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原义的历史考释及其千年久蔽的反思

王晓茹

古乐原义的历史考释及其千年久蔽的反思

王晓茹

在中国历史上对“乐”的价值定位有着一种诡秘的现象：一方面，上古尧舜时代乃至先秦儒家均将“乐”推崇至极高的位置，秉承“乐学”为国学之根脉、治道之根本，故而乐学圣隆，礼乐达于天下；另一方面，自秦汉以后“礼乐志”在正史中逐渐被边缘化，“乐”沦为渲染皇室威仪的工具，故而乐学衰微，礼乐仅为虚名。究其原因，造成此现象的根源在于对古乐原义认识上的严重偏离，是故，本文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维度来考析古乐深层的原义，反思其千年久蔽的症结，以期为中华乐教的当代复兴提供一份有意义的参考。

西周；乐教；乐经；礼乐文化；伦常大道

“一个小人物吸引来一群大专家”，[1]2004年4月11日，一群关心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同仁集聚一堂，就“德音之举”展开了题为《重建中华乐教，复兴文化精神》的大讨论。一位来自古城西安的姑娘“德音”完全凭借个人的能力，收集、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古典民族音乐有声资料的集锦《国乐启蒙》。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乔建中发言：“中国的音乐教育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成绩是突出的，但在20世纪末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出了问题，专业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都不太对劲了，音乐界都感到我们的音乐教育好像得了什么病？教育部门的有关领导到底知不知道中小学音乐教育得了什么病？大家都在寻找病根寻找解决办法，但一直没有可行的好办法。”[1]与会学者就此问题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然而，究竟中国百年音乐教育之病根由何在仍未见其果。事实上，这一问题的根结与对古乐原义、古乐教宗旨的深刻体悟息息相关。乐学之本实为修身成人之道，旨在传承上古尧舜时代广为盛行的“伦常大道”，由乐教彰明“人义”之深层内涵与“古礼”之哲理规范，通过“舞蹈和血脉，歌咏养性情”[2](P2)，涵养儒雅谦和、恭敬庄严、文质彬彬之君子，故而，著德立道，明礼修身，以成仁人。

一、西周设乐教为传承尧舜时代的伦常大道

在中国古代史上，最剧烈的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过于殷周之际。西周之所以能定天下，与其自身建构起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阐明周与商的制度差异主要有三：“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这些皆是西周之所以能有序地统领天下的根本原因，其宗旨在于以人性之道德为主线，将君臣万民有序地组合成一个以道德为核心的团体。[3](P35)由是，“以人为本，以德立国”成为西周制度的标志。据《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夏代善射，故“以射造士”，学校曰序，射也；商代尚乐，故“以乐造士”，学校曰校，教也；周代崇礼，故“以礼造士”，学校曰庠，养老也。[4](P12)汲取古训，周人在“仰观天象，俯察地法，近取诸身，远取诸物”[5](P3)的长期探索中建立起“以孝为美德”“孝为百德之首”的道德传统。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所记载的古公亶父、其子季历、其孙姬昌等等，这些周人先公多为大德之人，皆宽厚笃仁、敬老慈少，是故，在殷周之争中，殷之亡亡于失德，周之胜胜于有德。[6](P32)周人深刻认识到人心向背的关键在于“德行”，昌明德政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而维系宗族内部秩序、和谐稳定与生生不息的核心力量乃是以孝为首的“伦常大道”。

溯本求源，中华传统伦常之道践履的表率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舜。舜帝，被尊称为孝之始者、至孝之典范。孝弟之道，可谓“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7](P268)，故而，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8](P262)曾子亦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7](P270)孔子更是精辟地指出：“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9](P581)无疑，广行“伦常大道”之治国要道是上古尧舜时代实现“大同”理想的根本原因。依据《礼记·礼运》所提出的“人为天地之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宋儒张载阐发了闻名遐迩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P376)至此可明，孔子所谓“志于道”，张载所谓“为生民立道”，所志、所立之“道”便是此“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9](P582)的伦常大道。孝弟之道广行，则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五伦和谐，天下太平，是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尽所能，各极其和，则天下大顺，治道备矣。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11](P152)孝，成为中国文化一个显著的特质。正因为伦常大道的传承与盛行，使得中华文明五千余年经久不衰、代代相续，而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此一家。

