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剧本的舞台呈现看上海话剧市场的商业化运作

盛 柏

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的文化市场上发生了一些功能性的转变，普通观众对于文化产品的渴求和主动购买推动着文化市场走进了一个全民消费的时代。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一度消沉的话剧也从讨论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转向接地气的娱乐消遣。上海作为中国话剧的发源地，也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的复苏和重生。纵观新世纪以来十几年的上海话剧市场，从无人问津的萧条到商业消费的繁荣，话剧在上海的演艺市场上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这十多年来的话剧演出，不仅作品的表现主题多样、舞台演出形式丰富，而且剧本的来源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势态。

按照我们以往的观赏经验，影视剧的剧本有不少来源于话剧——话剧的剧本经常取自于文学，回望几十年来的影视剧创作传统，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果追溯得更为久远，从中国电影诞生初期一直到百年发展之后的今天，这种改编是有传统可依的。从数量上来看，将话剧剧本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来拍摄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反向的创作实践即话剧启用原创是电影剧本的例子还是比较少的。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年里，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具有历史颠覆性的现象集中涌现:不少专门为电影创作的剧本被拿来改编成话剧，那些在大荧幕上热映的电影故事，刚走下银幕不久就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再创作者们打破了视听语言和场面调度的界限，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把电影情节呈现在话剧观众的眼前，比如《我的1977》 《杜拉拉升职记》《12个人》《松子的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The Man from Earth》《钢的琴》《失恋33天》《偷爱》……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国外的，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表现主义的，这些电影剧本都可以成为话剧导演们再创作的目标。回首新世纪以来这十几年里电影剧本改编成话剧的创作之路，我们能从为数众多的作品里发现它们存在的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改编成名之作

(一)在剧本的选择上，话剧舞台上所展现的电影剧本，大多取自在银幕上口碑良好、票房成功的故事。究其原因，我们并不难理解。因为良好的口碑意味着电影剧本本身就是优秀的作品。已经成名的电影剧本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比如无论是中国的《杜拉拉升职记》还是外国的《12个人》都是早已成名、聚拢人气的电影。其中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当年在全国公映第一天的票房达到850万人民币，上映13天就实现票房过亿，最终票房高达1.24亿元人民币①数据来自中国票房网http://www．cbooo．cn/，这对于2010年的2D电影来说绝对是傲人的票房成绩，是观众充分肯定的结果，徐静蕾凭借此片当仁不让地成为大陆首个票房收入破亿的女导演。《杜拉拉升职记》在形式上经过了小说和电影的再现，聚拢了一大批来自不同兴趣和层面的读者和观众，业已形成了良好口碑和对其IP感兴趣的群体。话剧《12个人》改编自西德尼·吕美特拍摄的电影《十二怒汉》，是1957年的作品。凭借这部电影，名不见经传的导演西德尼·吕美特一鸣惊人，不仅问鼎了当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导演技法尚且不论，影片的剧情已经足够扣人心弦。观众在12个陪审团成员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中感受剧情的悬疑和跌宕、人性的真实和残酷。好作品历久弥新，放在现代社会一样能激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票房口碑好的电影其剧本也经过了观众的甄别，从某种程度上肯定和认同了作品本身的质量。这些早已在大银幕上成名的作品，往往具有很多优秀的特征，单纯去阅读这些话剧版的电影剧本，我们也不难找出这样的共性:它们故事情节完整，文学内涵丰厚，矛盾相对集中，人物性格鲜明，台词也经得起推敲，剧本的美学品质也比较出色，很多故事本身就已经具有了一种人文张力。因此，从第一个表层上讲，知名度较高的电影承载了观众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剧本质量上乘，为改编话剧保证其艺术质量提供了前提，这成为改编的首选和再创作的先决条件。

