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李建亮 王建芳
中国社会转型下的杭州织锦艺术(1900-1930)
李建亮 王建芳
文章从社会转型的背景出发,分析社会审美趣味的转换和机械化纺织技术的兴起,以及机械化纺织技术引入后对杭州织锦诞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并探讨了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对杭州织锦纹样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在商品经济浪潮下杭州织锦在商品领域的新发展。提出杭州织锦的成功是采用新技术、不断进行自我创新的必然结果。其宝贵的发展经验是我国传统丝绸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有益的借鉴。
20世纪;社会转型;设计观念;变革;杭州织锦
杭州丝绸历史悠久,丝织工艺品种丰富多彩,杭州织锦是中国近代化工业进程中的特色产物,因其采用二重纬或多重纬色织提花的丝织工艺来织作风景、人物肖像、美术作品的照片等,[1]所以又称为“像景织锦”、“丝织像景”或“像锦”。过去对杭州织锦的研究多偏重于发展过程的梳理以及组织工艺的介绍等。本文结合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深入探索杭州织锦诞生的内在社会根源,分析在其创新发展中,现代设计教育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总结其在纹样设计、产品开发、新技术引入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以期为现代丝绸产品设计提供借鉴和帮助。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断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封建文明。一方面,国门被打开之后,西方大量的洋货、工业用品和生活用品进入一般民众的生活当中,使中国普通老百姓感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力量。全国上下,洋货深受欢迎。另外一方面,西方现代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而进入中国社会生活,人们开始以开放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洋货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人们对新式生活观念的接受,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使普通大众的现代观念逐渐增强,开始逐步接受和认同西方审美观念。这无形当中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工艺生产方式,为传统工艺的继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事件和运动后,也逐步走入新的世界体系[2]。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而来的还有西方现代的设计思想,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艺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运动,它主要反映了人们在工业化生产背景下对新事物的束手无策和对新的表现风格的追求。它标志着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古代设计向现代机械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设计的转变,在设计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艺术”运动并没有在中国形成一种设计运动,它只是宣传推广了西方流行的审美趣味,但其倡导的设计思想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设计,并对中国近代设计产品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西方文明所标榜的“个性自由”和“人权解放”,以及机械化产品所带来的全新的装饰手法和风格,使长期处于封建等级压迫下的中国民众如释重负。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受到追捧。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为宫廷服务的传统工艺模式开始转向于广大民众的需求。对于中国传统织锦而言,其历来是服务于达官贵人的贵重丝织物,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美趣味转换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服饰制度也日趋松懈,西方宽松自由的服饰体系深受人们喜爱,人们对服装审美观念的变化,使服装设计出现了重造型而轻装饰的倾向,也由此使得传统繁复的织物纹样开始向简单化方向发展,并重视模仿自然,打造全新的设计形式。人们开始从形式、色彩等新角度重新评价传统设计,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预示了杭州织锦艺术发展转变的方向。
图1 织锦平湖秋月 中国丝绸博物馆
图2 织锦九溪十八涧 都锦生博物馆
图3 织锦宫妃夜游图 都锦生博物馆
中国的丝织技术在20世纪以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直沿用自明代就已定型的花楼式束综提花机。这种提花机在织造时需要织工和拉花工两个人默契配合才能完成抛梭、接梭、打纬和脚踏开口等一系列动作,费工费时。而在西方工业文明的进程中,现代化的贾卡织机已经诞生,这为像景织物最早在西方诞生奠定了基本条件。此外,法国设计师杨·里维尔(Jean Revel)发明的“坐标纸设计法”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意匠技术也为织造影像图片的像景织物提供了技术支持。贾卡织机是十八世纪法国人约瑟夫·贾卡(Josep Marie Jacquard)在总结了前人提花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创造出的一台能够实际操作、结构合理、方便易行的新织机。贾卡织机的核心技术在于“冲孔纹板”系统,他将提花装置移到织机顶部,还将卡纸纹板按一个完整图案的要求首尾相接,方便连续运转,真正实现了织物经纬提花的机械化。它不仅简化了提花工艺,减少了提花工序的劳动用工,提高了织物质量,同时大大增加了提花的纹针数,提高了织造大幅图纹能力。
图4 都锦生丝织厂商标
图5 不同丝织厂家的织款
