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部落，流动的景观——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民歌研究

张 颖

17世纪初，蒙古族卫拉特部人口增长、部落间征战不断。属于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为躲避战争，寻找新的草场休养生息，于1628年，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离开世居的新疆地区，一路向西逐水草而居，迁徙至当时尚未被俄政府占领的伏尔加河流域。直到140余载后的1771年，迫于沙俄的压迫及宗教方面的原因，汗王渥巴锡率部分土尔扈特人及和硕特部族人向东穿越中亚草原，回到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至此，土尔扈特部横跨欧亚大陆，完成了“西迁——东归”之壮举。

现今，土尔扈特人以中国新疆及内蒙古西部、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蒙古国西部等地为主要居住区。其音乐的发生、流变、存承无一不与生态环境及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同根同源的族群归属成为他们彼此间认同的纽带。若想从整体上把握蒙古族土尔扈特部音乐，必然要打破自然地理空间的疆界，关注文化的起源、形成、声景等多重现象，探讨“区域”的流动过程与变化规律，方可游走于草原丝路上，构建地方空间与流动声景的互动关系。

一、“阿勒泰——伏尔加”:跨越欧亚的百年迁徙

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跨越欧亚、历经百年的迁徙历程，如同一部史诗在其历史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土尔扈特部穿越中亚草原，与其他民族或族群共同居住在草原、戈壁、沙漠等多种地貌之间，故其音乐在地理空间中形成区域化特征，需从静态本质与动态轨迹双重把握，正如索尔所言，“在文化的差异和变化中进行地理学探索”①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尤为重要。

不同于自然地理的界定，文化地理的划分不仅依据地貌、气候等因素，更落脚于人为主观能动力，而基于某些空间建立起来的“区域”或“地方”成为文化地理学关注的焦点。地方承载着“人”的主观性和想象性①John K．Wright“Terrae incognitae: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47，37(1):1－15．。20世纪70年代，受人文主义影响，在“地方”的形成过程中，“人”的作用被进一步凸显。文化地理学家们提出:“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②周尚意，戴俊骋:《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 —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地理学报》2014年第10期，原文引自Tuan Y F．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45．，人与某个空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使得人建立起“地方感” (sense of place)。段义孚进一步阐明:“地方是由文化长期作用于自然地理空间而来的，而某个地方需要主体用体验到的情感和情绪去感知，进而构成特定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③周尚意，戴俊骋:《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 —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地理学报》2014年第10期，原文引自Tuan Y F．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New Jersey:Prentice－ Hall Inc．，1974．。

图1 阿·巴依尔在自家蒙古包外演唱《宽阔的伏尔加河》(本文所用照片除特别标记外，均为笔者亲自拍摄)

这些被赋予了特殊人文含义的“地方”，则成为某一民族或族群心中的文化标识和共同记忆。新疆阿勒泰地区及俄罗斯伏尔加河成为土尔扈特人情感与记忆的支点。在对新疆土尔扈特人的长调采录中，有一首名为《宽阔的伏尔加河》④歌词大意:在宽阔的伊吉勒河边，亲朋好友来相聚。有缘相识的您，请聊心里话。枪托般鬃毛的海骝马，四蹄生风地在奔驰。心中唯一的您，请聊心里话。神奇的银白马，遮着光看过去。唯一知心的您，请相遇在梦里。［采录时间:2015年7月31日，地点:和布克赛尔县查干库勒乡］(土尔扈人将伏尔加河称为“伊吉勒”，该曲由永湖尔记词，歌词汉译为中央民族大学其其格老师)，出现频率之高令人惊讶，这是一首描绘伏尔加河场景、歌颂汗王的长调，成为新疆的土尔扈特人追溯历史的鲜活文本。伏尔加河，是他们曾经生活又被迫离开的“地方”，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那里并建立了卡尔梅克共和国，因此，这条河流成为承载着土尔扈特人历史与现在的特殊地标。

