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一以贯之——饶曙光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与体系建构

李国聪

吾道一以贯之
——饶曙光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与体系建构

李国聪

饶曙光先生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建构起了开放式的电影研究体系。在电影史研究领域，以翔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点展开，倡导推进电影史料的系统化建设和资源共享。在电影产业研究领域，以“电影强国”理念为核心，将宏观的前瞻性思考和微观的现象研究相结合，准确把脉电影产业，厘清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动因。此外，还力倡学界与时俱进地建构电影科学评价体系，打造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

饶曙光；学术理路；电影强国；史学建构；电影批评；电影产业

饶曙光先生自1985年7月跻身电影界开始电影研究和批评工作，三十年如一日。供职于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长达28年，从事有关电影研究、教育、史料收集整理、管理等工作，亲历新时期中国电影波澜壮阔的变革历程。而今，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等职务，始终置身于中国电影研究的主流队伍之中。正所谓“感之愈切，思之愈深”，其观点多独标新异、不同流俗，其见解宏观处气势博大、微观处刻度精细，既高屋建瓴又切中肯綮。诸如1987年时为青年学者的他便先见地提出“把电影的感性娱乐功能看成是电影最基本的文化职能，一点也没有降低电影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1]，将电影的娱乐意识提升到本体层面进行前瞻性思考。20世纪90年代，他对“新主流电影”类型的关注以及所秉持的“从市场角度审视和描述新时期电影的发展演变”的理念，时至今日仍未过时，极具启蒙意义。进入新世纪，他反复强调“中国电影的市场体系建设固然重要，中国电影的文化体系建设同样重要”的论断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熠熠夺目。尤其是进入2010年以来，他倡导的“差异化院线建设”“主流电影体系构建”“创意制胜”“一切好莱坞都不是纸老虎”“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观众是电影产业的基础”“中国电影现代化转型”以及“中国电影需要更多‘工匠’”等见地成为引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如今，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先生，逐步形成了敦厚持重却不失青春气息的成熟的学术个性。因其浓厚的写作激情和多年的学术沉淀，面对业界新问题，又将提炼出与时俱进的新论断，为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若细读先生三十年来的著作篇什，其思考领域从具体影片到热点现象，从电影市场到产业生态，从理论批评到发展战略，从重写电影史到华语电影研究，其研究范围涉猎到电影史、电影创作、电影理论批评及电影产业等各个层面。从《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电影、政治、知识分子和产业：新中国60年电影形态研究》到《中国电影思潮流变(1978—2017)》，从《中国喜剧电影史》《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到《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从《中国类型电影：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华语)电影发展与对外传播》再到《中国电影：从大国到强国》，还有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国电影通史》，尽管其探索的电影话题不断更新，与时代共振，然而斗转星移间依然执着隐存着饶先生的两样东西：一是其文章独有的那种思维严谨、解“绳”开“结”、逻辑绵密、纵横辐射的话语方式始终未变；二是饶先生对于“电影”超乎寻常的熟谙与研究热情，以及透射其内、熔融其间的生命意识、研究原则与学术灵魂，他的主体意识始终强烈地跃动于其间，并内化为其写作思索的有机质素。以下便尝试将其影史撰述、产业研究、电影理论批评建构等层面作为切入点，以期呈现他通达明晰的学术理路及体系建构。

