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音乐教育领域的主要问题及解局思路

■尹小珂 韦小满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当前，社会音乐教育已然是一片“蓝海”。国家政策对美育发展的持续关注、新时代对素质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传统学科培训市场的饱和，以及音乐教育市场本身潜在的巨大需求，共同将社会音乐教育推向了发展的“风口”。一方面，大量风险投资机构涌入音乐教育培训市场，寻求以互联网化的方式提供面向更多受众的产品和服务；不少传统培训机构也开始扩大规模并改善经营方式，积极寻求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与社会音乐教育市场持续升温不相匹配的是，该教育培训领域至今尚未产生有较高社会认知度的培训机构或品牌。为什么数学培训、英语培训能够诞生“好未来”“新东方”这样的行业“巨头”，而社会音乐教育市场却始终未能有效地产生规模化的品牌机构？影响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哪里？本文将从社会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入手，通过对音乐教育活动的深层特点的阐述，分析近年来社会音乐教育培训领域的利弊得失，探讨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突围之道。

一、当前我国社会音乐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有数据显示，美国、加拿大等国音乐教育市场的渗透率（音乐学习供给端与音乐学习者的比率）约为40%，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仅为4%。①参看芥末堆看教育《音乐教育将成为素质教育赛道的“K12”，“在线陪练”模式被定义》，载“百度百家号”，2018年8月2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003788273904551如果这组数据大体上可靠，则说明中国的音乐教育市场具有巨大的内生性动力，因此也吸引着大量资金流入。不过，风险投资机构驱动下的社会音乐教育事业虽然快速扩张，但也难免存在不少隐患，下面择其要者进行分析。

（一）对音乐教育规律的认识不足

无论是线上教育模式还是线下教育模式，其设计的首要原则都应该是符合教育规律。对音乐教育来说，其根本规律和其他不少学科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们以乐器学习为例做一观察。

有资料称：据中国音乐协会统计，目前幼儿园儿童学习钢琴的比例可能达到60%以上，小学达到30%，中国琴童总数约3000 万，并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①参看相欣《专访快陪练陆文勇：通过互联网技术让孩子练习钢琴》，载“腾讯·一线”，2018年8月22日（截至2018年9月23日）。https://new.qq.com/cmsn/20180822/20180822050381.html此外，又有在线教育机构认为，钢琴教育大多面对的是高净值用户，其认知水平整体较高，购买力也较强，也更容易接受在线教育。因此，以钢琴学习为中心的互联网化产品和服务便应运而生。

但是，在线教育机构恐怕很难意识到，乐器学习有着很强的技能因素和主观因素，通常只有在一对一、面对面的环境下由教师示范弹奏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才会产生较为理想的教育效果。除了手型、指法等基本技术问题外，乐器学习还特别侧重表现力的培养，其中蕴含很多音乐情感和主观感受方面的内容。由于音乐本身在情绪表达上的复杂性，我们对音乐的理解也很难用简单的语言进行精准描述。有经验的教师通常通过引导学生聆听、模仿、对比、反思来帮其发现弹奏上的不足，进而寻找更有意味的表达方式。如果采用大班授课制，教师无法兼顾每个学生；而如果采用在线一对一的方式，又很难达到手把手示范指导的效果。此外，乐器学习对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的较高要求、优秀师资的匮乏、教师教学时间的刚性约束，以及一对一教学相较于大班授课收益有限等事实，也都导致快速进行规模化扩张的乐器培训模式很难得到期望中的回报。

