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困境与出路

时间：2024-04-24

关键词行政执法刑事司法衔接困境工作出路

作者简介：朱泽宇，中共阿拉善盟委党校，讲师。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獻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058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者执法范围对应领域不同，为完善我国法律体制与法治效能，应当着力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不断提高我国社会法治工作可行性与可靠性。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困境剖析

（一）实体衔接困境

第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时，需对违法行为进行轻重判断，由于各方对违法行为的判断依据不同，给各方的执法工作开展带来一定影响，进而使得实体执法的衔接出现困境。

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影响非常大，国家出台系列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与严惩，依据违法犯罪情节进行依法审判。通过严厉的审判制裁，可有效威慑违法犯罪行为，遏制违法分子的猖獗气焰。同时在审判制裁时，一旦执法不当或出现偏差，不仅对公民个人权益造成巨大损失，且产生一定不良社会影响。

由于行政执法的违法行为约束范围与刑事司法的犯罪行为管理范畴，在实体构成要件领域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两者执法衔接出现困境。依据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可知，行政执法的基本功能，主要是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对个体的违法主观意识与过失状态，无法进行客观合理判断。如个体出现违法行为时，无论个体属于主观意识或过失心理状态，只要触犯行政管理要求，则进行过失犯罪判罚。由于个体存在既遂、预备、未遂、中止等不同心理状态，使得行政执法的判断出现模糊，导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出现问题[1]。

第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时，由于违法行为的“同一性”判断存在分歧，使得两者实体衔接出现困境。如多数案件中不止单个违法行为，由于个体出现多种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但其中的一些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界定时，由于行为程度“同一性”不能进行很好界定，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开展造成很大影响。

第三，两者实体工作衔接时，由于“折抵”判断存在分歧，使得两者工作衔接出现一定困境。由于我国劳动教养相关法律条规的废除，使得“折抵”工作成为一种新常态，在财产罚与自由罚之间相互转换，给人身自由处罚的“折抵”预留很大空间，同时也暴露出相关问题，如在个体财产罚时，具体的罚款与罚金如何进行折抵，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对应的执法要求如何折抵等，直接影响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实体工作衔接可靠性。

（二）程序衔接困境

第一， “两步”移送与“一并”移送的工作程度衔接困境，依据《国务院规定》，在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件审判时，采取“两步”移送工作程度。第一步对案件的书面材料进行移送，确保行政单位与刑事司法的工作基本衔接;第二步对案件的全部材料进行移动，公安部门一旦立案侦查，行政单位应当在接到通知的三日内，将对应案件的全部材料移交给刑事单位。

在后续两者工作衔接过程中，相关单位提出“一并”移动程序，即违法犯罪行为对应案件进行材料移送时，一次性全部移交相关公安机关。在具体实践工作开展时，若执行“两步”移送程序，公安机关无法依据书面材料对违法行为进行全面客观判断，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若执行“一并”移送工作模式，可能导致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彻查，进而影响到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在两者工作衔接时，由于规定要求不同，使得衔接实践效果受到直接影响[2]。

第二，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时，案件材料移送后的执法状态成为工作困境，相关行政单位的工作继续开展或中止。在很多违法犯罪案件中，不仅存在单一主体，行政单位进行案件资料进行移送时，则会出现以下两个问题：当案件涉多个违法主体时，部分主体没有涉及犯罪行为，仅存在一定的违法行为。此时，行政执法单位面临案件移送的矛盾，将案件材料进行全部移送或者进行部分移送;在相关案件材料移送后，行政单位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工作，或者继续开展案件的审理，并开具相关行政处罚，成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的新问题。

第三，执法主体的衔接明确问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进行后，由中央单位或地方机关进行执法。如某些特殊领域的案件审理工作非常复杂，涉及多个地区的行政执法，此时执法主体明确时，由地方单位进行执法或中央检察机关执法成为新问题。在证券金融案件审理时，由于相关案件涉及到复杂的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且违法犯罪的地域不确定，使得案件审理工作陷入困境。由于我国法律对金融领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具有特殊规定，因此使得行政机关与刑事单位的工作衔接出现很多问题，间接影响到相关案件的审理工作进度。

