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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门弟子董凤桐

时间:2024-05-20

□ 周建国

2016年10月12日,85岁的董凤桐实现了他60年来的一个最大夙愿:正式确认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入门弟子。这一天,侯耀华和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马晓平特意从北京赶来,主持、见证了拜师仪式。侯耀华介绍了董凤桐跟随父亲侯宝林学艺的经过和取得的成就。董凤桐深情回忆了侯先生的教诲,表达了认宗归门的激动心情,向着荧屏上的恩师深鞠三躬。按照相声界的传统习俗,师父已经仙逝了,大弟子可以“带拉”师弟入门。马志明就是这样“带拉”李文华拜师自己的父亲马三立,由姜昆主持。贾振良作为侯先生大弟子,是认可董凤桐的,只是突患老年痴呆症,未能前来亲自主持。所以,这个迟来的仪式,仍是完满的。

侯门弟子董凤桐

最高兴和激动的当然是董凤桐了。在与侯先生相处的日子,他不是完全没有拜师的想法,只是觉得那时都称“老师”,不兴叫“师父”了,也不见“拜师”仪式。近些年情况变了。2014年,莫兴伟去天津开会,向侯耀华转达了董凤桐“想把门子正过来”的夙愿,侯耀华表示:“这是大事。我定不了。你告诉董哥,我来办。”后来听说侯耀华找了常宝华、李金斗、大师兄贾振良,他们都说“应该的。”可是就是都忙,没时间过来。等待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董老知道不会有变故,可是心里总不踏实。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就期待这件事呀。2016年5月,他的右声带鳞状恶性肿瘤通过化疗刚有好转,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北京,对诸位同仁表示感谢,同时也不言自明地表达了他的急切期待。李金斗说:“董哥既然来了,就来一段,大伙乐呵乐呵吧。”尽管他大病初愈,也不便推辞,便慨然答应了,跟刘宝瑞的徒弟王文林在东城文化馆的相声俱乐部合说了传统相声《漫谈规矩》。因为前面几个“规矩”是他加的,什么“您沾枕头就着。能吃能睡,长命百岁。”“我饭量小,吃得少,细嚼慢咽消化好。素的多,荤的少,水果蔬菜少不了。一顿就吃八分饱,活到百岁不显老。”等等。后面说的“腿肚子痒痒,你得从下往上挠,不能从上往下挠。”“迈左腿您得出右手,不能出左手”等等,才是传统的“规矩套子。”所以这次演出他是逗哏。效果不错,都夸他宝刀不老,“有乃师风范。”这次进京也确实促成了拜师仪式在年内的隆重举行。

无疑的,“拜师仪式”是他的终生大事,也是新疆相声界的大好事。相声从解放以后传入新疆,到“文革”以前乌鲁木齐市曲艺团等单位集结了数位相声名家发展至鼎盛期,到“文革”当中被解散、其后恢复,直至再被扼杀,相声的命运真是坎坎坷坷,令人唏嘘。2012年,莫兴伟不甘相声在新疆就此沉沦,挺身而出,在七坊街树起了“新疆相声巴扎”的大旗,他要奋力一搏,为相声的重振雄风绝地反击。因为他觉得,相声短小、轻便,幽默、诙谐,既可激浊,也可扬清,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在内地的电视上、舞台上从未绝迹。在眼下宽松积极的文化氛围下,更呈现了复苏、奋起的势头。新疆相声凭借时势,有所作为,不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传来了董凤桐先生正门归宗的喜讯,怎不令他们振奋呢!侯宝林大师的高徒就在身边,学得大师的精神、风范、技巧、绝活不是更便捷了吗?

