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中国文物市场的基本格局

时间：2024-05-20

吴明娣宗亚楠

中国文物市场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端至少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后于明清之际得到较快发展，至民国时期逐步趋于成熟。[1]从古代至近代，文物市场曾先后被称作古董市场、古玩市场、古物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物流通仍延续传统方式，以私家店铺为主体，民间分散经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文物收归国有，当时的大部分文物店铺被合并重组，转为公私合营的方式，对文物实行统购、统销，主要用于出口创汇[2]及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另有少量文物售给了国内文物爱好者。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由政府主管的文物商店或文物公司，它们后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成为文物经营的主力军。这些文物商店或文物公司集中经营文物，改变了传统的文物流通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文物市场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市场经济推动下，民间从事文物经营的商户逐步增多。尽管这些商户活跃了文物交易的氛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原有的市场秩序，影响了国有文物商店的经营，致使不少文物流失海外，不利于文物保护及相关工作的开展。

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于1982年正式颁布，对各类文物进行了明确界定，有效规范了文物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商品经济日趋兴盛，不同类型的民间文物经营机构相继涌现。沿袭传统的古玩市场和受外来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画廊、艺术博览会、艺术品拍卖行等市场主体共同发展，促进了国内文物的流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物市场的活跃度显著提升，文物收藏日益兴盛，然而文物盗卖、走私、造假等行为给正常的文物经营带来了较大冲击。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新环境，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允许有资质的商业机构从事文物经营。从此，文物市场呈现出新的局面，民间文物经营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并发挥重要作用，直接推动了文物市场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是中国文物市场蓬勃发展的阶段。除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拍卖行在文物经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外，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中小型文物经营企业，使文物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国民经济步入调整期，文物经营行为得到规范，文物保护力度明显加大，文物市场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文物市场主要分布区域

文物市场的形成与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其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尤其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比如当代中国文物市场便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及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的文物市场得到了繁荣发展，对我国其他地区乃至周边国家的文物市场起到了带动作用。

（一）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地区的文物市场以北京为发展中心。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文物交易中心，而且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文物集散地。北京文物市场规模庞大，经营品类丰富，市场形态多样，是中国文物市场的核心，发挥着引领作用。北京的文物经营机构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部分依托于传统文化街区），还有一些位于新兴的商业中心。前者有琉璃厂的荣宝斋、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玩市场，以及报国寺收藏品市场、潘家园旧货市场、北京古玩城、天雅古玩城、北京弘钰博古玩城等交易场所，[3]后者有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保利”）、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匡时”）、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数十家经营文物艺术品的拍卖行。[4]雍和宫、国子监、大栅栏等历史遗存和文化街区，以及798艺术区、环铁艺术区、北京二十二院街艺术区、酒厂国际艺术区、大稿国际艺术区、中国宋庄环岛艺术区等现代艺术园区内也散布着少量文物经营机构，与中心城区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文物市场格局。

天津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北方工商业较为发達的城市，有着相对丰厚的文物资源和收藏传统。[5]天津的文物经营商户多聚集于和平区、河西区、河东区等老城区，比较知名的文物聚集地有沈阳道古物市场、北方古玩城、天津古文化街等。其中，沈阳道古物市场始建于1987年，在京津冀地区文物市场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还有部分涉及文物经营的场所位于天津郊区，如杨柳青镇巨龙古玩城、天津乾庄古玩市场等。天津的拍卖业起步相对较早，改革开放后较早成立的天津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一直发展至今，其后成立的还有天津市同方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天津鼎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天津瀚雅拍卖有限公司等文物艺术品拍卖机构，它们在京津冀地区文物市场中同样发挥了纽带作用。

河北文物交易的历史较为悠久。冀商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就已进入北京开办古玩铺，民国初期还在北京设立了拍卖行，于北京文物经营群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对河北自身文物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河北各地区的文物交易较为活跃，特别是临近北京、天津的城市及乡镇均存在不同类型的文物交易商户，他们中的不少人常年行商、游走于京津冀多地。当代河北文物市场以石家庄为中心，桥西区红旗大街的古韵文化广场、长安区的新中江文化城、新华区的河北古玩城等处均设有文物交易机构。河北保定、唐山、秦皇岛、邯郸、廊坊等城市也设立了文物经营场所及相关机构，如保定的东风桥古玩市场、唐山的尚座古玩城、秦皇岛的秦皇岛古玩城等。河北毗邻北京的市（县）也散布着文物交易场所，如廊坊的花鸟鱼古玩市场和福成珠宝古玩市场等。总体来讲，河北的文物交易场所规模虽然不及北京、天津，但经营品类相近，与京津两地商家、藏家的联系较为紧密。

