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研究

王丹丹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输出和文化传播比重增大是当今全球传播的一大特色。”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中国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理应首当其冲“走出去”。2014年10月，***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的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10/14/c_1116825558．html，2015 －10 －14。可见，在海外大力传播中国艺术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探究中国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人口第四大国、东盟创始成员国，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被认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战略支点国家。印度尼西亚人民与中国人民从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③黄阿玲:《中国印尼关系史简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在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多次停留，不仅带去大批中国商品，也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介绍给当地百姓。虽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曾有些历史波折，一度中断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民间往来从未间断。两国复交后至20世纪末，双边政治、经贸、文艺交流日益频繁。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倡导下，双边关系被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双方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双边交流之先河。可以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进入复交以来的“蜜月期”，这也给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提供了绝好的契机。近年来，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呈现了多形式、多渠道、高频次的特点。本文尝试从传播学视域出发，分析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动因、媒介、路径和效果，并就其传播策略提出建议。

一、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动因分析

(一)政治动因

中国艺术有意识地对外传播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据记载，周穆王在公元前964年率一庞大乐队，经河西走廊到中亚的“玄池”，向当地酋长展示了一场持续三日的盛大音乐演出。①帅伟:《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政治传统》，《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6卷第1期。这一记载显示出中国艺术对外传播从一开始就和国家政治活动有着某种关系。中国历朝历代派往外国的使节，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传播中国音乐、歌舞、绘画、书法等艺术的使者。可以说，中国艺术在海外的传播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悠久的政治传统。换言之，通过艺术这一载体，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传达国际交往中的某种政治诉求，是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主要动因之一。

分析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交以来的艺术交流史实不难发现，在两国外交关系发展的所有重要时刻，中国艺术无不扮演着重要角色。1954年，在印度尼西亚生活的华侨组建了印华艺术家协会 (YHAO)，共由来自雅加达、泗水、三宝垄、勃良安、码琅、万隆等地的92位华侨艺术家组成，这是当时印度尼西亚全国最大的艺术组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②Brigitta Isabella，The ambivalent political identities of Chinese Indonesian artists in the1950s－1960s，https://iias．asia/the－newsletter/article/ambivalent－political－identities－chinese－indonesian－artists－1950s－1960s，accessed on September 20，2018．时任总统苏加诺是一位艺术迷，他对YHAO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由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还未就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签订协议，所以YHAO同样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支持。1956年，协会在雅加达酒店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艺术展”，苏加诺总统与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震 (1954年11月—1961年6月)共同出席了开幕式，这场展览不单纯是向印度尼西亚社会展示中国艺术瑰宝的机会，更是两国间重要的外交事件，主办方——印华艺术家协会被称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的桥梁。此后数年，配合双方领导人互访，YHAO又举办了多次中国艺术展。1959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因国内多方力量掣肘，不得不颁布了具有排华性质的第十号总统令，一时间，印度尼西亚国内各地排华事件不断，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发生大逆转。为了制止排华逆流进一步扩大蔓延，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华侨问题，维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的大好局面，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主动给印度尼西亚外长写信提出解决华侨问题的三点建议，这一友好举动很快得到了印度尼西亚方正面回应，接着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受邀于1961年访问印度尼西亚，随同访问的中国艺术团在总统府的国家宫举行了盛大演出，总统苏加诺及各级政府官员悉数到场，中国艺术家精湛的演技给到场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伴随着演出的落幕，由于排华事件造成的双方之间紧张的气氛也缓和下来，随后双方领导人会谈十分顺利，并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友好条约。③刘一斌:《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故事》，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中国艺术团的这次演出也成为见证两国外交关系历史时刻的友好使者。2010年恰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交60周年，在两国政府宗教部门的倡导下、两国宗教团体的配合下，“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文艺展演”在千岛之国展开，配合建交60周年的文艺宣传，这次展演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印度尼西亚民众介绍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各民族穆斯林的文化艺术和宗教生活。印度尼西亚宗教部长看完演出时感动地说:“希望我们的友谊像大海中的船一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④刘一斌:《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故事》，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来自中国新疆和宁夏的艺术团在雅加达和泗水进行多场文艺演出，数万名印度尼西亚群众前往观看，一时间印度尼西亚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文艺展演盛况，评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穆斯林是一家，双方要站在统一阵线上，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

