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的途程

杨泓

中国的美术考古，根植于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对中国田野考古的历史回顾，总会引致许多令人痛苦的往事，我们的叙述还得从20世纪初开始。

当人类历史刚迈进20世纪，古老中国西北边陲的一次偶然的发现，轰动了中国文化界，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6窟长甬道北壁一个被封闭的小窟（后来习称“藏经洞”）中，发现了大量古代写本、绘画和其他文物。可惜没落的封建统治者不懂得也无力保护民族文物瑰宝，敦煌藏经洞的宝藏立即吸引了外国探险者贪婪的目光，不仅敦煌藏经洞宝藏中的精品多流失国外，而且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自甘肃至新疆古丝路上许多重要的遗址和石窟，都屡遭列强的探险队、考察队的践踏和劫掠。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情况才逐渐起了变化，进入20世纪20年代，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才在中国开始萌发。先是由当时中国政府聘任的外国学者进行工作，接着是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共同工作，最著名的是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然后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正式开展，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是始于20年代末的由李济先生主持的殷墟发掘。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的首次田野发掘开始于1928年10月，到1937年，先后进行了共15次发掘，证明这里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在历次的发掘中，揭露了殷代的建筑遗迹，发掘了殷代帝王陵墓，清理了殉葬坑和车马坑……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殷代遗物，诸如青铜器、玉饰、石雕、陶器和占卜的甲骨等等，表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的商殷文化已达到了高度的水平。殷墟发掘的工地，或者可以被誉为培育中国现代考古学者的摇篮，海峡两岸的考古学的前辈，绝大多数都在那里开始了他们探究中国考古学的行程。夏作铭先生就是从那里开始迈进考古研究的门槛的，他曾不止一次回忆说：“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阳殷墟初次参加考古发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这考古圣地。”就在这处考古圣地出土的遗物中，含有不少美术品，从此伴随着科学田野考古发掘的兴起，中国美术考古也开始了自己的历史途程。不幸的是方兴未艾的中国田野考古发掘，被战乱所阻隔，帝国主义对中原大地的军事占领，中断了以殷墟发掘为代表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虽经抗战时期大后方学者的努力，曾清理了成都前蜀王建的陵墓，开展对敦煌莫高窟的调查、临摹，并对附近古墓进行发掘，等等，但并不能改变中国田野考古的艰难的处境。直到40年代，中国考古学园地呈现一片寂寥情景。

“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可惜现在还寂寥得很。”这是郭沫若先生为米海里司著《美术考古一世纪》中译本写“译者前言”时发出的慨叹，时为1946年12月16日。那时郭先生还指出：“中国应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就考古发掘方面，大地实在是等待得有点不耐烦的光景了。这样的工作在政治上了轨道之后，是迫切需要人完成的，全世界都在盼望着。一部世界完整的美术史，甚至人类文化发展全史，就缺少着中国人的努力，还不容易完成。”在那以后不久，1949年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树立了划时代的里程碑，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中国考古学寂寥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考古学者踏遍神州大地，到处留下了汗迹和足印，打开了一座又一座幽闭已久的“地下博物馆”。通过这些新开启的“窗口”，人们得以窥视被岁月湮没已久的古代奥秘。中国考古学的园地上已是生机蓬勃、繁花似锦。学者们瞩目于寻究新的考古学文化，致力于考古学年代学和类型学的考索、分期与分区的研究，进而追寻文明的起源，或是探察城市发生和发展的轨迹，研讨新技术的产生及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除了考古学的断代研究以外，被列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还有史前学或史前史、金石学、铭刻学、甲骨学及古钱学等，在考古学园地上培育着一丛丛争芳吐艳的奇葩。但是在这园地中一直存在着被学者忽略的寂寥的一角，就是美术考古学。