传承古义，周公深明立国之本在于民，兴民之本在于德，崇德之本在于孝，广孝之本在于教，是故，兴教化而复古礼，宣道德以和民心，周人确立起以德教为本质的“国学”，将“礼、乐、御、射、书、数”之“六艺”作为西周教育的主要内容，并以彰明“孝道”作为总纲领。六艺之教，“礼乐”养其仁，“射御”养其勇，“书数”养其智。“六艺”以人为本，以德立人，各艺皆为修德之门、学道之事，皆属德教与圣学。各艺虽教育手段、方式和途径不同，然其宗旨尽在发扬伦常大道，养其仁、义、礼、智、圣之性德，故曰：“六艺异科而皆同道”[12](P278)“六艺于治一也”[13](P727)。

在西周“六艺”中，“礼乐”之教秉承于古之四教“礼、乐、诗、书”，集尧、舜、夏、商时期教育之菁华，故列于六艺之首，乃为六艺教育之核。尧舜时代，文字尚不完备，其大道的传承皆通过礼乐等人体文化的传习来达成，尧的乐舞《大章》，舜的乐舞《九韶》，都是当时传承尧舜道统的载体，故称之为“尧舜大道的载体，孔孟圣学的梯航”。[14](P3)《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5](P106)这足以说明上古设立乐教的初衷，正是为涵养人之“中和”性情这一修养的最高境界。上古先贤将“乐伦”与“人伦”对举，一则以乐治己，内正其心，外养其体，内外交养，德性乃成；一则以乐事人，德配天地，感人至深，移风易俗，神人以和。周人正是彻悟乐教独具特色的本质功能，故而设立“乐教”以传承上古尧舜时代的“伦常大道”，以期实现“公天下”之大同理想。西周在万民一体的道德教育中，位育中和，天地得位，万物得育。此皆圣人德教所持，圣神功化之极。德教行则性德显，而民物与之俱转。德教不行则德性隐，而民物皆不得其所。灾害祸乱由此起矣。[11](P207)德教本质的礼乐教育，成为立人、立家、立国，乃至实现社会大同的根本途径。

二、周公深明乐之大本制礼作乐化成天下

周朝自西周合东周经历了八百二十余年的历史，开中国朝代历史之最。何以达成？显然，这与周公深明德政之要和礼乐之大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纳上下于一道德之团体”[3](P35)，周公以礼立纲常，以乐化人心，创建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仁爱有序地治理天下，史称“周公制礼作乐”。翻开历史，周公对乐之大本领悟之深切，可谓历历可见、班班可考。

先是，周公集大成地收集了自人文始祖黄帝、尧、舜、禹乃至成汤、周武的六代祭祀乐舞，经整理、排练与传播纳入国家贵族教育体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典章制度和雅乐舞教育制度，探索出一条政教合一、尊生重孝、知常明伦与身心同治的治国方略。《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16](P831)由此可知，周公知孝弟而通礼乐，行孝弟而礼乐兴，从而建立起一套集乐德、乐语、乐舞为一体，集祭祀、教化、宴享为一体，圆融混整的礼乐教化模式，以彰明“中和仁义，恭敬孝弟”的伦常之道，故乐道归而治道备。

再看，西周雅乐舞教育的载体——六代乐舞《云门大卷》《大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舞”为歌颂六代帝王之文治武功而作，典雅规范富有德化人心的政教功能。《乐记·乐施》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17](P20)从“六舞”的来历和用意看，可知天子作乐皆为歌功颂德，并以乐舞队列人数之多寡，表其德之盛稀，是故，观其舞可知其德，闻其谥可知其行，从而实现“六舞达道德垂裳”之追求。此中，六代乐舞所“章”、所“备”、所“继”、所“大”与所“尽”之道，便是上古尧舜时代广为盛行的“伦常大道”，而所谓“舞以咏德”，所咏之德便是“仁、义、礼、智、圣”之美德。西周雅乐舞教育正是通过彰明仁义、孝弟、忠恕之道，将美善性德种入习舞者心田，实现教德于内、中正仁义与树德立人之旨归。

