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认同

魏琳琳，杨泽幸

“音乐与认同”是近年来国内外民族音乐学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海外民族音乐学家开始有意识地探讨音乐与认同之间的联系。相较之下，国内相关研究则稍晚。当民族音乐学者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用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伴随着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学者们逐渐将“音乐与认同”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海外华人音乐和世界音乐。文章从问题的提出、“音乐与认同”的海外研究、“音乐与认同”的中国实践等方面，关注该主题其核心议题，以及中国实践所反映的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的研究立场和关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研究取向。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界普遍认可把认同从哲学领域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是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Eric Erikson），在20世纪50年代关注个人的发展阶段①Erik Erikson，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59.，并提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②Erik Erikson，Identity：Youth and Crisis，W.W.Norton＆Company，Inc，1968.。60年代埃里克森的著作《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Identity：Youth and Crisis）开创了探讨自我认同的先河。③［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的汉译本使用了“同一性”这一逻辑称谓，强调了个体在不同阶段对人格同一性的追求。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的萌发，弗里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对认同研究起到重要作用。④Fredrik Barth eds，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Illinois：Waveland Press，1969.

同期，梅里亚姆（Alan.P.Merriam）所倡导的“文化中的音乐研究”（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主张诸多的音乐民族志研究不再满足于描述地方性的音乐知识，转而着手考察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意义。显然，当时的身份政治话语体系为研究音乐行为的意义提供了阐释空间，音乐与认同的关系逐渐浮出水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群体研究的思考①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在塑造其他社会科学的同时，也影响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90年代，全球化和媒介化使得“音乐与认同”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如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所言，20世纪9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家往往通过直接的田野考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地理、经济、文化和社会流动的机会。这些流动脱离了表面上传统的民族、国家、性别、阶级认同和类别。②Timothy Rice，“Reflections on Music and Identity in Ethnomusicology”，Muzikologija／Musicology，Vol.7（2007），pp.17-37.

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由埃德温·阿德纳（Edward Ardener）在牛津大学召集了一场专注于认同和族群研究的研讨会，并于1994年由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主编论文集《族群性、认同和音乐——地方性的音乐建构》（Ethnicity，Identity and Music：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该文集包含9个典型的个案，涉及表演与地点；族群认同与民族国家；杂糅与差异；种族、阶级和媒体；性别与身份等主题。斯托克斯认为，音乐和舞蹈不应仅仅被视为静态和象征性的对象，它们本身可以产生社会事件。③Martin Stokes，ed.Ethnicity，Identity and Music：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Oxford／Providence，USA：Berg，1994.p.5.该书涉及对凯尔特人、爱尔兰人、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英国人、土耳其人、澳大利亚人的音乐文化研究，为跨文化比较音乐与身份政治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其中有几篇文章着眼于音乐与国家政策、建构民族身份的关系，在往后的二十多年里，这类讨论成了“音乐与认同”研究的主流叙事。

蒂莫西·赖斯所著的两篇引领性的文章为民族音乐学领域提供了挑战，进行更多“音乐与认同”研究的综合与分析。赖斯将认同分为“个人自我认同”与“族群认同”两类，即一个是对自我界定或自我理解的关注，这暗示了诸如我是谁、什么是真我本质等问题；另一个则是从心理上对社会群体的归属、认同和“缝合”（suturing）。④［美］蒂莫西·赖斯：《民族音乐学中音乐与认同的反思》，魏琳琳译，《音乐探索》2014年第1期，第49—58页。赖斯建议应该寻找理论，将关于认同的著作“捆扎”成更强有力的学科的建筑模块。他列举出许多尝试描述认同的文章，并在学术界引发回应。⑤［美］蒂莫西·赖斯等：《呼吁与回应》，魏琳琳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20—138页。