2015年8月10日，笔者搭乘一个土尔扈特家庭的顺风车前往下一个田野地点。途中当我告诉他们，5月曾赴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采风后，车内氛围瞬间高涨。这一家人从未到过伏尔加河畔，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同胞的关心。当笔者翻出手机中保存的卡尔梅克共和国的一些图像时，这个家庭中的最年长者捧着下图这张伏尔加河西岸的图片，轻轻唱起了长调，同车的土尔扈特人开始轻声哼唱。面包车行驶在安静的道路上，窗外已没有了灯火，笔者只听懂了歌词中的“伊吉勒”一词，却不由自主地随着老额吉⑤“额吉”，蒙语意为母亲。的歌声一同泪流满面。后来老人的儿子告诉我，他们唱的是一首名为《伊吉勒河水》的长调，土尔扈特人在东归回到新疆后开始唱，一方面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另一方面思念伏尔加河，这片他们一家人从未真正涉足过的土地，却犹如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分割于欧亚大陆的土尔扈特人紧紧连在一起。

而在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由于长期处于俄罗斯主文化的影响之下，其文化变化较大，目前卡尔梅克共和国官方语言为俄语，相当大一部分卡尔梅克人已不会使用母语，学校教学、日常生活均为俄语。在卡尔梅克首府埃利斯塔市采录到的长调中，就有一首名为《阿勒泰之歌》的曲目，意为怀念土尔扈特人先辈居住的新疆阿勒泰地区，那里是土尔扈特人共同的“根”，是他们在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中追根溯源的起点。

图2 卡尔梅克90岁的老额吉在演唱《阿勒泰之歌》(杨红拍摄于2015年5月26日)

对“故地”伏尔加河的赞颂和对“故乡”阿勒泰的思念是土尔扈特部民歌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存在于口耳相传的长调中，还是孕育在土尔扈特人的想象空间中，伏尔加与阿勒泰这两个“地方”都已突破自然地理的屏障，成为族群认同的标识以及心绪与情感的寄托。

二、地方性凝聚:土尔扈特民歌的多重图景

音乐在唤起人们对“地方”感官记忆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加强其自身的“地方感”。从迁徙游牧至定居生活，民歌一直伴随着土尔扈特人的生活而传唱、流变、传承。同时，历史流动和地理变迁赋予土尔扈特民歌丰富的表现方式与功能，并让民歌在音乐形态上与其所在的时空环境互为印证。

(一)音乐的地方文化语境

新疆与卡尔梅克共和国的蒙古族土尔扈特人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而在语言、服饰等方面又有明显的差异。突破空间的限制，将“跨区域”作为文化整体来看待，关注土尔扈特音乐变化的过程及其原因，辨析其与存活环境的共生关系，成为研究土尔扈特民歌的必然视角，新文化地理学中关注的地方感知与地方认同、景观诠释、地方想象等核心论题都将成为其中不可忽略的方面。

图3 新疆巴伦台黄庙

加拿大学者谢弗尔 (R．Murray Schafer)提出“声音景观”概念之时，意在将声音放置在其共生环境中考察研究。而后，音乐学家谢勒梅提出声音景观的“背景——声音——意义”三分模式①汤亚汀:《音乐的流动景观与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读谢勒梅新著《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的音乐》，《音乐艺术》2001年第4期，第91－94页。，从时间与空间上突破西方民族音乐学既有的研究对象和认知视角，讨论流动变化的声音景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民歌实际是一种景观向另一种景观的转换，是叠加的复合体。地方 (place)与空间 (space)聚集着土尔扈特部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印记，并在人文背景及音乐语言上充分表达。

图4 卡尔梅克埃利斯塔市胡日乐庙

土尔扈特部信奉藏传佛教，其庙宇遍布在新疆的土尔扈特部居住地。图3为建于中国新疆巴伦台的黄庙，是新疆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也是南路旧土尔扈特部的总庙①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回到新疆后，清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其划分为东、西、南、北四路，各自划分草场与牧地，其中渥巴锡汗率领的一支称南路旧土尔扈特部。。而在东正教盛行的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至今仍然以佛教为最主要宗教信仰，在其首都埃利斯塔市中心，建有胡日乐庙 (图4)，寺庙内僧侣众多，宗教活动频繁。