一、 史识与史心：影史撰述及史学观念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在其《文史通义新编新著》中提及治史者需具备“史学、史才、史识、史德”四种素质。所谓“史识”，往往是指治史者在研读史料中汲获认知的敏锐性及洞见规律性的观察力，并能从海量实证性史实佐料中抽绎出超越性的逻辑结论，而饶先生在此基础上赋予了“史识”新的意蕴——打破传统认知，将之上升为电影史学观念。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他在电影史编写中，不断追求电影史观的与时俱进，处于不断更新、探索与提升状态，在其撰述中常出现新的尝试、新的角度。诸如饶先生于2005年完成的《中国电影喜剧史》一书，在呈现喜剧电影艺术本体发展概貌的同时，也涵盖、涉及社会、经济等层面，呈现出全面的整体电影观念。在他看来，“电影历史形态与演变的流程是由产业、经济、技术、时代文化取向多种机制决定和影响的历史存在，具有多重属性，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制约。”[2]2009年他所著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则从观众和市场角度来爬梳钩沉电影发展史，力图使那些在具有精英化倾向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史学论述中“不可见的电影”浮出地表，突显出电影与市场、观众的关系。诚如李道新先生评价此书时所言，对于电影和历史，作者懂得了进入，“找到了一条自然而然又突破陈规的路径，在以独特的史才和过人的史识赋予中国电影厚重的历史脉络之时，呈现出当下中国电影治史者不同一般的智慧和勇气”[3]。二是细翻其影史撰述，饶先生的治史观念不仅渗透在诸多具体电影公司、电影事件、电影人、电影作品的研究和梳理中，还被提炼至方法论层面加以呈现。诸如对于“再写电影史”，他认为这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意味着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以对过去时代撰写的电影历史进行再写，进行不断的完善和细化。”[3]并指出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界的潮动，电影史的研究方法及思维逻辑需要及时进行相应的完善和补充。在“重写电影史”大潮下，先生以“反思→建构→开拓”的思路，多次呼吁业界合力编纂中国电影通史，秉持“在此时此地出发、根据此时此地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并且反映、满足此时此地的需求”[3]的“再写”理念，试图重返历史现场，悉力褪去历史涂抹的痕迹，追寻电影史的真实面貌，还原历史的客观与价值。

饶曙光先生倡导调整电影史观念，开阔电影史视野，拓宽电影史研究领域，修正电影史学规范，这些更是需要后来人细细揣摩其间深意的。可以说，从电影史写作中更新与提炼电影史观，而不断革新的电影史观又反过来引领电影史写作，正是这种良性互动，使饶曙光先生能够自觉反思电影史研究中惯用理论架构及逻辑理路的局限性，并将发散性思维、收敛性思维与主体性思维有效对接，形成对电影世界宏观观察与特定层面精细剖析的双重视角。众所周知，电影史研究，不仅是电影史内涵的呈现以及对电影史观的考量，同时也是还原历史本真、探讨电影史演变规律的过程，而史料搜集成为最关键的环节。饶先生不仅秉持“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念，以翔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点展开史学研究，并结合自己的撰史经验及工作实践，大力呼吁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倡导优先发展电影史料学，推进电影史料的系统化建设和资源共享，还将这种观念付诸到《中国电影通史》撰写实践中，他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要将中国电影史资料的抢救、收集、保存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4]，敏锐地指出当下电影史研究中出现的误区，以及史料搜集工作中存在的乱象，并“对症下药”地提出了极具可行性的善策良言及前瞻性的规划。他还致力于在新史料基础上的重新审视、认知与评判，如他多次提出应对早期商业电影进行关注，认为需要重新深入研究包括卜万苍、朱石麟、方沛霖、岳枫、吴村、马徐维邦、李萍倩等商业电影导演及其历史地位，从市场维度审视在历史长河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光影……

