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四家画荷比较研究探析

一、序论

荷花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独特的地位，其本身极具自然美，如果说画梅、兰、竹、菊四君子是文人借以抒写胸中逸气的载体，那么，荷却为儒、道、释三家共赏，无不视之为高洁圣美之物，儒家歌之，禅家味之，道家吟之，即使举天下的布衣亦对之无不心赏目悦。既于此，荷花作为历代诗文、绘者所描绘吟咏的对象，与人们结下不解之缘，诗文吟唱暂且不表，如就传统绘画而言，给后人留下了相当多的艺术精品，更成就了为数众多的画荷名家。那些光彩照人的经典作品中有作为《八十七神仙卷》配景的荷花白描，有宋代的铭心绝品《出水芙蓉图》《风荷图》及后来青藤、白阳、陈老莲、八大、石涛、恽南田、华、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吴湖帆、谢稚柳、王雪涛诸家。毫无疑问，他们的名字将与荷花一起不朽，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句一样描绘其美，并赋予了荷花以新的生命内涵。窃以为，近代以来能代表画荷最高成就的则为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四家。

二、合论

荷花作为传统花鸟画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其既为中国画的入门题材，亦足以代表一家画艺之高低。毫不夸张地说，荷花在画材中最能代表点、线、面三者关系，最能表现画者技法的全面和用笔的力度。工笔荷重在表现点、线、面的布局、烘托，写意荷则重在点、线、面用笔的概括力和墨的神采变化。故而观览画者画荷水平的高低，足见画者功力。纵览近代画荷诸手，吴、齐、潘、张可登峰造极，雄视万夫。吴的浑厚，齐的老辣，潘的风骨，张的瑰奇，可谓各擅其长，为百代标程。无论是吴、齐、潘金石用笔的写意精神，还是张大千的宋元风貌下的变体，无不充斥着一种浑厚、阳刚、大气的内化力量。四家对传统绘画都有一种清醒且正确的认识，他们从不刻意地排斥古人，把古人人为地划分门派，尊一而抑他。吴、齐、潘都对秦汉的金石碑学下过大力气，同时又从宋、元、明，特别是明清诸大家中汲取营养，张氏潜心于宋元，同时又对明清的八大、石涛等巨手极为服膺。

正是这种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和对传统绘画的整体性理解，其领时代之先非偶然也。由晋唐到宋元再到明清乃是传统绘画的发展规律，助人伦、成教化的晋唐，再到描摹自然、寄情于画，再到明清用艺术表达自我及其张扬的个性，这是艺术的一个普适性的规律。其因首先是对艺术发展能够高瞻远瞩，能够做出准确和全局性的把握的人。二十余岁的潘天寿即能够写出《中国绘画史》和晚年潘天寿取得大师座次绝对是有某种联系的，潘氏一生钦服八大及明清诸家，但对历代绘画无不做出正确中肯的评价。恽南田可谓对此领悟最深：“宋法刻画而无变化，然变化本由刻画，妙在相参而无碍。习之者视为岐而二之，此世人迷境。”[1]另外，四家荷花所表现出的那阳刚大气的力量美和外在的壮美，与他们整体的艺术面貌一样，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定有必然的联系。鸦片战争后的近百年，是中国最为贫弱的一百年，四家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时代自然也要求带有力量美的艺术给他们以鼓舞和心灵慰藉。美术史家陈传席说：“清末以降，阳刚大气正是艺术的主流，也是民族的主流。”[2]除时代条件之外，吴、齐、潘、张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他们在古文、诗词、治印、经史、金石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从四家荷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极高的学术品格和艺术思想。吴昌硕之前，清季荷花要么是旧文人的文弱之笔，要么是匠人的抹红涂绿，吴氏把金石的朴硕之气融入笔端，硕大的羊毫吮吸着巧妙融合的墨与色，溶入宣纸，了无痕迹，神而化之，苦铁画气不画形，只有吴氏才有这种吞吐大荒的本领。技法方面，吴氏虽从任伯年那里找到一些形式，但其笔底的波澜以及并不浓艳的色与墨所形成的物象厚度和力量感，不知要比任伯年高多少倍。齐白石和潘天寿的荷花很明显都源于吴氏，甚至潘早期的花极似吴氏，只不过潘老后来用自己的理性和强悍线条使整个作品的味道更加学术化了。相反，齐白石则更多地融进了生活气息，渗透了一种清新的自然风味。张大千与吴、齐、潘不同的是，他是一个集古之大成者，其作品中既有宋元之严谨，又有明清之挥洒，可以说他是一定程度上借用明清之笔墨写宋元之精神，其荷梗、荷叶给人一种外在的力量美和动感，这与吴、齐、潘内在的力量美是相异的。