说起董凤桐与侯先生的渊源,那得从60多年前说起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14岁的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华北日报》谋了个差事——在兼管广告的营业部工作。那时报社就在北京王府井南头、现在《人民日报》的位置。那一带商店多,娱乐场所也多。单是曲艺厅就有凤凰、世界、升平三家。这些游艺厅每天都要登演出广告,都得和报纸打交道。尤其是变戏码了、换艺人了,老板更是心急火燎要求赶紧变更广告。由此,他也就和这些人混得很熟,进门不用花钱。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这些大家的节目,他都看了多少遍,滚瓜烂熟,随口就来。他对相声的倾心和对相声的艺术直觉,也在这种浸润中慢慢地形成了。解放后,电台里也常播放相声。早七点、晚七点固定播放小蘑菇常宝堃的相声,90天不重样,《切糕架子》等都很有意思。可惜1951年他在朝鲜前线牺牲,才29岁。

为了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人民日报》社开办了业余学习班。董凤桐只上过五年学,由于喜欢看书学习,作文写得可以,老师就让他语文课上了高中班。1954年,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办业余艺术大学文学系,他被推荐成为45名学员之一。星期四下午和星期日下午上课。北京市文化局长王亚平主讲文学基本知识;老舍主讲小说写作;赵树理主讲通俗文学;魏巍主讲散文写作;李季主讲诗歌写作;沈默主讲剧本写作。历时一年的学习,使他普遍地打下了文学艺术修养的底子,提高了文学艺术的鉴赏力。接着他又参加了一年的曲艺学习班,大鼓、单弦、评书等的曲艺名家轮流来上课,他们结合表演讲理论、讲特点、讲技巧,语言、仄口、眼神、表情、身段都讲到了,生动、活泼、形象,受益匪浅。在对曲艺普遍了解之后,他接着又参加了相声学习班,主讲老师有侯宝林、孙玉奎等名家。这些学习都为他日后相声的表演和创作做足了准备。他要深深感谢那段时间对职工文化教育的重视,感谢众多老师的谆谆教诲。他最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最崇拜的也是侯宝林。侯宝林不论在哪里讲课,他都千方百计赶去听讲,而且去得最早。侯先生去得也早,便会与他交谈,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说来真有缘分。1954年,他家搬到了北京宣武区香炉营五条,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侯先生,还穿着拖鞋。原来先生家在六条,两家直线距离不过二十米,从此他们便有了更多交往。侯先生知道他喜欢演相声,还喜欢写相声,就很器重他,有意提携他。每次演出,总让他跟着,提着那个草编包,里面装着茶杯、毛巾、文稿、象棋……演出完了,回来路上,侯先生总要讲评演出节目的优点、缺点,哪个垫话垫得好,哪个包袱抖得好,谁没给捧哏“留好肩膀”,谁的哪句捧哏说早了,或者接晚了,或者语气不对。正是从先生一次又一次的讲评中,从先生众多的创作、表演的实践中,他加深了对一些艺术理论的认识,比如相声内容应该来自老百姓生活,再集中、提高,使之有意、有趣、有笑点。相声应该摒弃低俗情节、污秽语言、不雅动作,使之有文化,有品位,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完善人的道德情操。同时,对相声艺术的“三分逗,七分捧”,如何设置和抖出“大小包袱”等一些技巧,他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所有这些,都使他受益终生。

著名相声演员侯耀华、李金斗和董凤桐在一起

有一天,侯先生派侯耀华来叫他。到了侯家,侯先生指着报上的一篇短文说:“你看一下这篇。都知道萧何月下追韩信,它题目就反着叫《韩信月下追萧何》,一听这名字就有哏,是不是?你想想,这不是个好相声吗?”他拿过报纸扫了几眼,没多说话。侯先生出题目了,他不敢怠慢。细读了文章,苦想了几天,总算写出来了,不过他没敢立刻拿给先生,只怕先生不高兴。因为他没按先生说的报上的思路写,他写的是有的人不从实际出发,只凭热情办事,把事情办砸了,犯了和马谡类似的错误。让他没想到的是,先生看完以后一拍巴掌说:“这样也挺好,也挺好!就叫《杂谈空城计》吧!”侯先生留下本子又仔细看了看,改了些地方,让他去排。他找了邮局的同事李文贵搭档表演这个相声。正式演出时,侯先生还几次临场指导,从剧场效果上再做修改完善。表演中需要模仿麒派唱腔,先生各派唱腔的韵味都“学”得宛如名家,从而也使他学得几分神韵,为这个曲目增色不少。1961年,侯先生搬进中央广播说唱团宿舍以后,他们家离得远了,但心没有离远。他是劳动文化宫曲艺队的成员,每有新作,都必定请来先生,聆听指教。

