制品表现出来的技术风格等方面均与柏家寨这批材料存在很大差异，虽同属大沽河流域，但二者暂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胶东丘陵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的有烟台的蓬莱、长岛、海阳[5]，临沂的莒南[6]和日照沿海地区[7]。烟台所发现的石制品多选用石英岩及页岩，也包括少量用凝灰岩打制的标本，因报告未附照片及相关描述，无从比照，但据文中线图所示，其石制品特征与柏家寨存在一定差距。莒南的石制品原料以脉石英为主，石英岩次之，另伴随有少量隧石、玛瑙。石器类型可分为边刮器、端刮器、砍斫器、雕刻器和尖状器等，同时细石器的加工存在压制技术的可能，类型较为复杂的边刮器和细石核的存在，说明其与柏家寨地点之间的个性多于共性。日照沿海包括7个地点共458件石制品，诸地点不论石制品数量还是类型均较柏家寨地点丰富。所用原料除石英岩和脉石英外，还有燧石、火山岩或脉岩等。石器类型除刮削器和尖状器外，还有砍砸器、雕刻器、石钻、石球和矛头等。加工方法以锤击为主，且基本上是由腹面向背面打击，与柏家寨地点相类似。除个别工具经细致修理外，石器的加工简单，总貌显得古朴，柏家寨地点也存在此种情况，推测这批材料除具体功能存在差别外，也可能来自不同地点。由此可见，柏家寨地点的石制品更接近日照沿海发现之旧石器诸地点的特征，二者在文化时代上也应相近。日照沿海旧石器地点研究者根据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南侵过程，认为其地质时代为大理冰期的最盛阶段（±15,000B.P.），即晚更新世晚期，这与我们上述的推测和结论比较一致。

柏家寨石制品类型不算丰富，应是受河流冲击所造成原文化内涵的缺失以及暴露几率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如石器类中包括凹缺刮器及尖状器，石料选择泥质板岩和安山岩类等方面。石器大多小型化，尤其2013BJZ11修疤浅而长，似不是锤击法直接打击而成的，具有拇指盖刮削器的某些特点，与2013BJZ1比较，后者修制的则相对粗犷，应是二者在功能使用上有所区别的结果。石制品所选石料均非附近所见，在河流上游有低山丘陵分布，应为石料的原产地，但与此地相隔在百里之外，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遗址原生地点应该在上游石料丰富地区，在此地采集的是经河流搬运过来的一部分石制品而已；二是原始人类将采集到的石料随身携带，顺游而下，在二地点之间的某个区域停留，进行过石制品打片、加工，之后又是经过河流的搬运，埋至此地。此外，这次调查在柏家寨地点南约800米的河漫滩数千平米范围内，发现上千件棕黄色燧石打制的石制品。因与此处采集品不论在石料选择，还是技术应用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划归同一地点，将另文介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区域古人类活动的密度和频率。

就目前来看，山东地区旧石器遗存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汶泗河流域[8]、沂沭河流域[9]、鲁中南中低山丘区[10]、日照沿海、烟台地区等，近年来在鲁西北的德州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11]。青岛即墨北阡遗址证明,早在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晚期就有先民在此形成最初的原始聚落[12]，但尚无发现过旧石器遗存的报道。平度柏家寨地点的发现及莱西旧石器调查的成果表明，大沽河流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有人类活动，并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特点，为该地区的旧石器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使胶东丘陵的古人类研究资源不再贫瘠，对研究环渤海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生活的环境背景、旧石器文化内涵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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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东省地质矿产局：《山东省区域地质志》，地质出版社，1991年，第224—248页。

［2］ 2件废片加入台面性质统计之中。

［3］ 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载邓涛、王原主编：《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1年，第209-218页。

［5］a. 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物管理组：《山东蓬莱县发现打制石器》，《考古》1983年1期；b. 李步青，林仙庭：《胶东半岛发现的打制石器》，《考古》1987年3期。

［6］ 员晓枫等：《山东莒南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1989年1期。

［7］ 尤玉柱等：《山东日照沿海发现的旧石器及其意义》，《人类学学报》1989年2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泗流域发现的一批细石器》，《考古》1993年8期。

［9］ 地点较多，仅列部分：a.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考古》1983年5期；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地区文管会，郯城县图书馆：《山东郯城马陵山细石器遗存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7年1期；c.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沂水县文管站：《山东沂水县晚期旧石器、细石器调查》，《考古》1986年11期。

［10］ a.黄蕴平：《沂源上崖洞石制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年1期；b.徐淑彬：《山东省蒙阴县发现的旧石器》，载徐淑彬著：《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第79—84页。

［11］ a.孙波，郝导华：《细石器遗存》，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b.李罡,孙波：《山东一批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12］ a.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即墨市博物馆：《山东即墨市北阡遗址2007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11期；b.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考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c.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3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