20世纪初,各种新式提花机逐渐被引入中国。如1911年,时任杭州丝绸业会馆董事的金溶仲就购得10台新式日本绸机并成立了振兴绸厂。此后,杭州各丝绸商陆续引入新式织机,并在1915年左右开始引入电力织机。继杭州之后,苏州、南京、上海等地的丝绸企业也开始引进现代化织机,长三角地区当时大小绸厂已不下数百家,织机五万余台。[3]现代化纺织机器的引入,使得中国近代丝织业很快便完成了从传统木机到手拉机,再到电力织机的更新换代,快速崛起。而机器生产的大面积实施也客观上加快了产品设计的更迭速度,从而对设计人才的专业化提出了更多要求。
据《杭州丝绸志》记载,最早织造像景织锦的是袁震和。袁震和在民国六年(1917)时就首先试织了丝织风景画,并取得成功。他曾用“平湖秋月”(图1)和“雷峰塔”的风景照片作为其丝织的广告图片。但袁震和像景织锦流传较少,杭州织锦的真正代表当属都锦生。都锦生(1898年-1945年)先生是西湖边长大的本地人,并在当时的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过从设计到织造的全部丝织工艺,对丝绸织造非常了解。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校期间,他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采用全新的丝绸意匠设计方法,首创了中国第一幅黑白丝织风景织锦《九溪十八涧》(图2)。1922年设厂开始生产丝织像景,他将杭州西湖周边的秀丽风景做成织锦,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随后二三十年间,杭州的启文、国华,苏州的大中和东吴以及上海的锦成等丝织企业纷纷引进多种形式、多种针数的提花技术装备,并充分运用自身深厚的大提花工艺技术功底,结合当时的黑白摄影的精美照片,开发织制出大量描绘风景名胜、人物形象和中国传统名家书画的丝织像景美术作品,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喜爱,成为当时国人自我欣赏和赠送友人的高档丝绸工艺品。到民国后期,已有少数五彩色织像景作品问世。进入建国初期,中国的丝织像景技术已完成了从黑白像景到五彩色织像景的技术进步。
杭州像景织锦的产生得益于西方贾卡织机的引入和使用。贾卡织机的使用为像景织物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技术支持,也使得原本不可能的风景照片等均易表现于织物之上。在近代这场丝织技术大变革的过程中,杭州可以说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像景织锦产生于杭州是杭州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织锦艺术与现代化纺织技术结合的必然。
像景织物最早出现在西方的商标和书签中,题材有人物、文字、花卉等,随后又出现了丝织肖像画和风景画。1869年,英国人托马斯·斯蒂文(Thomas Steven)创办了斯蒂文丝织厂,并在1879年开发了一系列的像景织物和丝织明信片、贺卡等丝绸文化纪念品,在欧洲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像景织物也被称为“斯蒂文画”。[4]虽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西方像景对杭州织锦生产的影响,从贾卡织机与像景织物之间的依存关系来看,西方像景与杭州像景的诞生还是有一定的关联,但像景织物在中国的兴盛传播离不开民族企业家都锦生先生的创新和努力。
都锦生先生在像景织锦上的成功得益于我国近代设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号召下,清庭洋务派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以期培养民族振兴发展的后备人才。中国的设计教育也由此迈入了新的阶段。[5]如都锦生先生就读的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即是清末成立的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其校长许炳堃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工业教育比较熟悉,他根据浙江经济的实际情况,最早开设了机械、染织二科。都锦生先生就读的染织科就开设有手工图画专修科,还有机织法、染色法等科目。这些科目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基本设计素养。此外,学校还聘请留学欧美和日本的专家学者来亲自授课,如陈建功、杨杏佛等。开一代新风的良师和严格求实的办学,为日后都锦生的发明和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实用美术专业或图案科系在民国创办的多所美术院校和师范学校中都有设立,培养了大量手工图画人才。这对我国近代纺织品纹样的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6]也为都锦生丝织厂后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人才支持。都锦生织锦厂在成立之初,由都锦生先生一人负责设计意匠图,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他先后聘请了胡邦汉等一批设计者,专门设计和绘制意匠图,提升了产品的规格和数量。都锦生深知人才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决定力量,为了加强意匠设计力量,都锦生又从杭州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招聘了几位毕业生,从实习生逐渐培养成企业的技术骨干。1926年,都锦生丝织厂在黑白像景的技术基础上,成功试制了五彩丝织画,使杭州织锦在技术上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题材也不再局限于“西湖十景”。同年,都锦生丝织厂织的《宫妃夜游图》(图3)在美国费城斩获国际博览会金奖。都锦生丝织厂一夜名扬海外,也使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传统丝绸工艺在近代叹为观止的发展。
都锦生丝织厂的兴盛与都锦生先生个人的勤奋努力和刻苦钻研密不可分。在他的带领下,都锦生丝织厂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发而更加重视技术的革新和产品的研发。在以后的几年里,试织了五彩织锦毯、织锦床罩、织锦靠垫、织锦佛像、绸伞、织锦领带等产品,增加了织锦的产品种类,也使杭州织锦工艺迅速达到先进水平。