无论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交的试探期，还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走下坡路的动荡期，抑或是复交后偶有发生的误会期，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常被视为中国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文化外交的重要部分。

(二)经济动因

单纯的政治动因不足以形成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强大合力和顽强生命力。在通过艺术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同时，如果总是举政府之力，不计成本——一方面无法激发艺术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政治色彩过浓的传播模式也会让受众产生排斥心理，单向的艺术传播导致传播者与受众缺乏交流互动，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中国艺术之所以能够在印度尼西亚广泛传播，持续至今，政治传统之外的经济动因是其主要推动因素。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贸易伙伴。2017年双边贸易额633亿美元，同比增速达18%;今年中国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外国游客来源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经贸合作自复交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以文化艺术为魂，产业经贸发展为骨的文化产业合作是近年来推动双边经贸发展的新亮点。2008年充满中国艺术元素的国产电影《叶问》在印度尼西亚院线上映;2011年五洲传播出版社于在印度尼西亚出版发行介绍中国绘画艺术的图书《中国绘画珍藏》(Koleksi Lukisan Tradisional China)，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越来越多通过两国文化产业合作的形式开展。2013年，***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国家层面制定了文化产业“走出去”的目标和具体规划。2016年中国文化部发布《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 (2016―2020)》，将推动文化产业繁荣作为目标之一，提出以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工艺美术、创意设计、数字文化为重点领域，推广民族文化品牌，鼓励文化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鼓励国有企业及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文化贸易，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推动骨干和中小文化企业的联动整合、融合创新，带动文化生产与消费良性互动。①《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文化报》2017年01月06日。这也预示着经济动因今后依然是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主要推动因素。

(三)文化动因

文化软实力是一国基于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和传播力。伴随着生产的全球化以及资本和消费的全球化，各国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日渐增强，中国艺术、文化对外交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已经开始通过对外交流和传播展现出独特的力量。但是与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相比，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的关键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否能够被他国或他人所认可并主动接受，这种认可和接受最终会转化为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华人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个天然条件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一些波折，政治因素导致两国人民长达32年的情感疏离。现阶段，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经贸合作密切，但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仅靠常规的新闻报道和官方介绍是不够的，而艺术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优秀的艺术作品传播到印度尼西亚，让印度尼西亚民众慢慢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是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动因。

二、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媒介分析

媒介是人们用来制造、呈现、传递、获取信息的工具。同时作为一种界面，它成为人与信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纽带。①陈端端:《媒介演化和艺术传播》，东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8页。艺术传播的媒介主要包括印刷媒介 (如图书、报纸、杂志)、设施媒介 (如剧院、美术馆)、电子媒介 (如影片、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介(如网络文本、手机文本)。②陈鸣:《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媒介提供给受众的艺术信息的接受模式是复杂的，而当下技术的发展使媒介的使用方法具有更加多样的可能性。结合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重要事实，对其媒介进行选择进行分析。

