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人物画的审美新维度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胡成阳

水墨人物画作为中国画独特的艺术形式，体现了中国艺术深层的审美意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人物画流派，提出“借鉴西方写实之手法，以改良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主张。“徐蒋体系”所代表的以写实和再现为特征的经典现实主义创作路径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如今的水墨人物画创作中依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日益发展，在当代的水墨人物画创作中，一些艺术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尝试，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呈现多元之维。在此种背景下，一些水墨人物画家开始从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呈现，转向对当下存在个体生存状态的感性表达，这种转变体现出他们对于日常生活新的诠释以及对于艺术之真实的不同理解。

一、对无意识的符号性表达

水墨人物画的“传统”表现方式——文人式的抑或是说教式的艺术形态——似乎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面临“失语”的尴尬境地。在此种情形下，一些新的表现方式呼之欲出，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无意识”的认识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19世纪末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强调“无意识”之于人的巨大作用和意义，这种理论起初主要应用于对包括歇斯底里在内的人类精神相关症状的治疗，随后延伸到对于人类社会以及文艺作品的分析之中。无意识理论将人类的意识视为心灵中的冰山一角，意识之下隐藏着受本能、欲望等动机驱动的无意识。这无疑是继笛卡尔之后对人类思想认知的又一次巨大变革。精神分析理论所揭示的关于自我、本我与超我的人格模型，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人类心灵的构造，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作家与白日梦》等相关论文中以精神分析的方法对艺术家的幻想、梦境与童年经历展开研究，在对艺术家“无意识”的深度剖析中揭示艺术创作的内在动机。[1]这种关于人类“无意识”中隐藏的真实意图的揭示，一方面为我们分析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动力与起源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为艺术创作的方式打开新的思路。

这种关于艺术创作的分析，启发我们对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展开新的思考。当我们所持的传统水墨人物画创作观念与当下复杂的文化语境之间无法妥帖相融之时，或许可以另辟蹊径，以水墨展开对个体无意识进行表达和诠释。水墨人物画的新审美表现方式促使我们对艺术的表达做出更多的尝试，特别是对于对象内心潜藏的真实状态的揭示。水墨人物画家除了以传统审美理念作为导向表现世界应该是什么，还应当尝试在生理学、心理学意义上展开对人的内心深处的真实意图进行挖掘与呈现。画家以类精神分析的方式，从对象的神态、行为中觉察出可能的深层指向和意味。与此同时，水墨人物画家亦能从对于自身的失误动作、幻想、梦境中发掘艺术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并“了解到他们是如何触及我们的灵魂深处”[2]，在对自我的再认识过程中寻找新的创作可能性、笔墨语言和表达方式，由此展开对人类无意识层面的表达。

可以说，水墨人物画的创新，离不开画家在笔墨语言上的不断尝试与革新。在精神分析语境下，一旦我们准备以笔墨来表现人的无意识内涵，将会迎来新的问题：如何理解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如何以物质性的笔墨形式对无意识进行“言说”？笔墨不仅可用作对具象形体的忠实再现，亦可成为主体无意识欲望的符号性能指。将水墨人物画的笔墨语言进行符号化的处理，一方面可强化其画面构成要素；另一方面，也将为水墨人物画所构成的表意结构增加精神性的所指。精神分析理论的提出，正是源于弗洛伊德对于现代文明导致人的“异化”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墨人物画所能表现的除了对人性真善美的宣扬、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赞颂以外，还应该包含对人“无意识”层面的欲望、情感等的深层揭示。水墨人物画家通过对表现对象精神的立体刻画，展现了他们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思考与言说。这种新的创作方式，有利于水墨人物画展现对象人物面貌的更多位面，也有助于水墨人物画家对日常生活与时代精神更多维度的对话。

二、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揭示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一些在过去文化语境下具有极强感染力的作品已很难在当下找到“知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造成人内心的彷徨与不安，水墨人物画在审美上更多追求的不是对现实惟妙惟肖的镜像摹写，而是通过对生存环境的重新思考甚至不惜站在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带来提供反思的审美体验；当代水墨人物画家越来越倾向于不仅仅是迎合世俗审美，在审美特征上表现出来的追求介入性的变化，这使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能够更多地介入社会进程之中，与日常生活产生关系。

“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这种文明中人类这么难以感觉到幸福”[3]，在弗洛伊德看来，现代文明造成的社会秩序、规范是“人类遭受痛苦的三个根源”之一，因为个体在“成全”文明这件事上需要做出相应的“牺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明的缺憾”。此种近乎偏执的将文明与本能对立起来的看法，引起我们关于“文明代价”的思考。[4]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科技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文明像一把“双刃剑”，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通过它的说教与规范实现了对于人的本能的压抑与束缚。对此，齐泽克（Slavoj Zizek）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那些来自学校和社会的“训练和纪律”是如何抹杀我们的天性的。[5]作为现代文明中存在的个体，我们将在两方面力量——本我原始的本能欲求与超我内化的社会约束力——的相互对抗中变得难以自处。在“个体的自由和文明的限制之间的对立”[6]之下，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将面临新的课题：如何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在对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及情感体验的传达中，完成对个体的生存状态的揭示，从而缓解自我和外部权威之间的紧张感以及和作为内部权威的超我达成和解。[7]水墨人物画家在创作中将其对人性和生命的深刻思考，转化为其作品中自由的情感体验和人性诗意的表达，在发挥其调节功能的同时，实现了对传统审美观念的突破。新审美维度的展开，将为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来自社会文化与道德伦理所施予的框架的超越上提供可能性。可以说，这种关于个体生存状态的水墨人物画，其中所包含的除了艺术家对于艺术形式的探索，还有对当下个体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探寻。

因此，当水墨人物画的创作核心，从对于现实的客观传达转向对于大众生存状态和社会文化形态的审视，画家亦在艺术创作中实践着对自我精神诉求的言说。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水墨人物画家自我表达意识的觉醒，也体现着水墨人物画的艺术功能完成了从“自律”到“介入”的迁跃。当代水墨人物画的审美新维度正体现在其对人类的日常心理特征、现实生存状态的探索上，这种对于个体生存状态的体察与诠释，是对传统水墨人物画创作范式的扬弃，它催发出创作者对于当下水墨人物画创作的新思考。水墨人物画的“介入性”体现在，其能够在艺术创作中完成对人的欲望的本能以及社会中群体普遍存在的诸如孤独、焦虑、困惑、迷茫等精神样态进行呈现，对社会文化采取审视的态度，以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方式完成对于时代的解构。

小结

当代水墨人物画的审美新维度，是在水墨人物画家对日常生活表层认识的不满足和他们对艺术自律深切需求的背景下产生的，对于当下个体生存状态的感性表达。水墨人物画的审美新维度所体现出的对于个体生存状态的揭示，对水墨人物画的发展与转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效地拓展了中国人物画创作的新思路，体现出艺术家对当下生存个体所持有的艺术情感与人文关怀。这种艺术创作方式的转变也对水墨人物画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处理传统人物画审美观念与现代社会大众审美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加工、改造传统笔墨造型以承载现代日常生活经验，是当下水墨人物画家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注释

[1]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96页。

[2]J.贝尔曼·诺埃尔，《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李书红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4][7]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12：文明及其缺憾》，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第92页,第142页。

[5]齐泽克·斯拉沃热，《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3页。

[6]希尔贝克·奎纳尔、吉列尔·尼尔斯，《西方哲学史》，童世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