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乔凯
人类从远古一路走来,主要依靠两种生产活动: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活动就决定了人类具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是生存,生存的前提是不断为身体补充可以消费的物质资料,而所有物质资料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所以不同的自然环境就决定了处于其中的人类的不同的物质资料所需,进而也决定了人类在获取物质资料时所采取的方式的不同,即生产方式的不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因此它必定要被打上这一特定自然环境的印迹。自然母亲各不相同,文化之子也各不相同。”[1]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曾说过:“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2]同样,普列汉诺夫也曾指出: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如草原地区依靠畜牧业,平原地区依靠种植业,而沿海地区则依靠渔业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构成一切文化的基础,它的差异性就决定了不同环境中人类在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形式、饮食结构等各方面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地球70%的表面被海洋覆盖,留给人类生存的陆地仅占30%。根据人类生活区域与海洋的远近程度,陆地区域又可以分为内陆和沿海。远离海洋的大陆地区即为内陆,陆地与海洋交接的附近地区即为沿海。由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两种地域环境的差异,各自的文化风貌也不同。海洋文化是沿海地区人民在长期依仗海洋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所有文化类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生活于沿海的民族和村落不计其数,其文化特征并不是因为都是处于沿海地区而相同。相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洋文化,由于受到当地沿海土质、地形风貌、风向、太阳照射等自然条件,以及与之相连的大陆文化等社会条件的影响,也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如果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海洋文化可以称为“海洋商业文化”的话,那么中国的海洋文化则为“海洋农业文化”。中国的海洋文化,尤其是山东半岛的海洋文化表现出了十分鲜明的农业文化特点。一是因为山东半岛虽然地处沿海,但同时也存在大面积的可以用于耕种的土地,这部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给生活于沿海地区、常年漂泊海上以捕鱼为业的人们提供了定居的可能性,也为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增加了海产品之外的选择;二是因为在我国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农本思想”根深蒂固,而山东半岛与大陆相连,人们的思想层面必然受到内陆社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与沿海环境相适应的“渔文化”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农业性。地处山东省威海市宁津街道办事处的东楮岛村就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
东楮岛村位于宁津街道办事处的最东端(北纬37°01′,东经122°33.5′)。北、东、南三面环海,北靠桑沟湾,南临石岛湾,西边为唯一一条与大陆相通的公路(1963年修筑,修路之前为海滩,经常被涨潮的海水淹没而无法通行)。该村总体为一长条形岛屿,地势东高西低,其陆域面积为125公顷,可用耕地面积426亩,岛岸线长4公里。村内并无山川和河流,但在村南拥有300亩天然赶海滩涂,且为沙质底质,盛产海参、螃蟹、牡蛎、杂色蛤等海珍品;东部为礁石底质,扇贝十分丰富,生长有刺参、藻类等海洋生物种类。东楮岛村气候宜人,夏季凉爽,冬无严寒,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属暖温带海洋气候。夏季最高气温不超过30℃,冬季最低气温不低于零下6℃,年平均气温11.4℃,年总日照时间2233HR,年平均降水量704.8MM,年平均湿度77%,年平均风速4.4M|SEC。[3]根据以上东楮岛村的地理环境数据我们可以得知,东楮岛村是一处非常典型的岛屿环境(纵使有一条人工道路与大陆相连),其适中的温度和湿度非常适宜人类居住。海岸线长、滩涂面积广阔、海产品种类繁多,数量丰饶的天然条件使该村渔业生产成为人们的主导生产方式。同时,东楮岛村还具有较大面积的耕地,这就决定了该村渔业与农业(本文中所有“农业”一词,均指狭义上的农业,即种植业)并存的生产格局。