在土尔扈特人心中，长调是“严肃的歌”，其最初的传唱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对活佛、僧侣的赞颂。笔者在新疆的田野考察中发现，婚庆、小儿剪发、老人生日等活动，无一例外会请全场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先演唱一首宗教内容的长调，再说一些祝词以示活动开始。而在卡尔梅克共和国，宗教内容的长调也作为“不可变”的部分保存下来，虽数量不多，但诸如《土尔扈特满吉》 《加旺·道尔吉》之类的歌曲却为传统的“固守”。

表1 塔丽娅、玛莎(卡尔梅克)演出歌曲一览表(部分)

由于居住在欧亚不同的国家与地区，除了上文提到日常语言的巨大差异，土尔扈特部的服饰也有所区别，中国新疆的土尔扈特人服饰更为接近蒙古族传统服饰，而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的服饰则受到俄罗斯各民族影响。

进入“全球地方化”的时代，音乐的市场运营成为“声音景观”的重要一环，传统音乐进入城市后的境遇、城市对于传统音乐的影响、传统音乐在现代化媒介中的流变与再发展，都是面临的新问题。打造一部具有观赏性的文化展演，既对外传达族群的历史，又增加盈利性收入，成为很多地方将音乐与旅游相结合的发展策略。对于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而言，这种展示的目的则不尽相同。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每年盛夏都是歌舞剧《印象·东归》火热上演的季节，若赶上那达慕，则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这部剧采用现代手段制作了气势恢宏的背景音乐，将长调穿插其中，数百名演员在巴音布鲁克的高山草原上实景演出，表现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的带领下艰难回到新疆的过程。

图5 新疆土尔扈特人服饰 (格日来演唱)

而卡尔梅克对外售票的舞剧，大量用俄罗斯手风琴伴奏，吸收了众多俄罗斯曲调，其表演内容主要展现日常生活，有很多模仿动物及生活场景的动作。

图6 新疆《印象·东归》演出图

(二)声态与地态的互渗连通

“地方”是一种可感知的对象，而“声音”则是人们最直观的体验之一。声音景观是表演者、表演环境、表演内容、聆听观赏者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复合体，其中，表演环境包含人文环境与地理环境，不同地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音乐遗传基因的形成，①刘正维:《音乐的遗传基因——关于传统音乐的“五态、四径、三线”》，《中央音乐学院学》2004年第3期，第31—48页。并在具体的声音形态中呈现出来，地态与声态形成循环互动的整体。

图7 卡尔梅克共和国舞剧演出图

人文背景的差异让中、俄两国土尔扈特部民歌首先从外部表演形式上区别开来，而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等因素则影响土尔扈特部民歌的音乐本体呈现，出现不同的结构、曲调、音域等地域性特征。

谱1 和布克赛尔《宽阔的伏尔加河》

中国新疆地貌丰富，高山、丘陵、盆地、草原皆具，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居住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布克赛尔县、乌苏市等地均为特殊的高山草原地貌，地势起伏绵延不断。其中，阿勒泰地区地处新疆北部，北至阿尔泰山、南为准噶尔盆地，西部较为开阔，从北至南层层下降，地形具有明显阶梯状特征。因此，新疆的土尔扈特部长调旋律波动较大，如谱例1所示，在新疆和布克赛尔县流传的长调《宽阔的伏尔加河》为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在音调级进基础上，却充斥着下行七、八度的音程跳进 (见谱例边框标记处)，使得旋律跌宕起伏，同时配合托腔的使用，描绘出伏尔加河广阔的意境。

长调《阿勒泰——斋尔平川》 (谱例2)采录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该地是土尔扈特部在新疆最大的聚居地。这首长调歌词借阿勒泰山与斋尔平原两地表达对母亲的思念和赞美，整首曲调为单句体，音域达十三度，大量使用音程跳进，特别是开头上四度连续跳进与结尾处下七度 (见谱例边框框标记处)的大跨度跃进，正如巴音布鲁克草原地形一样，从远处的高山一泻而下。