“昙花一现”的大型在线培训机构——星空琴行是这里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星空琴行成立于2012 年6月，隶属于北京某文化传播公司，是由前阿里巴巴管理团队人员与音乐教育界资深人士共同创办的创新型连锁钢琴培训机构。该机构以儿童钢琴的上门教学为特色，开设有幼儿钢琴早教课、少儿一对一钢琴课、成人一对多钢琴课等。在发展的鼎盛期，星空琴行在全国大中城市的一线商业购物中心建立了近60 家钢琴培训体验店。但是，这家名噪一时的琴行于2017 年在快速扩张的道路上轰然倒闭，令人扼腕叹息。总结其教训，除去风险投资机构的因素外，还可见它的经营活动中有不少不甚合乎音乐教育根本规律之处：其一，星空琴行把自己定位为互联网公司，要把自己打造为平台型的企业，所以在后来扩大服务品类范围时有冒进的嫌疑，琴棋书画样样都做但显得样样不精，直接影响了用户体验，导致后期的退课率居高不下。其二，星空琴行的快速扩张也面临优质师资短缺的窘境。在教育培训活动中，师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可以想见的是，优秀的音乐、美术类教师的绝对储量远低于语、数、英、理、化等科目的教师，而缺乏充裕师资力量作为基础储备，星空琴行在扩张中就很容易面临瓶颈。其三，钢琴等器乐类的培训对线下场景的要求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基本只适合一对一教学，所以很难通过一般的互联网手段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因此可以讲，星空琴行的失败固然可惜，却也颇在情理之中。

除了上述“O2O”模式的乐器教学，“在线陪练”近几年也越来越成为风险投资机构看好的新领域。有行业机构报告称，到2022 年，整个社会音乐教育的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人民币4000 多亿元，其中“在线陪练”需求近1000 亿元。在运营上，“在线陪练”企业采用学生跟线下教师上主课、线上教师提供日常陪练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教师的个性特点、专业能力不同，加之音乐技术训练的顺序性、作品表达方式等并无一定之规，在线陪练的教师与线下的教师不易在教学细节上达成一致。此外，在线陪练对音频传输技术要求颇高，相比普通语音来说，更容易对网络通信的带宽构成压力，一旦音频在传输过程中出现不流畅的情况，用户体验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相较而言，数学、英语等规模化的培训教育则几乎没有这些方面的限制。这些传统的应试学科更注重知识的复制性传授，对手把手、一对一教学的黏性要求不高，大班、在线等规模化授课方式也更容易收到良好效果。而对音乐教育来讲，如果不考虑学科自身的学习规律和特点，只知简单复制其他学科的经验，是很难获得真正的成功的。“互联网+教育”的一个突出优势是可以实现用户的大幅度增加，但社会教育机构不能寄希望于将传统的一对一课程简单改造为一对多的普通课程或线上课程，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占据传统市场份额大、市场需求大的课程都能够通过在线转化而获得盈利。“互联网+教育”应该更多关注和教育领域中的哪些学科品类相结合，以及特定学科品类是否适合在线教育，还有用户是否真正乐于接受这种方式。

（二）缺乏有效提升音乐素养的优质教育产品

根据笔者观察，目前音乐教育培训使用的教材总体上有过于陈旧之嫌。以钢琴教学为例，许多教师仍在普遍采用传统模式，教授的也还是诸如车尔尼作品599、849、299 等练习曲和其他一些考级要求的钢琴作品。学生学到一定程度后，即开始明确以考级为目标来完成练习任务，家长们之间的交流通常也集中在孩子“考过几级”上。而在合唱教育上，合唱者通常也是一边训练发声技能和听觉敏感度，一边练习一首又一首有“级别”的曲目。然而，音乐学习的目的仅仅是弹好几首曲子或者唱好几首歌吗？大部分家长让孩子学习音乐的初衷并不是让他们走上专业道路，而是希望孩子通过音乐学习具备相对较强的音乐素养。而音乐素养不仅体现为掌握一门乐器或拥有某种与音乐相关的技能，它是要通过音乐来进行心性陶冶，提高审美情趣、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以更好地实现身心全面发展的。我们看到，传统的音乐教学内容至少在如今的环境下越来越显露出在学生音乐素养提升方面的局限性。由此说来，开发能更加有效地提升音乐素养的优质音乐教育产品，则成了这个市场的迫切需求。