(一)造型艺术主要通过设施媒介传播

这里所说的造型艺术主要包括绘画、书法、摄影等。由于绘画、书法和摄影等艺术形式使用不同的媒介进行传播时带给受众的情感体验可能完全不同，所以这类艺术形式对于特定媒介的依赖程度较高。居于这样的特点，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中国书画和摄影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都选择了设施媒介，即在美术馆，或者是符合这类艺术作品传播条件的场所进行。1992年中国油画家李树基的画展在雅加达史纳延会议中心举办，苏哈托总统夫妇为画展开幕剪彩;1996年，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在雅加达国家博物馆画廊举办画展;2018年，“青年艺术+”“中国－印尼”书画大联展在雅加达的综合性购物中心(MALL ALAM SUTERA)举办。这些展览或在会议中心，或在博物馆画廊，或在综合性购物中心，这些场所的特点是拥有良好的场地条件、专业的展出设备和布展人员。书画、摄影等造型艺术选择这些场所作为媒介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艺术作品的清晰度和质感，让印度尼西亚的受众获得真实、丰富的情感体验。当然，每次中国造型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展览都会吸引众多媒体争相报道，所以在印刷媒体上也时常能够看到来自中国的造型艺术作品，但报道中的图片色彩、清晰度和质感都无法和原作相比，作为印刷媒介的受众无法从图片中获得艺术信息所要传达的情感体验，所以，此时的印刷媒介只充当了事件信息的传播媒介，不能被等同于艺术的传播媒介。

(二)综合艺术、表演艺术通过多种媒介组合传播

综合艺术主要包括影片、电视剧等;表演艺术主要是指音乐、舞蹈、杂技、武术等。在电子技术和网络科技还未普及的年代，中国的音乐和舞蹈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广为传播，那时候中国的各类艺术团体赴印度尼西亚，在专业演出场所中进行表演，表演艺术的传播主要依靠设施媒介进行。而中国影片和电视剧等综合艺术则只能借助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进行传播。如1962年，中国电影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影片《林则徐》《边寨烽火》《渡江侦察记》《征服世界高峰》和《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在当地影院上映。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由于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媒介选择也变得更加复杂。比如，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受众既可以在剧院观看中国艺术家的表演，同样也可以选择在网络平台中搜索相关艺术形式;再如2009年，大陆、台湾和香港合拍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在印度尼西亚电视台播出，受到印度尼西亚青年受众的喜爱，一度出现其中小学校人人讨论剧情的现象。电视媒介成为评议型媒介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样，这部电视剧的印度尼西亚语配音版也可以在YOUTUBE网上搜到。网络因为具有可存储和检索信息的功能，很容易留下数字行为痕迹，网络上的受众评价发挥了使信息再传播的功能。所以，如果说电视媒介是评议型媒介的话，那么网络媒介则是互动型媒介，而且这种互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大提升了传播效果，这是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因此，“网络媒介+”的组合是目前中国综合艺术和表演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主要媒介。

(三)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主要通过印刷媒介完成

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一批中文文学艺术经典被译为印度尼西亚文出版。比如以吴天才、叶心田和杨贵谊等教师为主体的华人翻译家群体翻译的《论语》 《孙子兵法》《道德经》。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之后，华人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力被极度限制，中国文学翻译和出版工作也因此近乎消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但是即使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仍有特例。比如印度尼西亚本土诗人萨帕尔迪 (Sapardi Djoko Damono)就于1976年出版了《中国古诗》 (Puisi Klasik Cina)，随着1998年苏哈托政府倒台，中华文化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才迎来了又一轮高潮。新的中国古典文学相继出版问世。除了文学译著的出版，印度尼西亚的纸媒也会连载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主要以武侠小说为主。

三、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路径分析

无论依托何种传播媒介，艺术的传播都需要选择恰当的传播路径才能得以实现。和媒介的选择一样，艺术传播的路径选择同样具有多样性。相同的艺术形式通常会根据传播目的和受众群体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路径。通过梳理传播史实发现，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路径主要包括:国际移民路径、经济路径、教育路径等。