“文革”前他创作了50多个相声,第一个作品是1952年写的,名叫《爱国公约》。当时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增产节约、抗美援朝的热潮,各单位、各家各户都订爱国公约.北京邮局工会的孙秀文给他介绍了订立爱国公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让他写一篇相声。他捉摸了两天,鼓足勇气写出来了,孙秀文送到了《新民报》晚刊,居然见报了。写的是一个人不拿这事当事,不体会它的重要性,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三言两语就完了。自然没有通过。他又写了一份,鸡毛蒜皮、吃喝拉撒什么都写上了。写得不少,不得要领。又没通过。别人启发他,学学同事是怎么写的吧。他受到启发,暗自高兴,又写了一份交给领导。领导一看乐了,你这不是抄别人的吗!这个作品,利用相声擅长的善意讽刺的手法,干预了生活,起到了好的效果,演出很多,还出了单行本。

《爱国公约》为他赢得了掌声,可是此后他却沉寂下来了,几年没出新作。不是他离开了相声,是他惶惑了,不知往下该怎样走。所幸那个时代为他提供了无偿学习的机会,而且每个老师的学识、德操都是顶呱呱的。经过几年的文化学习、理论务虚以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对相声的价值、功能、技巧也有了新的认识。195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王决约稿,让他三天以后来台里直播一个相声。时间太紧了。他找来邮局分拣科的同事孟宪尧一起商量写什么,怎么写。在分拣科,分拣信件是日常一项重要工作。这件工作看来简单,一不小心却会出错,闹出笑话。灵感由此产生,就共同创作了《都不怨我》。写一个分拣员粗心大意,不负责任,把应该分捡到甲地的信件分捡到乙地,闹了个信件满天飞,不仅坏了单位的信誉,也给客户造成了麻烦和损失。领导批评他,他还狡辩说不怨他,都怨地名起得不好。第三天,他俩就拿着这个稿子到电台作了直播。1956年初又参加了北京市工人业余曲艺观摩演出,受到一致好评。同年参加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由马季和王新增合说,马季担任逗哏,演得十分成功,获得表演一等奖,作品也获得创作一等奖。马季那时名叫马树槐,是新华书店业务员。这次演出使他成为最受瞩目的曲坛新星,侯宝林、刘宝瑞抢着收他为徒,侯宝林得手,把他调进了说唱团。侯先生说:“你这名字不行,忒绕,不好记。”改什么呢?抓耳挠腮没主意。正好匈牙利喜剧电影《牧鹅少年马季》在各大影院放映,他小眼睛一亮,借别人一点仙气,就改叫了“马季”。在侯先生的栽培下,成为新时期以来相声界的领军人物。而《都不怨我》也红极一时,全国30来家省报转载。

那时候,作为文化宫曲艺队的成员和北京曲艺团创作组副组长,董凤桐工作之外非常繁忙。每晚少则两场演出,多则赶四个场子。这场演完,下一场的车子就在场外等着了。节目安排第几个每场都得一个一个算计着。除了演出,报纸杂志向他约稿的也是一个接一个。逢有约稿,他都尽力满足。他年轻,像有使不完的劲和喷涌不止的写作冲动。1958年,《中国少年报》编辑李毓炽约他给孩子们写个相声,他就写了《我的技术高》交差了。过了些日子,10岁的侯耀文和12岁的侯耀华跑到他家,叫着:“董哥,董哥,您看我们说得行不行?”他拿来报纸一看,原来是那个相声,小哥俩背会了来找他显摆呢,他就说:“找你爸呀。”他俩异口同声地说:“我爸让找你呢。”原来如此啊。1959年,他和同事李文贵创作、表演的《打电话》,北京晚报登了,河北人民出版社收入了书名《俏姑娘》的曲艺集里,现在又出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二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歌曲》杂志也找他,说现在歌词、歌曲抄袭的不少,闹出些纠纷,您针对这个写个吧。他就写了个《抄袭》发在了《歌曲》上。《剧本》杂志还发过他一个相声《一扫光》,是配合反对干部脱离群众、不干实事的“五气”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竟然还把它搬上了青艺舞台,演了半个小时。形式上是把相声与戏剧结合了起来,前面两人说相声,后面有相应的戏剧表演,两个表演区还有交流。《北京文艺》《曲艺》也都发过他的相声作品。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出版的《曲艺选》里,只收入两个相声,一个是常宝华的《昨天》,一个就是他的《艾克与人造卫星》,这是嘲讽听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焦躁无奈、气急败坏的丑态的。在201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相声史》里,将他的《都不怨我》《杂谈空城计》《一比吓一跳》《女英雄罗淑珍》,列入了“建国后新创作相声名录”,可说是对他相声创作成绩的充分、公正的肯定。