三、分论

试从荷叶、梗、花等方面分述。

荷叶方面：吴昌硕主要用水分多少的参差，大小不齐地点剁出叶子之形，然后在叶片半干时就较浓的墨用较为随意的笔法画出叶筋，使叶筋稍有溶化，以融合到叶片中去，达到叶筋的自然美。齐白石画叶多用指法，似乎每一笔都能从画面中解构出来，其用色多为赭石或赭墨，有天真烂漫之趣，虽画秋荷却生机无限。

潘天寿的荷叶往往一幅之中浓叶和淡叶交织并存，加之他那从天而降的大墨块使其力量和气势明显胜于吴、齐，当然也包括张大千。看似杂乱，实则浑然天成，且与画幅中的坚硬的石块形成强烈的对比。用潘天寿自己的话说是“破墨需在模糊中求清醒，在清醒中求模糊；积墨需在杂乱中求清楚，在清楚中求杂乱；泼墨需在平中求不平，不平中求平。”张大千荷叶法宋元路脉，或以工笔法为之，或以粗头乱服之笔扫出，极尽姿态和用笔之变，其势或卷或舒，或侧或放。就是说，画叶用笔用墨的不同也是四人风格面貌不同的显著特征。

画花方面：吴昌硕或用淡色点剁或用淡墨勾勒，花瓣呈扁圆形，一如其叶水气淋漓。齐白石的花则走的是大俗大雅的的路线，每瓣花用单笔或复笔浓洋红点成，花瓣偏少，莲蓬或用藤黄或用浓墨勾勒而成，用色单一，朴实大方。潘天寿则先用浓洋红勾勒好花型，然后方以稍淡的洋红覆盖其上，反之亦可。用笔厚重而富有变化，从而使花瓣的开合极具姿态。张大千善画勾金朱荷或墨勾白荷。花头本身都尽繁复，朱红则极为浓妍，看似写实的画面却更多地走向了装饰意味。

画梗方面：从整体上讲仍是潘天寿更具有力量和内涵，潘氏笔力扛鼎，浓墨带枯的线条却给人润泽感。齐白石干枯老辣，纵横交错，以极繁或极简取胜。潘天寿的荷梗安排最见匠心，多一少一皆不可，达到了空间的最优配置。吴昌硕在荷梗表现上则是一片化机，水到渠成，自有妙处。多以淡墨为之，这是不同于另三家的。张大千用如椽大笔单刀直入，不作曲折扭转之相，一贯到底，使画面极具力量感，但这种力量是外在的，不及潘天寿的内涵和韵味。

