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东花鸟画创作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张洪波

论山东花鸟画创作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张洪波

华夏文明绵延五千年，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记忆，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将永久性地在一定区域内产生深远影响。山东地处华东沿海，黄河下游，京杭大运河中北段，悠久的历史滋养着这块富饶的土地，造就了独特的儒家思想文化。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儒林学士的文化理想，其“能感人而能自感”则是儒家诗学“兴、观、群、怨”的精神要求，与中国画重视画家人品及丰富的精神体验有异曲同工之妙。成长或者生活在齐鲁大地上的花鸟画家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重人品、重学问、重才情、重思想的优异品格是山东花鸟画家共同的特征，这是源于流淌在他们血脉里的相同文化基因。

一、文质彬彬、内外兼修的价值取向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国画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机械描摹，而是画家对客观世界领会与体悟后的个性化创造。清代刘熙载论书时这样说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画同此理。

宋代以来，梅兰竹菊成为最受欢迎的传统文人画题材。这些题材能更形象地衬托出君子高洁的品质，是源于传统文化中对高尚人格和品行的褒扬。山东花鸟画家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这种光荣传统，他们的花鸟画作品处处折射出人格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是儒家所标榜的关于“君子人格”的绝唱，是一曲英雄的赞歌。除了文人雅士喜欢的“四君子”外，他们更力图营造清雅的画面，作品由内而外散发的这种德性引人入胜，深入观察便可体会到他们的超脱情怀和以“仁”为本、以“德行”为支点的艺术理念。以画竹为例，东晋王徽之曾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后来苏东坡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将竹文化推向新的高度，成为君子人格的代名词，后世文人多借其叶经冬不落、外表朴实强劲的品格聊以自况。李苦禅先生常说：“人，必先有人格，然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不论书法绘画，都要有书格、画格，一定要先学好修养，不然就会媚俗。艺术中没有侥幸，书画，写的都是你的文化、你的内涵、你的修养。”这种内外兼修的精神激励着山东花鸟画家不断学习与创造。

二、“中和”与“和而不同”的创作风格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之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人的人格都希望在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中获得一种形而上学的宇宙秩序，这同样也是一种宇宙品格；在为人处世中，中和是中庸之道；在艺术作品中，中和是美的黄金分割。山东花鸟画家以儒家中和思想为核心，在各种题材的作品中，展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气质及思想观念，但其共同的君子品格凝结成了相同的文化内涵。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深入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山东花鸟画家们勇于开拓创新，他们大多具有很强的绘画造型功力，但是并不拘泥于古人，而是有所创建。山东多写意大家，有些画家画风甚至已经逾越了传统写意的边界，成为超大写意，这无疑是受现代审美思想影响的个性化表达。胶州高凤翰屡次参加山东乡试未中，后来因为右臂残疾改用左手书画，书画之外尤精于篆刻，风格苍茫朴拙，直追秦汉遗风，其画风古雅敦厚，奇趣百出，仕途及生活上的不顺促成了其艺术上的高峰。山东高唐籍的李苦禅，作为齐白石先生的高足，他并没有亦步亦趋、模仿老师，而是学习其创新精神，最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他在大写意花鸟画尤其是画鹰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观点与表现手法：画面中蕴含着朴拙之气、阳刚之气，不仅是对客观物象的描摹，更是一种凝练后的创造，最终达到了一种“笔简意繁”的创作境界。青岛张朋的花鸟画作品深得齐白石笔意，用笔简洁明了，线条沉着痛快，笔墨空灵，画面富有趣味性，尽可能地把写意花鸟画的写意精神和写意手法推向极致，这种不激不厉的创作风格强化了写意花鸟画的意象特征。

潍坊籍画家郭味蕖是山东花鸟画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随家乡名士学画，后来得黄宾虹先生悉心指导，融汇诸家风格，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面目，更新了文人画的内涵。他主张典型形象必须是自己加工的，有自己的审美感受和自己的审美主张。在花鸟画的创作上，他以极强的毅力深入传统，以极大的勇气践行着自己的艺术创作理念。“所谓民族绘画传统，是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而不是一湾死水”，这无疑是他从多年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画家王小古转益多师，取法于石涛、“扬州八怪”和海派画家，在他们的基础上多有创意，强调以书入画，注重作品的金石气息，其作品筋骨血肉俱全，神采盎然，富有儒士淡雅清秀之风，画面虚实相生，其构成观念正是中国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归宿。

毕业于专业美术院校的郭志光、杨象宪、李波等花鸟画家都曾在山东工作生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深受山东儒学文化圈中的风俗习惯影响，儒雅多变的画风繁荣了山东画坛。山东花鸟画家以儒家文化内涵为基调，追求文人儒雅的气质，其风格或清刚，或劲挺，或空灵，展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品格，为山东花鸟画创作与发展注入了活力。

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

儒家文化作为伦理文化，伦理道德是其立身处世之本，文人则奉往昔圣贤作为自己效仿的道德典范，在社会生活中强调知行合一。张彦远更是将这种伦理道德视为绘画的主要社会功能，指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与六籍同功。”在儒家礼乐文化影响下，教育的主要途径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感情动人，在潜移默化当中逐渐培养人们的性格品质，具有既深刻又普遍的特点。山东花鸟画家的作品注重艺术趋美向善的社会功能，大家喜闻乐见的物象题材，在他们的笔下顿时有了生机盎然的活力。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山东花鸟画家不为权贵折腰，安于清贫，坚守着自己的道德理想。“扬州八怪”中的李鱓在乾隆三年（1738）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他从政清廉，颇得民心，后因得罪上司而被罢官，后居扬州，卖画为生。其作画粗笔写意，大胆泼辣，潇洒灵动，感情充沛，极有气势。他继承了石涛破笔泼墨的画法，奔放的笔墨充分调动其创作激情，大刀阔斧的画风为后学所惊叹，对晚清花鸟画创作有很大影响。曾为潍县县令的郑板桥在政治上与李鱓有着相似的遭遇，虽学优登仕，终因官职卑微、仕途不顺而未能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他诗书画三绝，尤其擅画兰竹，以竹之坚挺来表达其高风亮节。蒋士铨说：“板桥作画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是姿致。”可谓是肺腑之言。

清初大儒顾炎武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齐鲁画家都有此胸怀，他们心系天下，关心民族兴衰。画家于希宁画梅，线条苍劲、古拙，极具文人画的写意精神，又具有野趣，比传统文人画更具有生命力，其花鸟画写意与写实相交融，作品颇具现代感。他曾说：“古人画梅多是表现一种孤傲清高、不入流俗的情感，我最早画梅也大抵如此。但随着我对梅感受的深入，已经不满足于古人对梅的表现。它不同于一般的花草，梅的精神气质玉洁冰清，傲雪凌寒，使人油然而生敬意。我觉得梅花的气质尊严和我们的民族精神一脉相通，我要画出这种精神。”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当与此同，大义大德造就一身正气，山东花鸟画家大都具有浩然长存的气概，就像于希宁笔下的寒梅一样铁骨铮铮，一派正大气象，画出了中华民族的国魂。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花鸟画家们在创作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欣赏这些作品，需要从他们的笔墨当中去寻找其画面带来的洒脱情怀、儒雅气息。画家们注重道德学问的修养，善于把日常生活中内心的感受与思索化作笔情墨趣，化作笔墨相生的节奏与旋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艺术财富，也奠定了齐鲁画风的根基。