1966年他被下放到新疆兵团农三师位于巴楚的水利工程处。他说他在巴楚没受大罪。他是只身一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用不着把食堂的米面像老鼠一样往家里倒腾,大伙信任他,一直让他干着食堂管理员的角色。唯一的缺憾是没地儿说相声。可是他这个念想总还是断不了。学习《矛盾论》的心得他写成了相声《内因和外因》。同屋的人,窗户开着,我感冒了,喷嚏山响,咳嗽不断,他却活蹦乱跳,没事。为什么?我身体弱不经风呀,内因呀。写归写,也只能压到枕头底下。“文革”后期情况就好些了,单位成立宣传队,要演样板戏,没人拉京胡,他会,这就派上了用场。都知道他是文艺圈的,他就开始忙乎了。他写过相声《探亲记》《友谊颂》,单弦联唱《王国富》等,也给宣传队伴奏、排练节目,忙得不亦乐乎。

粉碎“四人帮”以后,兵团文工团相声演员殷文硕到北京去看望侯宝林,侯先生对他说:“新疆有个董凤桐,是从北京弄下去的,能写能演,十来年了。你回去别忘了找一找他,关照一下。”他对乌鲁木齐市曲艺团的孙士达也这样叮嘱过。殷文硕回来就给董凤桐写信,他们就这样接上了头。殷文硕还给他联系了内地两个曲艺团,结果都功亏一篑。再问他是不是愿意留在新疆?他说愿意呀!十来年了,他已经喜欢这个地方了。1979年1月9日,他就到乌鲁木齐市曲艺团筹备组报到了。筹备组那时在人民饭店借了间房子当办公室。

董凤桐和搭档在进行相声表演

乌鲁木齐市曲艺团是自治区唯一的专业曲艺团体,它有过辉煌,多舛命运更是不忍备叙。它的前身最早是1953年组建的乌鲁木齐市文化馆曲艺小组,有说评书的,有唱西河大鼓的,也有相声演员尤守民、黄凤阁。1955年初,曲艺小组正式命名为乌鲁木齐市曲艺社,由市文化局直接领导,在红旗路建起了一座简易的曲艺剧场,艺人们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1959年5月1日,乌鲁木齐市政府批准,曲艺社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演员生活有了保证,人心安定,群情振奋。相声组演员有孙士达、全常宝、关立铨、郭岚、赵书铭、张铁利等共17人,每年营业指标是23400元,实际上每年都会超额完成,相比评书组、坠子组,收入是最好的。那时,兵团艺术剧院、新疆军区文工团都有相声演员,相声的创作、表演最为活跃,最受人们欢迎。1962年3月1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新疆分会、乌鲁木齐市文教局联合举办相声观摩汇演大会,在乌鲁木齐共演出14场。4月17日,兵团艺术剧院和乌鲁木齐市曲艺社又先后在工一师俱乐部、和平剧院、民主露天剧场联合公演“相声大会”,29日才结束。这样的演出频率,可见相声在乌鲁木齐是有很深,很广的人脉的。但随着“文革”的狂风浊浪,曲艺社被撤销,人员四散漂零,各谋出路。1975年在曲艺社编制基础上成立了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有的曲艺演员(包括相声演员)调至文工团,继续从事曲艺(包括相声)表演。1979年8月重新恢复曲艺社,改称乌鲁木齐市曲艺团,编制达33人。