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掌握东楮岛村的文化概况,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奔赴东楮岛村的调研小组在到达该村后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全村每家每户进行了地毯式普查。在收回的所有调查问卷中,经济来源一栏除了有极少数(如开商店、退休工资等)的家庭没有把渔业当作主要收入以外,绝多大数家庭的反馈均是主要依靠渔业生产(以前主要是捕鱼,现在包括捕鱼、养殖、看海、在水产公司上班等),耕地上种植所得的各种农作物主要用于自家日常生活消费。据粗略计算,渔业生产收入与农业生产收入之比约为9:1。正如前面所述,东楮岛村现有耕地426亩,家庭184户,共460人,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相反,该村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近10里,拥有滩涂面积300亩,附近海域水深平均10米,盛产各种蛤类、鱼虾、藻类、海参等海产品,为本村村民主要从事渔业生产提供了先天的自然条件。所以,受东楮岛村地理条件的影响,该村的物质生产逐步形成了“渔为主,农为辅”的生产格局。同时由于从事海上作业的危险性要远远大于在陆地上的农事,所以外出捕鱼的人员绝大多数为男性,女人则在家种地。这就形成了东楮岛村“男渔女耕”的劳作状态。
2.1农业生产。在1963年修路之前,涨潮时分海水将沙滩淹没,东楮岛为一狭长岛屿。修路之后,东楮岛成为一半岛。虽然在此半岛上耕地较少,但该村的农业生产活动与大陆其他地方的农业生产活动相差无几。内陆遵循的农时节气在东楮岛村同样适用。据王咸忠老人讲,该村的农业生产是东楮岛村仅次于渔业的第二生产方式,其主要目的并非获取经济效益,而是满足群众基本的生活需求。东楮岛村现有耕地面积426亩,所有田地皆位于村东。凡是拥有本村村籍的人每人都分有七分地(旧时为人均一亩,现为人均七分),除此之外,每人还分有三厘用于种植蔬菜的自留地。该村的农作物种类以小麦和玉米为主,兼有大豆、黄豆、花生(该村土壤多为沙碱地,而花生耐碱性较弱,故花生产量也较低)、地瓜(过去多用作猪的饲料,如今较少种植)等。受沿海地区气温较内陆低和多雾等条件的影响,小麦成熟期较内陆晚十天左右,多在阴历十月一日之后种,次年六月二十三、四收割,随后播种秋玉米。该村所产农作物均作口粮食用,很少出售。由于东楮岛村三面环海,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既有优势又存在劣势。靠海使得该村较少淡水资源,农业灌溉用水十分不便。但是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东楮岛村暖温带季风性的气候,全年多雾且雨量充沛,较少有干旱天气,这就决定了该村的农业“靠天吃饭”的状态。
2.2渔业生产。东楮岛村的渔业生产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类型。该村附近海域多为浅海,这种海域不适合形成大型港口,却适合大量海洋生物的生长,为渔业的繁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东楮岛附近海域不但盛产海参、螃蟹、牡蛎、杂色蛤、扇贝等海珍品,还盛产海带、海草等藻类植物。海参等海产品不但为本村村民提供了一定的食物来源,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海带业从野生采集发展到近几年的人工养殖,规模不断壮大,目前该村已成为荣成市最大的海带生产基地。而丰富的海草则被人们就地取材,用作了铺苫房屋屋顶的材料,从而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海草房。渔业生产主要包括水上捕鱼、潜水、跑船运输(俗称“跑篷”)、水产品加工、海带养殖等几种形式。水上捕鱼主要是指人在船上,将渔网撒入海中,由船拖动网前行,待一定时间过后收网出鱼。在东楮岛村这种方式可以根据拖网所用船的数量不同,将单船拖网称为“单拖”,两船共同拖网称为“双拖”,该村经常使用“双拖”的方式捕鱼。潜水是指由特定人员穿着特制衣服潜往水下捕获海参、蛤类等海洋生物的劳作方式。潜水的人俗称“水鬼”, 其所戴的铜帽子前装有透明玻璃以保证视线。帽子后有导管连接到船上,由船上之人用压气筒为其供氧。由于本村附近海域水深较浅,因此即使本村没有减压舱,潜水员也很少有得潜水病的。东楮岛村民多在每年清明节或谷雨节前后开始捕鱼,由于国家规定每年6月15日前后休渔,因此渔业活动只能持续到六月中旬,此后的6、7、8月份休渔以保护渔业资源,直到第二年清明节再开始捕鱼。
东楮岛村“渔为主,农为辅”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该村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所以东楮岛村民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靠海吃海”那么单纯,其中许多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农耕文明特性。下面分别从衣、食、住、用、行、信仰等几个方面看一下东楮岛村特有的生活方式。