(二)知名度潜藏着巨大的经济收益。在电影剧本被改编成话剧剧本的二度创作过程中，知名度是一个重要标尺。在话剧追求票房价值的时候，改编电影剧本的原因绝不仅仅停留在电影剧本会对话剧质量提供坚实的保证这一个层面上。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市场的，由于影视作品前期业已拥有的高知名度，所以作品在改编之前已经拥有了潜在的广告含金量和商业价值。无论是在电影银幕还是电视荧屏上的任何一次曝光和亮相，都在无形中成为改编版话剧的免费宣传和有效推广。以话剧《失恋33天》的商业运作为例，电影版2011年11月全国上映，公映4天票房过亿，作为2011年最卖座的国产中小成本电影，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剧创作随即跟上，2012年4月话剧导演组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演员，之后排练、宣传，最后2012年底在上海连续演出三周，票房飘红。借助于电影的热映，话剧《失恋33天》也热度飙升，宣传工作事半功倍，坐享其成。另一方面，电影作品的走红，吸引了一批忠实的拥趸。出于对原来电影作品的青睐，他们也会转化成改编版话剧的潜在观众，而且为数众多。“他们可能再次走进戏院，观赏话剧版的作品，尤其是原剧影视明星参与其中的话剧出演，对于‘粉丝’的诱惑力更为强烈。影视作品的‘高知名度’，使改编的话剧构成‘次知名度’的效应，再使排演的话剧青年形成‘微知名度’的衍生效果，它形成了一条话剧大量改编影视的‘成名’通道，也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艺术生产利益链。”②厉震林:《电影应该肩负更多的文化责任》，《天天新报》2012年3月23日。话剧制作人热衷于改编热门电影作品，正是看中了这些电影业已形成的知名度和受知名度影响的“粉丝”群。试想，较之电影动辄几千万人次的观众数量，如果其中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观众愿意走进剧场，话剧的票房收入就相当可观了。所以，知名度高的电影剧本改编成话剧演出更容易取得票房上的巨大成功，这种商业上的利益也是话剧导演改编电影剧本的重要原因。我们不难看出，电影剧本的话剧改编已经是一种商业上的策略，在上海话剧市场上进行这样的商业化运作有着现实的必然性。

(三)从制片的运营方面来看，质量上乘的电影剧本由于节约了时间成本而使整个创作周期缩短，节约开支增加收益。导演或编剧针对一个相对成熟的影视剧本进行改编，就仅从文本的角度而言要比重新构思、从零做起的创作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对比于那些讲述封闭式的戏剧故事的电影而言。电影剧本中情节叙事完整和人物关系清晰的作品，较之零起点的创作而言，工作量上有质的区别。工作量的减少，就意味着所花费的时间成本会降低，就意味着制作周期会缩短。一部话剧最终在剧场上演，要经过多层筹备过程，每一项都会涉及人员开支。演出之前的筹备周期越短，制片所花费的资金成本就会得到充分的控制，降低明显。这是一种浅显易懂的逻辑。因此，改编电影剧本是商业话剧看好的方式。另外，将品质好的作品改编成话剧，从创作的实践过程上看可以缩短前期的筹备周期。这样的流程特别顺应了上海话剧演出和更新的节奏。话剧在上海的演出市场拥有大量的观众，剧目的更迭是保留他们戏剧热情的一种有效方式。这就给话剧的制作周期提出了要求。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排演新的作品满足观众的期待，改编剧本无疑占有时间的优势。而从商业回报的角度来考虑，制作周期的缩短更可以大大减轻前期资金投入的压力。资金的迅速回笼，还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方参与到话剧的创作中来，从而达到良性循环，获得良性发展。

二、改编走近话剧贴近本土

以众多作品的实例来看，电影剧本的话剧改编基本上保留了原剧的情节和人物，改编之后的本子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特性。

(一)符合话剧的演出需要

电影和话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载体，因此对于同一个故事它们各自的表现手段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较之于电影，舞台的假定性给了话剧一个电影无法展示的世界。很多意象化的手段都可以充分尝试。《失恋33天》的话剧版较之电影版加重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且运用舞台特有的表现方式呈现出四个黄小仙。这在电影中是很难想象的，但在话剧的舞台上实现起来却易如反掌。改编者谙熟舞台的表演特性和艺术表现力，将剧本朝着更适合舞台演出的方向修改，也算是成功的演绎了。

《钢的琴》话剧版强化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线索，这样的处理使原来电影中飘缈的忧伤和隐约的辛酸更加触手可及。话剧舞台的场景是有限的，所以省略了一些细节，导演让矛盾更加集中。当然，作为话剧的主要表达手段，改编之后导演增加了很多对话讲述的成分，很多在原来电影剧本中的背景和情节通过主人公的口述表现出来，突出了话剧演出的特点。《钢的琴》保留了原来电影剧本中作者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悲悯和关注，在故事情节上没做太大的改动。男主人公还是那个在工作上背负下岗压力、在家庭中面对父亲瘫痪需要赡养和妻子提出离婚并要带走唯一的女儿的普通中年男人。虽然面对生活的艰辛，他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是他骨子里透出的执着、善良和踏实，以及用想象力建立起来的强大武器与生活现实不懈斗争的精神，却深深地留在了观众的脑海之中。就像导演周小倩说的那样:“其实到最后钢琴到底做不做得出来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些年的那些人，能够迈出情感的那一小步，迈出大时代的那一大步。希望话剧《钢的琴》能让大家看到我眼中中国男人的可爱之处——包括骨子里的善良、爱面子的自尊心、一无所有也要两肋插刀的兄弟情，大爱无私的父女情、父子情。”①周小倩:《钢的琴》导演阐述，详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官网http://www．china－drama．com话剧改编在艺术感染力上丝毫不逊于电影原创，主人公在现实的压力中挣扎，在生活的重压下保存着生命的尊严，这也是令人欣慰的。