二、“音乐与认同”的海外研究

1982年，克里斯托弗·沃特曼（Christopher Waterman）发表了第一篇标题中含有“音乐、认同”主题的文章《“我是一个领导者，不是一个老板”：尼日利亚伊巴丹的社会认同与流行音乐》。⑥Christopher A.Waterman，“‘I'm a Leader，Not a Boss’：Social Identity and Popular Music in Ibadan，Nigeria”，Ethnomusicology，Vol.26（1982），pp.59-71.标题中的引语部分来自尼日利亚伊巴单的音乐家戴欧（Dayo）的声明，表达了其自身对两种社会身份的区分和选择。一方面，戴欧通过组织“乐队男孩”演出获取了大量财富，以至于“乐队男孩”认为他是老板而非领导者；另一方面，音乐家在传统伊巴丹社会中身份低微，即使拥有财富也无法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当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存在明显冲突时，音乐便成了协调、建构自我理解的手段。

尽管沃特曼的个案如此经典，关注音乐家的自我认同似乎并不是民族音乐学家的兴趣所在，类似的研究仅见于劳伦斯·韦慈朋（Lawrence Witzleben）⑦J.Lawrence Witzleben，“Jiangnan Sizhu Music Clubs in Shanghai：Context，Concept and Identity”，Ethnomusicology，Vol.31（1987），pp.240-260.和奥莫霍拉角（Bode Omojola）①Bode Omojola.“Politics，Identity，and Nostalgia in Nigerian Music：A Study of Victor Olaiya's Highlife”，Ethnomusicology，2009，53：249-276.的论文中。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类研究不仅引领了“音乐与认同”主题研究的浪潮，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假设，使得海外文献呈现出以下四种研究路径。

（一）音乐与民族-国家认同

音乐与民族-国家认同研究往往集中于讨论全球和各民族经济状况以及意识形态如何与最“传统的”音乐发生碰撞。这类研究通常伴随着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话语，探讨某个在政治经济上达到新的发展阶段的国家，力图恢复和寻求民族音乐特性，使之符合当前的民族-国家认同。②魏琳琳、杨泽幸：《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专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1年第1期，第36—44页。

彼得·曼努埃尔（Peter Manuel）讨论波多黎各人文化认同的特殊性。音乐是波多黎各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随着萨尔萨舞曲（Salsa）的出现，音乐的文化重要性存在至今，它不仅是波多黎各人、新波多黎各人、泛拉丁身份认同的动态表现，其表演也被波多黎各音乐人主宰了数十年。然而，就风格而言，从19世纪的丹扎（danza）到现代的萨尔萨，波多黎各早期大部分重要的音乐都来源于国外（尤其是古巴）。作者认为萨尔萨舞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音乐，而不是纯粹的音乐，萨尔萨舞曲作为在纽约地区拉丁美洲社群的一个重要产物，证明了它在面对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边缘化和剥削时其族群和阶级的认同感不断增长。③Peter Manuel，“Puerto Rican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Creative Appropriation of Cuban Sources from Danza to Salsa”，Ethnomusicology，Vol.38（1994），pp.249-280.此外，索尼娅·塔玛·塞曼（Sonia Tamar Seeman）描述了“阿尔吉亚”（algija）这一音乐体裁逐渐被重塑为马其顿基督教和现代表现形式的过程；亚历山大·久梅耶夫（Alexander Djumaev）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音乐遗产是如何作为民族动员的工具被知识分子所探索和使用的；尼古拉·迪本（Nicola Dibben）指出，冰岛的民族认同建立在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背道而驰的纯正土地理念上；西格尔·罗斯（Sigur Ros）等音乐家利用民族主义的话语来维持他们的事业。④魏琳琳、杨泽幸：《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专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1年第1期，第36—44页。

（二）音乐与族群认同

该类研究比任何一种研究类别都更为普遍，其原因有二：第一，族群作为三大身份政治议题之一，属于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文化研究热点；第二，族群概念相比于“民族”，可以用来广泛地指涉各种具有原生、次生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文化适应性。⑤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戈登·R·汤普森（Gordon R.Thompson）描述了19世纪文献资源记载的卡兰游吟诗人，即在表演中结合音乐和语言的表演者。卡兰表演诗歌、音乐、故事，并重申他们的种姓身份认同。卡兰内部身份表述的分歧产生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所带来的身份割裂感，这种割裂感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认同表述，即融入现代社会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或宣称维护传统以捍卫过去的文化认同。⑥Gordon R.Thompson，“The Carans of Gujarat：Caste Identity，Music，and Cultural Change”，Ethnomusicology，Vol.35，No.3（1991），pp.381-391.丹尼尔·B·里德（Daniel B.Reed）的研究同样能够佐证这一猜想，20世纪90年代丹族年轻人正试图以他们的表演来抵制、推翻长辈和北方人的权威，以复兴祖先的宗教。⑦［美］丹尼尔·B.里德：《后殖民时代科特迪瓦丹族中的表演、认同和坚守》，魏琳琳译，《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30—43页。

