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中的绿洲意象——以周涛、沈苇等诗人的诗歌为言说中心

□ 韦 莎

《新疆诗章》沈苇著

目前已有学者借鉴社会学、生态学等理论对绿洲文化进行解读，成果以论文居多。有从生态文明角度聚焦绿洲文化的研究，如范明明、崔延虎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草原、绿洲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漫谈》（三峡论坛，2020 年）；有基于空间视角对绿洲建筑的研究，如范峻玮的《逐舒适空间而居——新疆南部绿洲民居的周期性转移住居模式研究》（南方建筑，2020）；有阐述绿洲走廊历史意义的研究著述，如罗意的《天山北路的农牧交错带及其走廊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

但从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中的意象出发对绿洲文化进行阐释，仍不失为绿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即以意象为切入点，以周涛、沈苇、昌耀的诗歌为言说中心，对新疆当代汉语诗歌中的绿洲意象进行分析，探索新疆汉语诗歌创作中绿洲意象的生成、基本类型以及诗歌中所反映的精神气质。

需要指出的是，有不少旅居新疆的诗人写下了关于绿洲的诗篇。因此，除了新疆本土诗人的诗作，作为西部诗人代表之一的昌耀，其诗中也不缺乏对绿洲地理环境的描写和绿洲生活的记录，以承载诗人对历史经验的理性反思，尤其是对中国西部绿洲地区的生存经验的感悟，展现对绿洲人民面对生存困境的向上精神。

一、新疆汉语诗歌中绿洲意象的生成

新疆汉语诗歌中绿洲意象的生成，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早在唐代，“绿洲”便已入诗，诗人们以边疆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题诗作赋，形成了边塞诗派。其中，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派，以李益为中心的中唐边塞诗创作群体，皆对绿洲进行过描写。如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诗人描写边塞独具特色的景物，无比奇丽。再如“葡萄美酒”、“琵琶”等等带有风土民情的物象，在作品中并非仅作为一种客观物象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而“胡姬”等人物形象在诗文中的呈现，也是诗人借着对她们的描摹完成了对神奇遥远的西域的种种想象，与“琵琶美酒”共同反映当时新疆绿洲人民的生活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在宋代，文学作品中的绿洲意象多以描写边塞、抒发作者情感而得以呈现，如范仲淹在《渔家傲》中写下“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等词句，词人通过描写边塞生存环境来表达将士的辛劳以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正是词人在情感表现上的差异性使宋代边塞词与唐代边塞诗风格迥异。

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初，“新边塞诗”以地域性诗歌群体的身份亮相中国诗坛，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新边塞诗”的发源地，新疆成为了主要的抒写对象，如闻捷诗集《天山牧歌》中的“草原”、“羊群”、“牧羊人”等就是对绿洲少数民族生活空间与生产方式的书写。

二、新疆当代汉语诗歌中绿洲意象的类型

陈植鄂先生在《诗歌意象论》中，根据意象内涵的不同把诗歌意象分为三类，即自然的、人生的、神话的。根据这一原则，结合绿洲的物象内容在新疆当代汉语诗歌作品中的呈现方式，笔者把新疆当代汉语诗歌中的绿洲意象分为三类：第一类，绿洲自然意象，其主要取材于绿洲自然界的物象；第二类，绿洲人生意象，其主要取材于人类的社会活动；第三类，绿洲神话意象，这是借助了绿洲初民幼稚想象并运用非现实或超现实的艺术手段而创造的一种意象。

《诗歌意象论》 陈植鄂著

（一）反映绿洲地理地貌的自然意象

绿洲自然意象群庞大而丰富，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上世纪80 年代“新边塞”三诗人周涛、杨牧、章德益对绿洲自然作了描述，这里有“包容千江万河的源头，纳进雄奇的千山万岭”，有“被渴望扭曲的枝条，在空中凌乱地写着凝虑，只为提示另一种存在的胡杨林”……这里是新疆绿洲，是“人间最后一片净土”，是“彩虹升起来的地方”。

进入上世纪90 年代后一些具有较强个性意识的诗人，如周涛、沈苇、昌耀等，开始从地域神秘和边地风情的陈规写作中跳出，使作品中的地域性不再局限于地理性特征，比如绿洲地貌、植被等，而是囊括了诗人在所处时空下对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想象。“看我旷原之野！/我的热情是我古堡前金鼓的热情。/我之啸傲是我风中胡杨的啸傲。/我的娇媚是我红氍毹上婀娜旋舞者的娇媚……”在昌耀写于1983 年的这首《旷原之野》中，“旷野”景象成了诗人抒情的寄托物，在热情高涨的演说中解读旷野与生命的关系，让诗歌语言有了生命的质感和地域的魅力，“我”的“热情”、“啸傲”、“娇媚”这样张扬的个人气质与绿洲原野的意象交融在一起，展现一种“悲壮”的美感，这是为战胜生存荒诞所进行的恒久的人格升华与完善，也是绿洲人对生活的至深感悟。无独有偶，在《新疆诗章》中，沈苇以罗布泊、叶尔羌、雅玛里克山等山水湖名为诗名的作品在诗集中俯拾皆是。绿洲人生活的地理环境一一呈现在诗篇中，诗人笔下的“绿洲”反映了绿洲地区人们世代居住的生活环境，以此来显示人们的达观精神。

