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主题作品研究——以《 山居吟》与《 山居图》为例

窦慧菊

艺术作品主题精神内核的生成，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影响，并与其紧密圆融交织。以“山居”为主题的作品，最初出现于魏晋时期的诗歌辞赋中。何为“山居”?六朝谢灵运著《山居赋》其序有言: “栋宇居山曰山居”①顾绍柏:《谢灵运校注集》，台北: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版，第447页。，即把居所建立在山上是为“山居”;又言“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②顾绍柏:《谢灵运校注集》，台北: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版，第447页。把山居的生活方式与性情连接，赋中已然有着隐逸之意的指向。若说魏晋六朝为老庄思想的崇盛之时，那么“山居”成为一种闲逸且顺从率真性情的生活方式，而被赋予的个体自我精神呈现，便已隐现主题定向的存在。唐代涌现出大量的“山居”诗，如王维的《山居秋暝》、李德裕的《思山居十首》、贯休的《山居》、李白的《题元丹丘颖阳山居》等。此后，“山居”与禅、“山居”与道，藉如此类的连接逐渐使得“山居”成为具有识别性的，有着独特文化内涵的主题在历朝历代的诗歌、文赋、琴曲、绘画等作品创作中得以不断地传承和延续。如果说，中国古代文人借由个体心性延绵不断的精神和心灵诉求，是影响着山居“主题”内核定义的关键，那么在作品主题生成后归至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其所携带的最本源的思想精粹，将会借由主题定式打破艺术类别的划分，而被铺成在各种艺术表现形态的艺术作品中，形成作品与作品之间内在文化与精神的互释纽带，成为阐释同一主题作品真实内涵指向的有效方式。通过即成的“主题”，将不同艺术形态的艺术作品锁定，分析相同作品主题内在的真实意蕴，通过作品明晰艺术史中存有的潜在的隐性连接与变迁指向。在此，本文以琴曲和山水画这两种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山居”主题的艺术作品《山居吟》与《山居图》例论。

一、《山居吟》主题内涵的指向

明代朱权所编纂的古琴谱集《神奇秘谱》分为上中下三卷，《山居吟》谱本最早见于中卷《霞外神品》。此曲传为南宋琴家毛敏仲所作，毛敏仲，名逊，曾为司农杨缵门下清客时参与编撰《紫霞洞谱》，其所创琴曲《山居吟》亦被收录其中。《山居吟》流传甚广，而后的《浙音释字琴谱》《太音遗音》《重修真传琴谱》《风宣玄品》《五知斋琴谱》等43种琴谱本集均刊有此曲，各家琴谱版本与演奏方式略有所差异，不过琴曲主题思想及题解意涵基本一致。如《神奇秘谱》 《重修真传琴谱》和《乐仙琴谱》收录的《山居吟》的题解:

是曲者，宋毛仲翁所作。其趣也，巢云松于丘壑之士。澹然与世两忘，不牵尘网，乃以大山为屏，清流为带。天地为之庐，草木为之衣;枕流漱石;徜徉其间。至若山月江风之趣、鸟啼花落之音，此皆取之无禁，用之无竭者也。所谓乐夫天命者，有以也夫。又付甘老泉石之心，尤得之矣。①王孺童:《古琴曲溯源》，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页。(《神奇秘谱》)

此毛仲翁所作也。见其与世两忘，不牵尘网。乃以太山为屏，清流为带，天地为庐，草木为衣，枕流漱石，徜徉其间，真乃谓乐天知命者矣。②王孺童:《古琴曲溯源》，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重修真传琴谱》)

按斯曲，乃宋毛敏仲，因见山居趣味，澹然与世两忘。至若山月江风之景，鸟啼花落之音，此皆取之无禁，用之而不竭者也。鼓是曲者，当之乐夫天命矣。③査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乐仙琴谱》)