京津冀地区文物流通量大，交易场所分布广泛，传统和现代经营方式兼备，对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及其他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于引领和带动国内文物市场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长三角地区

长三角地区包括苏、浙、皖、沪三省一市，是当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极为繁荣的区域。上海是长三角地区文物交易的中心，其古代文物交易总量虽不及北京、郑州等地，但流通于上海的近现代文物颇具特色，规模超过了其他中心城市。上海的传统文物经營商户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以历史悠久的文物集散地城隍庙为代表。虹桥古玩城、云洲古玩城、中福古玩城等处也散布着各类文物交易机构。另外，M50创意园、西岸国际艺术园区等艺术区还有少量从事文物经营的机构。上海的现代文物经营机构除了以文物商店为代表的国有企业，还有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上海匡时拍卖有限公司、上海新华拍卖有限公司等拍卖机构。它们定期举办规模不等的文物拍卖会，以此推动文物流通。上海拍卖企业的数量和高端文物的交易量、交易额仅次于北京。

江苏、浙江、安徽的文物市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各地交易均较为兴盛。这些地方的文物经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呈现出新旧并存、中西兼容的特征。江苏是文化大省，其文物市场以南京为中心，同时在各地级市平均分布着不同类型的文物经营机构。南京市区的朝天宫古玩市场、夫子庙古玩市场是长三角地区历史较为悠久的文物交易场所。南京艺术学院后街古玩艺术品市场曾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文物集散地，因城市改造而于2013年被取缔。目前，南京的国有文物商店仍在经营。近十年来，南京还有一些较为活跃的文物拍卖企业，如南京十竹斋拍卖有限公司、南京嘉信拍卖有限公司、荣宝斋（南京）拍卖有限公司等。苏州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旅游城市，有大量经营文物的商户，如乔司空巷的文化城古玩市场、人民路的文庙古玩市场、工人文化宫附近的古玩市场等。苏州所辖县级市常熟、昆山等地也有文物交易场所。此外，无锡、常州、宜兴、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淮安、徐州等地的文物交易虽无法与南京、苏州相提并论，但也形成了一定规模。文物流通量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积淀关系密切。因此，相对而言，苏南地区的文物交易量及交易频次高于苏中地区和苏北地区。

浙江的文物交易由来已久，其中杭州的文物市场极为活跃。作为古都及当代极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杭州文物市场的繁荣程度自不待言。当代杭州的文物市场是在民国时期文物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城市中心的迁移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如从老城区平海路一带扩张至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湖滨地区。湖滨街道位于西湖东岸，那里聚集了大量文物经营机构，如杭州文物商店、杭州古玩城、吴山古玩城等。杭州的现代文物经营机构也颇具实力，如西泠印社等，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亦在中国书画、篆刻文物交易方面卓有建树。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丽水等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也存在着文物经营机构，尽管它们难以匹敌杭州的文物交易，但整体依然优于大部分地区。

安徽的文物交易在明清之际已声名卓著，其中徽商在文物经营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本地区及国内其他区域的文物流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安庆、芜湖等地是安徽近代文物交易的重镇，而当地的当代文物市场则以省会合肥为中心。合肥的文物交易主要集中在城隍庙古玩市场、合肥古玩城、裕丰花市古玩市场。宣城等地在经营书画、文房四宝等文物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并延续至今，芜湖、安庆、蚌埠、滁州、阜阳、宿州等地也存在着文物交易商户。相对于江浙两省，安徽的文物市场规模较为有限，不过其文物储备、经营收藏的基础不容小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安徽文物市场的地位将会日渐凸显出来。

长三角地区拥有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综合实力在全国位居前列的城市，文物市场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尽管目前长三角地区文物市场的整体规模略小于京津冀地区，但其经营品质值得关注，增长潜力亦毋庸置疑。