(一)国际移民路径:华人华侨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已经“落地生根”，完成了其对印度尼西亚文化认同的转向，越来越融入其主流文化中。与此同时，得益于良好的传承，印度尼西亚华人依然保有自身的中华文化特色。这使得华人群体传播中华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印度尼西亚华人积极融入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其主流社会中。这一传播过程是以各具特色的中国艺术形式为载体在长期交流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比如，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舞蹈艺术方面的交流，最为突出的例子无疑是狮舞 (barongsai)和佐克舞 (cokok)了。狮舞即中国人熟悉的民间艺术形式——舞狮。舞狮在中国有南北派之分，南派又以广东“舞狮”最负盛名，在节庆或集会时，舞狮是必不可少的助兴节目。印度尼西亚华人以祖籍地来划分主要源自广东、福建、广西、海南等省份。华人初到印度尼西亚，每逢华人新年就要在社区表演舞狮，这种包含舞蹈、武术和杂技的独特艺术形式很快就受到了能歌善舞的爪哇人的喜爱，并衍生出了爪哇人自己的版本——佐克舞，跳佐克舞的艺术家们身披假兽，虽然这种假兽身躯颇短，不似舞狮，但就其舞蹈动作而言显然和中国的舞狮是相同的。①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今天，在中爪哇和东爪哇地区，跳佐克舞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喜庆时固定的艺术娱乐活动。

除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长期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的华侨群体也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对泗水市小太阳三语学校的两名中国籍外派汉语教师进行访谈，她们给笔者讲了一则发生在她们家中的中国艺术传播故事。由于学校与住所距离较远，她们上下班需要印度尼西亚司机开车接送，为了打发堵车的垃圾时间，她们在车里播放中国歌曲，没想到一个学期下来，印度尼西亚司机已经学会了这些歌曲，虽然他不懂中文，发音也不标准，但是他却表示十分喜欢这些歌曲。这种无意识间通过人际交往传播中国艺术的方式，在华侨中是一个普遍现象。

(二)经济路径:文化产业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将推动文化产业繁荣作为目标之一，提出以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工艺美术、创意设计、数字文化为重点领域，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这一政策性导向为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近年来通过双边文化产业合作传播中国艺术的成功案例不少。如2018年9月，中国兰新新派京剧剧团应印度尼西亚力宝集团邀请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进行商业演出，剧团的各位艺术家用《花木兰》《洛神赋》等经典曲目配以悠扬的国际化配乐，充分展现中国国粹的深厚文化底蕴。为了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京剧艺术，艺术团特意用新京剧曲目《伞映红妆面》结合家喻户晓的印度尼西亚民歌《星星索》让现场两国观众领略到艺术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价值。整场表演舞台布景华丽、灯光效果令人惊叹，是一场高水准的中国艺术商业化演出。印度尼西亚主流媒体均对该演出进行了报道，认为新京剧在印度尼西亚演出非常成功，继承传统元素的同时有机结合了现代艺术，是一种世界级歌剧的创新艺术表现。这场演出从策划、宣传到演出完全进行商业化运作，改变以往华人社团邀请的艺术团体那种内部赠票模式，改为商业售票，前期也在媒体上做了大量宣传。其演出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粹的艺术感染力巨大;另一方面，专业的商业化运作使得这种艺术感染力最大化了。

(三)教育路径:教学机构

中国艺术通过教育路径进行传播主要是通过各类教育机构实现的。这些教育机构根据背景不同可分为三类:孔子学院、华人学校和艺术学校。

目前印度尼西亚已经建立六家孔子学院，其中位于雅加达的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是成立最早、发展最完善的一所。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迄今已面向印度尼西亚大中小学汉语教师、大学与中学学生，印度尼西亚国防部、贸易部、警察总部等政府机构官员和国际机场员工以及社会大众开办了文化讲座、书法、篆刻、太极拳、中国音乐兴趣班等课程。

华人学校与华人社团和华文报纸并称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三宝”。华人学校是华人基金会出资创办的所有教育机构的总称，从幼儿园到大学，华人学校严格遵照印度尼西亚文教部规定进行课程设置，虽然常规课程中并没有关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华人学校通常会定期举办中华文化节。泗水“新中”三语学校是印度尼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学校之一，除了平时开办书法、绘画、武术、音乐、舞蹈等中华艺术兴趣班之外，学校在2017年还举办了“中华艺术大乐园”夏令营。来自中国的13位老师为新中师生教授包括国画、葫芦丝、声乐、朗诵、武术、太极、古典舞、民族舞、书法、手工等艺术课程。