（三）监督衔接困境

第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时，由于监督主体虚置，使得衔接工作没有落实到位。如国家政府对两者工作衔接的监督职权被虚置，由于政府监督主体的位置，仅有象征意义，并没有发挥出一定工作效能，进而使得衔接职权被虚置。如最高检设定的监督机制，由于该监督机制主要产生于内部，因此监督意义与价值仍待思考。

第二，由于公权力机关的监督依据缺失，使得行政与刑事单位工作衔接出现困境。监督工作是一种职责与职权，监督职权行驶时应当确保其合法性，若相关法律没有授予相关合法性，则无法保证监督工作开展效果。在垂直管理的上下级行政体系当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并确保监督工作的合法性。但人民检察院对相关案件进行移交监督时，是否对地方案件具备合法监督权则需进行考量。

第三，当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时，由于监督效果不佳，使得实际工作开展出现一些问题。如违法犯罪行为对应案件进行审理移交时，检察部门给予的建议不具备强制力，使得柔性执法工作受到一定质疑。如案件进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判定时，若界定为社会行政违法行为，检察单位的工作建议，则没有一定监督效能[3]。当案件界定为刑事案件时，检察单位的工作才具备强制执行力。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界定工作存在模糊，导致最终相关检察单位的監督工作没有发挥出相应工作价值。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出路探讨

（一）衔接机制优化

上文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困境进行分析，主要是分析两者衔接的阻碍因素，探索如何推动两者工作的实践开展。在我国十八大四中全会中提出，在两者工作衔接时，应当着力解决案件难移、以罚代刑等工作问题。

为很好解决相关问题，应当对两者工作衔接机制进行优化，推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工作的无缝衔接。通过上文的衔接困境分析可知，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进行优化时，应当主动破除传统衔接制度的束缚，重新对行政立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目的进行定位，明确两者工作衔接的社会价值、如何保证人权、如何维护社会稳定秩序。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基于法律领域、行政法规等不同规范性文件，对两者工作的衔接提出新的要求。如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开展时，不能利用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即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构成既定犯罪时，必须对责任主体进行刑事追究;通过对案件当事人刑事追究工作的开展，以保证社会繁荣稳定运行，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实际工作衔接实践时，必须依据具体案件进行工作衔接，不可开展一刀切工作方式，不能将“必须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与“优先开展案件的刑事审理工作”归为相同定位，客观有序的开展衔接工作，才可充分发挥出两者工作衔接的社会价值。

（二）同步协调机制

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时，应当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有序推动两者工作衔接，提高其工作开展可行性。如相关案件中主体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时，是不是需要优先启动刑事司法的优先权，以确保案件审理工作开展效果[4]。

在实际社会秩序进行日常维护时，刑事司法单位的工作效果，并没有行政执法的工作效果好，如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时，针对商家企业行为，下达停业整改要求、对相关商家营业执照吊销等功能，则不需要刑事司法的指导工作，行政执法工作则可发挥出一定价值。由此可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时，应当规避出现刑事优先的工作机制，构建同步协调衔接工作体制，确保行政机关与刑事司法单位协同处理相关工作。如行政单位将案件资料进行全部移送后，仍旧不能中止对案件的调查工作，应当切实履行行政执法单位的工作职责。通过行政执法单位与刑事机关对案件的协调商榷，最终对违法犯罪主体进行综合客观全面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5]。

（三）衔接体系创新

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管辖内容不同、工作方式不同，使得两者的工作衔接陷入困境。为打破困境提高两者工作衔接质量与效果，应当对两者工作衔接体系进行创新，如行政执法单位与刑事司法机关构建联席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案件咨询制度等，为衔接体系建构铺垫基础，保证行政与刑事的高度衔接，提高案件处理工作效率，保证案件处罚审判的公平性与客观性。

如两者单位对案件进行协调调查时，则需充分发挥出案件信息共享机制优势，确保行政机关、公安单位、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主动参与到案件审判工作当中，提高案件处理的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