3.1衣:据王咸忠老人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人们穿着比较朴素,文革时期男女的衣着基本一致,均为黄帽、灰衣和解放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西装、裙子、丝袜等衣着。现在村里除了三四个老者以外,已经没有人穿中山装了,大多数人还是穿夹克和西服。20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家里的衣服鞋子都是自己手工缝制的,布匹也是自家织的粗布。随着经济条件的提高,织布机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目前已不复存在,所以现在村里已经没有自织的粗布了。所需衣服主要依靠去离本村10多公里之外的宁津购买。另据毕监会的老伴张积淑讲述,村民在打渔时(潜水作业除外)所穿的衣服与平时所穿无异,并没有专门用于打渔的衣服。但由于海上气温较低,衣服都要比在陆地上加厚一层或数层。冬天如果出海,一般穿着用猪皮缝制的鞋(将一张猪皮四周向上裹起,直接用猪皮做鞋底,耐磨、防水,颜色为黑色),在里面填充诸多干草,保暖效果极好。潜水作业时潜水员穿的衣服需要特殊制作。潜水员一般身穿胶皮衣,脚上穿着铁鞋,手上带着手套,头上戴着铜帽子。制作胶皮衣的胶皮是由两层汽车内胎压在一起制成;手套则为普通的布手套,但多数村民喜欢在手指和掌心位置包上猪皮以增加摩擦;每只铁鞋的重量达6公斤,以保证潜水员在海底的稳定性。通过调研可知,东楮岛的村民在衣服穿戴方面与其他地方并无太大差别。由于当地有可耕种的农田,在穿戴方面也曾出现过与内陆农耕文化相同的自己纺线、织布、缝制衣物等生活行为。同时,其在打渔的时候所穿衣物与平时陆地上生活所穿也相差不大,我们可以看出东楮岛村的村民将打渔看做是一种日常的生活,并没有将其当做一种特别专业和非此即彼的事情对待。这种生活的随意态度体现出的其实是海岛文化的通融性和开放性。
3.2食:饮食可以分为水和食物两个部分。在三面环海且陆域面积狭长的东楮岛村,地下水源极易受到海水侵蚀,所以日常生活用水含盐量较高。据调查,村里中部有一口井(现已弃用),在1985年通自来水之前,村民们一直饮用井水,虽然口感较一般的水咸,但仍然可以饮用。在井的西面,并行排列着一方一圆两个石质的洗衣槽,村民以前就在这里打水洗衣。村民们曾建造过一个蓄水池用以存积雨水,但由于水池容量有限,因此不久之后便弃用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村民们曾在村外的山上打井,然后将水引回村里,这种井水不咸(与村里井的地下水层不相同),更适宜饮用,因此在通自来水之前,这种由外村引来的淡水占了村中日常饮水量的大部分。1985年,全村安装自来水,水源来自殷格庄水库,全部费用由村委承担,村民不必支付水费。根据王咸忠老人讲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村里基本上都是一天两顿饭,进餐时间根据四季的不同也有所变化。早饭时间春天为早上7点半到8点,夏天要晚一些,多在八点吃饭,秋天多在六点半吃饭,冬天天冷须八点钟吃饭;晚饭时间一般都是下午3点半到4点。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便改成每天三顿。在20世纪60、70年代,人们的主食以玉米饼子(自己种玉米磨面蒸制)为主,配菜除了自己家里种植的菠菜、胡萝卜、茄子、辣椒、萝卜、大白菜等蔬菜之外,也经常通过赶海捡捞扇贝、海蛎子、海参等海产品充当。那个时候市场经济不够发达,海产品的经济价值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所以捕捞的船只相对较少,导致东楮岛村附近海域各种海产品数量十分丰厚,村民甚至将海参当饭吃,表现出了鲜明的沿海地区饮食特色。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等政策的实施,人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主食由原来的玉米饼子变为馒头、饼、面条、米饭等,所用的面粉都是自己家里种小麦所得,米饭则靠在外地购买。此时因为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外地来东楮岛村附近海域捕捞的船只越来越多,海产品的数量急剧下降。同时各种海鲜价格已经很高,村民的配菜只能以自己种植的蔬菜为主,很少有村民再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将海鲜当作配菜食用。东楮岛村的饮食结构明显地折射出该村渔业文化所带有的农业性特征,也反映出该村渔业和农业相互融合的生产方式。
3.3住:东楮岛村三面环海的地理环境影响并决定了该村的民居建筑形式。为适应岛上的海洋气候,考虑到沿海的风向、光照、冷热温差等气候因素,东楮岛村按照面向大海、坐北朝南(不同于建造寺庙所采用的正南子午向布局,而是选择村落与房屋的中轴线取“子山午向”)、避风向阳的建筑要求选择村落的布局。这种布局可以抵挡来自西北的寒风和东南的热风,平衡冷热的巨大反差,形成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优越居住条件。同时,该村浅海地区盛产海草,这种海草成熟之后,被波浪冲至海滩,村民们就地取材,将其用作苫盖屋顶的材料。这一创造性的举措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民居中独具特色的建筑样式——海草房的产生。海草有宽叶草和窄叶草之分,一般生长在深度约为5—10米左右的海域中,而且越是海滩阔水浅之地,海草越多。在处暑之后,随着陆地上的庄稼陆续成熟,海里的海草也会成熟并被海浪卷上岸滩,人们只需用“二齿豁钩”就能轻易拉取。根据不同的上岸时间,海草的颜色及耐用性也有所不同。青绿色为初期上岸的海草。