音乐对族群认同的重申和表述常常通过仪式（尤其是节庆仪式）来实现。杰弗里·A.·萨米特（Jeffrey A.Summit）讨论在美国西赫托拉节日庆典上，犹太人借鉴多种音乐的、语言性的曲目进行表演性文化的建构；①Jeffrey A.Summit，“I'm a Yankee Doodle Dandy？”：Identity and Melody at an American Sim？at Torah Celebration”，Ethnomusicology，Vol.37，No.1（1993），pp.41-62.克里斯·格茨（Chris Goertzen）关注获得部落认可的帕瓦仪式（powwow）研究②Chris Goertzen，“Powwows and Identity on the Piedmont and Coastal Plains of North Carolina”，Ethnomusicology，Vol.45，No.1（2001），pp.58-88；大卫·哈尼什（David Harnish）研究了节日是如何被权力与族群性的历史性变化所改变③［美］大卫·哈尼什著：《新的界限，变化的身份认同：对印尼龙目岛林萨尔寺庙节庆变化的解读》，杨烁译，《大音》2016年第12期，第261—289页。；苏泽尔·阿娜·赖利（Suzel Ana Reily）描述了小镇坎帕纳居民将圣周活动作为“巴洛克体验”的来源，以恢复他们与过去的联系；杰夫·罗伊（Jeff Roy）则揭示了在南亚“第三性别”个体jalsā的音乐创作中，hījrā“通过”成为nirv的边缘时期，从而完成社会转型和自我理解。④魏琳琳、杨泽幸：《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专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1年第1期，第36—44页。

（三）音乐与离散群体认同

全球一体化进程推动了个体及其文化进行了跨民族、跨国界的迁徙，从而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个个“离散”群体（Diaspora）。他们在迁徙地的异质文化空间中，依靠血缘、地缘和文化亲缘关系实现了文化聚合，并通过“离散”群体的音乐实践，勾勒出该群体的文化立场或政治表述。⑤黄婉：《音乐人类学新研究：“离散”音乐文化》，《音乐艺术》2008年第3期，第74—78页。

里卡多·D·特里米洛斯（Ricardo D.Trimillos）最早注意到音乐与离散群体认同的重要价值，他在文章中通过对1984-1985年间美国菲律宾人的音乐和音乐活动，分析了美国菲律宾人为维护或建构离散群体认同而使用的策略。⑥Ricardo D.Trimillos.“Music and Ethnic Identity：Strategies among Overseas Filipino Youth.”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vol.18，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1986，pp.9-20.曼努埃尔（Manuel）谈到了媒介对认同所造成的影响，他指出关于印度的印象在印度离散社区的音乐文化中，以及在其成员试图构建连贯的身份感时所扮演的一些多样且往往相互矛盾的角色。⑦Peter Manuel.“Music，Identity，and Images of India in the Indo-Caribbean Diaspora.”Asian Music，vol.29，no.1，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7，pp.17-35.刘长江（Frederick Lau）对曼谷的潮州业余音乐俱乐部进行了分析，强调华人音乐家的文化和政治身份。他认为这种认同在音乐上表征为一种杂糅的表演，既受到对历史的主观解释和对祖国的本质化观念的影响，也受到历史时刻政治的影响。⑧Frederick Lau.“Performing Identity：Musical Expression of Thai-Chinese in Contemporary Bangkok.”Sojourn：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vol.16，no.1，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2001，pp.37-69.露易丝·拉赞（Louise Wrazen）则认为离散群体的音乐在表达认同方面的作用可能是消极的。她指出，对于那些音乐与地方关系尤为密切的离散群体而言，当他们远离家乡时，音乐也许会成为协调当前认同的阻碍。⑨Louise Wrazen.“Relocating the Tatras：Place and Music in Górale Identity and Imagination”，Ethnomusicology，Vol.51，No.2（2007），pp.185-204.