从各家琴曲谱本收录的《山居吟》题解来看， “与世两忘，不牵尘网”构成了琴曲“山居”主题创作和表现的动因。题解中出现的大山、清流、草木、流石、天地间的山月江风鸟啼花落等自然物象是《山居吟》作品表现内容所涉及母题元素的文字性指向，在转变为有隐喻意义的母题意象后，这些物象引申的意象群共同构筑了“山居”之所以能够澹然忘尘的基本氛围。在历代以“山居”为主题的诗词中，山、水、草木、清泉、花、鸟、鱼等自然物象以及生存于自然中的生命被不自觉地编排在作品当中，如 (南宋)舒岳祥《山居》: “雀饮梅心雪，鱼吞水面云。山居差有味，世事不堪闻。”④(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全新校勘珍藏版》(第一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南宋)徐玑《山居》: “柳竹藏花坞，茅茨接草池。开门惊燕子，汲水得鱼儿。”⑤(南宋)曾唯辑:《东瓯诗存》(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在这些诗词中，构筑“山居”场景的皆是取之自然的各种物象，即由山、水、草木、清泉等物象对应的是“是非忘却”“身心两闲”的状态，是人进入自然景境状态后心灵与之发生的互动，这种互动代表着创作者个体价值判断的选择，即明确了“山居”主题的指向是对世事的回避而隐于山居忘却凡尘悠然自在生活的释然。作品中母题元素及所隐喻象征的母题意象往往构成主题意义的指向，构筑“山居”场景的自然物象潜在的隐喻逐渐将“山居”主题指向避世归隐之意，《山居吟》中的“山居”主题当然也有着避世归隐的指向。这一点在毛敏仲所作另一首体量较大的琴曲作品《樵歌》中有明确表现，据明代胡文焕《文会堂琴谱》云: “《山居吟》，《樵歌》之引。”⑥王孺童:《古琴曲溯源》，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页。《山居吟》是《樵歌》的引曲，两者皆为徵调，“引”有序奏之意，即两首琴曲的承启关系暗示了其中音韵曲意内在的一致性。《神奇秘谱》中《樵歌》的题解为:

是曲之作也，因元兵入临安，敏仲以时不合，欲希先贤之志晦迹岩壑，隐遁不仕，故作歌以招同志者归隐，自以为遁世无闷也。①査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樵歌》题解提及的“晦迹岩壑，隐遁不仕”明确道出琴人有“归隐”之意，这里的归隐似乎在于避世不仕，以此逻辑推断这里“欲希先贤之志”中的“先贤”极有可能指的是有归隐盛名的先贤，如嵇康、陶渊明等人，即都是无意于入仕且具有极高人格风骨的隐遁先贤。然而，在明代琴谱《风宣玄品》收录的《樵歌》歌词第七段“乐道以书”言:“追思前代圣贤，贫乐不改。孔子曲肱而枕，贫屡不累心怀，其乐不改。颜子在陋巷，瓢饮箪食贫，其乐不改。”②査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623页。歌词中的“先贤”指向孔子和颜回，其“先贤之志”“其乐不改”，出自《论语·雍也》言: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③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5页。《论语·述而》:“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④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0页。这里的“志”显然不是对避世不仕归隐的选择，呈现的是无关富贵，即使生活清苦亦自得其乐的人格境界，有着儒家对个体人格修养与德行的追求，其中包含着“士志于道”的基本诉求。这便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山居吟》与《樵歌》作品的主题指向是否就是避世不仕的“归隐”之志?

作为《樵歌》的引子， 《山居吟》与《樵歌》的主题意涵显然相通，“先贤之志”实际已成为穿插作品主题的内涵指向，结合两首乐曲表现的主题来看， 《山居吟》中“山居”主题呈现的“归隐”内涵，重点不是以避世不仕为主导，其指向的是在于题解中出现的“乐天知命”，亦即为《樵歌》中所从的“先贤之志”。《易·系辞上》有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孔颖达疏: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任自然之理，故不忧也。⑤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临川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即为一种合意于天地自然，以淡然平和的状态顺应自然大道的心境。庄子所言:“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⑥方勇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2页。避世不仕不是《山居吟》作品中涉及“归隐”的内涵，亦不是“山居”主题的最终指向。 《山居吟》中的“山居”主题与“归隐”内涵相结合的作品主题，表达定式的内容并不是单一指向“避世不仕”，立足作品本身携带的主题关联性，《山居吟》的“山居”主题的“归隐”在于将道家隐游天地的自在和儒家不改其乐士志于道相结合的一种人格境界，是将主题最终指向中国古代贤人雅士追求个体人格修养与顺应自然大道心境的“乐天知命”的心灵境界。