紫铜色的海草多在三九天上岸,耐用性较强,晒干后呈紫褐色,柔韧性较强,且因为含有胶质而隔水性较好,含有盐分可保长久不腐。苫屋时,可在海草之上铺一层黄泥,增加海草的黏性,以防屋顶漏雨。海草房的屋顶为特有的三角形高脊大陡坡屋顶结构形式,即房架结构与海草苫盖的结合体,上下坡度要求“站不住雪”,即雪花落到房坡上就滚下去。这样又高又厚的海草房屋顶,冬天寒风吹不透,夏季阳光晒不透,起到了冬暖夏凉的作用。海草除了苫屋顶以外,还可以用来和草泥抹墙体,增强墙体的牢固和保温作用。早期海草房墙体所用的石头也是直接取自海边的砂石,虽然大部分造型不规则,但工匠却能巧妙地利用各种不规则断面的石头拼凑出一堵规则而坚实的墙体。后来人们为了节约时间,直接从外面购买比较规则的山石。东楮岛海草房从下往上依次为地基、屋身和屋顶,其基本造型与中国古建筑造型保持一致,其架构方式属于中国传统特色的“木构梁柱式”体系,可见受中国传统大陆建筑样式影响颇深。同时,因为海草房是在当地特有的沿海环境影响之下,就地选取海草、海石等现有材料搭建而成的建筑样式,所以又带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东楮岛村生活方式中的“住”也是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融合体。
3.4行:东楮岛村地形为一东西狭长型半岛,北、东、南三面环海,与大陆相连的唯一一条陆上通道位于村的西面。这条通道在1964年之前一直为“似路非路”的沙滩,涨潮后路面没入水面以下,退潮后露出水面,这种路马车无法通行,进出全靠步行,而且一定要计算好涨潮和落潮的时间。所以村里就有了一句“能(宁)走干潮,不走满潮” 的古谚。意思是在满潮的时候,大量的水会使沙质地面泥泞不堪,无法通行,因此以前村里多掐着时间走路,避开满潮的时间。1964年村里开始组织人力修路,那时只用沙垫地基,步行无碍,车仍然不能走。1966年修路工作因文革而停滞,直到1978年左右才正式修好。目前的公路路况已经非常优良,能够行驶各种机动车辆,极大地加强了东楮岛村渔业生产与外面商业的广泛联系。东楮岛村虽地处三面环海之地,船只众多,但外出通行很少坐船,主要原因就是西面的公路非常便利,而且相对于在海上通行,在陆地上行走安全性更大一些。这一方式也体现了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的农业性。
3.5龙王信仰:东楮岛村拥有大面积可以用以种植的耕地,这些耕地的存在也是该村之所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村落的基础。据王咸忠老人讲述,由于三面环海,农业灌溉所需淡水资源极度短缺,所以旱情时有发生。尤其是在19世纪30年代旱灾较为严重。那时村民面对天灾无计可施,只能做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祈求下雨活动,以期换得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的希望,而祈求下雨的对象就是龙王。求雨活动是村里组织一部分人,由年纪大的老人(男性)带领去龙王庙烧纸、上香、磕头求雨,但自土改以后此活动被禁止。现如今那座旧的龙王庙(由近百块砖头简单搭建而成)依然存在,不过已经被人们弃用了,目前所有的祈求活动都在村东南新建的娘娘庙(1995年建成)内进行。该庙内目前供奉三位神,中间为海神娘娘,两侧分别为龙王和财神。据王咸忠老人介绍,海神娘娘是专门在恶劣天气下往帆船的桅杆上挂灯,导引方向,驱除灾难以保平安,使船只顺利返航;龙王则负责指挥其手下(称“赶鱼郎”,男性,和海夜叉同一装束)赶鱼进网,使渔民得以捕获更多的鱼;财神则保佑捕获的鱼能够卖个好价钱,以便发财致富。目前龙王降雨的职责消失了,但人们又在心里赋予了龙王另外一个职责:保佑出海捕鱼的人们平安,并且能够捕获更多的鱼。假设在土改以后求雨活动不被政府禁止的话,该村人们在旱情来临的时候应该依旧会通过向龙王求雨这种方式增添对生活的美好期望。而内陆绝大多数地区在遇到旱灾的时候,人们也是普遍采用向龙王求雨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向龙王祈雨”已经成为中国千百年来农耕文化中一个比较鲜明的符号。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东楮岛村龙王具有双重职责:一是在遇到旱灾的时候降雨,保佑农业生产顺利进行;二是保佑外出捕鱼人员在海上能够平安,能够捕获到更多的鱼。这种龙王信仰极为明显地反映了东楮岛村海洋文化与大陆农耕文化的融合性。
人类从一开始出现,就具备了很强的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他会根据自身不同的生存环境,创造出一套与之完美匹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山东省荣成市东楮岛村虽然为三面环海的典型半岛地形,其主要的生产方式也以渔业为主,但该村的生活方式却始终脱离不开农耕文化深深的牵连。因为不管是捕鱼的渔民,还是种地的农民,毕竟人们的根都是在陆地之上。所以该村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渔业文化相互补充的文化生态。
注释:
[1]吾淳.中国思维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朝阳之地 能源新城——宁津[M].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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