(二)力求地域上的贴近，完成本土化蜕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是上海话剧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这跟上海本身的文化消费要求有关，但也不得不承认，话剧创作者顾及沪上本地元素在作品中的融入也是不可小觑的盈利手段。本土化是一张王牌，而且屡试不爽。电影《高考1977》讲述的是上海知青的故事，地缘的亲近，让这个剧本在上海的舞台上轻而易举地就俘获了老年观众的心，引起了老知青们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剧情的共鸣。那承载着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生命体验，在强烈地要回上海的渴望中又一次被深深地唤起。大白兔的甘甜、言语间夹杂着的亲切沪语乡音，都将观众置身于再熟悉不过的往事中。电影是顺叙的，而话剧采用插叙的手法，将现在与过去交替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利用时空的改变自然转场，也把现在的观众和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增强置身其中的亲切感。所以话剧演到最后，不是剧情的跌宕起伏取胜，而是满满的思乡情怀和延续青春的仪式感让人泪目，占尽上风。

话剧《失恋33天》在改编的处理上也不忘走地缘亲近的捷径。在故事主线情节不变的前提下，导演改编的时候把无关紧要的细节加注了上海的标签。话剧的开场切入点和电影的一样——女主人公黄小仙目睹相恋七年的男友陆然出轨，在她自我疗伤的过程中出场了她的顶头上司大老王、遭遇了难缠的客户李可，当然还有朝夕相见的同事王小贱……这些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电影中的线索。不同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由北京改到了上海!女主人公黄小仙与陆然的很多回忆都是发生在上海，于是那些繁华都市大上海的地标性建筑就随着剧情的发展，一一出现在舞台之上。这不是偶然为之，是编剧和制作团队精心设计的噱头。对于这样的改编，编剧曾坦诚地表示过，鉴于这部话剧的首演城市是上海，所以希望这样的改编可以引起更多上海观众的关注和情感上的追随。

在上海演出的话剧，改编之初就充分考虑到本土观众。在不破坏剧本艺术性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向沪上的观众“示好”。大到设置故事情节的上海背景，小到一句临时抱佛脚的沪语对白，都让我们在创作者的改动过程中体会到他们对于本土观众的重视和亲近。这也是他们商业运作的一种手段，而且行之有效。

三、改编立足市场

在将电影剧本转换成舞台话剧的创作准备过程中，主创者们是充分地考虑到观众的购买意愿了的。如果说，有意选择那些为观众所熟悉的故事进行改编和在作品中增加本土化的元素是编剧在前期筹备阶段的商业考虑的话，那么在话剧的演出过程中邀请影视大腕担纲联袂出演就是话剧艺术呈现阶段的市场策略了。目前依托上海话剧市场的繁荣，制片人制度也日趋成熟。他们处处从市场运作的角度出发，在将剧本呈现在舞台的过程中，力求每一部剧都有一个形象上的卖点。因此除了挑选剧目之外，演员阵容也是制作人重点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启用知名演员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律。那些在大银幕上魅力十足、粉丝无数的演员被邀请到话剧的舞台上，营造新的看点。十几年来，上海观众在话剧舞台上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身影，濮存昕、秦海璐、黄磊、袁泉、何炅、夏雨、高圆圆、喻恩泰、高虎、郭冬临、辛柏清……不管是影视演员还是娱乐明星，几乎都曾经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登过场、亮过相。无论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还是出于粉丝崇拜的虔诚，客观上观众唯一的反映就是买票进了剧场。后来这种明星效应被人为扩大了，被制片方邀请来的还有知名的编剧改编剧本、著名的导演重新创作等。比如，回顾上海的话剧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与编剧宁财神有关的剧本，与导演何念、田沁鑫、赖声川有关的话剧都一度成为能够使演出市场活跃的焦点。2013年，话剧版《等爱的女人》请来了19年前拍摄电影版《等爱的女人》的香港导演侯永财，他以当年拍摄电影处女作的热情导演了自己的话剧处女作。这部话剧的演员阵容也尽显本土的特色，无论是歌手黄龄、主持人万蒂妮，还是模特佟晨洁，都是沪籍艺人。演出还没开始，人气和话题就已经开始吸引眼球了。影视界的编、导、演们在话剧舞台上客串，除了可以带来跨界的艺术处理效果给观众视听上的新鲜感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保证票房收入的重要角色。