（三）珠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极为繁荣的地区，发挥着经济引擎的作用。这一地区文物市场的规模虽然不及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但在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版图上的地位不可动摇。广东商贾云集，文物经营机构多分布于广州、深圳、中山、惠州、东莞、珠海、江门等城市。作为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广州有着深厚的收藏文化传统，藏家众多，且大多财力雄厚并具备较高的鉴赏水平。广州古玩城、广州市西关古玩城、江门白沙古玩城等分布在老城区的文物交易场所不乏资深的文物经营机构。这些机构在延续传统经营方式的同时，也在积极发掘当代收藏者。广州文物拍卖机构的数量无法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不过其所经营的文物种类、数量还是较为可观的，颇具影响力的拍卖行有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其他经营文物的拍卖行还有广东保利拍卖有限公司、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等。

深圳的文物市场根基较浅，无法与广州相提并论，其发展主要得益于强大的资本支撑和驱动，故近十年来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文物经营者、投资收藏者之间产生了较大吸引力。深圳的文物经营机构主要集中在罗湖区，如深圳古玩城等。大芬油画村、观澜版画村等处也散落着兼营文物的店铺，其经营品类既有本土文物，又有来自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域外文物。在深圳的文物拍卖机构中，较早成立的是华盈国际拍卖（深圳）有限公司，后来又出现了深圳市云峰拍卖行有限公司、深圳至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深圳市华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它们共同推动了当地文物市场的发展。佛山、汕头等地也分布着从事文物经营的中小型商户，其市场规模虽然与江浙等省同级别城市相近，但更多致力于经营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品类。

广东拥有自己的区域优势，对海南的文物市场有着辐射和带动作用。相较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而言，广东的文物市场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二、文物市场的基本结构

目前，中国文物市场有多种类型，既有经营品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文物经营机构，也有专门经营某一品类的专题性文物经营机构，以及包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艺术北京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6]在内的大型交易平台。根据经营规模，这些机构和平台可被分为大、中、小不同类型。文物的规格、档次、价格等是衡量文物市场的重要标准，而根据这些因素综合考量，中国文物市场又可分为高端文物市场和中低端文物市场。

（一）高端文物市场

在国内，所谓的高端文物指以古籍善本、古代和近现代法书、绘画、高古青铜器、玉器、御窑瓷器为代表的历史遗存，包括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两类。进入市场流通的高端文物虽然数量较少，但种类丰富、品相完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集中反映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因而受到文博机构、文物爱好者和收藏家的广泛青睐，往往价格高昂。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在文物市场上的高端文物种类、数量逐步增多。随着市场交易频次的增加和购藏者群体的扩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文物流通的法规条例，文物市场的经营开始趋于平稳有序。为了更好地维护文物市场的秩序，防止文物流失，打击文物犯罪行为，有关部门多次修订《文物保护法》，对彩陶、青铜器等珍稀文物的交易加以严格限制，从而使近期市场上出现的高古文物数量明显减少，且主要集中于拍卖市场。相对于青铜器、玉器等文物重器而言，古代和近现代名家书画在市场份额上所占比重较大。而品种数量更为丰富的是历代名窑瓷器，特别是明清御窑名品，其流通量和交易频次均远高于其他文物品类。此外，种类庞杂、存世量可观的文物还有织绣、金银器、漆器、竹木骨角、珐琅器、玻璃器等历代工艺品。它们中既有体量巨大的家具、建筑构件，又有小型的文房用具、清供雅玩及以核雕为代表的微雕。

近十年来，在高端文物市场中，古籍善本占2%至3%，青铜器、玉器等高古器物占3%至5%，瓷器占20%至30%，书画占20%，竹木骨角、漆器、织绣等品类占20%至30%，其他如钟表、相机、徽章、邮票、火花、近代报刊等文物占10%。当下，海外回流文物在高端文物市场中出现的数量、频次明显增大，初步估计占市场交易的2%至3%。[7]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来自中亚、西亚地区以及欧美国家的文物也出现在高端文物市场。

201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文物市场的交易量、交易额不再像之前那般爆发式增长。经历了数年的市场波动、调整后，文物市场经营已然提质增效。这一时期高端文物市场的天价作品主要为成套的古籍珍本、名家书画和御窑瓷器，价格区间在五千万元至数亿元之间。[8]玉器珍品、金铜佛像、古代高档硬木家具及珍稀的文房器具的價格则在数百万元至数千万元之间。由于不少文物品类的定价机制尚未形成，故价格波动较大。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高端文物市场经营受挫，中国内地仅八家拍卖行组织了春季拍卖会，成交额显现出了“饥饿效应”。当年秋季拍卖会时，市场虽然已基本复苏，但仍有20%至30%的商户处于歇业或半停业状态，并且一部分高端文物的经营商户难以如多数中低端同行一样转向网络经营。

