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龙纹金带扣——丝绸之路上的旷世遗珍

□ 王媛媛

八龙纹金带扣线描图

带扣，是古人束结腰带的一种用具。从形式构造上看，它主要有环孔、舌针及扣身等部分组成，环孔与舌针装于带头，便于解结。考古发现的带扣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主要区别在扣舌上，不论带扣的环孔形状如何，扣舌均分为固舌和活舌两种。从材质上看，一般以铜质较多，珍贵的有金、银、玉等材质，1975年在新疆民丰尼雅考古发掘发现过汉代的骨质带扣。

在我国，带扣最早出现约在春秋时期，叫法也各不相同。我国传统配饰文化中具有渊源流长的历史，曾经有“师比”、“胥纰”、“犀毗”、“犀比”、“鲜卑”等多种叫法。《战国策·赵二·王立周绍为傅》中记“遂赐周绍胡服衣冠，贝带黄金师比，以傅王子也。”文中的“师比”，是赵武灵王赏赐给周绍用黄金做成的带扣——胡带之钩；《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中记载“黄金饬具带一，黄金胥纰一……”这里的“胥纰”，与《汉书·匈奴传六十四上》中又记“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中的“犀毗”和《楚辞·招魂》“晋制犀比，费白日些。”提到的“犀比”为同一物件，是用犀牛肚脐部位的皮制成腰带中间的一种装饰，在当时是贵族身份象征性的装饰品；《楚辞·大招篇》还记载过“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司马贞所著《史记索隐》中“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两次描绘的“鲜卑”，是古代胡人所佩带铸镂瑞兽或神兽的带子，东胡人以兽状铸镂带钩上，以如此瑞兽带或神兽带寓意吉祥顺遂。由此可见，不同时期对带扣的描述名称不同，材质、工艺和造型也有所差异，但佩戴带扣这件腰间饰品的文化由来已久。

新疆博物馆馆藏八龙纹金带扣

新疆博物馆馆藏八龙纹金带扣方尾圆首呈马蹄形，扣孔窄小，扣舌较短，金带扣长9.8 厘米，宽6 厘米，重约50 克。这件金带扣靠近前端有环孔，并装有活动扣舌，用以扣住腰带。金质模压捶揲成型，扣面凸显一条大龙和七条小龙，作群龙戏水状，在激流漩涡间翻腾跳跃，若隐若现，首尾相顾，扬爪摆尾，动感十足。

从制作工艺上看，整件带扣工序极其繁复。用放大镜细看龙眼、龙嘴、龙须、龙爪及龙身花纹和水波纹均用纤细如发的金线掐丝（古代金工传统工艺之一。将金银或其他金属细丝，按照墨样花纹的屈曲转折，掐成图案，粘焊在器物上，谓之掐丝。）而成，龙身满布小金珠，金珠的制法是将金丝切成小段，再熔融凝结成粒，后夹于两块平板之间碾研，加工成圆形小金珠。在带扣上，肉眼很难观察到金珠的焊接点，但却能清晰地看见一个个小金珠排列均匀整齐，圆润光洁。如此细小的金珠和金丝在当时是无法用焊接技术直接固定的，这种制作工艺技术绝非民间作坊所能及，最有可能是皇室独有的制作技艺。此种工艺需要用水银渗入事先制作好的金珠和金丝，将其涂抹、粘合在龙身表面所需的位置，再进行加热烘烤处理。待水银蒸发后，金珠和金丝就被牢牢固定在带扣上。该枚带扣的所有龙纹，先用掐丝工艺做出轮廓，后用小金珠填充龙身，在龙首及龙身处均残存有类似水滴状凹圈，在凹圈内镶嵌有绿松石或红宝石作为装饰，由于年代久远，多数红宝石已经剥落，但在凹圈内仍残存脱落的红宝石痕迹，仅残留的几处绿松石仍然清晰可见，其余所剩无几。

八龙纹金带扣整体纹饰由外向内分三层，第一层是用金丝绞制而成的绳纹包边，第二层则由单根金丝扭结成正反相扣的“几”字形纹，第三层为单一平滑的金线纹。整件金带扣图案主次分明、抽象神秘，跌宕有致的浮雕感尤为突出，凸显出立体、醒目、华贵的效果，根据线描图所示，带扣图案设计极为精巧，盘纹错节，在施以繁复细密工艺的同时，更彰显了这件带扣极为精细和丰富饱满的层次感，设计之精巧，做工之考究可见一斑。整件带扣集造模、捶揲、錾刻、研磨、镶嵌等多种工艺为一体，因而此件器物在汉代金器中甚为罕见，实为不可多得的精品。与此同时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古代工匠制作技艺的高超、设计思路的精妙及封建贵族生活的奢华。

八龙纹金带扣局部镶嵌有绿松石或红宝石作为装饰

八龙纹金带扣第三层为单一平滑的金线纹

新疆博物馆馆藏这件带扣是1975年在焉耆黑疙瘩遗址出土的。焉耆为西域古地名，又称阿耆尼，此名出自《大唐西域记》此地，“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西面据山，道险易守。”在《晋书·列传第六十七·四夷》中则记焉耆西去洛阳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与乌孙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险隘，百人守之，千人不过。”可见彼时的焉耆位于汉唐时期中西通道上，扼天山南麓丝路咽喉，四面环山，道险易守，位置十分重要。《汉书·西域传》中载“焉耆，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文中清晰注明城郭位置、人口统计及官员设置情况，可见当时已在此地推行中原的户籍制度、屯兵制度及政治制度，隶属中原王朝统辖。有典型传统龙纹饰设计、镶嵌珍贵绿松石及红宝石，且制造工艺上乘的金带扣，在此地出土绝非巧合。

众所周知，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自古龙就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是炎黄子孙历来崇拜的图腾，而龙作为帝王和皇权的象征，自始至终都活跃在封建统治时期的历史舞台。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下，“九”作为最大的数字，唯有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才能拥有“九龙”的饰物，而这件金带扣以“八龙”作纹饰，仅一龙相差，足可以推断拥有者身份之高贵、生活之奢华，也更是带扣主人权势和地位的彰显。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汉代因高度的政治统一和畅通的丝绸之路贸易，这段时期中原与西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原的汉文化从丝绸之路的东段一直向西绵延至西域，西域的地域文化也向东传播，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在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后成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系。新疆出土过众多拥有西域多元文化为代表的大量珍贵文化遗存，这件汉代八龙纹金带扣虽尚未探究出其主人的身份及制作地点，但也能通过其造型工艺窥见到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底蕴。回望历史，焉耆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作为北道重要节点，是丝绸之路之上加深各国、各地人民间相互了解、互通有无的桥梁之地，这件历尽沧桑又古朴典雅的金带扣传递着丰富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