董凤桐正是在这个曲艺队伍七零八落、青黄不接、重新集结的时候来到曲艺团的。虽然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多年来受尽磨难,信息闭塞,又几乎与相声绝缘。但是,他毕竟聆听过侯宝林大师的很多教诲,毕竟曾在北京的曲坛打拼过,品尝过成功的甜蜜,也承受过挫折的失落。这些都是他振翮起飞的动力.他不能辜负了这几十年从艺的经历,也不能辜负了在新疆十几年的大好时光。再说,侯先生这么多年没忘了自己,多次嘱人关照自己,未尝不是对自己仍寄希望。自己一定要对得起先生的这份师生情谊。所以在曲艺团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竭力多做一些工作,做好每一件事情。曲艺团初期,一无办公地点,二无演出场地,他和大家一样,凭着对事业的热爱,想方设法解决服装、道具、乐器,并且依着观众审美情趣的新变化,探索着相声的新形式新手法。同时为了满足群众如饥似渴的文化需求,从1980年至1983年,他和大家深入天山南北的厂矿、部队、农牧区,行程五千余公里,演出近两千场,收入达五万余元。那时,有经验有声望的相声演员仅剩他和郭岚、张铁利、孙士达几位了,必须培养新人,就从社会上和学校里招了几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有热情却对相声知之甚少.他在与年轻人合作中尽量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他也深知好的相声作品对于曲艺团的重要性。他在南疆多年,对于各民族生活有所熟悉。这些素材都是很好的相声题材,过去写得很少。他要重拾起那支笔,发挥自己的优势,以优秀作品打出曲艺团的品牌,提高年轻演员的知名度,赢得观众的口碑。1981年9月,在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北方片)观摩演出中,由他创作并与青年演员刘霞(女)表演的《新疆好》,发挥刘霞能歌善舞的特点,夸赞了新疆山好水好人更好,荣获优秀节目二等奖。1982年,他与赵书铭创作、演出了《奉献》,表现一位老红军临终之前把一个布包郑重交给子女作为传家宝,子女们一层层地展开,看到的是两块闪光的银元,那是长征路上留下来的。这个相声作为交换节目在中央台多次播出。1983年,董凤桐与张铁利创作、表演了新作《妈妈》,内容是说“文革”当中,维吾尔族青年教师亚森病重,由弟弟阿布都陪同去上海治疗,吃住不便,钱也花光。饭店服务员郝妈妈(回族)主动接他们到家中吃住,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亚森病好后回到新疆,仍经常给妈妈捎去新疆特产。后听说阿布都与妻子闹离婚,郝妈妈不远万里来到天山脚下,进行规劝,使他们重归于好。在3月份的“民族团结月”活动中,他俩联袂演出,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经常播放。1984年参加全国相声比赛,《妈妈》获得纪念奖。他见青年演员赵斌善于吉他弹唱,这种弹唱方式在年轻人当中很有市场,而曲艺团没有类似的节目,便与赵斌商量,量身打造了吉他系列节目《欢声笑语》两个返场段子,还有《恋爱进行曲》《参赛变奏曲》和《边疆迎宾曲》,在乌鲁木齐等地演出受到欢迎。