总体来说，吴、潘、张多画夏荷，而齐白石画秋荷。吴昌硕喜欢把荷花与其他植物一起画；齐白石乐于把荷花的梗、叶、花、莲蓬混合表达，再加上几只工致的鸟虫，极富对比和张力；潘天寿则把荷融进了池塘，使场面盛大，石块是不可少的映衬物；张大千更擅长表达复叶和繁花，或墨叶朱花，或墨叶白花，或绿叶红花。吴把金石气融进了他的文人的格调，齐白石则把朴实的自然赋予了生命的情感，草虫也只能飞在他独特的艺术语言中。潘天寿的荷则上升至一种壮美和浑厚的境界上，这里的荷不再是荷，而是一种自我的精神写照，在水塘中，总是站得最高，看得最远。张大千把繁复发挥到极致，让专业文人画家不敢比肩。构图上，吴昌硕基本上是遵从任伯年而来的旧文人画图式。齐白石随机变换，不求工而自工。潘天寿乃统帅之才，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浪费一兵一卒。在起承转合尤其在画面空间分割上和诗书画印的配置上，潘天寿做到了空前的地步。张大千多以满构图为主，这背后是以其全面扎实的技法为前提的。比之于诗人，吴近于李白，齐似于白居易，潘如杜甫，张若韩愈。在荷花情感表现上，吴表现得豁达，齐表现得真挚，潘表现得冥思，张表现得热烈。因此，在四者荷花的艺术境界上，吴、齐、潘都最早在其领域上达到了极致，在传统绘画中都起着里程碑的作用；张大千在文人画泛滥的时代力主宋元传统，“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绩，但与三位大师相比，其作品输在了格调上，输在笔墨修炼上，输在对艺术的真实情感上。或许可以这样说，前三者已散发入圣，而张氏只可称为艺林之侠客、画坛之皇帝，就像诗人韩愈终不如李杜一样。吴画是高雅文人文化和新兴世俗市民精神的珠联璧合，齐画是乡恋和童心追寻的人文精神，潘画是自强不息的生命意义和欣欣向荣的生命赞歌，张画是对传统经典的回放和摹古的适度变体。从吴、齐、潘、张整体的艺术构成中，似乎没有人能对他们的价值高低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毕竟在近代美术史上，他们都是金字塔尖上的人物。在审美形态的存在序列中，他们并无高下之分，只有美学性格的差异。但仅就本文所做的画荷成就的比较研究，笔者可做一个尝试性的评判，四家由高到低为：吴昌硕、潘天寿、齐白石、张大千。

四、余论

吴昌硕 荷花 1886年 纸本98.5cm×46.1cm 浙江博物馆藏

荷花作为国人描绘的对象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溯流而下，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都相继成为古人，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也永远凝固为历史。四家之后在画荷领域，成就突出者仅谢稚柳、王雪涛、李苦禅、张立辰数人而已。但荷花作为一种美的存在肯定会吸引更多的绘者去描绘、去表现。将来也定能出现有成就之人物。通过四家画荷的比较，本人从更广度上认识到：从晋唐到宋元再到明清的绘画有其历史和艺术规律的必然性。中国的传统绘画是积淀下来的艺术经验，要求创作主体的艺术修养，并综合了多种艺术的审美容量，因此“中国花鸟画自古已经形成的各种绘画原理及特殊技法存在于不同门类的表现方式之中，它们之间相互区别与关联。只有弄清各种不同表现方式的艺术特点与审美功能，才能有助于对中国写意花鸟画进行全面的剖析与具体的把握”[3]。其超现实的想象空间、造型观念和丰富的笔墨情趣，将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全面而正确地认识中国画，宋元明清绘画本无高下，一流的宋元与一流的明清绘画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艺术财富。习画者既要看得懂宋元，也要看得懂明清，否则非真知画者也。今日习画者或放于甜邪，或流为狂肆，神明既尽，古趣皆忘。今日之从艺者欲在国画界立一头之地，须别开径路，“根于宋以通其郁，导于元以致其幽，猎于明以资其媚”[4]。

在今天，从大的历史背景中，中国传统文人画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中国传统绘画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是西洋艺术永远代替不了的。近代早期的美术革命家对古代文人批判过激，但站在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的大立场上，历史将会高度评价吴、齐、潘、张的艺术实践及其在内涵、形式和审美意象上的变革，为传统出新的历史转换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花鸟画赢得了更高的历史地位。吴、齐、潘、张四家从他们的荷花和整体成就将会给我们诸多的教益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