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基督教音乐“华化”路径初探

时间：2024-05-20

许苑

摘要：基督教传入中国初期，为了解决文化语境差异产生的传播阻碍问题，从唐代至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们从旋律、歌词及传播方式等方面不断地对基督教音乐进行“华化”发展。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可助于我们清晰地认知西乐东传的成功动因，利于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经验的探索。

关键词：基督教音乐华化曲调歌词民国前

“基督教作为人类宗教文化的一个体系，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督教文化，既是古代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结合，也是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载体。”①其中，基督教音乐作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西方音乐文化中的一朵美丽奇葩，为西方音乐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基督教音乐随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可考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时期。20世纪初期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景教三威蒙度赞》经卷便是最好的佐证。随之又经历了元代的第二次传播及1840年后的第三次传播。直至清末民初，基督教音乐的中国发展之路进入第一个小高峰。

从传播学视角而言，音乐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与群体之间的“共同经验”多少密切相关。这便使得“跨文化（圈）的交流，信息传播有杂音，有阻滞，有障碍，有效性程度就低，甚至谈不上有效性。”②由于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音乐文化生成的文化土壤差异较大，致使早期基督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做了诸多“华化”尝试。如他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以局内人所共有的“文化经验”、“传统习俗”为基础，采用最佳的音乐形式及传播方式，为基督教音乐建构最适合的传播语境等。因此，本文主要对民国以前基督教音乐文本进行分析，总结基督教音乐传入之初的“华化”经验，以期更好地理解历史，服务于当下。

一、基督教音乐旋律的“华化”

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时，从音乐本体而言，即有将西方诸多基督教圣经音乐照搬运用的，也有采用中国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旋律进行填词的。这其中，还有一部分基督教音乐并非是原样运用，而是根据中国传统音乐所特有的民族调式特征创作而成的新作品。与前者相比，运用中国音乐旋律及调式进行创作的基督教音乐作品的数量占较大比例，成为基督教音乐“华化”发展的重要文本。

1.旋律音调运用

运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音调进行编创的基督教音乐作品，一部分以原样运用为手法，一部分以变化运用为手法。他们所运用的旋律音调主要来自民歌、戏曲、器乐等音乐形式。如利玛窦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听觉习惯”，就多次尝试采用中国传统音乐曲调配上赞美诗的歌词进行传教。在具体的演唱、演奏实践过程中，仍然沿用西洋管风琴进行伴奏的习惯，从而促成了中西音乐的跨界融合。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夫妇也作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如为当时在中国传播的赞美诗经编写大量曲调，多数都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旋律。这些作品中还不乏有采用中国佛教音乐曲调的作品，成为基督教音乐及佛教音乐初次碰撞的佳例。

此外，基督教音乐旋律的“华化”，还有运用民族器乐曲牌的例子，如基督教音乐《天乐正音谱》中包含有套曲九部和古乐歌二十章。“套曲九部的标题是‘弥撒音乐、‘称颂圣母乐章、‘敬谢天主的天乐等等。古乐歌二十章的标题是‘每瑟谕众乐章，所谓‘每瑟即是《圣经》故事中希伯来人的领袖‘摩西。套曲沿用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曲牌《南吕一枝花》、《红袖袄》等。”③

2.民族调式运用

基督教音乐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是创作而成的，它们并没有运用原有的中国传统音乐旋律音调，而是按照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阶调式形式进行编写。如现存最早的中国基督教音乐作品唐代的《大秦景教三危蒙度赞》，这首赞美诗采用的便是G五声宫调式，全曲共11段44句，气势磅礴。再如传教士们为康熙皇帝所写的《康熙十字架歌》采用的是五声羽调式。此外，还有《我们这次聚会有个缘故》等基督教音乐作品都是根据中国民族音乐调式进行创作，以此迎合中国人的音乐审美需求，从而达到最佳的传教效果。

二、基督教音乐歌词的“华化”

歌词具有表意功能，可更为准确地传达人们的思想与灵魂。在听赏及演唱的过程中，音乐歌词所蕴藏的深刻含义对歌唱者及听众都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歌词也被作为基督教音乐宣传教义的重要媒介，多是直接以传导教义的圣经经文、赞美诗为唱词。但由于不同国度人群使用的语言不同，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时，大都是将这些经文歌词翻译成中国文字后再进行传播。但基督教音乐歌词在“华化”过程中，会根据时代、地域及民族等特征进行灵活的转译。

1.歌詞的时代性转译

古代中国曾先后两次由少数民族统治，占据最高领导权。因此，民国之前的基督教音乐歌词的“华化”，朝代特征是其转译的主要依据。如唐代“《景教三威蒙度赞》在内容和形式上与罗马教会的赞美诗《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相同，但采用了十分汉化的七言韵文的诗歌形式，借用了佛教语汇。”④可见，这一时期景教歌词是以汉字为主。而到了元代，“皇帝陛下也颇喜听他们歌唱。我敲钟，和儿童共同举行每日祷告，直到仪式完毕。不过我们是默唱，因我们没有附乐谱的祈祷书。……现我已将全部《新约》和《圣咏》译成中文（蒙文），并请人用最优美书法抄写完毕”⑤这其中的中文指的就是蒙古文字。进入清代“汤若望于顺治七年（1650）在宣武门内修建天主堂，堂中二塔，一置自鸣钟，一置大管琴。随后被任命修理利玛窦进献的乐器，并且负责翻译写于乐器上的拉丁文《诗篇》诗句。”⑥而此时宫廷中流传的基督教音乐歌词转译主要以满文为主。