在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中，诗人对绿洲地理地貌意象进行艺术的加工处理，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陌生化和悖论上。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诗就是受阻的、扭曲的言语”，而悖论在诗中也以词语之间对立、异质的关系体现出来，达到“奇异”效果。比如在《群山》一诗中，昌耀穿越大山峡谷时的“群山”，是“石化了的太古庞然巨兽”“猝然复苏”，而后发出一声长啸。“群山”是绿洲地貌的象征，诗歌以纷呈铺排的句式营造一个有关绿洲地理的庞大的自然意象群，这是诗人对绿洲特殊地貌的体悟。而“群山”的“复苏”，一方面表现了人们对绿洲地理的尊崇，同时也表现出人们面对生活的泰然和朝气蓬勃的精神。又如，在昌耀诗中“大山的绝壁推出一扇窗洞像夜的樱桃小口”；“鹰的掠影遁去如骑士，跛行的瘦马如恋人之咯血般沉重”。本体的庄重与萧瑟，喻体的艳冶与冷冽，让绿洲地理的奇谲凸显，也反映了诗人在绿洲雄阔的背景环境和空间视域中找寻诗意的细微之处，打通了生存与生活的壁障。

（二）表现绿洲生活的人生意象

如果说山川湖泊只是绿洲地图上的坐标，那么生产生活方式则让有关新疆绿洲的诗意言说变得饱满。新疆物产丰富，巴扎、馕、鼓、骆驼等反映当地各民族生活的人生意象在诗作中频繁出现。

例如，在《馕坑》一诗中，沈苇通过馕坑里一年四季依次出现的灰烬、羔羊、馕饼、乞丐，展现新疆生活的热烈，表达出诗人对第二故乡的感恩：“秋天的馕坑里住着几个馕饼/粉身碎骨的小麦、玉米、高粱/再一次拥有我们心爱的味道和形状。”他从最平凡的“吃”写起，不涉及食物的味道，不直抒胸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诗人的内心情绪。通过这些与绿洲生活经验相关的人生意象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绿洲生活的浓郁地域色彩，感受绿洲居民的日常精神状态。

“‘活力老人’是目前日间托管机构的主要群体，但对家庭、社会来说，更需要解决的可能是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但在这些业务的开展上，社区养老中心每走一步，都像摸着石头过河，困难很多。”张振美说。

再如，在昌耀的诗歌《凶年逸稿》中，诗人解读方言里的细节：夕阳西下，绿洲“乡间的人们”惯坐在“门槛”，他们凝视远方的群山时会在想些什么？在绿洲阒寂的夜里，男子趴卧在“炕头”，“醺醉在捧吸的烟草中”？而那些黑眼珠时刻充满欢乐的女儿们，夜里也依旧“清亮”，照亮了夜空。生活于饥馑年代，人们以高涨的生命力和饱满的精神面对生活，面对绿洲所给予的一切。诗中充满了人们对生存的体认，张扬着一种诗意表达。

（三）反映绿洲精神的“西游记”意象

众所周知，西王母、牛魔王都是《西游记》里的重要角色。其实西王母神话早已流传，据《穆天子传》记载，公元前989 年周穆王姬满驾车西游，在天山瑶池受到西王母设宴款待。可以说，《穆天子传》是最早的“西游记”，而西王母、牛魔王这种神话人物自然成为绿洲精神中的重要元素。绿洲“西游记”意象作为一个文化符码，象征着生活在绿洲上的居民们对生命和自由的信仰，由此而成为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的一种文化源流。

比如，沈苇在《博格达信札》中所表达的绿洲精神，那一种为了“爱的起源”而展开的“爱的远足”。这也促成了天山瑶池上穆天子与西王母的相会：“你是自己派来的吗？西王母问。我是自己派来的。”诗歌以新疆神话人物西王母和穆天子的一问一答展开。穆天子为了“爱的起源”，从红山远行至博格达，在“白发”博格达这位“仁慈的见证人”的见证下，终于打破新疆的寂静。如此，西王母意象就进入具有双重内涵与外延的历史范畴：一是反映出新疆绿洲人民关于“爱的起源”的思考，表现蕴含深厚的绿洲精神。一是诗歌中地域性与民族性诗学的建构，也表现出绿洲人民群众对民族神话的尊崇，对历史的尊重。