1987年董凤桐退休,又与殷文硕一起整理、编辑、出版了反映刘墉与和珅明争暗斗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和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刘宝瑞单口相声选》。1999年曲艺团再次被撤销,编制给了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曲艺演员完全停止了活动。看到曲艺团的这种结局,董凤桐心痛不已,但又无可奈何。他钟爱相声事业,亲耳聆听了侯宝林先生许多教诲,亲眼见过侯先生和多位相声前辈的精彩演出,自己潜心学艺,躬身实践,也有许多心得和体会,本来想在新疆有所作为,薪火相传,这个挥之不去的愿望看来是无法实现了。正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莫兴伟又燃起了他心头的希望之火。莫兴伟在部队宣传队干过多年,2004年转业。他的山东快书师父杨明扬、相声师父李立山都是高元钧的徒弟。2010年,他在乌鲁木齐举行拜师李立山的仪式时,李先生提出请董凤桐出席,这样他又认识了董老。2012年8月1日,莫兴伟领头成立了专演相声的相声巴扎。2013年元旦在新话剧场准备首场演出时,他找到董老,希望董老作为前辈名宿前去捧场。董先生乍听此事,先是高兴,继而又很犹豫:公办的曲艺团都几起几落,你个人心血来潮不也是昙花一现吗?他真不愿意再经打击了。可是架不住盛情相约和年轻人的劝说:好多事情已经证明了,公家办不成的事,年轻人说不定能办成呢。而且看到年轻人的热情,他觉得自己也应当添柴加火呀。看了首场演出,他被感动了。虽然只是几个人,几个节目,但在新疆当下,他们敢聚在一起打出相声这面旗子,这就不易。这是相声的希望之火,作为前辈,自己所期望的不就是这样一些年轻人吗?相声在北京、在天津都已呈现燎原之势,这不也是自己希望于新疆的吗!想到这些,他就立刻从观望一变而为坚定地支持者了。后来,相声巴扎在七坊街安营扎寨,这里也变成了他的“家”。他经常来到这里,指导排练,给大家讲侯派相声,讲相声名家的表演逸事,其中都蕴藏着前辈艺人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再后来,他干脆就粉墨登场了。他叫上了他的老搭档——已经78岁的老演员张铁利,在七坊街登台演开了《八扇屏》《夸住宅》《戏剧杂谈》等拿手节目。2017年3月25日,几位北京朋友想看他的表演,他们又演出了《歌曲漫谈》。这两位耄耋老人每周两次的登台献艺,不仅狂吸了不少粉丝,更使演员们大受感动,大受鼓舞。俗话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董老的表演,既展现了他传统相声的深厚功力,也展现了传统相声的无穷魅力。这是值得花大心力去学习和继承的。

2015年董老罹患右声带鳞状恶性肿瘤,2016年又患了胰腺炎。虽然都已痊愈,精力已不如前。但是,他仍然深爱着相声,创作了反映民族团结的《情深深乐融融》。同时,看到相声巴扎这些年有了很快发展,集合了十几位演员,有了固定的水磨剧场,每周至少有6场演出,每周都有新节目,至2017年4月已演出了1700余场。这个成绩也出乎意料。他心头那希望之火燃烧得更加炽烈了。既已得偿夙愿,既已在拜师当日收了新疆相声演员万铮、牛世斌、李书迪、赵世林为徒,就要在余生一定尽到侯派传人的责任,将侯派艺术的精华传给这些年轻人。什么是侯派艺术的精华和特点呢?董老反复思考,得出这样几条:第一,侯派相声纯洁了相声语言,提高了相声艺术的趣味和格调,追求清新、洒脱、含蓄,寓庄于谐、化雅为俗、雅俗共赏的风格,将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相声提高到了文学的、艺术的高度;第二,侯派艺术遵循着植根生活,贴近百姓,反映百姓诉求,塑造各种鲜明人物形象的原则,引领了社会风尚,赢得了民众的真诚喜爱;第三,侯派相声善于采用夸张、重复、渲染等多种手法既对落后的、陈腐的行为无情地善意地讽刺、批评,也对积极向上的力量热情地褒扬,发挥了弘扬正能量的社会作用;第四,侯派相声是包容的、发展的、与时代同行的,他不排斥其他流派、风格,而是兼收并蓄;他不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学习、前进;第五,侯派相声创作态度严肃认真,舞台风度亲切、自然、朴实大方,语言清晰明快,动作自然和谐,强调酣畅和含蓄、知识和趣味、评论和形象的结合;第六,侯派相声十分重视相声技巧的锤炼,结构、布局的安排,说、学、逗、唱基本功的全面掌握。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相声演员。

董老想,侯派相声的这些特点和精华,都是侯宝林先生用一生心血凝结而成的,他要身体力行,向弟子们反复宣传。他深信,这一定有助于新疆相声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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