长期以来，海外商家在中国文物流通领域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9]以佳士得拍卖行、苏富比拍卖行为代表的国外拍卖机构非常重视中国青铜器、瓷器、织绣等古代工艺品的经营运作，国内相关文物机构则更加重视古代和近现代书画的经营运作。随着中国文物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我们与海外机构在经营理念上的差距正逐步缩小。2020年，中国嘉德、北京保利等拍卖企业推出的拍品种类较之以往更加多样，几乎涉及所有古今文物类别，并出现了以往鲜见的专场，专门经营花笺、玉质雕漆、大瓮等特殊的明清御用之物。以往国内外顶级藏家多从国外市场购买中国文物，随着近年来中国文物经营机构信誉的逐步增强，越来越多的藏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国内文物市场。

在陶瓷拍卖领域，2012年前的天价瓷器多为景德镇御窑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珐琅彩等珍品。近年来，随着古陶瓷研究成果的推广及陶瓷文化传播力度的加大，宋、元名窑瓷器的交易价格屡创新高，汝窑、官窑、定窑、龙泉窑的佳作也纷纷进入高端文物市场，价格逐年攀升。2017年，在中国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中，北宋汝窑天青釉笔洗拍出约2.4亿元的高价。2019年，官窑海棠式花盆又在该拍卖行以3292.75万元成交。

古代书画拍卖市场近年频频出现高价拍品。2019年，中国嘉德推出的赵孟《致郭右之二帖》卷以2.674亿元成交，不仅刷新了赵孟作品的拍卖纪录，而且成为当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中成交价最高的文物。2020年，北京保利“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中上拍的吴彬作品《十面灵璧图》卷以5.13亿元成交，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的最高价。大型及部分中小型拍卖行在春季、秋季拍卖会往往设有书画、瓷器、家具专场，此外织绣、古琴等收藏群体相对较小的品类在文物市场中也逐渐受到关注，这说明文物市场的专精化程度正在提升。比如，2020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的“雕文织采——匠心纺珍藏古代地毯专场”推出了以清代中晚期地毯为主的织毯精品，成交率达到了100%。类似的专场近年来时有所见，[10]这表明中国高端文物市场的结构已变得更加合理，并逐步走向成熟。

高端文物不仅通过拍卖平台流通，而且流通于古玩市场。在北京古玩城、天雅古玩城等经营场所，相关文物的价格集中在数万元至数百万元之间，整体经营价格与档次在全国古玩市场中处于高位。各地古玩市场长期从事文物经营的商家专业化程度较高，特别是专营或兼营某一品类高端文物的经营者，他们往往与文物的供给方和购藏者长期合作。他们中的部分资深人士也与大中型拍卖行建立有稳定的商业联系，其客户群体并非限于本地，还扩展到了海外。这类商户还时常举办拍卖活动，以维系文物的购销网络。大中型拍卖行也会在这些商户中“淘宝”，并将淘到的文物输送到高层次的交易平台。由此可见，中国的高端文物市场与中低端文物市场有着较高的依存度。

（二）中低端文物市场

相较于高端文物，中低端文物的存世量大，品类多，且品相不一、良莠不齐，不过它们还是具备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拥有较为庞大的收藏群体。通常情况下，中低端文物市场的商品流通量是高端文物市场的百倍乃至千倍，相关经营主体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福州、厦门等城市。三、四线城市以及小城镇、乡村、集市也存在中低端文物交易。各地普遍存在的专营或兼营文物的商户是维系中低端文物市场的重要力量。

在中低端文物市场中，流通量较大的有陶瓷、金属、竹木、砖石等普通材质的文物艺术品，其中金、银、铜、铁、锡器类金属文物较少，铜镜、钱币、箭饰等文物较多，并且尤属钱币的数量最为可观。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刀币到秦代的半两、汉五铢，以及明清时期的通宝、元宝和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可谓应有尽有。近现代时期钱币的流通量更大，售价在十余元至数万元不等。中低端文物市场中流通的金银器相对较少，这与其材质贵重、存世量有限直接相关。金银器是中低端文物市场中的高档品类，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市场价格相对稳定，普遍高于瓷器、漆器等。金银器的价格虽无法与高端玉器相比，但部分工艺复杂、形态特殊的金银器皿的价格也不亚于同时代的玉器。这类文物为专业人士所看重，同时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因而在各地文物市场中广为流通。