谱2 和静县《阿勒泰——斋尔平川》

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地处里海西北部，地貌以草原、森林居多，地势平缓，该地土尔扈特民歌较新疆而言，在曲调上显现出明显差异。谱例3采录自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市，名为《阿勒泰之歌》，从乐谱我们不难看出，这首描绘故乡“阿勒泰”的长调同样是五声调式，但旋律较为平缓，三度音程贯穿全曲，鲜见大跳音程，结构相对规整，给人以抒情思念之感。二、三度音程环绕进行，音域在一个八度以内成为卡尔梅克共和国长调区别于新疆土尔扈特长调的显著特征之一。

谱3 埃利斯塔《阿勒泰之歌》

共同的宗教信仰、对长调的相同认知，使得新疆与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区别于周边民族与族群;而在族群内部，由于人为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割裂，也让他们有明显差异。这些复合多样的“声音景观”，共同叙述着土尔扈特部音乐的内容与诉求。

三、“互惠－共享”:流动并存的草原丝路音乐共同体

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迁徙的路径地处草原丝路西线腹地，诸民族文化不断交融碰撞。多态地貌的交接与重叠、文化选择与国家政治干预等因素共同成就了土尔扈特部丰富多彩的音乐空间。从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重新审视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①薛艺兵:《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地理学方法新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83－88页。，是研究土尔扈特民歌在草原丝路音乐中的新定位。

蒙古族卫拉特部《江格尔》与藏族《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并称为中国三大史诗，讲述的是以江格尔为首的英雄们反对压迫侵略和英勇抵抗的故事，以口头说唱形式流传。新疆和布克赛尔县被誉为“江格尔的故乡”，讲唱史诗十分兴盛，每年的江格尔大赛，小到几岁孩童，大到白发老人，均积极参加，使用传统乐器托不秀尔伴奏。

图8 新疆乌苏市民间艺人在齐唱《江格尔颂》，伴奏乐器:托布秀尔

远在欧洲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史诗《江格尔》仍作为土尔扈特部的文化标识而存在，仅首都埃利斯塔市就有多处雕像 (图9)。但值得注意的是，卡尔梅克的土尔扈特人将说唱时伴奏的乐器称为“冬不拉”而非“托布秀尔”，而在大众的既定印象中，冬不拉为哈萨克族传统乐器。据艺人们自己介绍，是由于1943—1957年，卡尔梅克土尔扈特部众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族人们便也开始演奏“冬不拉”，这一说法未能得到哈萨克族认同。就其根本，乐器称谓的改变，是受到哈萨克族“冬不拉”影响还是有其他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但可以确定的是，土尔扈特在欧亚的广袤大地上，并不是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而是与其他民族和族群相融互渗共存于草原丝路，从而呈现特殊的文化特质。

图9 埃利斯塔市的雕像

图10 卡尔梅克老年艺术团——演奏冬不拉及俄罗斯萨拉托夫手风琴

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作为跨界民族，早已突破了时空界限。从时间上看，土尔扈特部百年的迁徙过程，使其音乐在不断变化中作为特殊文本而留存下来，从而具有承载族群“历史记忆”的功能;从空间上看，他们越过欧亚大陆，与周边诸民族长期交融并存，其“长调”“江格尔”等仍成为族群内部的音乐认同。而这条迁徙之路，本就是草原丝路西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分布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民族就相互勾连，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也共享草原音乐文化。

当下文化地理学所关注的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和文化景观等主题②王恩涌:《人、地、文化:人文地理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仍是我们加强音乐地理研究的视域所在。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多类型音乐经常同台出现，其表演中母语和官方用语的使用、表演服饰、独奏与伴奏乐器等都成为这一景观的重要构成。土尔扈特部在跨国的不同境遇中，国家、地域、地理等人文生态环境共同组成一个复杂实体，继续沿着昔日迁徙路线交流互动，与其他各民族共筑草原丝路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