除了演员的明星效应，话剧的制作方还经常巧妙地利用公共媒体的宣传效应。他们选择的有些电影剧本当下正处于国内国际风头正盛的舆论中心，是大家的聚焦所在。尽管没有投资一分钱做宣传，却也能让话剧在未上演之前就被高度地关注。话剧《钢的琴》在沪开排的时候，正是这部小成本电影斩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悉尼中国电影节等国内外13项大奖之时。这天然的、毫无成本的演出前宣传使话剧《钢的琴》在未诞生前就有了较高的知名度，激发起观众深深的期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之名也可以为我所用，上海的话剧改编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优势，又将其不费吹灰之力地转化为商业利益。

四、改编顺应了商业化的大背景

纵观电影剧本在话剧舞台上的兴盛现象，究其原因还离不开上海戏剧最近十几年所营造出来的良性的商业氛围。2000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大厦在安福路落成。随后的十多年间，上海话剧产业就像这座大楼一样节节攀升，迅猛发展。也许这只是个时间上的巧合，因为剧场是话剧舞台呈现的最基本的空间保证，所以话剧演出场馆专业化运作的前提也为后来这十多年上海戏剧明显的市场化商业特征埋下了伏笔。

“十几年来，上海话剧演出每年以20%左右的增幅呈现出活跃态势，成为本市演出最多、市场规模最大、创排速度最为快捷并最具赢利模式的剧种。2006年上演话剧 (不含非盈利演出)60台左右;2007年为71台;到了2008年，话剧演出达到87台。”①《上海话剧现象调查》，上海文广总局官网，原文地址 http://wgj．sh．gov．cn/node2/node741/node743/node763/node1154/userobject1ai53760．html到了2009年，话剧演出已经超过一百部，这其中作为演出主力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其全年的票房收入比上海京昆越沪淮所有其他剧种票房收入的总和还要多。2010年，话剧演出剧目出现了翻倍的增长，达到185部之多，在这之后上海每年大小剧场的演出均在150部以上。上海本土话剧市场在演出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的同时，也兼具国际化和娱乐化的趋势。类型化创作的兴盛取代了先锋戏剧的存在，这个明显服务于商业取向的创作倾向造就了投入少、周期短、票房收益好的典型的商业话剧模式。

上海话剧市场的主角除了戏剧创作，还有积极参与其中、慷慨买票观看的观众群体。新世纪以来，戏剧观念在观众中发生了质的改变，对电影的舞台化再现的认同程度大大加强。首先，观众群体年轻化的趋势明显，坐在剧院里观看话剧的人以外企白领、在校大学生等年轻人居多。出于他们自身生活阅历以及工作压力的原因，他们的兴趣点并不在结构严谨、恪守三一律的古典主义话剧上。相反，那些散文式的、片段化的、电影态的话剧剧本，更能够受到他们的青睐，甚至一度成为他们减压的方式。改编自电影剧本的话剧，展现了生活的琐碎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情感变化，这正契合了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也更贴近他们的情感世界和情绪表达。因此，电影剧本的改编符合年轻观众的审美期待，轻而易举地俘获了他们的心。其次，从观众的观看感受来考察，自新世纪以来戏剧舞台的呈现形态逐渐变得更加多样也更为灵活，戏剧的假定性也随之大大增强。这就使话剧能够表达和呈现的题材和内容更加宽泛。于是开放式的、碎片式的以及自由多幕式的戏剧成为舞台上的新宠。观众不必再囿于矛盾强烈、冲突集中的封闭式戏剧结构之中，作为演出单元，幕与幕之间的组合更加自由，观众不再锱铢必较地考量话剧的段落划分，不再留心在意传统话剧中规中矩的形式，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用背负着思考人生的压力。电影剧本在舞台上以更为轻松、更为娱乐的方式感染着每一个人，而观众的戏剧观念和美学趣味也在观剧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二者相互接受，相互影响，最终实现了上海话剧市场的欣欣向荣。

最后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在今天繁荣的话剧演出市场中，原创话剧的占比并不高，只有20%左右。我们不反对将文学、影视改编成话剧，这种创作方式原本无可厚非，这是艺术融会贯通和跨界融合的一种表现。但是改编之风大行其道的现象，也暴露出话剧的原创作品不足，话剧缺乏剧本创作人才。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余坦言:“正因为原创话剧剧本的‘文本太差’，才给了热门影视剧和西方舶来品大举进军话剧界的机会。改编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原创力量弱是改编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①郦亮，周胜洁:《话剧界正遇“剧本荒”》，《青岛日报》2012年5月23日。

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里，上海的话剧市场充满活力，蓬勃发展，其中改编的电影剧本也不在少数。在这个电影剧本骤然集中变成话剧作品的潮流背后，不仅仅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个体微观选择，更有策划者产业化经营的宏观把握。透过电影剧本的舞台呈现，我们也管中窥豹地看到了上海话剧在最近这十几年里试图使经营策略发生转变的尝试和通过商业运作追求票房收益的真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