（四）音乐与地方性认同

上述提及以“音乐与地方”（Music and Place）为主题的论文集的出版和1993年在伦敦举行的以“音乐之地”（The Place of Music）为题的跨学科会议都已显然表明，这一议题已经成为新的研究关注点。在这类研究中，一些作者选择将“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这些术语理解为一种隐喻，这种隐喻类似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有关“场所”（site）的概念，即一个权力关系所存在的场域或空间；其他作者则更多地运用这些术语的字面意义，将他们的民族志分析建立于人们在所居住的物理景观中的具体体验之上。

这些新兴研究所提出的见解认为，音乐表演可以作为一种地方建构（place-making）的实践。这一观点遵循了一种认识，即音乐并不只是一种对于现存文化结构的“反映”。音乐表演是一种社会活动，文化借此被创造、被协调。①Anthony Seeger.Why Suya Sing：A Musical Anthropology of an Amazonian Peop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许多音乐表演的表现内容使其对于身份认同的公共建构起着很大作用；作为一种带有时间界限的实体存在，音乐表演活动可以将集体意识集中于活动中所浮现的问题之上，其中包括自我与地方之间的种种关系。②Martin Stokes，ed.Ethnicity，Identity and Music：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Oxford／Providence，USA：Berg，1994，p.3.

托马斯·所罗门（Thomas Solomon）讨论了音乐表演的一种具身性（embody）身份认同。声音是查扬塔卡人使地方变得可被感知的主要方式之一。对他们来说，群体制造出的声音体现着群体性认同，并具有诗意地将他们铭刻在了具体的地方。③Thomas Solomon，“Dueling Landscapes：Singing Places and Identities in Highland Boliva”，Ethnomusicology，Vol.44，No.2（2000），pp.257-280.露易丝关于在波兰南部波德哈尔塔特拉山区的土著居民的个案与之类似，该地区居民的歌曲将自然与家联系在一起，通过歌曲将自然转化为家。④Louise Wrazen.“Relocating the Tatras：Place and Music in Górale Identity and Imagination”，Ethnomusicology，Vol.51，No.2（2007），pp.185-204.

三、“音乐与认同”的中国实践

“音乐与认同”主题研究同民族音乐学本身一样，最初发迹于欧美地区。尽管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有一些文章标题中包含了“音乐与认同”的关键词，但实际上直到近年来，该研究才在国内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规模。

最早在标题中体现“音乐与认同”的文章出自人类学家彭兆荣，他以一种“文化相对论”的视角比较了少数民族多声部音乐侗族大歌与和声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无疑要融入民族认同之中（尤其对于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更具有其价值）。他提出的“音乐作为文化传承媒介”观点将音乐与民族认同、族性相关联，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⑤彭兆荣：《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47—55页。

尽管如此，在往后的数十年内，“认同”在音乐学界仍然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视角而存在，学者们偶尔会运用它解释特定的音乐现象，却并没有将其纳入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内部体系之中。不容忽视的是，这一阶段的学者们为深入探讨“音乐与认同”问题所做出的努力，例如周显宝教授采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以史料结合田野调查，阐明了闽南民间仪式和弦索表演中所反映的文化认同；⑥周显宝：《弦管表演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闽南民间祭祖仪式与弦管表演的实地考查与研究（上）》，《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2期，第67—76页；周显宝：《弦管表演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闽南民间祭祖仪式与弦管表演的实地考查与研究（下）》，《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3期，第53—62页。宋瑾教授将作曲家文化身份的问题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中思考，考虑环境和人的主体性的“中性化”现状；⑦宋瑾：《民族性与文化身份认同——当今中国作曲家思想焦点研究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62—68页。王先艳教授通过民间音乐家在其行动中身份认同的建构特征来揭示中国民间音乐的传承者们在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微妙变化及其意义。⑧王先艳：《论民间音乐家的身份认同》，《音乐研究》2011年第1期，第15—23页。另外，周耘⑨［日］岛添贵美子、周耘：《传统认同的延续性——以奄美岛歌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79—81页。、王静怡⑩王静怡：《文化认同与马来西亚华乐创作风格的变迁》，《音乐研究》2008年第1期，第43—50页。等学者将“音乐与认同”的研究由少数民族研究扩展到了世界范围。