这种胆识抱负亦彰显在饶曙光先生并未仅仅将史学研究囤限于象牙塔内，他以其为学术生长点并落脚于当下中国电影发展问题，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传承过往经验、优良传统，以史为鉴，推动时下中国电影优化、健康发展，上溯下延、古今勾连，这正是他的“史心”所在。所谓“史心”指的是史学家理性治史之外，用心体悟历史，以“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情怀，秉笔直书，探求真知。纵览饶先生颇有温度的心血之作，他对于“史心”有了新的注脚：那就是在电影史写作中注入现实关怀，过去与当下相互嵌入与干预，使得“关于过去的知识经由现实的介入而变得富于意义，而当前的视点又因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而具备更深邃的穿透力。”[5](P1)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他力求深入探讨中国百年电影生态，从电影企业到政策方针，从影像品质到市场票房，从生产创作到观众反映，全方位深入电影内部脉络。另外，他还试图对电影现象、电影思潮进行新的理论透视，加以历史、美学、产业的综合评判，以纵向掘进和横向阐发的方式，建构起整体把握和立体分析的坐标体系，实现“点”的深入、“线”的勾连及“面”的扫描，得以绘就出中国电影史新图谱，以期从中外电影历史发展经验及规律中获知电影未来发展的趋向。我们或从2009年其发表的《关于深化中国电影史研究》到2013年的《对中国早期电影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和2014年的《再写中国电影史的若干思考》等数篇论文中洞见其颇具体系性、思辨性、一致性且具发展性的思索。

二、解“绳”开“结”：问题意识、产业透视与市场把脉

自2010年以来，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扩容，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创作格局推动电影市场的良性发展，随着新媒体、高科技的介入，中国电影发生大变局；2012年中美电影签署新协议，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巩固本土市场与有效海外传播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当务之急；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速放缓，提升国产电影的质量和品质成为关键。互联网新语境下，诸多短板不断凸显，繁多难题浮出水面：全球化格局下的中国电影该何去何从？如何缓解中国电影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克服发展短板与瓶颈难题？其核心竞争力又在哪里？如何实现中国电影的有效海外传播，塑造国家新形象？怎样让更多的国产影片进入主流电影院线？如何增强中国电影软实力，实现传统资源的现代化转型？面对相互缠绕且日趋复杂的诸多问题，饶曙光先生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将之纳入“中国特色”的研究框架之内全面审视与透辟剖析，以“电影强国”为核心，将宏观的前瞻性思考和微观的现象研究相结合，以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跨学科的多维视点，理论透析和实践考察双管齐下，依凭深邃的理性思辨能力架构起浑然一体的言说系统。

众所周知，如若深入考究一个学者的学术特质与研究理路，就要从其学术问题、学术价值及学术方法三大维度综合考量，成熟的学术思想体系要求研究者在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跃向理论层面的创新与突破，为变化着的现实问题提供实质性的动态理论范式及方法论。首先从学术问题层面切入，这就需要考察该学者提出了什么问题，又是以何种方式提出。饶曙光先生的电影研究不仅包蕴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多以跨学科融通的宏阔视野，于多维视角纵横交织中审筛出切中电影产业(市场)脉搏的问题。诸如2006年，饶先生在《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化的三个问题》一文中，犀利地指出电影的创作观念、艺术电影与商业大片的“两极分化”以及数字化、市场化生存等方面的问题，其间不仅有对远离人文关怀的中国式大片的诘问，也有其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触碰。此后他对于主流电影建构存有的“短板”、电影新格局的升级换代以及现象电影背后的理论批评困境等诸多问题均有涉猎，并且在开放式辐射研究后还能收敛、聚焦于如何建设“电影强国”的终极意旨。2017年饶曙光先生在《当前中国电影的十大挑战》一文中，精准提炼自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敏锐解读和厘清其背后的复杂动因，以期探求国产电影质量和品质提升的方法论。可以说，饶先生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切中肯綮的电影问题的发掘，与其能够融通多维视角密切相关，他在电影研究中涉及历史学、观众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珠亮玉闪、新见迭出自然水到渠成，其间不仅充溢着振聋发聩的观点，可谓“大成”与“经典”，也深谙着激活电影转型时代的思想力量，颇具历史的深刻性和哲思的丰富性。而这正是其“学术价值”所在——建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把脉电影市场风云变幻，切中电影产业发展时弊，为中国的“电影强国梦”探求良药箴言。