像景织锦一开始作为一种工艺品,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没有具体的使用价值。这在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中国,要得到当时消费者的认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在都锦生丝织厂成立的初期,都锦生先生在产品的销售方式上也进行了众多探索。一方面,他利用茅家埠在“上香古道”上的有利位置和杭州繁盛的“香市经济”,把都锦生丝织厂的招牌和丝织风景样品一起高高挂在西湖边,成功地吸引了春季从四面八方到杭州灵隐、天竺进香游客的注意。人们对丝织品上如此清晰、逼真的风景画无不表现出惊叹之情,赞赏不绝,纷纷买来以做纪念或赠送亲朋好友。1932年《杭州市经济一瞥》中曾这样描述都锦生丝织厂:“其所营业为一种特别美术品,专织各种西湖风景挂片,每年春季中外人士来杭游览者,均以其价廉,多乐购买,销路亦颇不弱。”[7]但这种营销方式销量不大,鲜有回头客人。另外一方面,都锦生在认识到上述问题时,又采取了利用饭店、旅馆、寺院、船夫、幼童等代为推销的办法,并以薄利多销的原则积极拓展了风景织锦的销量,也扩大了产品的影响力。此外,都锦生先生身体力行,亲自到各处推销产品。后来,都锦生丝织厂又在中山公园、孤山路、岳庙等西湖经典附近设立专售点,拥有了自己的定点销售处。就这样,风景织锦画首先在杭州慢慢打开了销路,都锦生丝织厂也逐渐走入正规。
风景织锦在杭州取得一定成功后,都锦生先生也积极向上海等杭州周边地区推销,但由于产品形式的单一,而多遭拒绝。1926年,都锦生丝织厂织造的《贵妃夜游图》在美国费城召开的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一夜之间,都锦生丝织厂名扬海外。一时间,订单纷纷而至,产品供不应求,其织做的风景织锦、织锦花鸟画等也远销到东南亚和欧美等国家。自1927年开始,生产丝织风景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杭州西湖丝织厂、袁震和绸厂、启文丝织厂、国华丝织厂等。图5为不同厂家的织款。在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态势下,都锦生丝织厂没有停止研发创新的脚步,并果断转换思路,从产品的独创性向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新产品的开发发展,不断开发了立体织锦以及众多的实用织锦,促进了杭州织锦艺术从观赏性到实用性地转化。
20世纪初,西洋货物的大量泛滥,使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创立民族品牌的重要性。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和发展,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品牌也应运而生。杭州织锦的代表品牌都锦生也在创立之处设计了自己的商品名称,他将自己英文名字中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C、T、S”组合成图,即为公司的商标图样,并呈请了商标注册。除使用商标外,随着近代中国广告业的起步,众多丝织企业纷纷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宣传自己的商品,并配上产品照片和广告文字,图文并茂,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眼光。都锦生丝织厂、启文丝织厂、国华丝织厂等都在报刊上刊登广告。都锦生丝织厂的广告,除了放丝织风景画的照片外,还把公司在上海、杭州以及广州等地各行的地址和电话也刊登出来,方便消费者购买。都锦生还积极利用西湖博览会的有利契机,在展会中设立专馆尽用丝织风景、五彩锦绣等进行装饰,让参观者对杭州织锦的艺术效果和装饰作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参与西湖博览会各分公司工厂粗略》曾记载:“都锦生产品为美术上重要产品,各界侍女,凡属送礼、装潢,均乐购用也”。[8]
随着近代商业的兴起,为适应消费市场的需要,各类纺织品逐渐商品化,装饰用纺织品如传统的刺绣品及传自西方的抽纱、机织花边等的生产日趋商业化。杭州织锦也紧随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使用类别范围内不断开拓创新,走上了商品化发展的道路,[9]实现了我国传统织锦艺术在消费社会的传承和发展。李砚祖先生曾讲到:“在当代,传统工艺美术的生产是在消费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是以消费为特征的消费社会。”[10]
杭州织锦是中国传统织锦艺术和现代纺织技术结合的伟大产物,它将幽静旖旎的西湖风光、挥洒自如的水墨丹青、栩栩如生的人物造象用丝织技艺呈现出来,是我国丝织技术上的一项创新和突破,在中国近代丝绸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电子纺织技术的发展,浙江理工大学李加林教授发明的高密度全显像丝织技术更是把杭州织锦艺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国织锦艺术在新时代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注释:
[1]刘立人,刘靖.像景—丝织像景织物名称考[J].丝绸科技,2015
[2]薛娟.论近代中国设计观念的转型[J].装饰,2005
[3]王翔.近代中国丝绸产业转型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4]徐铮,袁宣萍.杭州像景[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5]秦菊英.二十世纪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6]温润,张瑾,马颜雪.清末民初丝绸设计教育模式转型研究[J].丝绸,2016
[7]魏颂堂等.杭州市经济之一瞥[M].杭州:浙江财务人员养成所出版,1932
[8]李冈原.东方丝王都锦生[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9]杭州丝绸控股公司.杭州丝绸志[M].杭州:杭州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0]李砚祖.社会转型下的工艺美术[J].装饰,201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20世纪中国丝绸图案设计研究”(编号:14CG132)、浙江省社科联课题“杭州百年织锦艺术研究”(编号:16NDJC237YB)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建亮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丝绸文化传承与产品设计数字化技术文化部重点实验室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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