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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写生观

时间:2024-05-20

刘昌盛

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写生观

刘昌盛

宋代院体花鸟画强调对客观对象的写实表现,这与宋代理学的“格物”观有着很大的关系。花鸟画发展到宋代,写实性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花鸟画家非常重视“格物”、重视形似,注重对花草鱼虫等客观自然万物的精准观察与体验,其写实性与表现力前无古人,对客观物象的再现可以说到了逼真的程度,有着类似标本挂图般的精准;另一方面,宋代院体花鸟画艺术又不仅仅满足于对客观自然的再现,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既符合客观物理又符合画理,同时又极具艺术感染力,这与画家情感的投入及对自然的热爱是分不开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绘画本身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要想在艺术作品中达到自然生动传神的艺术效果,必须通过画家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写生体验才能得来,宋代许多优秀的花鸟画作品都是通过写生来直接完成的。北宋建国初期主要继承西蜀和南唐翰林画院的体制,设立皇家画院,并且逐渐扩大规模,广纳天下擅长绘画的能士。宋代由于君主的喜好、时代的审美要求,尊重客观自然的写实倾向成为花鸟画艺术的主流风格,这种风格到宋徽宗的“宣和体”时期则达到了极致,标志着宋代院体花鸟画艺术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不仅在审美观与绘画技巧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在写生实践的广度与深度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更留下许多关于写生的理论著作。

宋代院体花鸟画写生观的一大特点是对客观物象内在规律的重视,即对物理的重视,工笔花鸟画艺术表现力的一大特点是所画对象能够生动逼真。花鸟画,特别是工笔花鸟画在宋代发展到了成熟期,相比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院体花鸟画由于君主和上层贵族阶级的大力倡导和发展,在审美趣味和艺术评价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写实性风格成了绘画的主流风格。因此,宋代院体花鸟画家极其重视对动植物外形、内在的深入体会观察和研究,极其重视写生,他们所画的花鸟鱼虫,追求逼真肖似,一丝不苟;所画树木往往注重时间节气变化,有春夏秋冬四时的不同,表现手法客观真实。宋代院体花鸟画造型精准、设色自然,很重要的是由于画家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体验与直接写生,写生能让画家深入体悟自然并与自然对话,通过写生使画家对动植物的习性和变化了然于胸,对叶的正反掩映、花的开合凋零、草的繁盛枯荣及鸟的鸣翔啄嬉等各种形态都能做到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对客观对象的物理、物性、物态的探究达到了极致,“格物穷理”,给后世的画家做出了典范。宋代院体花鸟画家高手如云,擅长写生的画家数不胜数,比较著名的有赵昌、崔白、易元吉、李迪等人。赵昌自号“写生赵昌”,早年从滕昌佑习花鸟,有出蓝之誉。据说赵昌为了更好地表现花的精神,每日晨起,趁花瓣上的露珠未干之时,一边细心观察花的形态,一边写生作画。久而久之,所作花卉草虫惟妙惟肖,观画有如身临其境。《洞天清禄集·古画辨》曾说赵昌“折枝有工,花则含烟带雨,笑脸迎风;果则赋形夺真,莫辨真伪”,足见其写生与写实功力之强。《写生蛱蝶图》是赵昌的一幅代表作,描绘的是秋天常见的野外小景,画面左下角的土坡上长满了杂花野草,一丛荆棘在花草后长出,三只蝴蝶在上方飞舞,一只蚱蜢向上观望,画面生动自然,极富生活气息。从整体布局上来说,画面上方是大片空白,景物大多集中在画面的下方,野菊、大叶植物、荆棘和野草布置有序,自然天成,画面气息宁静、典雅,整幅作品生动烂漫而又自然安逸。这样平凡而又美丽的画面与画家长期体验观察生活是分不开的,可以看出组成画面的各个元素都有生活原型,是从画家的写生素材中得来的。花卉造型清晰洁简,穿插掩映关系自然、合理,蚱蜢和蝴蝶造型更是精确,通过简单的色墨晕染把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整体设色上,赵昌一改“黄家富贵”的特点,将画面颜色转变为清澈透明,给人以宁静恬淡之感,这幅画成为写生花鸟画的典范之作。