如果说学术问题和学术价值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话，那么，学术方法系统则是建立在动态性、流动性逻辑理路之上的，换言之，即学术问题、价值系统中蕴含着研究方法论及顺延学术生长点所展开的考察路径。只有在环环相扣的问题链与逻辑链的理性光芒辉映下，方能生发出振聋发聩的学术论断，它能够追随问题的演变而创造新的价值。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6](P64)饶曙光先生在他的电影研究中，便注重电影文本问题与创作主体问题的无缝对接、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有效承接、电影现象与电影理论的深度契合、审美问题与价值问题的相互呼应，进而在建构中国特色电影产业、文化体系的内在逻辑的引导下，探索解决问题的策略及路径，这些在其电影史及电影理论批评研究中也得以清晰洞见。诸如他在《2012：中国电影大变局、新挑战与新机遇》中，从翔实的市场数据，观众观影行为以及具体的个案分析中，提炼出建立“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促进主流电影生产及遵守类型电影创作规律的策略，并及时诊断出中国电影在档期问题、分账比例问题、网络水军问题及3D电影问题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呼吁建构现代电影产业体系，促进电影现代化转型。他反复强调“一个健康的、良性的电影市场应该是多元化的，既有大制作的电影，也有中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的、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7](P246)可以说，饶曙光先生不仅关注产业格局研究，也触及电影产业链条的诸个环节，从电影制片、创作、宣发、营销到后产品开发，从院线布局、市场反映到观众群体，形成了“点、线、面”紧密交叠的网状研究体系。诸如其在《景观大于叙事的<西风烈>》一文中曾提及他“注意观察了周围观众的反应，发现大多数观众还是被影片所吸引。尤其是当影片出现火爆的打斗场面、动作场面时，不时发出惊叹声。”其实如此般切身观影体会的翔实记录，在先生的其他文章中亦随处可见，与影院经理、年轻观众的交流对话，对四、五线城市影院的亲身体验，都为先生的思考和研究注入了鲜活生机。如若细究，不难发现，其间有着饶先生所秉承的理念，一以贯之地渗透于其间，诸如其研究中对“电影与市场、观众关系”主线的突显，还有“主流电影建构”“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等观点都颇具代表性，可以说，他的诸多研究称得上是极具本源性和经典性价值的电影“智库”。

三、承继中突围：以“立”为核心的电影理论批评建构

作为一种文艺批评的电影批评，是沟通电影作品与观众、产业及艺术的桥梁与纽带。诚如美国学者帕姆·库克所言，电影“不仅仅通过生产、发行和放映系统而存在，同样通过为它提供文化语境而使其从中汲取营养的评论圈而存在。”[8](P455)可以说，有生命力的电影理论批评，一方面需要着眼于与当下的电影创作实践相对接，针对电影及其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争鸣，及时总结电影创作中的成败得失；另一方面还要将之放置在既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场域中去审视，阐述蕴含在电影文本中的社会景观、时代风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饶曙光先生正是依托本土化的批评底色、民族化的理论背景、现代化思维理念及中外文论资源，形成了对中国电影及产业格局的敏锐洞察力。他在诸多文章里坚持着对具体电影文本的批评，批评的对象不仅有主流电影，也将诸如少数民族电影、农村题材电影以及儿童电影、微电影作品等纳入体系之中，既统筹兼顾，也有的放矢。可以说，他对电影本体研究的关注，在对类型电影的研究上尤为明显，大致集中于三个层面：其一，个案研究层面，诸如对具体影片如《画皮II》《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失恋三十三天》等主流商业片、人物传记片、中小成本电影的评论，深入探究其结构性特征、叙事特色及类型拓展，总结类型电影发展经验。其二，横向关联研究，诸如他将观众的消费和审美需求与类型电影的演变结合来进行研究，认为类型电影与作者电影可以相互渗透、相互弥补与融合，包括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亦作如是观，从而打破了理论上的盲区和误区。其三，历时性勾连研究，先生不仅强调要建立不同类型电影的科学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而且从不同时期同一类型电影的发展嬗变探究其创作规律，诸如《早期中国电影史研究现状与喜剧的早期历史叙述》《新时期以来喜剧电影发展流变》以及近期的《中国电影新格局与喜剧电影创作》等，不仅呈现国产喜剧电影的“前世今生”，也探讨了喜剧电影类型嫁接、类型拓展的优势，以及其在繁荣盛景下所潜存的危机与困境，把脉中国喜剧电影发展前路，同时这也为诸多其他类型电影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思路。