又如，在《雅玛里克》一诗中，诗人沈苇通过对《西游记》牛魔王的领地——雅玛里克山上的孩子“品尝贫寒”却“眼睛里有日光、月光”进行描述。诗歌最后，诗人还写到，那雅玛里克山上最美的花，用“温柔的笑容”“破除了我有关生活和未来的全部咒语”。因为笑容，雅玛里克山褪去了“荒凉”“孤单”给予“我”救赎与光明。在这里，牛魔王这个“西游记”意象起到烘托反衬之效，以此来反映新疆绿洲人民对生活始终秉持希冀的向上精神，同时，也是西王母意象“爱的起源”的内涵的延伸与阐释。

三、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中绿洲意象的阳刚气质

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在绿洲意象上偏向于富含阳刚气质之物。阳刚气质，指的是作品整体气象偏向刚健的风格类型，“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有学者认为：“西部文学特别着眼于具有强者气质、硬汉气质的人物与自然界雄奇阔大的物象和意境的选择……原始、粗犷、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本色与西部神韵、以及钢铁般不可摧毁的西部硬汉。”阳刚气质是绿洲人民的精神内核，而这种气质在新疆当代汉语诗歌中以绿洲地域蕴含硬汉精神的动植物和坚硬的地理风貌等意象表现出来。

例如，周涛在《鹰之击》中所塑造的一只出击、搏斗、战死的“鹰”的形象，诗人在诗中写道“那鹰的一半正牢牢地定在树上，被冲力撕开的胸膛鲜血淋淋。但它的神经肌肉却还活着，它的翅膀还在不停地扑打着、扇动着。”一只“胸膛鲜血淋”的鹰毫无遮掩地展露在诗行间，甚至可以窥见它的“神经肌肉”。鹰在绿洲地域很常见，这是一只“鹰”的搏击，也是一群人的搏击，它表明生存的不易，同时，也反映出当地人坚不可摧的阳刚之气。

再如，昌耀的诗歌中也可看到“鹰”的屡次出现，除此之外，还有箭簇、荆冠、铃铎等坚硬性的绿洲意象，甚至在婚嫁诗《沐礼》中也隐现出阳刚气质。诗人在诗作中写到使者“已将他搀上披红的征鞍，一路穿越高山冰坂，和激流的峡谷。”沐礼时，征鞍已“披红”，硬汉也柔情，而“高山冰坂”、“激流峡谷”，这两个短语共同反映了绿洲地理地貌的严峻。接着，“吉庆的火堆也已为他在日出之前点燃。在这处石砌的门楼他翻身下马，踏稳那一方，特为他投来的羊皮”。“火堆”为他点燃了，“石砌的门楼”也被踏在脚下，还有那为“沐礼”特制的“羊皮”，诗中以连续动作描写反映了绿洲地域的“浴礼”习俗。最后，“就从这坚实的舟楫，怀着对一切偏见的憎恶，和对美与善的盟誓……”舟楫是“坚实的”，在这坚实的“舟楫”上立下的盟誓也是坚不可摧的。诗人昌耀以此来反映新疆绿洲人民对习俗文化的重视，同时也呈现出新疆绿洲人民对誓约的执守，展现绿洲人民对诺言的坚守如磐石般的坚韧。

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对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中的绿洲意象进行探究，总结出诗人是以新疆地理风貌、动植物等意象的描写来表现新疆绿洲人民的精神气质，进而完成对新疆当代汉语诗歌中的绿洲意象的分析和阐释。

首先，在新疆当代汉语诗歌绿洲意象的生成中，简略论述了从唐代的边塞诗派到上个世纪80年代“新边塞诗”绿洲意象的生成发展过程。

其次，谈了新疆当代汉语诗歌中绿洲意象的类型，主要结合周涛、沈苇、等诗人的诗歌作品，对反映绿洲地理地貌的自然意象、表现绿洲生活的人生意象、反映绿洲精神的“西游记”意象进行分析，阐释意象中蕴含的绿洲精神。

最后，分析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中绿洲意象的阳刚气质，主要通过讨论新疆当代汉语诗歌中蕴含绿洲硬汉精神的动植物和严酷的地理风貌的意象，以诠释新疆绿洲人民阳刚气质的精神内核。

绿洲意象的艺术魅力是恒久的，它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绿洲意象并非专指新疆地域内的地理文化现象。正如诗人穆罕默德·艾则兹·拉赫巴比在《整个世界——是绿洲》诗作中，用“复苏”的爱情、“胜利”的幼芽、“自由”的月亮、唱起歌儿的“嘴唇”等意象来表现绿洲如何“遍及各地”，以至“再也不会有沙漠存在”，“整个世界是绿洲”一样。因此，本文对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中的绿洲意象进行研究，旨在从诗歌意象层面对新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中的绿洲意象的生成、基本类型及诗歌所反映的精神气质几个方面进行整体观照。希冀本文研究能为世界绿洲文化理论体系框架做一些补充，为增进人们对意象诗学在人文地理维度层面的理解做一些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