宋代院体花鸟画写生观的另一特点是重视情感的投入,即在写生中对传神的重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就曾经提出传神论,其“传神写照”的理论影响深远。宋代院体花鸟画在写生过程中追求忘掉自我的“无我之境”,在情感与思想的投入上则要求物我合一。不管是无我还是有我,这两种状态都说明在写生过程中情感投入的重要性,作品中艺术形象的真实既指表现对象客观自然形象的真实,又包括了画家情感投入的真实,这才是宋代院体花鸟画逼真传神的魅力所在。写生只有造型的准确是不够的,中国画花鸟画的写生观,从一开始就兼顾形神,追求形神的统一。一幅成功的花鸟画作品除了造型的准确优美,还要能表现出客观对象的精神与内在风采。宋代院体花鸟画家就极其注重写生过程中个人情感的注入与对神韵的表达,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大量形神兼备的优秀作品,崔白的《双喜图》就是这样的经典作品之一。崔白多作巨制,擅长室外写生,他长期深入大自然,细心体悟观察表现对象,崔白作品造型精准,传神生动,在绘画表现手法上不同于黄筌“黄家富贵”的设色法与谨严的构图,他既是黄筌体系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创新者。崔白的“熙宁法变”在宋代院体花鸟画发展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宋代院体花鸟画发展的转折点。最能体现崔白花鸟画写生观的,莫不过他的《双喜图》,该画描绘的是旷野凄凉的秋景,干枯的树枝倒挂在主干上,几丛枯草与稀疏残败的树叶在秋风中摇曳,一片萧瑟的景象,两只山鹊逆着风飞来,振翅哀鸣,其中一只刚刚落在树枝上,正凝神下望,原来一只黑褐色的兔子正回头盯向它们。这幅画体现出画家深厚的写实功力及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更重要的是对动物神情的把握与刻画,情景交融,意境幽远,令人回味无穷。可见宋代花鸟画的写生观,不是单纯追求外在轮廓的形似与准确,而是通过对表现对象细微精准的刻画来传达对象的精神与风采,从而营造出一种特定的意境,达到逼真传神的目的。由此可见,宋代院体花鸟画将写实的风格精神与技巧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到了宋徽宗赵佶时期,院体花鸟画则进一步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宋徽宗是一位尊重传统又力求创新的引领者与实践者,他的写生观念与绘画手法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发展,更对后世历代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影响深远。他认为艺术作品要能引起观者的遐想,要有韵味,要自然生动,对花鸟画写生的要求是至真,细节要毕肖,更要神形兼备、形神并举。“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益州名画录》),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达到神似。所谓写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确的形体,还必须富有生动的精神。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做的技术性尝试。宋徽宗写生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历代工笔花鸟画艺术中最宝贵的传统。宋代的大文豪苏轼虽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之说,看似不屑于表现对象的形似而追求更高层面的神似,但他提倡的神似并不是完全抛开造型不要,而是要在形似的基础上抒写出对象的内在精神,应该形神兼备。譬如他在《书黄筌画雀》中写道:“黄筌画飞雀,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由此可见,苏轼也是特别强调细致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这与宋徽宗钻研的“孔雀升高,必举左”在审美追求上是一致的。总体来说,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写生观主要秉承了逼真传神的基本理念,重视写生,重视体悟观察生活,绘画创作完全来自通过写生得来的素材;在精准造型的基础上力求传神,重视情感的投入。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写生观对后世的工笔花鸟画创作起着标杆与典范的作用,特别是南宋院体画和明代初期院体画与其都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在当代的工笔花鸟画创作中,写生的地位与作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写生能力不仅能检验一个画家基本功是否过硬,更是完成一幅优秀花鸟画作品的必要前提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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