令人困惑的是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条目分类目录，不能找到“美术考古学”这一条目，特别是不被列入“考古学分支学科”的条目之中，这自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记得当时我曾就此问过夏作铭先生，他说他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属于特殊考古学，但目前在中国的研究还欠成熟，这可能就是未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条目的原因吧！不过还是会在适当的地方提及美术考古学的。确实后来在他与王仲殊先生合写的该卷总领条《考古学》中，在论及“特殊考古学”时，指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在“考古学”卷中正式论述美术考古学，也仅有这一段简短的概要论述。自那次谈话以后，夏作铭先生还曾多次向我谈起过有关中国美术考古学的话题，指出若对这方面有兴趣，必须先进行最基本的工作，正如盖房子，先要将地基清理好。这些谈话使我颇受启发，因为在考古园地中美术考古学这寂寥的一角，并不仅是缺乏规划和管理，首先必须由园中的粗工清除杂物乱石，为荒芜的土地开垦施肥，才能供那些能巧的园丁去栽培花木。这令人忆起郭译《美术考古一世纪》卷首，米海里司在序言中曾引述过下面的话：“禾黍割了，应该有束禾人来做他谦卑的任务。”因此，我想在中国美术考古学研究范畴中，自己应当试着负担那束禾人应做的谦卑的任务。

为中国美术考古学清理地基，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真做起来，却举步维艰，所以能勉力前行，主要归功于知心朋友的支持以及考古界、美术史界和出版社诸师友的不断鞭策与鼓励。

最初的尝试，是在李松先生鼓动下承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文字虽不精深，总算填补了这部百科全书中缺乏“美术考古学”条目的空白，完成了一桩宿愿。在那段简短的文字里，我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依据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结合古代文献以及传世的有关遗物，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与物质文化发展的联系，为人类文化史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实物例证”，同时认为“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但其研究重点，主要在宋元时期以前。宋元以后，由于历史文献日益丰富，存世遗物品类繁多，田野考古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因此在美术考古研究中不再占主要位置”，并将美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简单地概括为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宗教美术五类。对这五类考古发掘或调查获得的美术品，也作了极粗略的简介，自然也没有忘记指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及对象，有时与美术史相同，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则具有质的差别”。今天看来，这些论述虽感过于粗略，但大致概括了有关美术考古学的主要方面。

提到研究美术考古学，主要依靠层位学、类型学等方法，这些都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令人感兴趣的是对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获得的遗物的类型学分析，常常主要依靠遗物中的美术品，其中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史前考古学中的彩陶纹饰的特征和演变以及历史考古学中陶俑的形态特征的变化。依据彩陶纹饰的特征和演变，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所属考古学文化及其类型以及其相对年代。20世纪60年代苏秉琦先生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据以划分区域类型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特征容易识别的彩陶图案，在文中着重指明庙底沟类型主要文化特征的代表性器物，最重要的是植物花纹图案彩陶盆、鸟形花纹彩陶盆和双唇小口尖底瓶，它们都具有特征容易识别、形制发展序列完整的特点，其中前两种器物都是考古学遗物中的美术品。还在文中着重分析了植物花纹彩陶图案，指出：“植物花纹中，构图比较复杂，序列完整的有两种：第一种，类似由蔷薇科的覆瓦状花冠、蕾、叶、茎蔓结合成图；第二种，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自然，它们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工艺美术图案，不能同写生画相比。”“蔷薇图案是从比较简单朴拙到比较繁复严密，再到松散、简化、分解。鸟纹图案是从写实到写意（表现鸟的几种不同形态），到象征。”它们都各自包括了一个从发生、发展到逐渐消亡的完整过程，成为显示其所属文化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器物。我们追寻蔷薇图案彩陶在各地的分布，自然廓明了这一文化类型的中心区域和分布范围，为区域类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至于依据随葬陶俑的类型、特征及其组合变化，进行墓葬埋葬年代的判断，则更为大家所熟悉了。我还曾依据纪年唐墓中随葬的镇墓天王俑甲胄的特征，进行排比分析，从而阐明了唐代明光铠的发展演变规律。因此对于美术考古的深入研究，对考古学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事。

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美术考古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对研究中华古文明的光辉传统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古代文明犹如光灿的巨星，运行于众星争辉的世界历史寰宇之中，在它经过之处留下了一条永不磨灭的光辉的轨迹。今日由于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获得的丰硕成果，使我们更有条件去追溯中国文明巨星升起的原始，以从神州大地发掘出土的众多古代文化宝藏，将中国古文明的光辉轨迹重现于世人面前，指引人们面向未来去进行新的求索。这些灿烂光辉的古代文化宝藏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其中的古代美术品，以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永放光彩。在这方面，美术考古学研究肩负的任务是繁重的。

组稿/刘竟艳 责编/刘竟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