深入讨论，我们虽然很难找到历史久远的周公对乐之大本直接阐释的言论，但是，可从《礼记·乐记》*郑玄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乐之义”即专门讨论“乐”的内在本质与义理。这部秉承西周礼乐教育思想之精髓、集先秦儒家乐教思想之大成的乐论专著中间接地洞见，周人及儒家先贤对礼乐内在精神实质的深刻认识。这也正是圣贤极力推崇礼乐，认为礼乐为治国之根本、“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的原因之所在。

在《礼记·乐记》中关于“礼乐本于孝弟”的论述，可谓屡见不鲜。譬如《乐记·乐论》曰：“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17](P9)《乐记·乐情》曰：“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17](P33)《乐记·乐本》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17](P1)《乐记·乐象》曰：“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7](P27)《乐记·乐论》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17](P9)《乐记·乐情》曰：“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17](P33)等等。

在周人及先秦儒家看来，礼乐以天地论之，则乐之情“论伦无患”，礼之质“中正无邪”；礼乐以情理论之，则乐之情“穷本知变”，礼之经“著诚去伪”。可见，乐的内在精神实质贵在“论伦无患”与“穷本知变”。“论伦无患”，言人伦与乐伦对举，或言歌辞与歌曲谐和，或言物类之序与乐之节协同，皆在阐明“乐以发和”“大乐与天地同和”[9](P988)之本质功能；“穷本知变”，即通过乐探究人的天赋本性和心之本源，推知其变化规律，旨在阐明“乐通伦理”“乐通治道”之精神实质。统而观之，无论是乐之情的“论伦无患”与“穷本知变”，还是礼之质的“中正无邪”与“著诚去伪”，二者的内在实质是一致的，其根蒂皆在其本心之“诚”，即至诚之心、空明之心与纯乎天理之心。详细而言，事天地，尊先祖，隆君师，皆只在吾人此心，此心至精至诚，无私欲之蔽，即为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18](P40)，故而，礼乐根于吾人之心，只在此心“去人欲而存天理”上用功便是。马一浮先生更是精辟地指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是为宗经论。孟子及二戴所采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著篇，同为宗经论。”[11](P15)并指明“《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11](P143)孝弟，乃性命之根、神化之据、礼乐之本、伦常大道之先。故曰：“礼乐之兴，皆孝弟之达也。继天立极，为事亲之终也。尽性至命，即孝子之成身也。穷神知化，即天道之不已也。礼乐之义，孰大于是。”[11](P158)

至此可明，礼乐大义旨在传承上古尧舜时代广为盛行的“伦常大道”，亦即知理明德、诚心著仁的“成人之道”。乐之秩序，犹如人之伦。人之五伦乃性之源，五伦和谐本于孝弟。现前一念孝弟之心，实万化之根原，至道之归极。是故，五色之乐器成乐章，有序而不乱；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材料所制乐器之音，论次从律而不奸，德音入乎心，和乐化其性，则圣明智慧、中庸济慈，则人和家齐、天下皆宁。周公正是深明乐之大本，深知“乐著万物之理”，故以乐章表帝王仁德之深厚，崇德扬善正道直行；以五音、十二律表现人伦关系，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因此，由“乐”而察知万物之理、至善之道与“仁、义、礼、智、圣”和行之伦常大道，故知乐而知人伦，知乐而治道备矣。

三、后世乐义本末倒置千载久弊乐学失传

历史的车轮永不止息，上古尧舜之道绵绵相续，然而自秦汉以后，随着不同朝代执政阶层对礼乐大义理解的不断偏移，礼乐离其本义渐行渐远，礼乐教育严重偏离古之要旨，儒家礼乐思想在正史中逐渐被“边缘化”。最终导致礼乐文化衰微乐学失传，而“六经”独缺乐之经，铸成了中国文化教育的一大缺憾。

翻开中华正史《二十五史》，细看“礼乐志”在其中的排序位次、名称与内涵的诸多变化，真可谓触目惊心。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后半部分，礼乐从名列榜首的地位节节下滑，最终淹没在各种琐屑的制度之中；《后汉书》则将礼乐志更名为《礼仪志》，《隋书》和《旧唐书》更是踵谬沿讹，居然将《乐志》改为《音乐志》，所谓“德音之谓乐”，由“乐”而降为“音”，岂不是一种颠覆性的窜改；各史礼乐志的重心，也不再关注如何运用礼乐来变化气质与涵养性情，而是转向对朝廷礼仪程式的描述，罗列各种繁琐的宫廷等级制度，以体现“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和“尊君抑臣”的理念。[19](P338)总之，“礼乐志”在中华正史中已是空有其名，仅仅沦为渲染皇室威仪的工具，制乐也只为表现“九重大君之尊，重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像”[20](P1633)。礼乐的概念被偷梁换柱，“乐”已脱离“化性”之本意，而徒为钟磬管箫之作、乐人之仪。礼乐已失其本原，见仪不见礼，见音不见乐，令人仰天长叹！