2.歌词的地域性转译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见清晰看出，无论是作为被歌唱的基督教歌曲，还是被演奏的配以拉丁文歌词的《诗篇》音乐，都要经过传教士们的文字翻译，保障其在中国的顺利传播。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国朝代的更替，基督教音乐唱词转译的文字也会随之改变，如元朝时期的《新约》及《圣咏》祈祷词，则是由汉字翻译成蒙古语等。

然而，除此之外，基督教音乐歌词的“华化”特征还体现在与某一历史阶段的地区方言结合上。如传教士马礼逊所编的《圣经》，当在广东地区进行传播时，便与潮汕方言结合成具有当地语言特色的《潮腔神诗》。而传到了福州地区，便又与福州方言结合，形成了《榕腔神诗》。

3.歌词的民族性转译

基督教音乐歌词的转译还考虑到了我国多民族、多语言的文化特征。不仅结合各个地方的方言，在少数民族杂居地区，还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相结合。如基督教音乐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播时，大多结合当地各个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出多个“圣经”音乐唱词版本。如根据学者杨民康的研究成果，在云南地区，“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印刷的《圣经》和《赞美诗》成为较重要的传教工具。”⑦当然，在具体的文字转译过程中，原本较为晦涩的歌词也会随之通俗化，让受众们更容易理解与记忆，这也是基督教音乐歌词本土化发展的另一体现。

三、基督教音乐传播方式的“华化”

基督教音乐在中国初期传播之旅的顺利进行，不仅仅得力于旋律音调、歌词的本土化建构，还得力于“因地适宜”的传播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以宫廷为突破口；以基督教书籍为媒介；以学校教育为途径。

1.以宫廷为突破口

古代中国自西周开始便建立了封建君主制社会。国家的文化、思想、艺术的创造与推广都要获得“宫廷”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尤其是像西方基督教音乐这样即是一种异质文化，又涉及到敏感的宗教问题，关乎到中国政治、文化命运，其在传播必然要先获得统治者的认可。因此，基督教音乐的中国传播并没有直接深入民间，而是以宫廷为突破口。这从徐日昇、利玛窦等人的传教经历都可见。这些传教士通过进贡西洋乐器、灌输西洋音乐知识，演奏、演唱西洋音乐等，为基督教音乐的深入发展铺垫道路。他们在获得宫廷统治阶级认可后，便开始在北京等地兴建教堂，开展一系列的基督教音乐活动，培养大批中国本土的基督教信众。

2.以基督教书为媒介

如上文所述，文字不通成为基督教音乐中国传播的一大阻碍。很多传教士将西文的教会精神转译为中文。但是，在实际的传教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们仍然面临着“蹩脚”的中文无法将基督教宗旨表达清楚的问题。因此，他们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中文基督教书为媒介，即省去了“口传”带来的困难与尴尬，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教效果。这从利玛窦传教士的书信记述可见：

除派遣“工人”外，我们尚需要寄来很多书籍与圣像，正如我给总会长神父的信（十月十八日）所写的一样。因为中国人对我们十分佩服，这些书更引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同时为传教大有助益。⑧

3.以学校教育为途径

基督教在中国的繁荣发展，教会学校起到的重要作用。教育一度成为基督教音乐乃至西洋音乐的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起。基督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也开启了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先河，直至今日，我国很多学校的前身都是清末民初教会学校的遗留。传教士们将当时一些有识青年作为传教对象，通过让他们获得音乐教育的机会进行传教。在教会学校里面，人们在学习中国音乐、西洋音乐时，自然地融入一系列的基督教音乐活动中，使得刻板的传教形式，沾染了智慧的光芒。这也十分迎合当时中国人要求进步、开眼望世界的期望。

结语

基督教自古罗马时期被定为国教之后，便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音乐则一直作为传教的附庸品，形成其独有的音乐特征。随着唐代景教、元代及清代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音乐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传教，不断地呈现出其“华化”发展的新特征。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可助于我们清晰地认知西乐东传的历史脉络，助于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经验的探索。

注释：

①杨和平，王志芳.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J].音乐探索，2010（12）.

②宋瑾.音乐经验传播的有效性[J].音乐传播，2012（6）.

③肖承福.清前期西洋音樂在华传播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5）.

④杨和平，王志芳.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J].音乐探索，2010（12）.

⑤田青.中国宗教音乐[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礼，1997.

⑥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⑦杨民康.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初探[J].中国音乐学，1990.

⑧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M].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法】谢和耐，耿异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比】钟鸣旦等.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