饶曙光先生在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产业研究中，还贯穿了其建构电影理论批评中国学派的理念，他认为“当下中国最复杂、最生动、最具活力的电影实践足以支撑中国电影人的电影理论思考，足以支撑我们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体系，足以支撑我们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9]纵览他的《补上电影批评这块短板》《电影批评，别再自说自话》《重建电影批评体系和权威》《电影批评的神圣职责与历史任务》等文章，犀利剑指电影批评短板及误区的同时，以“立”为核心的理论建构思想尤为显明昭彰。他的“立”思想凝聚着其长久积淀累积形成的生命境界、学思形态及气象格局，主要呈现为三个层面：一是他的宏观体系建构理念。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直言：“中国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乱骂一通很容易，要正面作点学术建设却没那么简单。中国缺乏的是建设性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此为李泽厚出国前夕，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访问时所言，详见1989年4月8日《人民日报》。饶曙光先生倡导学界不仅要尽快梳理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自身的发展脉络，也要结合新的实践建立起具有中国内涵的电影批评标准，立足本土，从中华民族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并借助新的电影生态的后发优势，推进电影话语体系的革故鼎新，他颇具建设性的学术理性正是对常处于风云变幻中的国产电影大变局的一种正面回应。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承继中突围。饶先生多次提出“电影应满足更大观众群体的需求”“电影最核心的本质是与观众的契约关系”等观点，而这些理念正是对郑洞天先生所倡导的建立系统的“电影观众学”“拉近电影与观众的距离”“注重电影与观众交流的意义”等思想认知，以及钟惦棐先生在《电影的锣鼓》中所强调的“最主要是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丢掉这一个，便丢掉了一切”的理念的承继和创新性阐释。三是对全媒体时代电影理论批评出路的探求。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电影需要一种对话和沟通机制，更需要与实践有效互动、联动；另一方面，他提出关于电影批评要实现现代化转换的生存思路，要借助新媒体等传播方式，改变学院派批评的生存处境以及实现影响力、辐射力的最大化、最优化。可以说，饶曙光先生以一种清晰通达、通俗易懂、纵横辐射的话语方式，逐渐雕琢出充盈智性、秉承前辈衣钵的理性论说体系。

四、博见而思：激活转型时代的思想力量

饶曙光先生不仅传承吸收诸如钟惦棐等学术前辈的思想精华，对后辈学者更是宽容、呵护、扶持，其学术成就和为人风范，无不浸透着迷影情结和人文情怀，并内化呈现为坚守与变通相兼的难得学术品格。如今，在创新激情和独立精神的驱动下，他带领他的团队迎难而上，使得《中国电影通史》的编撰工作得以有序、顺利进行，不远的将来，又将为中国电影史长城的修筑镌刻新篇章。可以说，唯有在不断地反思、建构与开拓中突破传统电影研究窠臼和重围，面对新问题，提出新理论、新方法，犀利洞察风云变幻，敏锐感知时代脉搏，方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自由纵横求索，用蕴含灵韵的艺术生命书写和津润中国电影史的行进足迹，拓展中国电影研究的新格局。如今饶曙光先生仍保持着强劲的学术生命力和创造力，学研成果的高产与高质，学术思维的活跃，以及学术话语的一致性、连贯性、体系性。而这股骨子里的韧性和肌理间的“精气神”，便凝聚在《博影而思——饶曙光文集》之中，这部著作呈现了三十多年来先生对电影、电影史论、电影产业研究的思路演变及不同阶段具体研究对象的转换，浩大、沉实、厚重，称得上是其在学术激情燃烧中锻造出的“体大思精”的结晶体。

