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排头兵——评《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

□王祖友

《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是著名青年学者邹赞教授一本杰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专著。通过梳理这本专著的写作脉络及特点，发现作者不仅对文化主义的脉络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将论题推进到对于“文化”的溯源，而且密切联系实际，关照人文历史，从多维的角度探索其间各种思潮，为当下重估文化的位置提供有益且必要的参照，也为学者重返文化议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是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邹赞教授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邹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该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系国家重点学科），现任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新疆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研究领域涉及“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方法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 项，教育部人事部基金3 项，论著有《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电影研究关键词》（合译）《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合著）《穿过历史的尘烟》《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家美学家专题研究》《镜与灯》（主编）等。

结合邹赞的学术背景，不难看出《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的研究意图，“面对形形色色、应接不暇的文化研究或‘准/伪’文化研究的冲击，中国大陆学界近年来掀起‘重返伯明翰’之风，尝试通过重返文化研究的原发地，正本清源，厘清、书写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将一些被遮蔽的理论命题和文化论争发掘出来”。这种学术史意义上的理论爬梳工作，无疑是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疑当下某些将文化研究庸俗化的偏颇行为，解密“常识”背后的话语机制与权力关系；二是试图借“他山之石”，为提练本土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提供参照。这实际上触及了“研究‘文化研究’”和“做‘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该书可谓国内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排头兵。

《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紧扣“文化观念”变迁的内在主线，引入“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大众文化批判”以及F.R.利维斯与韦勒克、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激烈论争，试图呈现出英国文化主义话语走向机制化过程中的复杂面向，它有四大突出特点，一是梳理学术脉络，注重思想源流；二是密切联系实际，凸显现实政治意识；三是注意对比研究，突破单一思维；四是评介客观务实，关照人文历史。

一、梳理学术脉络，注重思想源流

《文化的显影》特别强调对学术脉络的梳理，详细考察了各个理论关键词的原发语境，并且注重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对思想的产生进行溯源。例如，在该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对“文化——文明”传统的两条脉络进行了梳理。“文化——文明”在德国和英国都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作者并不是单一地梳理英国“文化——文明”传统的脉络，而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分别发掘出在欧陆和英伦的不同环境中，这两个术语的语境适用与变迁，借此清晰地追溯“文化——文明”传统在英国的源起背景。并通过一个影响的个案：哈曼与柯勒律治，说明了对欧陆这一条线路梳理的必要性，进一步向读者阐明英国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以欧洲为原点，在二者的互动中产生了内在的差异性。通过这两条清晰的脉络，不仅让读者对英国“文化—文明”传统的源流有了更为透彻的了解，而且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涉猎及良好的学术素养。

再如，该书在探讨F.R.利维斯的文化观念何以塑形时，作者写道：“利维斯一方面继承了阿诺德高扬‘文学文化’与人文教育的传统，一方面又始终坚持反哲学、反理论姿态，试图建立起英国文学与英国民族文化的‘英国性’，从而达到与欧陆学派相提并举的目的。

利维斯固然怀念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有机共同体，但他所开出的拯救文化衰退现状的药方不同于阿诺德的希腊化、T.S.艾略特的重返十七世纪，而是寄望于英语教学，尤其是期盼列入“伟大传统”的英国文学经典能够有助于培养现代人的感知力和判断力，继而有效应对甚嚣尘上的大众文化。在利维斯那里，文化被赋予了社会责任，但是其实现方式却必须依赖文学文化的意义维度，这显然也部分继承了阿诺德的思想传统。

作者清楚地阐释了利维斯文化观念的来龙去脉、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我们知道，英国新左派的威廉姆斯和霍加特立足文学领域，批判利维斯主义，在反对利维斯精英主义的同时，着手思考和重塑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发展出一套完善的文化理论。利维斯文学与文化批评思想的承前启后作用于此可见。

二、密切联系实际，凸显现实政治意识

该书在绪论部分以重估“文化”的位置为基本的问题意识，视野扩及整个战后欧洲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情势，并且对美国在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展开了极富洞见的评断，这样的论述不是作者反对的“学术凸显、思想淡出”，而是“学术凸显、思想突出”的批评，在学术研究日趋产业化、商业化的大潮中，显示出作者的人文关怀。