须知，优质音乐教育产品的重要特点是满足用户需求，在这个具体话题上则是符合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规律。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因心理、生理特点不同，在审美趣味、注意力保持、活动参与方式上的特点也不尽相同。枯燥、重复的技术训练往往会扼杀孩子学习音乐的天分和热情，富有趣味性、知识性、互动性的课程才是大多数学习音乐的普通孩子真正所需要的。从音乐素养培养的角度看，技能也仅是音乐素养的一部分，孩子欣赏音乐的能力、创作音乐的能力、通过音乐进行人际交往的能力，以及通过音乐美化心灵和美化生活的能力，才是普通孩子学习音乐的根本目的，也是未来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个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然而，在当前的社会音乐教育市场上，这类产品似乎尚罕见。

（三）缺乏与音乐教育特点匹配的产品化运营

研发优质的课程和教材产品，是教育类企业规模化发展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除此之外，课程的可复制性对“产品化方式”运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产品化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让产品尽可能面向最大的目标用户群，满足尽可能多的用户需求，获取尽可能多的市场效益；第二，以统一的、可发展的策略来构建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其生命周期，降低成本，并有利于实现快速配送。无论是经营新产品、成熟产品，还是做项目，产品化运营导向下的研发，都要尽量摒弃单纯的项目型、技术型思维，以产品化、市场化的思路去高效利用资源。

这里可以“学而思”为例。这个以培优小班为主体的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在教研活动上采用了所谓“大后台，小前台”的管理模式：它在总部设立各个科目的“研究院”，针对国内的主流教材和大纲，对教学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有深度的钻研和建设，并建设、支持、迭代其自主开发的“ICS 教学管理系统”（英文ICS 系“智能教学系统”的缩写）。而该企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校采用“教研员主导教研”的方式，力图让教研的品质由上至下通过“串课”得到传递。基层的任课教师无须自己编写讲义，只要按照教研员的授课模式顺利完成教学，即可获得不错的效果。①参看新师道书院《学而思是如何建立教研体系的？》，载“搜狐教育”，2017年11月2日。http://www.sohu.com/a/201795837_507577在这种“标准化教研”运营模式下，教师既能保证基本的教学质量，又可以相对轻松地完成授课任务，所以离职率也低，保证了充裕的师资。同时，这种模式也让学生在任何一个校区学习的效果都几乎一致，从而降低了用户的流失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音乐教育而言，虽然音乐学科的特殊性和教师个性特点被广泛强调，但并不意味着音乐类的课程是完全不可科学复制的。缺乏产品化思维和适度的标准化建设，也是制约社会音乐教育规模化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缺乏科学的教育测评体系

教育测评是教育测量与教育评价的合称。教育测量，是针对教育效果或者学生各方面发展予以测量和描述的过程，旨在获得有一定说服力的量化事实，是一种以量化为主要特征的事实判断。教育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教育事务或现象的价值进行系统的调查，在获取足够多资料事实（定性资料与定量资料）的基础上给出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当然，在一些情况下，两者是一致的，因为许多教育测量本身就含有价值判断。我们说，科学的教育测评体系能够有效诊断教学问题，增加教师改进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动力，并促进教育管理部门更科学地行使管理职能。而要充分发挥教育测评的功能，有赖于我们能否足够科学地制订这类方案，以及能否正确地认识和使用测评手段。

目前，社会音乐教育中已有许多评价事项，甚至可谓无处不在。课堂上的各种即时评价，以及阶段性的师生互评的评分表和问卷，都体现了评价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教师的个性特点、教学风格、质量要求各不相同，学生和家长缺乏对师资进行横向比较的条件，师生互评的结果往往流于主观，离客观公允还比较远。因此，考级结果几乎成了家长对于音乐教学师资水平和对孩子成绩的考查的唯一方式。当某些音乐类课程没有对应的考级活动时，家长对孩子的成长状况和教学效果的考查似乎就无从下手了。在这种情况下，教学质量难以评判，教育管理也难以改进。对社会教育机构而言，科学权威的测评体系是支撑其发展并证明其实力的保障；对家长而言，科学、权威的测评体系是了解孩子学习和成长状况的便捷依据。然而，目前音乐教育领域还远未建立这样的测评体系，这也明显制约了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二、解局思路：回归根本、形成合力

