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 王艳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 汪龙玥
恩施地区土家族传统建筑及院落审美特征的形成,既来源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同时也来源于与众不同的材料和工艺。但从最基础的层面上考虑,它之所以能成就其独特的面貌与风格,自然是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关的。恩施位于湖北西南部的武陵山区,区内群山绵亘,沟壑纵横,山地、丘陵、溪川相互错综,更兼有许多河流如沅水、澧水、清江、酉水等水系或发源或流经于其间。这种山环水抱的自然环境,构成了恩施地区土家族传统建筑和院落的底色或原色,使它呈现出突出的、与现代城市和乡村迥然不同的自然特色。从美学上说,恩施地区土家族传统建筑及院落的美,首要的不是表现在它的建筑形态和结构上,而是表现在它特有的山水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与建筑物之间的相互包容和协调上。
“山水”是中国特有的称谓,与一般讲的“自然”或“自然界”不同,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眼中或在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山水诗、山水画)中,山水被认为是一种美的存在。如《宋书·谢灵运传》中说: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1]。又如南朝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2]山水在形态、色彩、质地和变化等方面都有着与人造事物不同的、独特的美感,它们本身即可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同时,也可以成为人们生活和居住的环境,或者说构成人工建筑物赖以存在的背景和建筑艺术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中国,由于土地性质和建筑理念(如风水理论),建筑往往都是与特定的山水环境结合在一起的。在山水中安置建筑,在建筑中引入山水,这种方法使得自然被人化了,同时也使建筑呈现出自然的特征,即原始的自然被建筑所规定而成为人生活和活动的场所,而建筑也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成为自然的补充和延伸。在此,山水与建筑、自然与人为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建筑艺术形象。这种形象,我们称之为建筑的“山水意象”。
实际上山水意象是建筑乐山悦水的美感体现,山水的自然美能使建筑在特定的环境氛围中感受到山水的魅力,建筑的格局和形态。山水对建筑而言不仅仅是恢宏大度,气势磅礴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建筑在哲学和意境上的启迪,使建筑与奇石相邻,与烟霞相伴,与松涛为友,在自然的恬静和灵秀中获得精神上的藉慰,甘愿忍受寂寞,休生养性,悠然自得。可以说建筑从自然中吸收精神的力量,建筑与自然为友彰显山水的包容与伟大,更使得建筑的精神与自然的山水意境交融,达到更高层次。
由此可见,山水的价值就是释放出超然的力量,将建筑与自然融合在意向中,使山水的山情水性与建筑的灵性和美感得以升华,领悟自然之奥秘,感悟山水的豁达与情怀,又由建筑物象去表情,使建筑借象生情,山水象中亦有情。
对恩施地区土家族传统建筑和院落生成机制的解读,必须从其独特的山水环境出发。
恩施地区的山水环境造就了土家族人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传统。一方面,复杂的地形构造使得传统的农耕经济难以发展起来,而另一方面,它独特的山水环境则又孕育出丰富的鱼类和野生动物资源。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捕鱼和狩猎就成了土家族人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捕鱼和狩猎可以追溯到土家族的祖先——古巴人。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土家族早期祖先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捕鱼和狩猎。这种早期的生产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传统,成为此后土家族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山高路险而水系众多,水运交通和盐业贸易也因此得以发展起来,它们成为了土家族人在捕鱼和狩猎之外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传统。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传统既影响到土家族传统建筑和院落的功能和构造,也影响到土家族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并通过建筑布局、装饰等表现出土家族人特有的审美追求。
其次,恩施地区的山水环境也造就了土家族传统建筑和院落的结构形态。依山傍水、山多地少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依山就势、利用山地空间构建民居的建筑原则。土家族人善于利用山区坡地和台地的自然形态和水源充沛的便利,撷取有利且富有景观价值的山水条件营建民居。其民居或建于溪河之畔,或建于峡谷两侧,或建于平坝之上,或为带状,或为团状,既呈现出“坐北朝南,背山面水”的建筑风水格局,又因地势的不同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布局形态。同时,由于山势陡峭、湿气太重和经常有野兽和毒蛇出没等原因,土家族人发展出一种依山而建的干栏式(包括半干栏式)建筑形式,这种干栏式建筑是恩施地区土家族最经典的建筑样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九柱落地的“吊脚楼”建筑。这种建筑与当地自然环境相互映衬,彰显出浓郁的地域特征,在形态和空间上表现出曲折多变的特征。单个建筑层次分明,各个院落有分有合,整个村镇依地形高差上下起伏,在山水景观的烘托之下,给人以极其壮观而又幽深的印象,著名建筑学者张良皋称之为“人间仙居”。