二、《山居图》主题的心灵映射

钱选，字舜举，号玉潭，别号清癯老人、川翁、习懒翁等，吴兴 (今浙江湖州)人，其生卒年存有争议，一般认为是在1235－1301年，可以断定钱选生于宋理宗时期，宋亡后至元大德四年亦尚在，与赵孟頫等人合称“吴兴八俊”。钱选生活在宋元易祚的动荡时代，作为南宋景定三年乡贡进士，钱选学富五车饱读诗书，早年间投身科举的他并非是没有入仕之心的，亦有作为文士著书立言士志于道的心理诉求，元代赵汸《东山存稿》卷二中载:“公尝著书，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之目，后皆焚之矣。”⑦(元)赵汸:《东山存稿》//(清)纪昀: 《文渊阁四库全书》 (12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0页。然而家国衰亡的境况对钱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亡以后他将自己所有的著作付之一炬，选择“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图画开。”⑧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十六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再未入仕，选择“隐于绘事以终其身。”⑨(元)赵访:《赠钱彦宾序》//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这种选择的心性从某种程度上贯穿于钱选的绘画作品当中，其笔下“山居”主题作品的内涵指向亦成为来自于画家之所以选择“隐于绘事”的源始。

钱选是一位全能画家，据《元诗选》所记钱选“山水师赵令穰，人物师李伯时，花木翎毛师赵昌，皆称具体，用笔高者，至与古人无辨。”①(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5页。在山水、人物、花鸟画上均有一定的造诣，作山水画喜用晋唐笔意，《山居图》的设色追寻唐代青绿山水的样式但是又超越这种样式，其画面设色淡雅清新、笔触随性精巧，在表现“山居”主题的同时不自觉地融入了文人格调的淡然雅致。《山居图》确切的创作时间无法断定，因为钱选的绘画作品落款基本不署时间，包括他的其他画作如《浮玉山居图》《秋江待渡图》《烟江待渡图》等的款识均只留有“吴兴钱选舜举”，但就目前所见的信为钱选真迹的作品基本都是作于南宋灭亡之后。②李永强:《元初绘画新貌的先锋:钱选及其绘画问题再考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第28页。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合意使得画家的内心极为触动，而借由社会环境的不堪给予画家的心灵诉求也被呈现在画家的作品当中。

钱选所作《山居图》中的“山居”主题明确指向归隐不仕，实际上也是画家“隐于绘事”生活态度的表现，而促使钱选所择取的“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钱选心灵之“隐”期待的指向空间。《山居图》中，房屋隐匿在葱葱郁郁的林木间，山石伴着氤氲旷远的水域，有小舟荡漾其中。布局层次舒展而不矫作，一处小桥连接了水域两岸，经过的路人悠然自得。画家将自然界的各种物象以平面形态纳入画作之中，画作笔墨无皴却勾线润泽，青绿墨色淡渲晕染，为观者营造了一处意趣生拙而虚幻脱俗的圣地。画中的空间没有战乱不停的国事、没有喧嚣的世俗纷争、没有利害得失的个体人性，画中呈现的空间抽离了现实世界将会出现的各种世俗“必然”，跳脱到画外成为由画家主观意愿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实际上，灌注于画家心灵和精神的山水作品已经超越了客观存在的自然山水意义，画面脱离具体造型后被环绕在一片朦胧的具有隐逸气质的空间中，也正是画家心灵渴盼的理想化空间。

《山居图》中“山居”主题的表现通过大山、树石、泉流、小桥、渔舟、屋舍等母题元素，以视觉直观的表现形式被画家有意识地安排在画面中，即母题元素转换为母题意象，最终以视觉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主题的直观性表达。这些母题元素群造就的是母题意象成为画家个体意识纳入“山居”主题内涵指向的直接方式。画幅左侧画家的自提诗文在视觉形式上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平衡感，画家所题之诗成为画面构图的一部分，在配合作品借由母题元素组合生成的视觉意象空间中，题诗的内容超越视觉图像本身，让“山居”主题指向作者的心灵映射，而成为作品意境空间创作者思想的外延，即整个画面是画家自主营造的一处远离现实世界、安逸自得避世隐于其中的理想型空间幻境，也是画家内心情致的诉求，这些在画中钱选的自题诗文中可以看出:

山居惟爱静，日午掩柴门。寡合人多忌，无求道自尊。鷃鹏俱有志，兰艾不同根。安得蒙庄叟，相逢与细论。③卢辅圣:《中国文人画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页。