前文所述的社会音乐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应该都是制约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有必要从根源上研究和突破。从教育本身来讲，“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而判断是否适合的根本标准，就在于是否符合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规律、能否有效提升孩子的音乐素养、能否以适宜的方式让孩子乐于接受并获得成就。由此可以说，教学质量是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发展壮大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同时，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还应认识到，仅依靠自身努力，或过度依靠风险投资机构推动，或仅依赖向互联网教育的转型，抑或仅指望与音乐教育专家合作，都不足以保障长期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这类机构与音乐教育专家、投资机构等产生合力。

笔者认为，不妨以“组织间关系”（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的视角来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所谓“组织间关系”，是指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组织之间的相对持久的资源交换、流动和联结。①［美］理查德·L.达夫特著《组织理论与设计》，王凤彬、张秀萍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依据资源的依赖性和利益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可以将组织间关系划分为竞争关系、合作关系、合作竞争关系、共生关系等类型。②李焕荣、马存先《组织间关系的进化过程及其策略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年第1期，第10-13页。在社会音乐教育领域中，社会音乐教育机构与（高校和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专家之间是合作关系，与风险投资机构之间则既有合作关系又有共生关系。

教育机构和教育专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社会音乐教育要想扩大规模、树立品牌，并获得更多的持续健康发展的机会，就要具备优质的课程、优秀的师资和科学的评价体系。在课程研发方面，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只凭自身力量往往是不够的，所以需要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中小学音乐教育专家深度合作，以委托或共同开发等方式来设计教材和课程内容。当前，不少音乐教育专家对社会音乐教育的关注还不太多，将知识向这方面的实践转化的能力也没有得到过检验。但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发挥其研究专长，将理论成果与教育实务相结合，和社会教育机构共同探索既贴近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又有利于提升其音乐素养的课程及教材。而在评价体系建设方面，社会音乐教育机构也应更加积极地邀请音乐教育专家参与，结合课程及教学情况进行更全面的调研，设计更为科学、严谨的评价体系。评价标准应根据大多数学生在该阶段的发展状况设立，并严格区分特定阶段的不同水平，清晰地对每个等级的标准进行描述，使家长、教师对课程的阶段性目标都能一目了然。

教育机构和投资机构的合作与共生关系不同的风险投资机构对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在管理上介入的程度差异很大，有些偏好于“抓大放小”，让音乐教育机构自行决策、自行发展；有些则希望深度参与日常管理，认为要获得期望的投资回报就必须全程把控。当然，这方面目前看来并不存在唯一的或最佳的合作模式。董静等人在研究了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合作模式后提出：“高专长+高不确定性”项目适用“高增值服务+高激励约束”管理模式，“高专长+低不确定性”项目适用“高增值服务+低激励约束”管理模式，“低专长+高不确定性”项目适用“低增值服务+高激励约束”管理模式，“低专长+低不确定性”项目适用“低增值服务+低激励约束”管理模式。③董静、翟海燕、汪江平《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管理模式——行业专长与不确定性的视角》，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 年第9期，第3-11页。笔者认为，以上分析也基本适用于谈论风险投资机构与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合作关系。风险投资机构和社会音乐教育机构都应对自身的情况和对方的资质进行尽量全面的考量，共同设计有利于机构健康发展的合作模式。不容我们忽视的是，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有着紧密的共生关系。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共生关系意味着参与者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互利互惠，其目标需要有利于实现双方的自我利益，且双方必须在某些方面足够无私才能够保证各自利益的实现。音乐教育培训机构与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应建立在这种平等互信、携手共进的基础上。

毋庸置疑，当前社会音乐教育正面对迅猛发展的大好时机。在这片“蓝海”中，究竟谁能胜出，以及究竟能否诞生有代表性的音乐教育培训“龙头企业”，关键并不在于采用传统模式还是互联网模式，而在于能否足够清晰地把握音乐教育的特质和规律，能否将教育机构、资本与科研的力量进行更加有效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