此等现象，又见《新唐书》之论述甚为精要，其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呜呼！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备具。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21](P307)三代而下，乐学失其要义，忘本存末，具文弃意，大道苍苍，治道不备。

时至明代，乐学已处于极为窘迫的困境：自西周制定礼乐制度，古人以学舞为美事，从隋以往尚有此风，后世则此风绝矣；到宋代乃至明代，诸多优秀的乐舞传统已绝传废除，人们耻于乐舞。与此同时，乐学的理论与演奏已经成为互不相干的殊途，“蓋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22](P965)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的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竭尽毕生之心血，潜心钻研古乐，著成《乐律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著，以期恢复古乐之原义。他在《进律书奏疏》中曰：“律吕之学，乖谬久矣，盖由宗守黄锺九寸、三分损益、隔八相生，此三言之谬也。夫此三言实为律家大谬，然举世宗守之……若夫舞蹈养血脉，歌詠养性情，此类乃乐律本而玩之以为轻；埋管能飞灰，吹箫能引凤，此类乃乐律末而神之以为重，尊信耳闻之虚说，诬蔑眼见之实理，乐学绝传，蓋有由矣。千载久弊，一旦辨明，豈不难乎！”[2](P2)这是其奏疏的中心要旨，他秉要执本地阐发了“乐学”千载绝传之由：千年来律吕之学谬误百出，不明乐律之本而专从乐律之末，本末倒置，缺乏实学精神，必然导致乐学绝传。

有鉴于此，他极力恢复淡雅雍和之“古乐”，提倡“自天子以至庶人，人人皆可歌可舞”，修身立德，成圣成贤，如此则礼乐举而治道归。究竟何种古乐亟待恢复？他在《进律书奏疏》中鲜明地提出：“后汉所谓乐者，大率有四：其一曰汉郊庙乐，祭祀用之；其二曰周雅颂乐，辟雍乡射用之；其三曰黄门鼓吹，宫廷饮宴用之；其四曰铙歌凱乐，军旅用之。”[2](P3)而明朝“所谓乐者，大率有三：其一曰郊庙大祀乐，太常寺所掌者是也；其二曰庆成大宴乐，教坊司所掌者是也；其三曰卤簿大驾乐，金鼓旗下作者是也。”[2](P3)将其列表如下，更是清晰明朗：

乐类一二三四后汉之乐汉郊庙乐周雅颂乐黄门鼓吹铙歌凱乐祭祀用之辟雍乡射用之宫廷饮宴用之军旅用之明朝之乐郊庙大祀乐庆成大宴乐卤簿大驾乐太常寺所掌者教坊司所掌者金鼓旗下作者

由此可见，在历代传承中所遗失的古乐乃是“周雅颂乐”，即“所谓商周二颂，大小二雅，周召二南，此等古乐或未备焉。”[2](P3)它们主要用于“辟雍乡射”，亦即西周国子及贵族子弟的国学教育。朱载堉说明：“略於天子诸侯古制，详於大夫士庶今礼，而非祭祀鬼神所用；盖欲人人自歌自舞，以养性情，以和血脉，而非末世流俗所知，此所以与教坊异也。”[2](P4)可见，这些用于修身养性的雅乐与太常教坊雅俗二乐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此二南正是使仲尼忘味的“虞韶”和使曾参曳縰的“商颂”，故而，朱载堉言：“武舞宜歌周南之兔罝篇，其容则象干城腹心，兼以发扬蹈厉之状，而名之曰兔罝之舞。文舞宜歌召南之羔羊篇，其容则象退食委蛇，兼以谦恭揖让之形，而名之曰羔羊之舞。”[23](P1150)具体而言，“周南兔罝篇”是一首赞美武士之歌，赞其威勇奋强、忠诚信义之品格，君臣有义则同心同志、各行其职；“召南羔羊篇”是一首赞美公侯之歌，赞美崇德的周人公侯宛若羔羊之性情温和、谦恭仁爱，“温、良、恭、俭、让”性德全俱者，自然厚德载物、安详从容。总起来看，“周雅颂乐”旨在以“武舞”发扬蹈厉示其勇著其义，以“文舞”长其谦恭揖让之性著其仁，在文、武舞交修中使其具有“赳赳武夫”之勇与义，又有“委蛇委蛇”之谦与仁，故而，性情中和，刚柔相济，张弛有度，刚正圆融，则德成而人立。毋庸置疑，朱载堉所要恢复的古乐之原义，正是为传承和弘扬人义之道、伦常之道与成人之道，集大成地养成至善至美的人格，而“舞学”恰是此般生命教育和人格教育的重要手段。从根本意义上说，一切学术之目的归根于人的自我道德与理想人格的养成，这也正是六艺之教的“圣学”追求。