2014年以后，笔者陆续翻译并发表了《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上的“音乐与认同”相关论文及译文，呼吁民族音乐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就“音乐与认同”主题进行跨学科对话。⑪［美］丹尼尔·B.里德：《后殖民时代科特迪瓦丹族中的表演、认同和坚守》，魏琳琳译，《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30—43页；魏琳琳：《海外民族音乐学视野下“音乐与认同”研究》，《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第152—157页；［美］蒂莫西·赖斯：《民族音乐学中音乐与认同的反思》，魏琳琳译，《音乐探索》2014年第1期，第49—58页2015年，杨曦帆教授出版专著《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①杨曦帆：《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李纬霖：《泰国北部“Khap lue”的传承、传播与文化认同》，《民族艺术》2016年第2期，第162—166页。。此后，“音乐与认同”率先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在研究对象上呈现出由内（国内）向外（海外）延伸的趋势。

（一）“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杨民康研究员在《“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与认同”研讨专题主持人语》中，结合海内外文献首次对文化认同和音乐文化认同作出了明确的理论界定，肯定了彭兆荣教授等人的族性研究，并对杨曦帆、赵书峰、张林、魏琳琳、董宸、苗金海所作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指出在“音乐与认同”的视角下，这些论文得出了不同并富有价值的结论，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思路和方法。②杨民康：《“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与认同”研讨专题主持人语》，《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3—11页。（其他文章请参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音乐与认同”专栏，在此不一一注释说明。）

在此基础上，“音乐与认同”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下的两个分支——节庆仪式音乐和跨界族群音乐又产生了联系。杨民康提出要关注少数民族节庆仪式音乐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的相关问题，③杨民康：《少数民族当代节庆仪式音乐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以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实践为例》，《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9—16页。杨曦帆、④杨曦帆：《建构与认同理论的音乐人类学反思——以嘉绒藏族为例的少数民族节庆仪式与传统音乐发展研究》，《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17—24页。赵书峰、⑤赵书峰：《传统的延续与身份的再造——瑶族“盘王节”音乐文化身份研究》，《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25—32页。张应华⑥张应华：《地方全球化——黔东南苗族民俗节庆音乐文化的守望与“发明”》，《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33—43页。以及魏琳琳⑦魏琳琳：《蒙汉杂居区节庆仪式音乐中的地方性与族群认同》，《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44—49页。分别用民族志个案与之呼应。另一方面，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往往包含“音乐打破国家、区域的政治边界进行流动”的叙事。因此，不论是对文化身份的追溯，还是对当下认同的重构，都很容易在跨界族群的背景下产生有价值的讨论。

（二）“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世界音乐研究

尽管“音乐与认同”的中国实践较为集中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但随着学术积累和国力的提升，中国本土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对话成为打破音乐研究中—西二元对立格局的关键步骤。中国学者逐渐开始向外探索世界范围内的“音乐与认同”。

彼得·帕斯克（Peter Parkes）、洛秦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少数民族卡拉沙的研究中指出，该民族以音乐歌唱和感悟的方式将个人、群体和社群的默契建构起一个和谐的合奏，设法解决了在集体飞地社群环境中所涉及的人际竞争和身份差异的内部矛盾。⑧［英］彼得·帕克斯、洛秦、侯越：《卡拉沙歌曲演唱中的个人与集体认同：少数民族飞地中“作乐”的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36—151页。仲立斌聚焦于新加坡华语乐队和华人公共空间，思考华语流行音乐表演与华人离散族群认同建构的关联。⑨仲立斌：《建构空间、凝聚族群——新加坡巴刹的华语流行歌曲表演》，《中国音乐》2021年第2期，第124—131页。凌晨采用了性别研究的视角观察“上童”仪式音乐结构与执仪者，解读了男性执仪者如何通过仪式表演来建构自我对性别身份的认同。○10凌晨：《越南母道教“上童”仪式的音乐、性别与认同》，《中国音乐》2017年第4期，第41—46页。李纬霖在个案中描述了说唱音乐形式“Khap Lue”，作者通过比较发现，中国的“Khap lue”保存较好，而泰国北部的“Khap lue”仅仅被用来表达一种对傣仂文化身份标识的诉求。○1杨曦帆：《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李纬霖：《泰国北部“Khap lue”的传承、传播与文化认同》，《民族艺术》2016年第2期，第162—166页。