艺术学校的数量在印度尼西亚近年来快速增长，涉及的艺术门类也更加全面。中国武术学校是这类艺术学校中受欢迎程度最高的。“影子武术俱乐部”(Inti Bayangan Wushu Club)是36岁的武术教练艾哈迈德·里菲(Ahmad Rifai)在雅加达创建的，他认为武术的动作很有动感，有很多武器可供选择，因此很多印度尼西亚人，特别是年轻人喜欢武术。俱乐部每周活动，除了教学之外，也组织成员参加全国性武术表演赛。除了印度尼西亚人以外，一些中国艺术家也在印度尼西亚开办艺术学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吴章义于2007年在雅加达开办的弘华音乐学校，它是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开办的第一所音乐学校。吴章义发现，印度尼西亚虽然有不少华人，但是却很少有能够学习中华传统乐器的学校，于是他开办弘华音乐学校，到许多地方宣传中国民族乐器的魅力，充当中国民族音乐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民间使者。10年来学校培养了1000多名学员，最大的83岁，最小的仅6岁，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多次在国际音乐比赛获得奖项，多次在印度尼西亚举办中国民乐音乐会。

四、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策略建议

对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策略，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和细化:

1．打造中国艺术国际品牌

虽然印度尼西亚受众对中国艺术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这并未引发他们对中国艺术乃至中国形象观念和行为认知的根本变化。对比艺术对外传播较为成功的国家案例可以发现，美国的好莱坞、日本动漫产业和韩国的街舞文化无一不是这些国家为构建“软实力”而刻意打造的艺术国际品牌。中国艺术形式丰富多彩，但是除了武术，便再没有被广泛认知的艺术品牌了。即便是武术，在国际上的推广力度依然不够。①昭明元，张堃:《武术跨文化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的成因及规避》，《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31卷第4期，第66－71页。打造一种属于中国的艺术国际品牌无疑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条路径。

2．传播手段现代化

2018年一项针对印度尼西亚网络用户进行的统计表明，印度尼西亚有50%的人口是网络活跃用户，49%的用户使用社交网站。更值得关注的数据是67%的人口使用智能手机，其中47%的人会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社交活动。如此看来，以网络平台为载体进行艺术信息的传播在印度尼西亚有着比其他国家更为广泛的受众群，应加大网络传播手段的使用，提高网络平台中艺术传播信息的质量，特别注意的是，对于全民提升传播质量和效果而言，传播语言现代化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使用受众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印度尼西亚语来进行艺术传播。在最新出炉的2018非英语母语国家英语使用情况的评估报告中，印度尼西亚的英语普及率与中国相仿，分列第49位和第46位。试想，如果用英语作为媒介向中国受众介绍印度尼西亚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必然不尽如人意。

3．精准细分传播受众

如前所述，对于中国艺术，印度尼西亚不同受众群体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同。相比印度尼西亚华人，印度尼西亚非华族受众与中华文化的文化差异更大。针对这种情况，应作必要的受众调研分析，更加精准细分传播受众，根据不同受众特点选择不同传播路径。比如，在笔者对一位中国籍古筝老师在泗水开办古筝学习班效果的采访中，这位老师谈到她的学生全部都是华人，没有一个非华族。因为一台古筝在印度尼西亚价格不菲，这类乐器兴趣班又需要额外交费，资金对于印度尼西亚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针对受众这个社会经济特点，选择针对非华族开办艺术教育机构这条路径来传播中国艺术就可能事倍功半。

结 语

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由来已久，虽然历史上两国关系经历了挫折，但现阶段双边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这为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创造了历史机遇。目前中国艺术在印度尼西亚传播仍然停留在浅表层，针对问题进行积极的传播策略调整，提升传播效果，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