结 语

中华古乐之大本，贵在承载上古尧舜之“伦常大道”，通过传承天理与人义之道，知晓做人之根本与为人处世之法则；通过诗乐舞交互研习，涵养威仪庄重、身心和谐之谦谦君子。“古人之学，先以义理养其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也。复以礼乐养其体，声音养耳，彩色养目，舞蹈养血脉，威仪养动作是也。内外交养，德性乃成。”[24](P814)“伦常大道”亦可称之为“和之道”，是中华上古圣哲观天法地、长期体悟践行提炼出的与天道相对应的人义之道，是仁、义、敬、孝、慈、信等为人之根本法则，也是建构文明和谐、安定有序之大同社会的根本保障。所谓“乐以载道，舞以咏德”，所载之道乃是上古尧、舜、禹三代传承的“伦常大道”，故广孝而兴教；所咏之德乃是至精至诚的“仁、义、礼、智、圣”之性德，故宣德而发和。“乐学”对于人的中和儒雅、浩然正气、孝悌仁义之性情的养成，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价值，这是几千年来古圣先贤智慧的结晶，亦是中华传统礼乐文化的瑰宝。遗憾的是，古乐之原义千载久弊，时至今日仍未能拨云见日，足是令人堪忧！当务之急，我们须深入挖掘和阐发传统乐教文化的当代价值，系统梳理古乐原义和古乐教的历史成就，发挥“乐学”这一尧舜大道之“载体”、孔孟圣学之“梯航”的典型功能，合力建构中华传统乐教的当代模式，实现中华乐教的重建和优秀民族文化的复兴。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华民族更须秉持自身独特可贵的优秀传统，传承上古尧舜之“伦常大道”应为中华乐教之根基，踏实践履“养正成性”之乐学宗旨，养吾人浩然正气，耸立于天地之间，与云泉同寿，与日月同辉。

(责任编辑 唐白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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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theauthor:Wang Xiaoru, PhD in Dancology of China Academy of Art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ost-graduate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usic,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HistoricalInvestigationoftheOriginalMeaningofAncientYueandRetrospectiononitsThousand-YearsDeclination

Wang Xiaoru

There exists a mysterious phenomenon in Chinese history in regard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value of Yue. On one hand, Yue was upheld at a superior posit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Yao-Shun times to the pre-Qin Confucius times. During that time, Yue was regarded as the root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basis of governance; therefore, Yue was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rulers,and rites and music were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Li Yue Zhi” became marginalized in official history after the Qin-Han period； and Yue was regarded as a tool embellishing the royal authority with the result that Yue studies declined and Li Yue was kept just as a name. The basic reason for this lies in the severe divergenc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ancient Yue. Therefo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ep original meaning of ancient Yue from both historical and logical dimensions, rethinking the crux of its thousand-years declination and providing a beneficial reference to current renaissance of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Yue.

Western Zhou, the learning of Yue, Yue Jin, the culture of Li and Yue, ethic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2017-08-25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规划项目《西周雅乐舞文化及其当代复兴研究》(项目编号：15BE062)的阶段性成果。

J124-4

A

1003-840X(2017)05-0126-08

王晓茹，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福建 福州 350007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5.126

ThepaperisfundedbythefollowingPhased results of 2015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rt Studies Planned Project theWesternZhouYaYueCultureandStudiesofitsCurrentRenaissance(No 15BE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