根据画中题诗中“鷃鹏俱有志，兰艾不同根”，明诉钱选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据载“吴兴当元初时，有八俊之号，盖以子昂为称首，而舜举与焉。至元间，子昂被荐入朝，诸公皆相附取官达。”④(明)张羽:《静居集》//胡思敬辑:《豫章丛书本》(第181册)，南昌:退庐图书馆校刻，1916年版，第9页。当时的南宋遗民大多是有着因作为士人的傲骨而选择隐逸不仕，但还是有不少人如赵孟頫 (1254－1322)等倾慕于至新朝做官的。赵孟頫《次韵钱舜举四慕》有诗云: “周也实旷士，天地视一身。去之千载下，渊明亦其人。”⑤(南宋)赵孟頫:《松雪斋集》，黄天美校，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赵孟頫与钱选关系极好、亦师亦友，都向往陶渊明式的高逸悠然心性，但对比赵孟頫的出仕，钱选的不仕以实际行动契合了个体心灵追求的山居之隐。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言:“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①(晋)陶渊明:《陶渊明全集》(前言)，曹明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自免去职”承载的是无意仕途追随心灵所向坚决表现的结果，是避世归隐选择的态度和方式，这亦与钱选“隐于绘事以终其身”相契合，《山居图》“山居”主题的指向，实际上在钱选所作另一幅青绿山水作品《浮玉山居图》中，也直接证实了这样的“归隐”之意。《浮玉山居图》的题诗:“瞻彼南山岑，白云何翩翩;下有幽栖人，啸歌乐徂年。藂石映清泚，嘉木澹芳妍;日月无终极，陵谷从变迁。神襟轶寥廓，兴寄挥五弦;尘彯一以绝，招隐奚足言。”“招隐奚足言”言明不与蒙元统治者同流的清高气节。钱选“山居”主题指向的“隐”，是自我主观主动的避世归隐，主题情绪延续了陶渊明的“归隐”之意，而促使这种“归隐”到隐居山居不为入仕的客观缘由，不仅在于南宋末期社会因素的使然，也是画家内心心灵诉求的指向。

三、主题隐性指向的个体诉求

《庄子·盗跖》言: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人皆巢居以避之。”②方勇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8页。汉代许慎有言:“巢，鸟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巢之本义是指鸟窝或是指鸟在树上筑巢的行为，后“巢居”的意义被延展不限于在树上筑巢居住，亦可泛指筑居于山林的陋室。 《山居吟》的题解“巢云松于丘壑之士”，脱离其表意并非是简单的对士人居住方式的说明，而是融入中国古代士人因自身心灵观照的需要，所选择的“澹然与世两忘，不牵尘网”处世方式，折射的是对理想化空间的诉求。而产生其诉求的原因在于大山、清流、草木、溪石，在于天地间的山月江风、鸟啼花落这些自然物象，即“山居”成为一种契合着心灵对天地自然大美的观照方式，是自然物象本真存在的质朴给予古代文人雅士对自我人格反省，以及心灵澄净需要的避世空间。

从毛敏仲与杨缵的交往时间，以及编撰《紫霞洞谱》作《山居吟》的时间上看，毛敏仲的活动时间要比钱选早很多年，毛敏仲几乎与南宋同卒亡，而宋亡后钱选以南宋遗民的身份又生活了二十多年，《山居吟》的成曲时间早于山水画《山居图》。《山居吟》与《山居图》都是“山居”主题的艺术作品，作品最终呈现的都是对淡然雅逸意境的追求，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作品创作者的心性路径指向却各不相同，即创作者本身叠附于作品的“意象”源不同，造成同是“山居”主题的作品在主题内涵指向“归隐”的同时亦存在变迁的差异。

《山居吟》作为《樵歌》的引曲， 《樵歌》在某种意义上是《山居吟》的延续，《樵歌》题解中“元兵入临安，敏仲以时不合”，说明毛敏仲因为时局动荡这才有了仿效先贤避世之心，其中透露的情绪倾向更多的是对无法入仕的无奈。古来归隐的先贤多是自愿不入仕途的，《世说新语》中:“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③(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朱碧莲、沈海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8页。因为山涛想举荐嵇康做官，嵇康与其断交，所以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嵇康，他们的归隐都是出于自我本性，志已不在入仕。这些是契合钱选《山居图》“山居”主题指向的，钱选的《山居图》从主题内涵的指向上看，是陶潜情结的延续，“归隐”是在“招隐”的境况下做出的坚定选择，无意于仕途，选择避世归隐是自发自主行为的使然。这一点，钱选在画作《陶渊明策杖图》的题款中直接言明了内心的诉求:“晋陶渊明得天真之趣。无青州从事而不可陶写胸中磊落。尝命童子佩壶以随，故时人模写之。余不敏，亦图此以自况。”但是《樵歌》的“隐遁不仕”并非是主观自愿归隐之意的呈现，“山居”主题指向的“归隐”存在着被动的因素。