斯图亚特·霍尔建议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要注重结合本土情境的特定性，不要盲目跟风、鹦鹉学舌，此言可谓相当中肯。邹赞的文化研究很好地学习、借鉴了这一研究范式与文学批评传统，该书认为，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中国学界的共识。文化研究虽然带有鲜明的“舶来”印记，但是学者的研究立足点必须始终建构在本土立场之上，要将西方的文化理论纳入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进行对话，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以此来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虽然此著研究的是西方理论思潮，但是始终立足于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注重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位置，体现出作者鲜明的文化自主意识和平等对话的精神。

三、注意对比研究，突破单一思维

“文化研究从来就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元话语、元理论、元范式”是作者对于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作者在书中考察了作为研究范式的“文化主义”，分析霍加特如何摆脱“文化——文明”传统的“影响焦虑”，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再度发掘工人阶级文化的自主性与选择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转向”的进程，并且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工作奠定了部分底色。威廉姆斯在与社会情境变迁的不断对话中革新“文化”的观念，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作者重点论述了E.P.汤普森对威廉姆斯的批评，佩里·安德森与E.P.汤普森之间的论争，霍尔论“两种范式”，旨在厘清“文化主义”范式的对话对象、内在实质及其发展脉络，凸显出文化研究范式转型过程中的思想交锋与结构性张力。

对比的学术意识和研究方法贯穿全书，例子俯拾皆是：

例一、在勾勒1950年代英国文化地形图，尤其是英国文化研究兴起的社会文化情境时，很容易发现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显著差异：法兰克福学派非常关注现代派和先锋艺术，比如阿多诺对现代派诗歌与前卫音乐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本雅明甚至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灵韵消逝高唱挽歌。

例二、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著名的思想论争，既是两代新左派内在分歧的激化，也是本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的首次正面交锋，论争的议题聚焦于如何重估英国的社会历史与社会结构，如何考量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民族文化传统间的关联，如何规划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这样的论证在本书中很多，表达出作者在阐述理论问题时的对比意识，表现出作者尝试在复杂的对话场域中构建自己言说的基石。

四、评介客观务实，关照人文历史

正如本书作者所论，文化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事实上，在全球传播最鼎盛的20世纪80、90年代，它常被等同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提出的文化和社会研究方法。然而，该中心开展文化研究所采用的社会学、唯物主义和政治学的方法，可以在文化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其思想渊源。实际上，许多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论是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本雅明、阿多尔诺，还是詹姆逊和伊格尔顿)，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相关的文化形式及其在大众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论述“早期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传统”研究时，作者指出：

一般认为，早期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传统主要受到两大思想流派的影响：一是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性的理论家和文本有杜威的《大众及其问题》、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和帕克（Park）的《种族与文化》，这一理论系脉揉合了西美尔、马克思、达尔文与弗洛伊德的核心思想；另一个影响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

此外，学界在讨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时，往往纠结于霍尔到底算不算一位文化主义者，有鉴于此，该书作了颇为公允的评价，“霍尔主持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经历了最为辉煌的时期，文化研究蔚成一大思想潮流并向海外传播，成为国际人文社科学界的显要领域。霍尔率领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将关注视域由文学批评移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议题，研究路径也突破了文本细读或社会历史学范域，吸纳了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一定意义上说，霍尔和曼海姆一样，充当着将欧陆理论传入英伦的中介。无论从个人经历还是研究取向上着眼，霍尔都很难与文化主义相遇，其贡献在于论“文化主义”，而并非文化主义范式的建构者和践行者。”作者一方面肯定了霍尔对于文化研究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霍尔的贡献所在，而没有夸大其词。

结语

当今人们的价值世界正处于激荡、变革过程之中，需就来自“他者”文化中的“价值偏好”进行选择。这一选择过程必然会与自身文化中所潜在的“价值系统”发生冲突，面临一个“价值两难”问题，说到底就是“文化选择与比较”的问题。《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他山之石”，构建出当代中国学者的跨文化研究之桥，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巨大的启示。

注释：

①本文引文除特别说明，均出自《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

②本文的有关术语和表达，尽量与《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保持一致。

引用作品：

邹赞：《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