最后,恩施地区的山水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生活传统和习俗等,还影响到土家族传统建筑和院落的装饰工艺和装饰手法。以利川大水井建筑群为例,由于木材的大量使用,建筑群中木雕装饰十分普遍,如窗花雕刻有浮雕、镂空雕等各式雕刻工艺,雕刻工艺精致,内涵丰富多彩。这些木雕装饰中的纹样,有些象征地位,有些祈求吉祥,反映生活,有些教化子孙,有些记录习俗。 山川河流,鸟兽虫鱼、歌舞祭祀、神话传说,题材丰富,意义深远。这些装饰纹样一方面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超越了感性形象的范畴,充分体现了传统建筑装饰“以物寄情”“以象表意”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装饰纹样也与当地的山水环境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其中大部分的装饰母题都来源于自然,如梅、兰、菊、竹、石榴、鸳鸯、蝙蝠、鲤鱼等。而自然事物的大量引入,也在一定意义上加深了建筑和院落的自然美的感觉。
自然与建筑的融合,是恩施地区土家族传统建筑和院落生成的原因,同时也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从自然与建筑的融合上看,恩施地区土家族传统建筑和院落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的审美意象是一种山水意象,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山水画那样的“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的审美意象。
因此,对山水意象的表现,不可能像国画中的大写意那样只注重自由性和随意性,而必须要强调艺术表现的法则和规矩,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单纯以自由的无限性和随意性去表现,那么对艺术的创造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对艺术创造的破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是强调天人合一理论的,只有真正把握好事物的辩证关系,才能使建筑与自然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获得自由感,否则就不合规。从山水的形态来讲变化多端,各具形态,山的变化维妙维肖,极具层次感。“横看成岭侧成峰”,山峦起伏,层层迭嶂,因山就势,所以,山水外部特征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形体和外貌上,更以其内在的重量感释放出巨大的力量感,与土家族传统建筑和部落形成对照,就像大水井的建筑空间一样,并不在意对过去主人的回忆,而是建筑对历史原汁原味的自然体现,当人们看到建筑木柱的本色已近发黑,壁画的斑驳肌理,还有积满灰尘的匾额,就能从中嗅到历史的味道,感受世界的苍桑,时空的变化。
大水井建筑群由李氏宗祠、李亮清庄园和李盖五宅院三部分组成,坐落于恩施州利川市土家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地质结构和形态,使得恩施地区武陵山区与许多山区形成不同的自然风貌,这种山体形态和自然植被构成武陵山脉的特殊之处。大水井古建筑群在空间形态上具备土家族传统建筑空间的特征,譬如平面空间形态的布局较为重视与周边环境相结合,且“山水意象”对大水井建筑空间的整体布局具有极大影响(如图1)。
从中国古代开始,风水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民居建造的指导思想,对传统民居极具影响力,其中渗透着中国古代的哲学观,是早期的规划原理,比如:坐北朝南,背山面水,藏风聚气、阴阳互补等思想成为建筑选址的首要准则。
古代土家族先民人总结了土家族所居之地的环境特征:第一,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第二,靠山而居、靠山吃山; 第二,临水而住,山水相伴。因此,先祖们选择吊脚楼作为土家族的居住场所。保持原有的地貌和植被,吊脚楼建造时,融于自然山水,土生土长、高低起伏、连绵成片,彰显出着建筑与自然、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理念。
大水井建筑群所在地前低后高,且走向并非总是坐北朝南,因此,为了适应地形条件,大水井古建筑群朝向几乎都是坐南朝北,在建筑空间上形成拾级而上的空间层次,人们认识到建筑必须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李氏宗祠依山而建,山之名为罗汉山,山间椭圆形坡地叫寒池岭,被命名为祖山。宗祠前的小河与山结合,形成背山面水的格局。李氏宗祠建筑群从平面上看,后部分主体建筑与前部分祠堂的轴线并不相重合,略向北偏斜。“相传原主人土司黄氏在开创建筑之初,因没有根据风水先生的要求进行设计定位,故黄氏最终衰败,其原因在于祠堂整体占据“龙脉”,却偏了“水口”,所以,李家在修建李氏祠堂时根据前车之鉴,重新测定了李氏宗祠主体建筑现在中轴线正对‘水口’的朝向。”[3]至于黄氏宗祠原有的平面布局,由于资料的限制很难掌握,然而,李氏宗祠的选址和平面布局明显受到山水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李亮清庄园和李盖五庄园都存在一个独特的特征:主大门并不设在建筑群中轴线上,而是与中轴线的夹角成45°,偏离中轴线十多米(图2)。李盖五庄园的主大门与中轴线有将近30°的夹角,而且依据山势向西北方向倾斜。这种空间布局是很少有的。在汉族的古建筑群中,几乎看不到这种怪异的布局,尽管汉族建筑也讲究风水原则,但即便遇到这种难以处理的情况,也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化解,以符合风水要求。而李氏庄园对这种对风水形而上学的照搬,反映了李氏家族的风水迷信,但客观上说,这种风水诉求,其实反映了李氏家族在土家族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他们寄希望于风水来解决现实中的实际困境,它客观上也反映出建筑空间所受的文化观念的制约。
图1 群山环抱的大水井古建筑群(组图)