瓷器的流通量在文物市场中占比极大，原始社会时期至汉代的陶器、明清时期的瓷器是一般文物市场中的常见之物。南北各地大型文物市场往往开设有瓷器交易专区。目前，尤以北京、景德镇市场上交易的古代瓷器品种最为齐全，不可胜数，价格由数十元、数百元至数十万元不等。市场细分现象在古陶瓷经营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有专营景德镇青花瓷、龙泉窑青瓷等品类的店铺。海外回流瓷器中的外销瓷在中低端文物市场也较为常见，经营店铺多集中在北京和景德镇，此外宜兴还出现了回流的紫砂壶。除完整器外，名窑残器、古瓷片也在中低端文物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作为收藏鉴定的标本而受到了藏家的珍重，售价为每平方寸数元至数万元。景德镇窑、汝窑等名窑的瓷片甚至流传到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文物市场。随着近年来陶瓷收藏的不断升温，瓷片价格的上涨幅度加大。北京报国寺收藏市场集中销售的古瓷片价格在十余年间上涨了数十倍，一件直径6厘米的明代景德镇官窑青花瓷片在15年前的价格约为10元，如今已达到300元。[11]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带有明清帝王年号的青花瓷器底价格则远远高于民窑瓷片，达到了万余元。

中低端文物市场流通的书画作品罕有古代名家力作，它们多出自近现代一般书画家之手。名家的仿制品、复制品与真迹混杂的现象较为普遍且由来已久。楹聯、匾额、印章、碑帖、信札等文玩在中低端文物市场也较为常见，其中以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作品居多。相关品类的文物商户中，碑拓商户散见于南北多地，北京、山东、河南尤为多见。北京除有兼营碑拓的机构外，还有专营商户，其中琉璃厂的“来薰阁”“庆云堂”和“九雁斋”较为知名，[12]它们出售的拓片价格在数百元至数万元之间，并且有着相对稳定的客户群体。

玉石器在中低端文物市场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普遍偏高。[13]近年来，玉器市场较为活跃，大型综合性文物市场多设有专营玉器的店铺，而且这些店铺经营专业化的程度较高。市场中流通的玉器品种古今交杂，属于文物范畴的玉器以明清和近代时期制品居多，高古玉器较为鲜见。古玉器价格的增幅远高于其他材质的文物。古玉器中又以小型器皿和饰品为主，价格差异较大，主要取决于材质是否为和田玉。同时，籽料和山料的价格又有所分别。

中低端文物市场中漆器的品种数量远不及玉器、瓷器，多为明清遗存，尤以乾隆时期制品为多。漆器的货源主要来自国内，还有少量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回流的文物。这些文物主要是17世纪至19世纪自国内输出的外销品，其中小型器皿的售价在2万元至20万元。器型、时代、品相、尺寸、题材均会影响漆器的价格。在北京、苏州、扬州等古代漆器的主要产地，漆器的流通量要大于其他地区。紫檀、花梨等高档硬木制品与漆器的功用、形态相近，往往与漆器在市场上并陈，只不过价格要高于相同规格的漆器。家具和案头小型陈设品较受藏家的推崇，在综合性文物市场中常由专营店铺销售。普通材质的木制品无法与之相比，两者之间价格悬殊。竹刻、根雕、骨角雕、珐琅、玻璃等也散见于中低端文物市场。它们的流通量小，受关注度低，专营店铺也较少，文物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市场空间有待拓展。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综合性文物市场中经营的文物多根据材质进行划分，然而佛教文物却是单独分类的。佛教文物在中低端文物市场的流通量较大，以铜胎鎏金材质的佛像为主，也有玉、陶瓷、漆、木、竹等材质的佛像。除佛像外，各类法器也为数不少。在北京、河南、陕西、青海、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佛教文物遗存较为丰厚的区域，相关专营商户较多。北京古玩城A座专营佛教文物的店铺有四家，B座专营佛教文物的店铺有十家。[14]明清佛教文物较为常见，其中藏传佛教造像、法器、唐卡近十年来的价格远高于一般佛教文物，拥有较为稳定的收藏群体。除佛教文物外，“革命文物”也是文物市场中特有的分类。宣传画、连环画、领袖像章等都受到藏家欢迎，在中低端文物市场中占有一定份额。