毛敏仲生活在时局动荡的南宋末期，他曾在南宋当时的大户杨司农的门下做清客。1276年元兵破临安不久，毛敏仲“以为士之道，莫尚于宾王，先王之化，尤莫尚的虞氏之教”①(元)王逢:《听叶琴师观光操·序》，《梧溪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琴师叶兰坡、徐秋山相约北上，又作琴曲《观光操》欲赴元大都见元世祖为其献艺，只是未及召见便客死馆舍。琴曲《山居吟》是以音韵传达作品主题的艺术形态相对直观的视觉表现来说，作品主题内在的意涵有一定的自由理解空间，但是作品主题指向的分析，需要考虑到创作者本身以及相应社会背景等因素，因为创作者是作品主题精神内涵的赋予者。琴曲题解中“与世两忘，不牵尘网”似乎并不能完全体现毛敏仲内心的真实诉求，不可否认的是毛敏仲直至晚年都依旧存有入仕途的功利之心，但是“他在处世上尽管未能完全摆脱功名之念，但在琴乐审美上却趋身于纯古淡泊的情调意蕴，以超然之心求得心境的淡化。”②章华英:《宋代古琴音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6页。就琴曲《山居吟》本身来说，“山居”主题指向归隐避世的同时，伴随的还有“乐知天命”的隐性指向，这种隐性指向有着士人入世的心理期待，即琴曲有着道家隐游天地的自在惬意，却又难掩儒家士志于道的入仕人格情怀。

儒家的入世至仕呈现的是古代文人的自我要求和社会对其的要求，修身治国平天下几乎成为历史上历朝历代所遵循的至理，而道家对于心灵的观照和对道的追求，则成为艺术家最为放松的一种行为暗示，在作品主题表达的过程中呈现出潜隐儒家所求而迸发自我个体需要的直观状态。文学主题中选择的价值观、母题的恒常性，虽不能完全等同个体的现实行为，还是可以窥见传统文人心态及现实处境、创作动因的一个重要侧面。③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200页。母题元素的隐喻和象征铺垫的是作品主题的表现，“归隐”与“山居”主题内涵的共同指向性，是在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被建立起来的，“山居”主题与“归隐”成为艺术作品表现的一种主题定式指向。但是，不同作品中“山居”主题的指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变迁转折。立足《山居吟》和《山居图》作品本身来看，“山居”主题指向的都是对“归隐”情致的诉求，但是在“隐”的同时，创作者们都有着中国古代文人“士志于道”的心理期待，然而，毛敏仲是在执行“士志于道”的过程中被动的失败了，而钱选内心的“士志于道”在国家衰亡江山不复的哀悼与无奈的隐忍情愫中自主选择毁书灭著，再不入仕。

(南宋)钱选《山居图》纸本设色26．5cm×111．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结 语

同一主题的作品，会因为创作者的心性诉求影响到承载作品主题内涵指向的路径发展，其主题内涵的指向性会在原本定式的指向前提上，被附加新的指向内涵或者维持原本主题定式的指向而继续延续。《山居吟》和《山居图》在“山居”主题表现上都指向的是“归隐”。但是在“归隐”的主动性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于作品创作者折射出来的真实的心灵诉求。 “山居”主题指向的“归隐”是因为山水天地自然能够满足艺术家期待的，有别于现实世界的理想空间，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寻求避世归隐其中的缘由。然而中国古代文士一向具有自主顺应符合自古以来的“士”这一阶层的人格属性倾向。《论语·泰伯篇》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①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2页。几乎每一个基于这种属性的文人们都期待自己能够达到符合他们内心标准的“士”的形象，然而这种诉求在遭遇家国亡败的社会境况下，在避世归隐的实际行为下呈现出“主动”和“被动”两种心灵倾向，“山居”的主题内涵指向“归隐”的同时，还存在隐性的个体心灵诉求，这种诉求亦影响作品主题真实内涵的指向。研究不同表现形式的艺术作品对于同一主题的表现，需要将创作者个体心性倾向的价值观考虑其中，以主题学方法介入艺术作品的研究中，将艺术作品置放在相应的史境中，分析作品主题真实的内涵指向，这亦是打破门类艺术限制，做到以综合、整体和宏观的视野分析不同艺术表现形态的艺术作品，从而全面地进行主题内涵指向阐释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