这部汇集其学术成果的著作，是经得起推敲的精致用心之作，在学界分量亦举足轻重。抚之祥读，其思缜密，造微入妙，如对“重写电影史”早期史料的细究考察，对电影创作态势及格局的细密爬梳、谨慎论证，还有对观众观影行为的亲身观察与实地考究等，诸多观点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磨炼考量；其体系完整，兼具统摄性与包容性，如若将文集目录中的标题串联，或能从中看到中国电影发展简史的轮廓剪影，而文集内容则生动描摹了中国电影的流变历程。当然，无论以哪个角度、哪种方法解读《博影而思》一书，都值得深入揣摩和细细挖掘，诸如先生对于“华语电影”格局、好莱坞类型电影等都有独特的见解和体悟，在此不一一道来。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创作之树常绿”，饶曙光先生从丰富阅历沉淀之中，从与年轻人交流之中，从亲身实践考察之中，不仅随时把握和透视当下中国电影新动向，诸如“互联网+”与中国电影格局提升、“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工匠精神”与“电影创意”有机结合等研究紧扣时代脉搏，观点新颖独到，为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寻求新动能。更为可贵之处还在于，先生做学问细致谦和，不仅及时更新、完善、补充着以往的论断，而且立体化剖析研究对象的历史价值与当下意义，正是如此，先生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创造力，流灌着不息的生命热力，可谓电影学界的“常青树”。

(责任编辑 彭慧媛)

[1] 宋崇，郑洞天，饶曙光，等. 对话：娱乐片[J].当代电影，1987，(2).

Song Chong, Zheng Dongtian, Rao Shuguang, et al., Dialogue: Entertainment Film,ContemporaryFilm,No 2,1987.

[2]饶曙光.再写《中国电影史》及其相关问题[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4，(3).

Rao Shuguang, Rewriting History of Chinese Film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oftheArts(MusicandPerformance), No 3, 2014.

[3]李道新.电影内部与历史深处——读《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J].电影艺术，2011，(4)

Li Daoxin, The Internal of Film and the Deep of History: ReadingHistoryoftheDevelopmentofChineseFilmMarket, Film Arts, No 4, 2011.

[4]饶曙光.对中国早期电影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3,(3).

Rao Shuguang, Thoughts on the Research of Early Chinese Film and Related Issues,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oftheArts(MusicandPerformance), No 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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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ianming,TemporaryEchoofthe“CroceProposition”:TheTrendsoftheStudyofAestheticsinChinaandtheU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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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Qichao,TheAcademicHistoryofChinaintheLast300Year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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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o Shuguang,BoYingErSi:CollectionofRaoShuguang(VolumeThree), Beijing: China Film Publishing House, 2016.

[8][美]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M].吴莆，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Richard Maltby,HollywoodFilm:HistoryofAmericanFilmIndustrysince1891, trans. by Wu Pu,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5.

[9]饶曙光.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J].电影新作，2015,(5).

Rao Shuguang,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School of Film Theory Criticism,NewFilms, No 5, 2015.

About the author:Li Guocong, PhD candidate at Shanghai Film Academ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My Dao is Consistent: The Inner Trajec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Rao Shuguang’s Research

Li Guocong

During his 30-year academic research life, Mr Rao Shuguang constructed an open film research system. In the field of film history, Rao put his research on sound orig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moting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of film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film industry research, emphasizing “strong film country” as the principle concept, Rao combined the macro foresight thinking with the micro phenomenon research, understood the film industry well, and clarified the deep internal factors of the issues. In addition, Rao seriously promoted the academia to construct film scientific assessment system with the trend in order to make a Chinese school of film theory criticism.

Rao Shuguang, academic trajectory, strong film country,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film criticism, film industry

2017-06-05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J903

A

1003-840X(2017)04-0018-07

李国聪，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72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4.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