在建筑的用材上,利川大水井古建筑群表现出对自然的尊崇,利用乡土材料,比如石、木。大水井李氏宗祠的围墙宽大厚重,庞大的石材材料全部就地取材,当然这一方面源于经济上的成本的考量,其实在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中,就地取材还蕴含着重要的设计思想,在降低建筑成本和难度的同时,也较易形成材料与当地气候、自然环境相统一的局面。《考工记》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鄂西土家族及大水井古建筑群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古老的设计思想。当地的建筑材料能够与当时的气候环境、生物环境巧妙结合,在建筑寿命及与环境相协调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老子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4]老子的这段话屡被学术界征引,论证了空间对于建筑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民居注重对于空间的营构,但其所向往的空间,并非纯粹功能主义的空间,也非纯粹的等级空间。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家族伦理和社会等级,但在民间,这些意识形态的封建观念又总是和生活中世俗的、诗意的空间融为一体,这使得中国传统民居成为一个天、地、人、神共处的融合空间。在人们所感知的空间中,有三种空间形式,即现实空间、意识空间和虚拟空间,可以说没有不具备空间的形态。而在现实空间中人们可以借助最宜于生存的环境进行创新,意识空间则可以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通常以抽象的形式被有意识的进行传播和扩张,使常规的形态改变获得异态形式。在民居中,有天地的空间,亦有神灵祖先的空间,也有体现人伦秩序的场所。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单体建筑中,在建筑群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譬如在利川大水井建筑群中,单体建筑普遍采用一明两暗或一明四暗的结构,一进门便是中轴线的堂屋,堂屋两边是厢房,这也是恩施地区常见的民居建筑空间结构。堂屋既为家庭日常起居的公共场所,在堂屋的上方,它也为神灵和祖先开辟出一个专门的场所,供家庭祭拜之用。堂屋两旁的厢房,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长幼关系。至于较大的建筑群,神灵、祖先的空间,人的空间的区分就更为明显。但无论如何,中国民居建筑,人神杂糅共处是一个显著的特征,这种关系使得中国民居建筑在空间的营造上,既需要营造富有诗意的肃穆的空间,又需要兼顾人日常的居住功能,因此,这样的空间是一种温情脉脉的、集诗性和世俗性于一体的混合式空间。
在利川大水井建筑群中设有大大小小的天井,天井是古代国人“天人合一”观念的集中体现,也是恩施地区土家族传统民居重要的建筑形式。为预防外族的抢盗、侵袭、火灾等,因此民居建筑的外围结构都以高强封闭,严格、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又要求民居建筑只能三开间,不允许横向建造,这样采光和通风的要求就只能通过设置大小不一的天井来解决。天井的设置还有更深层的精神要求赋予特殊的内涵,以地形来说,天井的设置能藏住雨水,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寓意,象征聚集财富。
图2 李亮清庄园45°角大门
图3 李氏宗祠的天井院
天井+廊+屋的“四维”空间是大水井独具特色的建筑群落,天井是大水井建筑群重要的分割空间(图3)。如果我们把时间的维度加入进来,从四维的角度去看天井与其它建筑的关系,就会发现,在大水井古建筑群中,天井与廊、屋构成了一个固定的句法单位,它反复在大水井古建筑群中出现,成为一个独特的四维空间形态。在这样的空间中,建筑的虚与实的对照,黑白灰的演变、高与低的过渡,如山水画一般,极其自然而富有韵味,它不仅营造了建筑空间形态在空间序列中的层次感和通透感,也延伸了空间在纵向上的视野,消除了建筑因缺乏过渡层而形成的压迫感,也消除了封建庄园自身庞大的空间体量及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压抑感,每一个四维空间都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世界,天—地—人都在此宁静的一方世界中相互沟通。正是如此,我们才说,在“山水意境”的影响下,大水井古建筑群的空间形态具有极为亲切和富有诗意的空间感受。
其实建筑的诗意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大水井最后一任族长李盖五的住宅座落于群山怀抱的自然环境中,建于1942年,因与兄弟分居,嫌其原地名“葡萄翁”太俗,故取“高山仰止”之意更名为高仰台。但历史变迁最终使一个家族王朝划上了休止符,人世间所有的变化都使大水井表征着独特的历史价值。
因而对空间境界意向的表现就是要借用各种空间意向的设计与艺术处理,在充满虚虚实实的空间中给人以无限广阔的自由。所以,艺术家对自然山水的表现,从来不是以焦点透视去表现,而是以运动中所获得的空间意象,是以艺术家的心灵去体验万物,这时呈现给人们的形象是艺术家经过深思熟虑的空间形象,非常具有艺术的秩序感。而且在画面构图和布局上虚实相间、错落有致、排列自由,尤其是留白处成为奇妙的意境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讲,空间意境的表达是山水、建筑意象的永恒主题,是艺术的真谛。
从自然环境的层面来看,恩施地区传统民居十分具有独特性。大水井建筑空间形态千姿百态,正是大自然的恩赐,使得建筑和自然融合,折射出建筑与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光彩。通过对于“山水意境”运用发掘空间形态的价值,对研究大水井建筑群空间形态表现具有积极的作用。著名绘画美学家郭因认为:“人类的根本追求,文化的根本追求, 美学的根本追求,只能也只应是: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5]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建筑空间形态往往被赋予人文的意义,体现出历史的价值和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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