结 语

国内外诸多文献普遍关注的主题是音乐对于个体、社会身份认同形成的贡献。对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兴趣，可以反映出学者们对传统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发生了转变。传统社会生活是由一系列原生的角色和社会阶层构成，即男人／女人、农村／城市、富人／穷人、种族渊源或者世袭的职业身份。现代生活赋予了更多个体能动性，使其原有的身份承载了多重意义。对个体自我身份的兴趣代表着由以群体为中心的社会学解释向个体心理学解释的转型。同时，民族音乐学对“音乐与认同”的关注似乎也反映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背离。

尽管诸多文献强调族群性，但社会人类学理论表明，族群只是个人和群体所拥有的多重身份之一。通过关系构建并涉及边界和差异概念，性别和社会地位／阶级方面的身份认同也很重要。音乐不仅可以作为身份的标志，还可以更有力地作为一种场所感的隐喻。音乐形式的构建可以是形成身份的核心和基本手段，种族和身份是由音乐强有力地建构起来的。在给定的社区中，地方和自我的边界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过音乐聚合，或者个人、社区或国家如何战略性地利用音乐来定位甚至改变自己及其领土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和地方的概念。①Martin Stokes，ed.Ethnicity，Identity and Music．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Oxford／Providence，USA：Berg，1994.pp.3-5.如果社区用音乐来创造他们之间的界限，那么个人有时会用音乐来模糊社会身份之间的界限，音乐与认同的研究将音乐纳入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从而产生不断协商的真实性和传统、种族和亚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结构。

长期以来，民族音乐学一直试图摆脱人类学和音乐学之间的无人地带，将音乐（所有音乐）置于其社会背景中，专注于音乐只是社会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讨论。事实上，音乐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因为它在表演中表达了意义。正如范可教授所言，虽然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关系密切，但它们对人类学的渗入远远低于人类学对它们的渗入。②范可：《“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关于音乐之人类学探索之探索（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0年第1期，第7—15页。音乐作为人类表达的主要媒介，从未脱离社会身份的战略主张，而社会身份又总是建立在历史化、政治化和性别化的人与地感之上。音乐通过唤起社区、国家、家庭、传统和真实、相同和不同的形象来实现这一点，这些形象吸引着我们的情感，标志着我们的独特性，并将我们定位在更广阔的世界中。

“音乐与认同”的讨论可以为人类学家在讨论社会结构、探索和控制身份类别及其边界时使用音乐材料。音乐与认同关系甚为紧密，不仅社会文化诸多因素直接影响着音乐存在形态和结构，音乐活动更会影响到认同的建构、延续和转变。正如王建民教授提出，如果民族音乐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共同来关心这个研究领域，可以实现对于音乐更深刻、更广泛的理解和阐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延展了民族音乐学在理论问题研究方面的深度，另一方面也改进了人类学对于音乐的认识，音乐如何促进人类学的研究这个视角也应当引起学者们的关注。③魏琳琳：《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序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通过“音乐与认同”的中国实践，可以看到中国学者身上对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担当，反映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动向，体现了学者们立足中国文化本位的研究立场和关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研究取向。同时，探讨少数民族音乐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在当下的语境下更加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义。因此，笔者通过民族音乐学关键词——“音乐与认同”的讨论，提供一种反思性的动态，讨论其背后的关系的性质，展示了音乐对于个人和社会身份的建构、自我表征和竞争的重要性，以期呼吁学界可以更多借鉴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意义，以及关注音乐被用来创造个体或社会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