专营和兼营机构在各自领域内不断拓展市场空间，推动文物市场向前发展，使得国内文物市场的结构渐趋合理，日臻完善。在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大量国内文物进入了国际流通领域，不少域外文物也流入了国内的中低端文物市场，如日本、印度、尼泊尔以及欧美地区等国的文物艺术品近年来在国内的流通量明显增多。它们除散见于大型综合性文物市场外，主要集中陈列在按照地域、国别分类的专营店铺。北京古玩城A座3层的天顺阁专营日本古董，多为经营者在海外拍得，价位在三千元至三万元之间，整体价格略低于同时代的中国文物。北京古玩城B座还有部分商家兼营欧洲金属艺术品，如草原阁店内的文物多由东欧地区流入。[15]域外文物进入国内时间较短，加之文化隔阂的存在，目前尚未受到多数藏家的关注，所以价格偏低。

中国文物市场已形成了多层级的流通网络，高端文物市场和中低端文物市场相互依存。高端文物市场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为其打下根基的是各地的中低端文物市场。中国文物市场也因此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对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而言都有着重要贡献。当然，各地文物市场除进行公开的市场交易外，也存在私下交易的情况。尽管近年来受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的影响，文物盗卖和走私行为受到了抑制，[16]但这类现象并未完全杜绝。许多未经合法渠道流通、在“黑市”“鬼市”中交易的文物说明了这一点。交易的不公开、不透明和经营者失信等问题，影响了不同层级文物的正常流通，殃及了文物市场运营机制的建立。随着反腐倡廉力度的加大，如今“雅贿”现象已明显减少。

结语

中国文物市场在改革开放后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营、私营并存模式的转变。随着文物市场的发展，民营文物经营机构逐渐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不仅在国内文物市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推动了中国文物进入国际市场。

从总体上看，当代文物市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已基本形成，文物主要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们相信这种状况将会有所改变。就市场区域的密度而言，中国文物市场东密西疏。就文物经营方式而言，東部地区文物经营的现代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不过，随着国内信息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如今，由摊位和店铺构成的传统型经营机构与综合性、专业性强的现代文物交易平台并存。它们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中西部地区，如郑州、西安的文物市场在全国文物交易版图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边疆地区的文物市场则在经营少数民族文物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

从目前国内流通的文物品类来看，所占比重较大的是书画、瓷器，其次是漆器、竹木骨角等历代工艺品，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高古器物和古籍善本相对较少。高端文物在市场中虽然所占比重较小且流通数量有限，但它们的价格高昂，在文物市场中起着价值风向标的作用。中低端文物市场是文物流通的根基和重要支撑，确保基层文物自下而上的流动有利于维系市场命脉、拓展市场空间。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构建文化自信已成为全民共识，国内的文物收藏群体正显著扩大。据业内人士推断，我国的“骨灰级”藏家已逾数万人，相对专业的收藏者已达百万人至千万人，大众收藏者更是不可胜数。[17]2020年，国内文物市场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考验，在文物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正走出低谷，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相信，未来我国文物市场的管理会进一步加强，政策法规将日趋完善，诚信体系的建设亦会向前推进，在可持续发展中迎来经济增长和文化传承共赢的新局面。

（吴明娣、宗亚楠/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注释

[1]参见吴明娣、常乃青《北京艺术市场源流》（未刊稿）。

[2]“出口创汇”指向外贸部门或外商出售商品从而获得外汇收入。

[3]常乃青.当代北京地区古玩市场发展现状[J].收藏家， 2016，（13）.

[4]据国家文物局官网统计，2021年具备文物拍卖经营资质的企业有212家。

[5]张政中.1961—1966年天津市文物公司经营状况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 2020.

[6]2020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五件古代绘画作品在上海实现回流。这也是文物展品首次出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7]数据来自笔者近年对文物市场的调研。

[8]这里以近三年的相关资料统计数据为依据。

[9]徐菁菁.当代国际艺术品市场中国瓷器拍卖考察——以佳士得和苏富比为中心[D].首都师范大学， 2019.

[10]赵榆，余锦生，宗亚楠.2019年全国主要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回顾[N].中国文物报， 202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